“一切都要亲身生活”

太湖风平浪静，我想写它的历史。这次来太湖，我被太湖边的枇杷吸引住了。我总觉得枇杷可能还是别的东西，太湖对于我来说有很多不确定性，正如里尔克所说“一切都要亲身生活”。

晚上的“我是这样写诗的”长桌讨论会，我最后略为谈到“诗歌人类学”，大致说到“诗在改变我”，而我要改变诗需要生活的改变，如果不经历父母的离世，我不会改变我的写作，包括我的书画。生活并不确定，生活是未知的，诗当然也是未知的。我现阶段的写作在为后面铺路，一环套一环，一浪推一浪，父母的死推着我往前走了一步，正如太湖的形成由古代暴雨、大海消亡等环节事件推动。

23首即兴写下的诗并非乱写，每首诗都来得自然而然，但事后再读像预言，它们早就存在于我脑子里，只是要等我走近太湖，它们才出来显身。写作的奥秘在于“一切都要亲身生活”。“走向户外的写作”就是“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的写作。

席间隔着圆桌听到周菊坤先生说：“古代并没有旅游的说法，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在东山启园与他谈诗，他写了水草，我也写水草。我重提车前子的观点：“诗不是发现，诗是发明。”我们在非逻辑与反常规中比较不同写作的结果，周菊坤先生的现场写作再次说明了“一切都要亲身生活”。

太湖国际诗会，由车前子召集，我第一次参加，认识了画家秋一，他在“我是这样写诗的”长桌讨论会上脱掉上衣，谈了“我是这样生活的”。我以诗记下了他的生活。车前子与秋一在一起玩了很多年，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对诗歌、艺术的态度，苏州人走出园子就是太湖，园子与太湖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我走出洞庭湖，只能再回到洞庭湖不一样，回到北京我脑子还停留在“园子与太湖”“发现与发明”之间。

“诗歌人类学”是“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的诗学。

2019年4月30日于北京树下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