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产业发展质量：基于共享发展的评价
3.5.1 共享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
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主要通过耦合机制实现，正如绿色发展部分所介绍的耦合理念，此处的耦合机制具体是指：共享与产业发展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一方面，没有共享的产业发展是失去方向的发展，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失去发展动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所要求的共享水平超出了产业发展承受能力，必将抑制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在此机制下，不可脱离发展盲目提高共享水平，也不可只追求发展而不提高共享水平。
3.5.2 共享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说明
本书建立共享指标体系的原则亦与创新相同。共享发展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及发展成果如何分配问题。褚福灵在《共享发展的内涵及衡量标准研究》一文中以“收入分配均衡，社会保障健全”为标准衡量共享水平，并且给出了测算共享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数据。因此，本书在此基础上，经过筛选，构建的共享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具体细分如表3-17所示。
表3-17 共享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表3-17中，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基本养老保险应参保人数；就业保障覆盖率=城乡就业人数／劳动年龄人口数；贫困保障覆盖率=城乡低保资金总额／国家财政支出总额；对人均教育的支出=教育经费总额／总人口数。
（2）共享指标的计算
按照Min-Max标准化法和熵值法计算出共享水平的10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如表3-18所示。
表3-18 共享的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主要来自1950—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表中的数据通过研究方法（Min-Max标准化和熵值法）计算得到。
3.5.3 共享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测度
本书根据前文模型的计算公式以及共享与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关系，得到α =0.5、β =0.5，计算出共享水平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发展度D 、f（po）、f（py）、C ，统计如表3-19所示。
表3-19 1950—2017年共享与产业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是由协调发展度模型计算得到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略。
图3-5 1950—2017年共享与产业发展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趋势
3.5.4 实证结果讨论
（1）根据表3-19和图3-5，1950—2017年，我国共享水平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波动较大，其变化趋势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性波动，存在时间方面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协调发展度则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先上升后小幅度水平波动，再线性式增长。
（2）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趋势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95年，协调度由上升到下降，协调发展度由上升到水平的小幅度变化，表明共享水平与产业发展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变化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差异性的表现是建立在两者的水平都在变好的基础之上的，即共享水平与产业发展各自的水平在提高，但是两系统之间的关系并未明确。从协调发展度的数值较小的情况可以看出：虽然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其整体水平还是较低的。第二阶段为1995—2017年，协调度依旧呈现出由上升到下降的趋势，但协调发展度则主要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即表明共享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依旧处于有待完善时期，但两者的自身水平在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将必然处于稳定状态。体现出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九大，党中央不断重点关注民生问题，共享发展的水平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反哺人民，人民不断投入产业建设当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朝良性耦合的方向迈进。
（3）从协调发展度的类型分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65年，属于共享发展滞后的失调类型，表明在此时期，共享发展滞后对两系统的协调起主要的影响作用，即在新中国成立发展初期阶段，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共享发展相较于产业发展水平更低。受到“大跃进”运动等“极左”思想的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相较于共享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终究违背了客观规律，其两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失调阶段。第二阶段为1965—1980年，属于轻度失调同步型，此阶段经历了“文革”等特殊时期，虽然共享与产业处于发展的同步型，但是其各自的发展水平较低，且其协调关系仍然在失调层次徘徊不前。第三阶段为1980—2017年，属于两系统发展的进步时期，即由共享发展滞后向产业发展滞后的演进过程，此发展类型很能说明我国对“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坚定不移地坚持，也说明我国正逐渐进入经济发展反馈给人民的时期，但是也同样面临共享发展的支撑——产业发展对共享的支持能力减弱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