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21世纪资本论》① 笔记

编者导读：本部分根据曾康霖先生阅读《21世纪资本论》所做读书笔记整理。在该笔记中，曾康霖先生主要就该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对以往经济学家关于“财富分配不均”的评价、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能与马克思《资本论》相提并论、学术界引起的争论及怎样认知中国的贫富差距六个问题做了介绍、思考。

前言

《21世纪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2014年 The Belknap Press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该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皮凯蒂通过对20多个发达国家过去300年来不同阶层的工资水准做了详尽分析，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他指出：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他们贫富差异变得非常大。

皮凯蒂认为，近几十年不平等现象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资本与劳动力有本质区别：资本可以流动、拥有、无限积累，而劳动力不能被别人拥有，只能被别人使用，个人拥有劳动力可获得报酬，但不能无限积累。除此之外，皮凯蒂还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三大基本定律。

第一基本定律为：r＞g。r代表资本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r＞g表示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在这种状况下，有资本人的财富，就一定要超过没有资本人的财富。

第二基本定律为：s→g→β。s代表资本积累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β代表利润率，s→g→β，表示投资增长，导致经济发展，但利润率的水平降低。引起资本积累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比重扩大，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引起利润率水平降低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

第三基本定律为α＝r×β。α代表收益分配率，r代表资本收益率，β代表利润率，α＝r×β表示收益分配率决定于资本收益率与利润率的积数。这个积数代表分配给各阶层的收入，在资本所有者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确定收入分配率的状况下，收益分配肯定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对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所以，皮凯蒂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改善财富不平等现象。

在该书里皮凯蒂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如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但他认为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

《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另一个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评论更直接其标题是“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

中国经济学界对《21世纪资本论》有褒有贬。褒的方面有三：其一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过去30多年来在大幅上升；其二是财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个推论；其三是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直接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高额征税这一极端措施。该研究提出的课题意义重大。但除了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不足外，还存在两大局限性。其一，皮凯蒂的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整个结论将会被逆转。其二，皮凯蒂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二者相加。

法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1971—）于2013年9月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2014年3月又出版了这一著作的英文版，这一著作的中文版是2014年9月才出版的。据说这一著作出版发行后，销售了40余万册，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这一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作为一个学者粗看了他的著作，有如下体会：

写该书的历史背景

皮凯蒂为什么要写《21世纪资本论》，说是要为了后人“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36p）。其实，他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他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生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2p）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利于发扬民主精神，而民主精神的发扬能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能保持经济的开放度，避免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对以往经济学家关于“财富分配不均”的评价

财富分配不均，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稳定呢？皮凯蒂回顾了历史，考察了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英国农学家瑟·扬，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787—1788年，游历了整个法国，1792年发表了其著作《游历日记》，描绘了法国乡下人民的贫困生活。他认为法国人口的大幅增长（从1700年的2 000万人增加到1780年的近3 000万人）,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贵族权威以及当时政治统治的日益弱化”（4p）。其理由是“快速的人口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地租的大幅上涨”（4p）。另一位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他著的《人口原理》。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而人口过剩的原因除了人口持续增长外，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他认为人口过剩给人们带来的是贫困，因而“他建议要立即停止给穷人的所有福利资助，严格控制人口的高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和痛苦”（5p）。

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这一著作中，他关注“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他提出土地是稀缺性资源，它的价格会不断上升。他指出：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也会上涨，如此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的平衡。因此，李嘉图认为，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求稳步增加产出和收入的份额”（6p）。同时李嘉图还强调：土地的稀缺意味着几十年后其价格可能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在这种态势下，价格体系就在全球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将对全球财富的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皮凯蒂将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运用到当代，他说“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在1970—2010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他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7p）。

历史不断前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叶，当时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不再是人口增长，人们能否养活自己和土地价格飞涨产生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其原动力来自什么的问题？于是李嘉图提出“稀缺性原则”的一个半世纪后，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了“积累的原则”。这一原则按皮凯蒂的诠释就是“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他概括为“无限积累的原则”（10p）。为什么存在这种状况？皮凯蒂认为这是马克思根据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工人与工业资本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得出的结论。皮凯蒂指出：“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而“两国的资本收入（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皮凯蒂指出：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最后30多年——才出现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8p）皮凯蒂把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视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依据，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将致使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线。其实，马克思并非这样认为，也没有肯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能够“无限积累”。

美国经济学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设定为两个部门，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产业部门，并假设收入分配的差距由三个因素决定，即：①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②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③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根据他的设定，他对1913—1948年美国35年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数据进行处理，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加大，整个分配趋于不平等；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由于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居于支配地位，比率变化所起的作用将缩小，部门间收入差别将缩小，使不平等程度提高的重要因素财产收入所占的比率将降低，再加上政府政策对收入再分配发挥作用，使各部门内部的分配将趋于平衡。库兹涅茨将经济过程发展中收入分配的变化，用数学函数表示，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如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如基层系数，他发现这样的函数曲线呈“倒U形”。他在1953年出版的《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与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中，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状况：这种状况呈现为“倒U形”，即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时，国民人均收入分配逐步改善，趋于公平。学术界把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称作“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需要指出的是：“库兹涅茨曲线”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且运用的数据多为平均数，其代表性也有局限。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他对“库兹涅茨曲线”持肯定的态度。他说：从“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对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数据或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方法。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尽管信息并不完全，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13p－14p）皮凯蒂认为：①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解释”。“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②他提醒读者，要注意外部冲击对近期某个国家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③要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要考察全球财富在一国国内或多国间如何分配，要考察财富为谁拥有。

值得肯定的方面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需要充分肯定的是：他基于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考察了收入与财富变化的趋同机制和分化机制以及二者交替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变化。他首先指出：收入与财富的趋同机制，主要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在这一过程中，会导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但他更关注的是分化的机制。他指出：分化的力量，第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其他人。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在财富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化力量。这一系列的分化力量中，根本力量是：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收入或产出的增长）。r＞g揭示着资本收益率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为什么前者的增长能超过后者？皮凯蒂的逻辑是人们的储蓄→财产的继承。他指出“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27p－28p）。他说，r＞g是收入与财富分化的整体逻辑，是理论分析中的主要力量，它与市场缺陷无关，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r＞g的可能性越大。

为什么资本收益率r总是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g呢？按皮凯蒂的考察，先要规范资本、收入、财富这些基本概念。他在《21世纪资本论》著作中指出：本书所谓的资本均不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之所以不包括，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这些要素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资本能够按所有权划分为“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如政府、政府机构所有，基金会和教会所有），这样，可以说资本就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本的总和。资本是积累的财富如房屋、机器、基础设施等，但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包括在其中，尽管它们也是财富但无须积累。所有形式的资本都具有双重的角色：既能存储价值，也能作为生产要素。有的物品成为资本也具有“非生产性”，比如居民住宅。居民住宅作为一种财产或财富仍能够提供服务，可称为“住宅服务”，这样，资本就可区分为直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间接作为生产要素的服务资本。资本不仅局限于物质的，而且包括非物质的（如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资本包括了非金融资产，也包括金融资产（如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保险、养老金等）（p48）；但必须减去负债。金融资产作为资本的价值，是减去负债的总和。皮凯蒂说在本书中“资本”与“财富”其含义完全相同，相互替换使用。因而国民财富＝国民资本，而国民资本又等于国内资本加国外净资本的总和。

皮凯蒂说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紧密相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减掉生产中所有的折旧等于国内生产净值，国内生产净值是一年中的“国内产出”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左右，它相当于“国民收入”，但一国的国民收入还包括国外净收入，因而国民收入＝国内产出+国外净收入，国民收入是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这些财富以各种形式分配到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手中，所以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的总和。

需要考察的是资本与收入之比。皮凯蒂把这一些比例关系定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基本定律”。资本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二者的结合即资本/收入之比，表明：资本存量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倍。他指出：如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即“资本收入比”，一般为5～6。而资本存量几乎完全由私人资本组成。他假定这个比例关系的比值为6，并以β ＝6表示，则表明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总额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之和。

皮凯蒂说要诠释资本主义的“第一基本规律”，必须考察资本存量与资本创造的收入d之间的关系。设资本创造的收入为d，则d＝r×β。r表明的是资本收益率，则β表明的是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设β＝600%, r＝5%，那么d＝r×β＝30%。

这个等式表明：如果国民财富即积累的资本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在资本的年收益率为5%的条件下，那么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0%。换句话说要保障资本家所得到的资本创造的30%的收入，就必须保证资本的年收益率不能低于5%以下。

皮凯蒂说，在《21世纪资本论》中，特别注重考察d＝r×β这个等式的三个变量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资本存量/国民收入之比是如何决定的？他指出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决定于储蓄率，投资率和增长率。他指出：这三个变量相互关联：资本创造的收入d是固变量，资本收益率r和资本/收入比β是自变量。换句话说，也就是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国民收入中拿多少来积累变为资本，以及资本的收益率。按皮凯蒂的设定资本/收入比β是既定的（他考察了多个国家，根据几十年的数据判断），则资本创造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d，取决于资本收益率r的变动。而且他指出：当增长率g比较小时，储蓄率对资本收入比，即β的影响较大，所以在停滞不前的社会里，以前的积累的财富十分重要。按皮凯蒂的设定，资本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有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有作为物质成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有作为非物质要素的资本。这样引起d变动的过程和差距，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中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要素构成是重要的。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从经济的或政治的、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内生的或外生的，对资本构成的各种要素进行了考察分析，得出了全球资本主义和发展有扩大财富收入差距的趋势，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特别是税收制度的改革，对此，我们认为皮凯蒂的研究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际意义。

不能与马克思《资本论》相提并论

皮凯蒂说：如果在1913年出版一本书叫“20世纪资本论”，那是非常狂妄的，言下之意，他在2014年出版这本《21世纪资本论》的书就不狂妄了。他谦逊地说这样的取名，请读者包涵。他说按理应该起名为《21世纪初资本论》，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往未来的钥匙（36p）。对此，我认为谦逊是必要的，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也是必需的。我从学者研究学问的角度说，不仅是时间早迟的问题，还应包括覆盖面的问题。在这里需要把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19世纪的《资本论》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1）马克思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抽象，形成各种科学的概念、范畴，并按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内在机制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进一步说，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首先确立了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范畴，叙述和论证了与商品这一范畴相适应的劳动价值论；继而揭示了价值形态的表现货币学说；接着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必然转化为资本；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即利润、利息、地租。这样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其逻辑体系是辩证的、严密的，对资本主义的认知是深刻的。为了深刻地认知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继承了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进行了研究和准备，写作《资本论》花了长达25年的时间。

皮凯蒂及其团队在搜集整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于2014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考察和研究了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而且存在着一种“长期的趋势”，其范围之广集中到法国、英国、美国以及二十几个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应当说对现阶段和后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启示。

但必须指出的是：皮凯蒂及其团队的考察和研究，不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和研究相提并论，同日而语。首先，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就不能包容：皮凯蒂确立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资本是物，而不是生产关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其中，他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剩余价值转化的必然结果。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仅探讨了现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原因：资本收益率的增长大于经济的增长，即r＞g。

（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的考察是全面的、深刻的。他指出：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积累的动力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而且他揭示了影响资本积累规范大小的因素有：①对工人的剥削程度；②劳动生产率的高低；③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④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并没有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马克思提出了无限积累的原则”，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有限的过程。

（3）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这个规律就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的财富和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概括地说，这个规律就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他对财富积累和分配过程的叙述有“乐观派”和“悲观派”之分。“乐观派”以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形”曲线为理论基础，指出，“经济增长与收入的不平等”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悲观派”则曲解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会扩大。对于皮凯蒂这样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状况的认知是不确定的、是模棱两可的。所以根本谈不上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学术界引起的争论

2015年1月，英国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学研究的本质是什么？文章指出：金融学主要就研究两个东西，一个是投资者（或者称资本家）到底应该花多少钱买诸如股票、基金、债券、房子或者其他衍生品，即资产定价；另一个是企业家应该如何利用、分配和归还投资者（或者叫资本家）的这些钱，即公司金融。这就是说金融要研究如何挣更多的钱，因为能挣更多的钱，资本家才更愿意把钱源源不断地投到资本市场，企业从资本市场融到这些钱才能进一步扩大生产、投入研发，经济才能不断增长，全社会的人们才能越来越富足。所以，金融越发展，经济也就越发展，社会福利也就越提高。文章指出200多年来，经济学家和后来的金融学家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机制。还以皮凯蒂新近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为佐证。

我认为这是对《21世纪资本论》论述的误解，对金融学者们研究的误导。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指出：“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这种情况在19世纪前一直存在，也有可能在21世纪再次出现），从逻辑上可以推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出和收入。继承财富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护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他强调“如果资本收益率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况在增长率低的时候更可能发生，虽然并不会自发发生），那么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他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可能减慢，从而使得不平等趋势更令人担忧”（7p）。按皮凯蒂以上的论述，显然他不是肯定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合理性，相反，他为不平等趋势扩大而担忧。对此，他提出了要压缩资本与收入比，减少资本的积累，在国内减少财富转化为资本，在国际减少资本的引进，他更不主张“以钱炒钱”。所以，我们认为金融学研究的本质是“让社会财富更加不平衡”这一论断是不可取的，是对金融学研究的误导。我认为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金融领域利用金融手段扩大贫富差距，而是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是当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2015年6月，IMF 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克哈尔（Kalpana Kochhar）发布了一份有关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不平等也正在成为新兴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该报告认为技术发展和由此造成的技能溢价是导致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与存在着机会不平等的状况有关。该报告提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途径是在政策层面上重视全国人群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培养他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IMF的报告引起了各国经济学界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虽然有着各种意见的交锋，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即效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公平。

此外，著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对皮凯蒂的观点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皮凯蒂“只关注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变迁和未来走向，但没有谈到消费分配的变迁史，这是其著作的一项缺陷”①。他指出：考察消费分配的变迁史就能发现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同时，因为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交换，收入以猎物、果实的形式表现，所以，收入基本等于消费，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消费分配结构。即使到了农业社会，多数时期生产为自给自足，货币化交易占比很少，虽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开始分离，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别大，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也基本相当，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于研究消费差距。他认为，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的分离都是货币化、市场化，以及天灾、人惹的祸。但只要金融业的兴起，金融产品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由此引起的差距不一定是坏事，相反，也会带来发展的动力。

陈志武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这也要通过历史的实际来检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于2019年11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经济年会上做了主题为“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的报告，他指出：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人口的老龄化。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在过去50年中，美国的国内储蓄总额和政府社保支出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上下，同时指出了社保支出增加的幅度和国内储蓄下降的幅度有与之接近的趋势。格林斯潘指出：这种状况不仅在美国、英国如此，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总体情况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政府的社保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费等支出，应当纳入消费分配的范畴，它的增长占GDP的比例增加，表明各国储蓄空间的缩小，而储蓄空间的缩小，投资会下降。但美国的情况是近几年投资一直超过了国内储蓄，这是因为相当部分投资来自国外储蓄，也就是从国外借来的资金，目前国际投资净额已达10万亿美元。

应当说21世纪的这种状况，皮凯蒂没有着力考察和研究。他只关注了马尔萨斯人口增长与李嘉图的土地稀缺地租上涨，地主在国民收入中的矛盾。

怎样认知中国的贫富差距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多次提到中国。如他说“可以肯定的是，贫富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16p）。他在该书第15章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解析“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说中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出。说中国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他们是否为财富的真正所有者，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其答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551p－552p）。关于皮凯蒂对中国资本管制的评介，我们可以存而不论，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这里要指出的是，怎样认知中国的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7。问题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其扩大的速度超过了收入差距的速度。胥会云（2014）撰文指出， 2002—2010年城镇财产最多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的份额从32%上升为55%；农村这部分人群的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62%；全国这部分人群的财产份额，则是从39%上升到64%。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不表现在收入上，而是表现在财产上。为什么主要表现在财产上，这与房市和股市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两个市场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发财致富创造了机会。引起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还有，如：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如收入低的人相对来说比收入高的人缴纳的税更多）；不平等的竞争存在（一些部门、行业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润）；社会保障制度的水平较低并有待完善，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考察，进一步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如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一些国际经验表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使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仍然是有机会的，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的明显特点，就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而要顺利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①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① 陈志武．21世纪资本的为何不同［J］．财经，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