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郎骑竹马来
一
1975年的冬天，我们家从城南漆黑的大屋搬到了城西明亮的新居。那年我四岁，对于城南大屋的有限记忆就是阴暗潮湿。这种老房子是解放前某个大户人家留下来的，后来被人民占领了。七八户人家分住在这样一个狭长的穹庐里，左右对称，里面又分出几个单元格，中间有一方天井，是院子唯一的采光处。下雨的时候，四面瓦屋滴下水珠，淅淅沥沥，象唱一首千年不变的老歌。青石板地面，阴沟里积着墨色的青苔。我们家在穹庐的最底部，只有一间房，和隔壁汤妈妈家连着，共一个天花板，中间隔着木板墙，架个梯子可以从我们家直接翻到汤妈妈家。这种简易的、隐私安全性能较差的房子，对于我，却是好事。
那是我一岁时发生的事。妈妈上班去了，爸爸出差在外。那个年代的双职工，工作都是非常积极的。妈妈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就去人民饭店卖包子了。早班是凌晨五点上到下午一点，晚班是下午一点到九点。这见不到她的半天里，我就由门口的“四类分子”翟奶奶照看，每个月妈妈给她十来块钱，每天有两遍喂奶的时间，我被抱到饭店，与妈妈小会。断奶后，我就基本上寄放在翟奶奶家了，只偶尔在妈妈休假的时候被接回家来。
有一个星期天，我九岁的姐姐不用上学，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照看我的重任。她象个小母亲一样，抱着我。一岁的我，玩累了，便开始睡觉。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阳光如蜜。妈妈一大早就把我摇篮里的棉絮拿到后院晒了。小母亲就很聪明地把我放在父母的大床上安睡。他们的大被子也是刚晒过的，厚实松软，闻着太阳的味道，我很快就坠入香甜的睡眠当中。小母亲无事可做，于是将钥匙挂在脖子上，找人玩去了。对于一个摇篮小孩，一下子换到了一张宽敞的大床，想必就和一个刚从母亲子宫里释放出来的婴儿一样，自由的有些手足无措。睡着睡着，就不知不觉滑到了被子中间。那厚重的被子对一个婴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魔咒。任盘古也无法撑开这个漆黑一团的混顿世界吧。人世奇怪而凶险！吃奶的劲全使上了，却越挣扎越惨。幸亏隔壁汤妈妈在家！这不隔音的房子救了我。她听到婴儿一阵阵闷哑的哭声，一声接一声，不大对劲。警惕性颇高的她，立即拔腿跑到我妈上班的地方。钥匙还挂在姐姐脖子上，我妈从汤家架了梯子翻过来，把我从黑暗厚重的深渊里捞起来，听说，我当时的脸已经憋紫了，整个人如同淹在水里，湿漉漉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妈妈说道。可是，这句千古格言，在我身上似乎并没有应灵，所谓的后福，迟迟也没有到来。当然，只要活着，总有希望兑现的吧！
这人生中的第一难，我是通过亲人的叙说得以知晓的。于我，并没有记忆。不过，也或许，人生的挣扎感，就化在我的潜意识里了。
妈妈每次叙述它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后怕的神色。至于我那疏于职守的姐姐，则咬着嘴唇，不发一言。
两个人的时候，她漆黑的大眼睛盯着我，问，你恨我吗？小妹。
哦，不，我怎么会恨她呢？我美丽的姐姐。她比我大八岁，正是我膜拜的偶像。
小孩子天生追慕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大孩子，他们的穿着，举止，玩法，一言一行，都具有无比的感召力。孩子的世界其实是等级分明的，这个等级以年龄为杠杆。小的对大的来说是低等族群的一类。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在姐姐眼里我就是低等族群里的人，连跟屁虫都不够格。她和她的同伴们玩捉迷藏、跳绳、跳房子、举办学习小组，参加学校或向阳院的表演，或者集体浩浩荡荡地出去打扫火车站，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只有羡慕的份。我遗憾，我娘怎么让我落草得那么晚，与姐姐相差那么多。姐姐用手点着我鼻子道，差一点就没你啊，妈妈是不能生的。原来母亲身体的某个器官与常人有异，姐姐是剖腹产出的。那个年代，剖腹产子是稀有的。妈妈吃了苦，她和父亲决定不再要孩子了。我的到来是个意外，妈妈因此又挨了一刀。我曾跟妈妈去澡堂洗澡，看见妈妈松胯胯的腹部爬着一条蚯引样的疤痕。这让我骇异万分。我问妈妈，女人都要生孩子吗。妈妈笑道，不生孩子算什么女人。这更让我惶恐。因为，我也是女孩，将来也要生孩子的。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不是伴着每一个小女孩成长？
说说我们春谷县吧。
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学了地理的姐姐以饱学诗书的口吻告诉我，中国就象个大公鸡，而春谷只是鸡肚子上的一个小黑点。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在我眼里，却是全部世界。当然，我也知道北京，因为我们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可是，那很遥远，遥远的象在天边。隔壁红丽告诉我，她有一个小姨在上海，一个小舅在定海，我百思不解，那是什么地方？那里全都是海吗？红丽说，是的，那里到处都是海。我有很长时间操心着，她的舅舅和小姨在海上怎么走路吃饭。
我的地理行政知识就是脚下的这块地域。每次经过县委县政府大门看到的红字招牌。在“大小多少，日月田口”还没认全时，就首先熟悉了它——春谷。县政府所在地，在城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那里还有县公安局、法院，是这个小城的政治中心。法院的外墙上，时不时会张贴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下面打一个大红的勾。打了红勾，就说明有犯人要枪毙的。一个勾就勾掉一条命！被勾的人，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大恶极的坏人要开万人审判大会的，常常是在中学的广场上举行，审判完毕，游街，再呼的一声带去某个山间，就被勾掉了。那个法院墙壁布告上的红勾，不是红，是血。触目。惊心。
我没有亲眼见过审判大会，但，街上的大游行却是见过不少。革命的年头，群众常常举着面红旗就上街的，连我的姐姐都兴奋地参与过。我还太小，只能被政治上不很积极的逍遥派妈妈抱着，当观众。
那是个锣鼓喧天慷慨激昂的时代。虽然，我没法投身其中。但，那浓烈的色彩，浩大的人群，嘹亮的充满战斗力的歌声，却仿佛绘制成一道浓墨重彩的画卷，成为个人历史背景的底色，铭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在这样鲜艳的背景下，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开始了。
沿着我们春谷县东西向最主要的一条马路，一直向西走，拐进一条宽阔的胡同，胡同前面，有棵大桑树，四周砌了一圈石砖。桑树是门口周老头家栽的，这课树就好似我们大院站岗的哨兵，而周老头则是树的保护神，他经常黑着脸就出现在试图偷摘他家桑葚的贪嘴小孩面前。桑树后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院。一排一排地平房，是单位分给员工的宿舍。有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有的不是，总有不少人家。中间是开阔的空地。种着有槐树、泡桐，还有人们为了晒衣服方便而竖立的竹杆。天晴的时候，竹竿与竹竿之间再拴根竹竿，衣被，床单就晾晒上面。冬天，大好天气的时候，家家户户约好似的集体晾晒被单，那飘动的床单，就好象一幅幅招幌，小孩子在床单之间穿梭、捉迷藏、奔跑，间或听到妇人骂上一句，“弄脏被单啦！哪家的小鬼！”。夏夜，大院是另一翻情形，一张一张凉床摆出来，人们忙完一天的活，摇着蒲扇，端着茶杯，开始乘凉了。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则窜来窜去地玩耍。夜深一些，孩子们被家长唤回，各自睡在凉床上，也不肯老实地休息，而是睁着眼，数星星看月亮。据说，月亮里有一棵桂花树，有个叫吴刚的人在砍那棵树，那棵树永远也砍不断，那人就一直砍下去。后来，我读到古希腊西西弗斯的神话，他要推一块永远不能推到山顶的石头。他们是多么相像啊。执着于一项注定是失败的事业，却永不放弃。这故事令我着迷。月宫里有仙子嫦娥，她只有一只玉兔相伴。她的丈夫后彝是射太阳的英雄，那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多亏了他射掉八个，不然天气就更热了。嫦娥偷吃了灵药，升上了天，她和亲爱的丈夫从此天上人间，星汉永隔。
这些传说都是夏夜里永远也令我听不厌的话题。不过，最带劲的还是鬼故事。大院里有个婆婆最会讲这类神神道道的鬼经。听众很多，她讲得活灵活现，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前头老太太死了，她说，在老太太死前，人曾见到她夜里坐在院子的井口上，那是老太太魂出来收脚印的。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人有灵魂吗？
有一次，我发着原因不明的烧，吃了两天药没好，妈妈认为我是受了惊吓，夜晚，她在我的床头，一声一声地唤着，“小玫回——来——了——”“小玫回——来——了——”那声音含着哀求，好象我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躲在某个遥远的黑暗的角落。我很享受这样的声音，在平时，妈妈对我说话可没这么温柔过，她总是叫我死丫头。烧退了，妈妈认为是她的功劳，而不是医药。妈妈有时是挺迷信的。她还找南门的瞎子给姐姐算过命。瞎子说，姐姐生得好看，命带桃花，有才艺，一生平坦，中年有小劫。妈妈半喜半忧。瞎子高深莫测，话不说满，一副天机不可尽露的样子。妈妈问姐姐的学业、婚姻，瞎子只给了上面的一些话，让妈妈费尽心机去领会。我问什么叫命带桃花，她不耐烦道，小毛孩别瞎问。妈妈那个时候是不会想到为我这个小毛孩算命的。倒是瞎子，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你的二丫头很倔，会比她姐辛苦呢。妈妈怔了一下，向我扫了一眼。走在路上，妈妈突然冒出一句，“瞎子瞎，随嘴踏。”她似乎是在自我安慰。对算命先生的话，好的就信，不好的就扔掉。这就是我娘务实的态度。很多年后，妈妈又专门找瞎子来为我算了一命，她报上我的生辰八字，瞎子已经很老了，老到足以让人敬畏。妈妈真的迷信她了。当然，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城西的家园，是我记忆中的乐园。
在我们院子后面有一大片的蔬菜地，圩埂围住，属于蔬菜队的领域。我们大院的公厕就建在蔬菜队的坡埂上，为庄稼们提供了天然的肥料来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每年，蔬菜队会给我们大院按人头分些蔬菜。拉屎撒尿还有犒劳，真是太好了！生命周而复始。
田埂的右边是荷塘，是大院人淘米洗菜洗衣衫的地方，我们吃的水不在这里，大院另有一口井。圩埂两边是茂盛的野花野草、还有灌木丛。地头田垅有各式各样的野菜，马兰头、荠菜、马芷苋……荷塘里有鸭子游泳，蜻蜓、蝴蝶上下飞舞。这儿可真是一片乐园！发现这个好去处是在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了。
刚到城西的时候，我才四岁多一点，我的活动区域就是家里，准确一点说，是家里堂前的一小块范围。
城西新居比在城南的老屋宽敞多了。青砖白瓦的一排新房，我们家是头一间，旁边就是公用的水井。房子有堂前即现在所说的客厅，里面有两间卧房，一大一小。外面还有个小厨房。
我的任务是看家。爸爸妈妈上班，姐姐上学。我就在家里呆着。妈妈把房门锁上（其实家里也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让我一个人乖乖地呆在堂前。即便这样，我也是乐意的。因为再也不用寄放在翟奶奶家了。妈妈说，你大了，能看家了。被当着大人看到，是一种荣耀。我被嘱咐不要乱跑。
冬天天冷，堂前放着火桶，木制的，地下的火钵子里有木炭。我就蹲在火桶里，一个人玩。火桶好比孙悟空为唐僧画得金箍线，不得越界。起先，我老实地呆着。没什么玩具，我就玩姐姐不要的铅笔头，用过的作业本，在上面涂涂画画，或者，其它可以拿到手的任何东西。而大部分时候，我什么也不做，就是东张西望，看屋外的一切。白天，院子很静，几乎没人。屋外也没什么风景，一棵大树，一根竹竿，一堆石头（又要盖什么房子）。那堆小山一般的石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离开了妈妈为我画好的金箍线，跑了出来。门口的石头正好对着家门，这让我一举两得，既可以不误看家，又开阔了眼界。我坐在最高的石头上，视野立即和在家里不一样了。终于有一些孩子出现了，他们和我一样，是还未上学的孩童。大家试探着，走到了一起。
和我一般大的是隔壁红丽。她爸爸和我爸爸是一个单位，妈妈是小学老师。红丽长得很可爱，冲额头，凹眼睛，翘睫毛，自来卷的黄头发，门口人都叫她洋娃娃。和她相比，我简直毫不起眼。我一直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孩子，和姐姐比也是。我的到来，就是为了衬托别人的美丽。
红丽和我玩，我非常高兴。我们一起玩跳房子、踢毽子，用小刀，在地上分僵划土。妈妈见我有了新伙伴，也挺高兴，只是叮嘱我，不可打架。
但小孩子哪有不拌嘴打架的？漂亮的孩子总是喜欢逞强一些，红丽就很霸道。有一次，我俩竟打了起来，为的是她弄坏了我的小布娃娃。那是我长到五岁唯一的布娃娃，是我姐姐不知用什么东西与同学换来的，已经很旧了，但我非常喜欢，睡觉都捏在手里。红丽看到我的布娃娃就嘲笑，她抢过去，一拽一拽，布娃娃的腿就脱臼了。我心痛极了，在拉扯的过程中，就打了起来。我们无师自通地用了女人最常用的招数，互揪头发。疼痛让我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既不松手，也不放手，就那样定格在那里，引来许多人观看。他们看见两个小女孩象女人一样扯着头发，觉得非常好笑，不知谁还说了句，打啊，看谁打得过！
这样一煽动，我和红丽就更下不了台了。这时，走过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大男孩。他将我们的手分开。正好红丽的妈妈也来了，红丽立即哭哭啼啼地恶人先告状，红丽妈嫌恶地看我一眼，拉着女儿回家了。男孩子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娟，替我擦去胳膊上被红丽用指甲化破的血迹。我捡起踩脏了的缺胳膊少腿的布娃娃，伤心地抽泣起来。那个大哥哥安慰我，说，回去用针线缝一下，就好了。
这以后，我有了个新爱好，缝布娃娃。不仅那个弄坏的布娃娃被我缝好了。我还亲自做新的布娃娃。在妈妈的碎布篮里，找几块布头和棉花，先包一个圆圆的脑袋，然后再连身体，再做四肢。然后用水笔在脑袋上画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在脑袋后面再缝上两根辫子。
这项手工活让我乐此不疲，要不是妈妈说她的碎布头还有用场，我大概会把她的布篮子做空。我把布娃娃送给姐姐，她笑道，原来小妹还挺心灵手巧啊。然后就把布娃娃放在一边。
姐姐对布娃娃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绣花，那一阵子，大院里象她这么大的女孩都迷上了绣花。她们弄来一个圆型的花绷子，将要绣的布撑开，画上图案，然后用各种颜色的线开始绣起来。小动物，花朵，绿叶。那时女孩子若穿上一件绣花衣，是很神气的。只有细心讲究的人家才会这么打扮自己的闺女。隔壁红丽妈妈会缝纫，也会绣花。她总是把红丽打扮的漂漂亮亮，在人群中，象个骄傲的小公主。有一次，她穿了件灯芯绒裤子，裤子上绣了一排小动物，在我们面前炫耀地走过，简直神气极了。
我们家境没她家好，妈妈爸爸家各有一大堆穷亲戚，他们那一点工资还要各自补贴娘家和婆家。
当时，我们家唯一的一件绣花衣衫是姐姐白的确凉衬衫——那是她十岁时的生日礼物。卖的确凉布时，百货公司的人都挤破了头，妈妈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块，给爸爸和姐姐各做了件衬衫，姐姐的那件，托人绣了花。那件白的确凉衬衫，姐姐穿了好几年，现在她正啪啪地蹿个子，白的确凉已经吊在身上了，我指望着，她别撑坏，等到留给我穿。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破老三。我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的。我不愿意总穿旧衣服，但我确实喜欢这件绣花白的确凉。
“唉，我们妈妈不会绣花！”姐姐感叹着，自己动起手来。
她最开始是在碎布上操练，后来就自作主张在自己的衣服上绣起来。她绣的显然不如红丽妈妈那么精致，但在我眼里却是好看的。妈妈本来是要发火的，怕把好好的衣服弄坏，但看到姐姐的手工作品后，也就默许了，还夸姐姐聪明。妈妈向来让着姐姐。若是我，保不定就是一顿斥骂呢。
大院的女孩子们，后来集体演出了一场刺绣舞。
前面我说过，在我们大院里，有个向阳院，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排演些节目。姐姐长相俊俏，在学校就是舞蹈队的，因此也是向阳院的主力演员。她演过“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龙梅、“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洪湖水浪打浪”的韩英，还有“白毛女”里的喜儿。我为有个做主角的姐姐感到自豪。她演的时候，我热血沸腾，好似我的灵魂附了她的体，是我在演。而实际上，我只有看的份。有一次，人数不够，我被选上场，在里面演一只走失的小羊羔，出场大约只有一分钟，可把我高兴坏了。
姐姐在向阳院演喜儿，我看她们排练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演杨白佬的是那个上次拉架的大哥哥。原来，他也住在离我不远的大院旁边。我从没见他参加过任何孩子们的活动。姐姐说，是她请来的。他们是同学。他叫陈君。
陈君有些拘谨，他穿着黑色的开襟布衣，旁边有人伴唱：“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扎呀扎起来……”他将姐姐黑油油的发辫捧起，做起扎花的动作。
这出戏演得好好的，却又生了变故。有个戴红袖章的组织者，突然问起大家的成份。问成份是那个年代一点也不见怪的事。许多人自豪地说贫农、工人，平民，轮到陈君，他没有立即回答。这时一个男孩替他说到，他家是地主！我震住了，立即向陈君投去将信将疑的一瞥。陈君仿佛被谁打了一巴掌似的，他迅速地向姐姐望了一眼，然后转过头去，没有出声，离开了。
陈君演杨白佬的事泡汤了，怎么能用一个地主之子去演苦大仇深的杨白佬呢。
姐姐在家里有些忿忿不平，说，没想到向阳院也问成份。
这以后，我就没看到陈君参与过任何向阳院的活动了。而他被问到成份，仿佛遭到致命一击的表情却深深烙在我脑海里。
姐姐说，陈君在学校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什么活动都没份参加的，就是学习好。她有点同情他。但成绩好，算不得优点。那会儿，交白卷，才是反潮流英雄呢。
1976年。
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年，也是中国人眼泪最多的一年。一月份周总理去世，很寒冷的一天，妈妈的人民饭店里搭了小灵堂，人们脸上挂着悲愁。接下来朱德总司令去世，唐山大地震。人心惶惶。大批的伤病员来到春谷县，连姐姐都被派到学校做一些照顾的工作。我们的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大家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一家挨着一家，只用一块纺布隔着。我和红丽能从各自的家中钻到另一家去玩，对于小孩子来说，再艰难的环境，也能找到乐趣。那时的人仿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迎接重大事件。五岁的我，已经反复被告之了不少逃生的知识，第一步要赶快逃到外面开阔的平地上，第二步，万一逃不掉，要赶紧躲在桌子和床低下。地震是什么样的可怕情形？他们说房屋会倒塌，大地会裂开，变成汪洋大海，人会掉下去……种种描绘，让我遐想翩翩，浑身颤栗。我可不想死。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还好，地震终是虚惊一场，可是，另一场似乎比地震更大的灾难来临了。九月，毛主席去世了！“毛主席”这三个字，是多么神圣啊！他不会死的，他怎么会死呢？他永远万寿无僵！
那天，我从外面玩回来，看见妈妈正在门口搓洗衣服，她一边搓衣，一边神情悲哀地抹着眼泪。“毛主席——去世了——”她含着泪告诉我。我很少见妈妈哭，看她那么伤心，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不止妈妈在哭，所有的人都在哭，收音机、喇叭里，到处是哀乐。姐姐学校也不上课了，大家排着队，开追悼会，集体痛哭。我是无组织的，偷偷地跟着姐姐学校的队伍，听见她的同学哭喊着，“我——爸——爸——”“我——妈——妈——”“我——伯——伯——”“我——大——大——”所有能喊到的亲人，都被他们挨个喊个遍。
春谷县城一片哭声，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哀乐。爸爸、妈妈、姐姐和我都戴了黑袖章，姐姐头上还戴着白花，他们眼睛都是又红又肿。春谷县的大戏院变成大灵堂，各个单位的人前去哀悼。人们排着队，低着头，心情沉重。
在一片哀声中，有人却闯了庇漏，那个人是春谷县的一位副县长，秃顶，平时都戴着一顶帽子，开追悼会的时候，没有摘下来。大家低头默哀，县长的帽子给人掀开，县长下意识地护着头，眼尖的人看见县长的秃顶，忍不住笑了。大家听到动静，都抬起头，都忍不住笑了。严肃的追悼会受到干扰。这位倒霉的县长立即被隔职审查。大家又继续哭泣。
那一年中国人的眼泪如果蓄起来，会不会变成一支河流？“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流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歌，一支沉重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总忘不了，它让我想起那个悲情的年代。
1976年，三位领袖人物先后而去。向阳院策划排了一出节目“绣金编”。
姐姐们换上各民族的舞蹈服装，各人手里拿着一块布，她们悲痛欲绝地哭唱着，用虚拟的针线做着夸张的刺绣动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领袖，你一心为我们，我们维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怀念你……”我觉得那是她们跳得最好的一支舞。而姐姐是其中跳得最好的，她的大眼睛蓄着一眶热泪，谁见了都要动容。
二
能歌善舞，长相甜美，让姐姐从小就接受无数的赞美。在那个多子女年代，姐姐很长时间享受着独生子女的娇惯。尽管我们家不富，但妈妈总要把这个引以为傲的大闺女打扮得漂漂亮亮。她的照片被放在人民照相馆的橱窗里，供行人欣赏。家里的玻璃板底下有她从出生到长大的各个年龄阶段的照片。挂在墙上的相框里，也是姐姐化了妆的演出照。那年头，照相也不是经常的事，而我姐姐却拥有每一个阶段的照片。不象我，直到6岁上小学才照了一张黑白照。那张照片真土啊，眼睛怕光似地眯着，嘴巴也抿成一条线，短簇簇的头发，却在头顶处竖个小辫，以示自己女孩身份。我那时多么渴望能象姐姐那样，梳两根神气的小辫，扎上红绸子、蓝绸子、绿绸子，可是，妈妈嫌留发打理费事，总是自作主张就把我剪得短短的。一个女儿就够她打扮了，再也没有心力去照顾另一个。而且，漂亮的孩子打扮起来才有劲，一个丑小丫还讲究个啥。
每天，姐姐梳妆得整整齐齐去学校，头上的绢绸扎的花一跳一跳的，象两只翩然欲飞的蝴蝶。
红丽也梳小辩，她妈妈闲来给她辫了许多小细辫，门口人逗她，说哪里来的新疆小姑娘。
我却什么也没有！连自己的头发都做不了主。
若在我身上找属于女孩的饰物，大概就是胸口别着的白兰花。妈妈喜欢白兰花，她给姐姐戴，姐姐嫌它土，妈妈就别在我的衣服上。白兰花有着世界上最好闻的香味，我喜欢它。
我还喜欢用玻璃瓶接清水，将白兰花养起来。还有栀子花，一大蓬，白花翠叶，涨满在水中，香气扑鼻，沁人心脾。
“栀子花，靠墙栽，雨不落，花不开。”知道谜底是什么？“伞”！我小时候乐此不疲地打着这个谜语给别人猜。
那些漂亮的衣服、发辫，我得不到。好在大自然是慷慨的。
大院后面的圩埂就成了我新的乐园。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野花，狗尾巴草，被我悉数采摘。经常我满身沾着草、叶，泥沙回家，妈妈就骂我野丫头。当我大一点的时候，就脖子上套着钥匙，到处游荡的了。
出了我们大院，我们西面路口的马路是早菜市，一大早，大街上人就熙熙攘攘。过了八九点才渐渐清静下来。我喜欢在马路上逛，那时春谷县也是热闹的，街上有铁匠铺，花圈店，编竹篓的，炸苞米花的，还有说大板书的。
妈妈的人民饭店在路口中心的闹市处。我经常去那儿报到。人民饭店是春谷县最大的国营饭店，位置好，生意也不错，再贫穷的年代人们也是要吃的。妈妈在橱窗买包子、油条、糍粑，各种点心。见我去了，妈妈通常会拿个包子或油条打发我。她工作忙，顾不上管我。我心满意足地吃完，就又出去玩了。
对面是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有两层，我喜欢玩楼梯的木扶手，经年磨蹭，非常光滑，我就从上面一遍又一遍地滑翔下来。别人看见，向我妈学舌告状，说我象男孩，胆子忒大。少不了又是一顿骂。但，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小。百货大楼的二楼有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一个如此庞大面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你，而且不管你站在哪里，他都能凝望到你，总让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与画像对峙。这就象多年后，你去庙宇，看着巨大的佛像，一样的感觉，那么深邃的目光，浅浅的不露痕迹的笑容，仿佛预知一切，洞悉一切，让你有种天然的敬畏。
我在百货大楼能乐此不疲地玩好半天。今天的孩子在公园、会所、游乐场玩，大概想象不出，一个百货大楼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是一个人玩。
也许是从小就一个人惯了，很多年后，我依然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乏味。
我喜欢看百货大楼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工作。
百货大楼的二楼是卖布的，那些花布料一卷一卷紧密地排列在柜架上，顾客指认好，服务员就抽出，说了尺寸，量好，再用那种裁剪的专用大剪刀，剪个口，“咔擦”一声撕开，动作干练极了。交费也挺好玩，有一个人呆在一个高高的小房子里，小房子是半圆状，上面是玻璃罩挡着，露一个小口，各个柜台头上拉着一根线，开好的榧子被铁夹子夹好，一个一个飞到窗口处，然后收好费再一个个给飞回来。这些东西够我看上一阵。
百货大楼里呆腻了。
就去大街上闲逛，看看路边的手艺活，听一听大鼓书。最刺激的是看疯子。那年头，街上经常有疯人出没，男的，或者女的，形容怪异，他们口里唠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伴以夸张的手势。疯人也分武疯子和文疯子。武疯子非常可怕，脏兮兮，凶巴巴，有时衣不蔽体，冲人张牙舞爪。这类疯子，你最好离远一点。
我见过文疯子，是一个女的，她在大街上张开手臂，发表激情演说，内容全与政治有关，她甚至在里面点名道姓地评价着当时敏感的政治人物。只有疯子才能干这样的事吧。人为什么会疯？这是我小时候迷惑不解而又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看过一篇小说《疯人之恋》，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点，那个女主角，为了逃避迫害，装疯，后来竟真的疯了。不知为什么，我就常常想起那个激情演说的女疯子。
妈妈最反对我赶热闹，她威胁我，疯子会打人的。可是，越怕越有吸引力啊。我们那条街上，还有个年轻的小疯子，才十几岁，在家排行老四，人称“四闹子。”“四闹子”长着一张这类人共有的蒙古脸，常常会冲着人哈哈一乐，样子吓人。但他其实不打人。许多年以后，我已经离开家好长时间了，回到春谷，竟然又见到他，是在一家舞厅。他会跳标准的国标舞，许多女人跟他跳舞。他彬彬有礼。那张脸还和过去一样。这让我欷虚不已。
有一回，我跑的太远，迷路了。
大院里的一位老爷爷死了。出殡的那一天，他家来了许多人，还有一辆蓝色大卡车，是送葬的。许许多多人，混乱中，我也坐上了车。——那时候，能坐汽车，是非常难得的事。没有人在意到我，没有人赶我下车。于是，我就跟着车，一路去了火葬场。火葬场很远，在春谷县的北郊。
到了那儿，这才发现不对劲，原来和我一样看热闹的人都不见了，只有死者的一家子亲朋好友。那位爷爷放在一张矮矮的铁架子床上，一位好老的婆婆痛哭着，被人拉开。我看傻掉了，这时，有个叔叔过来，发现了我，说，小朋友，你出去吧，不要看了，不好的。那铁架子床对着的是一口巨大的火化炉。当我站在外面，后来，看到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心里惶恐莫名，那个老爷爷什么都没有了，他的肉身化成一股青烟消散。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人生多么无情！
回来的时候，我没有跟上车，也没有人在意到我。我一个人孤伶伶地从北郊荒凉的马路上往家的方向走。路边草坡有沟渠，野花，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我也无心采摘了。那条路那么漫长，越走我越心慌。天渐渐暗下来，面对一条叉道，我哭起来，不知该走哪一条路回家。有人过来搭话，问我，家在哪里。我抽抽答答讲不清楚。有人说，把她带到派出所去。我更加害怕起来。因为我听妈妈说过，派出所是关犯人的地方；或者有人把小孩丢弃就放在派出所门口。我哭得更伤心了。这时，有个人走到我身边，喊了一声，“咦，小玫，你怎么在这儿？”我抬起头，象看到救星，立即把手伸过去，抓住他。这个人是陈君！
我们一同回的家。陈君答应替我保密，如果妈妈知道我去了火葬场，又迷了路，她会把我打死。陈君说，他连姐姐小蓉也不会告诉的。
我放心了，为了表示感激，我更紧地抓住他的手。这个大男孩，他那么斯文，那么温和，不象门口的那些男孩子，飞沙走石，打架，斗狠，欺负女孩，搞恶作剧，他从来没有。他的脸干干净净，不象这个年纪的男孩，脏脏乱乱的，他的面容有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老成，但却是英俊的，是个英俊的男孩。他搀着我，仿佛一股安静的力量给了我，我也变得稳重起来。我记得这双手还曾替我擦去过被红丽划破的血迹。
我问他，姐姐呢？
陈君说，她在学校排练节目。
我突然想起那次他们一起演的白毛女，就问，你怎么不参加表演？表演多好玩啊。
陈君没吭声，半天却说一句，那不就碰不到你了吗？
原来，他特意是为了碰到迷路的我的。我由衷地庆幸起来，如果不是遇到他，我今天该怎么才能回到家？
陈君说，其实这叉口的两条路都能走通到家的，就是一个近一点，一个要绕路。他告诉我，以后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可以找警察。而且，这儿其实离家也不远了。
真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大院。
三
1977年的九月，我结束了一个人游荡的日子，背起蓝布书包，开始上小学了。这个时候，姐姐夏小蓉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
我喜欢上学，我们语文书上第一篇课文是：“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背起书包上学堂。”这一比较，真是比较出无比自豪的幸福感来！小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们常常玩一种游戏，就是扮演老师上课。上学的，教没有上学的，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捡一块小木板，当黑板，一根筷子当教鞭。在这种游戏般的教导下，我已识得几个字了。我们进学校时，老师测试从一数到十，我一口气数到了一百。
很容易的，我就在学习上尝到了乐趣，它给予丑小鸭宝贵的自信。我不如姐姐漂亮，能歌善舞，不如红丽洋气可爱。我的长处是，认字快，算数块，能够回答别人还回答不上的老师提问。这使我非常喜欢去学校。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学校里都还静悄悄的。冬天，下很厚的雪，妈妈说，天寒地冻的，不要去那么早了。我根本不听，戴着风雪帽，照样第一个去学校，班级门都没开，我就靠在门上搓着手等候，脚冻木了。第一学年，我拿了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回来。
妈妈叹息，如果小蓉也这么爱学习该有多好。那个时候，风气已经转变。已上中学的姐姐，成绩一般。她的天赋都用在文艺上了，而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却逐渐解散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了出来。学习好，不再是走白专道路。反潮流交白卷英雄成了过眼云烟。
最开始，妈妈担心姐姐念完书要下放到农村。好在，知青们都开始陆续回城了。姐姐赶上了新时代，她不用下乡了。但姐姐却非常遗憾，她很想下乡。她是个不甘于平庸生活的人，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姐姐爱看小说书，尤其爱读知青故事，那些悲欢离合让她如痴如醉。她是个爱幻想的人，常常幻想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现实总是乏味的。幻想在远方。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也听得一些关于知青的故事。有些大城市来的，在农村时间长了，结了婚，生了孩子，就不回去了。落实政策后，知青们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家庭立刻土崩瓦解。有一次，我在妈妈的饭店，看到一对夫妇，他们吃着分手饭。那个女的一边吃，一边哭，男的则一言不发。妈妈给他们又盛了一碗面条，希望他们的分手饭吃得再久一点。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一条新的出路展开在学生面前。不过，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简直凤毛麟角。
姐姐已经上到初三，妈妈担心她考不上高中，确实，那时高中也不好考。高中生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但姐姐却意外地考上了，这不得不提陈君的帮助。
那时候，学校作兴学习小组，几个同学组成一组，放学后一起做作业，辅导。陈君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人又寡言，没人和他组成一组。他总是独来独往。学习却拔尖，得老师器重，又另有一种高傲。组学习小组的时候，许多人想和姐姐一组。姐姐却说，我和陈君家近，我们就一组吧。老师说，也好，陈君学习好，多帮帮夏小蓉。
姐姐去陈君家温功课。陈君家的宅子比我们老旧，在我们大院最偏的一个拐角口。
我有时和姐姐一道去。
对于姐姐的到来，陈君总是很高兴，他的脸上没有出现姐姐所形容的在学校那种孤傲的表情。相反是兴奋的，含着喜悦的。他们趴在房里的小书桌上，陈君耐心地给姐姐讲解她不会做的题目。我则坐在一旁，看小人书。
通常是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家静悄悄的，陈君的父亲在自己的房里做数学，他是中学数学老师，刚刚恢复工作。所谓的地主，是陈君已经去世的爷爷，而陈君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家庭成份拖累加以白专典型，割职十年，重返工作岗位，因此格外珍惜！陈君的母亲，以前也是教师，严重的腰子病，已弃职在家，接些杂活。她影子似地无声无息在家里忙着。他们家很恬静。陈君还有两位哥哥，都不在身边，一个在乡下，还没上调，还有一个进钢铁厂当了工人。
姐姐和陈君在小房间做题，除了老师布置的，陈君还会给姐姐再出几道课外题。然后给她批改讲解。我猜想，陈君是故意想让姐姐多逗留一段时间的吧。看得出，陈君喜欢姐姐，给她做专门辅导老师是他的幸福呢。
那个时候的姐姐已出落的楚楚动人，身材高挑玲珑有致，她的穿着与那个时候的女孩并没有两样，大底是朴素的。但心细的母亲总能给她弄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点缀，比如，在衣服上钉个假领子，在头发上扎个漂亮的结。她自己也爱美，母亲有一件格子尼上衣，那是妈妈最好的一件衣服，因姐姐喜爱，也夺了来。姐姐就经常穿着这件对她来说有些肥大的格子衣服去陈君家，里面是件白衬衫，白衬衫领子翻出来，露出细白的颈项，散发着少女独特的幽香。宽大的衣服盖不了逼人的青春气息。
但两个少年其实并没有意识那么多，他们的交流没有一丝丝暧昧，就是关于书本，题目，似乎能这样，就满足了。
姐姐终于考上了高中，比分数线只过两分。但已足够高兴的了。原本妈妈以为她是考不上的。
初三的那个暑假，姐姐显得特别轻松。没有什么作业，她当然不会像陈君那样，已经开始预习高中课本。
姐姐的暑假是被课外闲书填满的。
这里得顺便交代一下我的父亲。他是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前热血青年加文艺青年。当过兵，上过几年学。年轻时爱看文艺书籍，经常从上交的工资里扣些钱去买书刊。妈妈吵起架来就会骂，百无一用是书生，然后书就遭了殃。
父亲的床头经常放的杂志有《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外国文艺》等当时文学青年的时髦读物。
初三毕业的姐姐非常无聊，父亲的书籍也就成了她的消遣。那时候同学之间也流行借书看。陈君家也有很多书。姐姐在他家补课的那当儿，我把他家的小人书都看了个遍。
有一次，姐姐从陈君那里借了一本《第二次握手》，她告诉我这本书，过去是手抄本。手抄本的概念，我略有所知，就是黄书，反动的。
姐姐竟然看得入迷。
那个时候，一些过去被批为毒草的书籍、电影陆续解禁了。有一天，陈君弄了两张戏曲电影《红楼梦》的票，说是他父亲单位发的。他让我们姐妹俩去看。姐姐很高兴，接过票，又问，“你不想看吗？”陈君眼神眨了下，我知道，他一定也想看的。可是，他就象他的名字一样，表现得很谦谦君子。如果我够聪明的话，这时我应该主动退出。不过，七岁的我，还没有那样的觉悟。姐姐说，要不我们仨人一起去吧，小玫人小，不要票可以进的。
那时大人看电影，一张票，后面可以跟一个儿童。妈妈就这样带过我看了不少电影的。
现在两张票，进两个大孩子，一个小孩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陈君欣然同意了。
我也很高兴，能跟他们一起看电影。
是下午场。一开始我和姐姐挤一个位子，后来竟发现我们旁边正好空了一个位，于是，我们仨就一人一个位置了。陈君还带了几颗水果糖，给我和姐姐一人分了两个。他想得可真周到。
黑暗中，大幕拉开，先放新闻简报，连等待都是幸福的。坐在这黑暗的有声世界里，心理涨满了快乐。
红楼梦的故事，我零零星星地听父亲和别人夏天纳凉聊天时说起过。我喜欢绛株草的传说，林黛玉还泪，贾宝玉出家。
电影是从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好似一朵轻云才出袖”，随着倜傥可爱的贾宝玉动情婉转的越剧唱腔，我们进入了一个令人迷醉的艺术世界。
及至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戏曲《红楼梦》是一座巅峰，后来的重拍，没有一部超过它的。
电影的尾声，林妹妹死了，贾宝玉出家。我悲痛极了。尽管那时才七岁，却似乎也懂了一种爱情的伤悲。
姐姐后来说，她和陈君的第一场电影就是悲剧。这就仿佛是个寓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部电影开启了他们的情愫。姐姐后来见了陈君反而有点不自在起来。她不再积极主动去陈君家，借书还书，通常由我来当跑腿。
有一次，我去陈君家还书。天酷热，陈君家静悄悄的，门是开的，大约人都在午睡。我径直奔到陈君的小房间。陈君正在书桌前写作业，这是我经常看到的情景，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我的到来竟引起他的慌张。当我象往常那样，故意吓唬他，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时，他语气紧张地说，“小玫，快放开。”同时手忙脚乱地把桌子上的书盖好，放到抽屉里。却因为看不见，一张照片飘了出来。我松开手，捡起来，“啊，姐姐！”我叫了一声。陈君的脸红了。
一寸黑白小照，是姐姐的毕业照。照片上的姐姐，椭圆的瓜子脸，弯弯的细眉毛，两只大眼睛，黑眼珠比一般的人大、黑，嘴角微微上翘，带着笑意，头发辫成两根，搭在前肩。这张照片，妈妈还给姐姐放大了一张，四寸，挂在家里的相框上。陈君怎么会有姐姐的小照？
我看见照片后面有一个小字，“蓉”。
初三毕业时，同学之间是会互相交换一些照片的，但都局限于同性的。姐姐就有许多她们班女生的照片。男女授受不亲，她怎么会把照片给陈君？
平时，我偶尔在妈妈和门口的大妈大婶交谈中，听到一些关于男女作风的话题，交换照片可是有搞对象嫌疑的。而且，令我气愤的是，这个秘密居然是瞒着我的。
我的突然袭击，一惯沉稳的陈君，象被点破了心事一样，紧张起来。
“给我，小玫。”
我把手背到后面。“姐姐的，我拿回去。”
陈君咬着嘴巴，搓着手。不过，对付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他有办法的。一套连环画很快就让我把手中的相片奉还给了他。
他答应把连还画送给我，条件是，不要和任何人说起刚才的事，连姐姐也不要说。为什么不和姐姐说？难道照片是你偷的？陈君摇头，说不要告诉姐姐他在偷看照片。
我简直平白赚了大彩。
当我拿着一套连环画回家，听说是陈君送我的，姐姐大眼睛忽闪了一下，然后，酒窝里盛满笑意。她盯着我，问为什么。我差点一松口就说出来，但想到陈君的叮嘱，我管住了嘴巴。我不能违背诺言。
那一年的暑假，还有值得一记的事，就是去三三一部队看电影。三三一部队很远，在西郊。但免费热门电影还是吸引了大院里的老老少少。我、姐姐、陈君少不了要去凑热闹。
去的时候是黄昏，西边的天空被晚霞映照的绚丽夺目。那条通往西郊的路平时人迹稀少，而这个时候却人影僮僮，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赶着去看电影。在小城，一点娱乐消息很快就传遍开来，人们赶集一般从四面八方赶到三三一部队。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三三一部队的操场上人密密麻麻，大家都是飞毛腿，比我们到的早。
一块巨大的影布拉在中间，人太多，连反面都坐了人。放的电影是《冰山上的来客》。没有位置，我们只好坐在边上。那天，我的头都扭僵了，歪成了九十度。九十度也值啊。多好看的电影，多好听的歌！回家的路上，满天繁星，人潮水一样涌过身边，我们又落在了后面。远处的田野有青蛙的呱叫声。我们的影子被拉得细细长长。我喜欢观看影子，妈妈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影子，那他就是鬼魂。这个世间有魂灵吗？还说有的人长着一双通天地的眼睛，这样的人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世界。妈妈还说，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听到后面有声音叫你，千万别回头，回头，你的魂就掉了。
这样的夜路，要是我一个人，是断不敢走的，但有姐姐和陈君在，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一边走，一边玩着踩影子的游戏，那个最长的比我们略宽的影子是陈君的，我有时走在姐姐的影子里，有时走在陈君的影子里，这两条欣长的影子可以将我的小影子覆盖。有时候，姐姐和陈君的影子并列在一起，那是两枚非常优美的影子，一个略高，一个略矮，比例恰当。他们也在观赏自己的影子吧。
我终于走累了。陈君就背起我，十六七的大男孩已经是个半大的成人了，尽管他是瘦削的，但那付肩膀还是可供我睡觉的好工具，又累又困，我睡着了。
那个炎热的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四
九月里，姐姐的高中生涯就开始了。她穿着白雪纺衬衫，系着宽边蓝布裙子，梳着两根黑油油的发辫，进了春谷一中。她和陈君不再是一个班。陈君学习好，他在尖子班。高中的生活对姐姐来说是相当乏味的。课本艰深难懂，文艺活动也大大减少，她的长项发挥不出来。
“唉，还不如下乡呢。”星期天，午休。姐姐躺在床上对我说。自从搬到西门，我就和姐姐睡一张床上。我的脸在她的脚头边。
“或者，出去当演员也行。”姐姐爬起来，憧憬。妈妈说姐姐是个异想天开的人。她不喜欢平庸乏趣的生活，恨不得天天都是轰轰烈烈的舞台，而她，好做主角。
只有我支持她。现在姐姐不把我当成小不点，有话也能对我说，我，对她言听计从。
我点点头，也赞成姐姐去当演员，她长得好看，应该能当演员的。可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这扇绚丽的大门对姐姐打开呢？
“小玫，你将来想做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这我倒没想过，但为了表示我重视姐姐的问题，就脱口而说道，在邮电局卖书。这倒是真心话，每天我经过邮电局，看里面的书报亭许多好看的书，如果在能有一份看管这么多书画的职业，是非常不错的。
姐姐笑道，呆子。
她让我蹲下，给我梳起辫子来。自从我念了小学，就再不允许妈妈把我的头发剪成男仔头了。妈妈没时间给我梳头，姐姐就给我梳。这是姐姐乐意的一项工作。她自己爱好打扮，也喜欢给我打扮。我要她给我辫她一样的两根辫子，姐姐说，不行，你头发还太细了，也没长长。她给我扎两根小翘辫，把一根红毛线随头发一起辫进去，这样头发显得多一点，还神气活现。只有姐姐才能想出这样的新意。
她有许多小花样。那时理发店已经有电烫，妈妈烫了个大波浪。但她不让姐姐烫。姐姐就自己在家收集了大小粗细不同的铁丝或包了绝缘皮的电线，将它们弯成一个个夹子，然后把流海放进去，一圈一圈裹起来，再用夹子固定住，等过一段时间放下来，头发就弯了，象烫过的一样。姐姐把流海辫梢都弯成卷发，真是好看呢。
姐姐爱美自然惹来异议，班主任家访，让我爸爸妈妈多教导姐姐把心思放学习上，还说姐姐思想复杂。“思想复杂”是那个时候用于形容意识不健康的评语。这个评语令妈妈很生气，她向来偏爱姐姐，怎么爱打扮就思想复杂了？老师的警告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
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像教数学的班主任那样看不惯姐姐，她的语文老师就蛮欣赏她，还不时把她的作文拿出来念。这使得姐姐在学习上稍稍获得一点平衡感。另外学校若举办什么文艺表演，姐姐也是大出风头。
念了高中的姐姐，常常有些男孩子有意无意地过来献殷勤。他们在她身边经过时打口哨，或故意撞一下她。
有一天，姐姐放学回来，脸色不对劲，她说，陈君被打了，是为了她。放学时，她和几个女同学一道回家，有几个男孩过来和她搭话，照例是那种推推攘攘的。正好陈君路过，就和那几个男生打起来。陈君鼻青脸肿，挂了彩。
打架事件使默默无闻埋头学习的陈君声名大振。原来人们只知道他学习好，却还不知道他还能英雄救美。学校还专门开了大会，整肃风气，那几个肇事者分别给了警告、记过的处罚。他们的事迹一下子就传遍了全校。姐姐，被视为妖精。
有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气哼哼地坐在门口，不远处是陈君妈妈的背影。不知他妈妈过来说了什么话。
晚上，妈妈第一次打了姐姐，长那么大，我没看妈妈打过姐姐。她让姐姐以后再别再去陈君家。
姐姐躺在床上哭了老半天，当天晚上发起烧了。本来就厌恶学校，又挨了打，姐姐趁机生病不去上学了。
妈妈也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本来，这件事姐姐也是无辜的，男孩子招惹她，打架，又有什么办法？陈君妈妈有什么理由过来指责她女儿？她儿子是宝贝，难道小蓉不是宝贝？唉，女儿大了，真操心。妈妈给她量了体温，38度，要带她去医院，姐姐不肯，也不理睬妈妈。妈妈只好自己去大药房，买了退烧药、感冒药回来。
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姐姐还躺在床上。她烧已经退了，但假装还不舒服，妈妈也同意她请假一天。
傍晚，我放学的时候，在西门路口遇见陈君，他好像在那儿等了好久。那天，我在学校值日，搞卫生搞得很晚。回来，天都暗了。冬天天本来又黑的早。陈君搓着手，来回度着步。
我一出现，他就走上来。
“小玫，我问你，你姐姐今天怎么没到校？”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姐姐和陈君并不在一个班，他怎么会那么清楚姐姐一天都没去学校呢。可见，他们在学校平时也是互相关注的。
“她病了，发烧呢。”我没好气，姐姐挨打，我迁怒于他。
“哦？”陈君显得很着急。
“不知你妈妈过来说了什么话，我妈就打了姐姐一顿，然后姐姐就发烧了。”我一五一十交代了情况。
陈君咬着嘴，眉头皱起来。
我回到家时，手里捏着陈君的一封信，是他让我交给姐姐的。
妈妈上晚班，还没回家，爸爸也出差去了。姐姐煮好了饭菜，等我吃饭。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一般就我俩吃。
当天晚上，姐姐精神好多了。我不知道陈君的信上说了什么，姐姐一下子容光焕发起来。
这以后，我成了他们暗中的信使。但好景不长，随着陈君家搬迁，我的通讯员工作宣告结束。
那时，我刚好学会一个成语，叫孟母三迁。孟子母亲为了教育好孟子，不惜搬了三次家。我就联想到陈君的妈妈，她是不是也是为了儿子考大学，而远离我们？
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陈君的父亲落实政策后，单位给他家分了一套新房。陈君家算是苦尽甘来了。
五
1979年的暑假。我最后一次当信使，陈君约姐姐出来。他告诉姐姐，他们家要搬走了。
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门口人都知道的。陈君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在街上推着板车卖葵花仔，大家叫他“板车佬”。现在“板车佬”已经被尊称“陈老师”了。乘凉的时候，大家议论道，说，陈老师家发了，现在不仅补发了那么多工资，还分到新房，新房是带卫生间的，上茅厕不要往外跑了。立即有人笑道，那多不好，把屎拉到家里，恶心死了。马上又有人反驳，你才不懂，房子就应该有进有出的，你看外国电影，那家庭不都这样？粪便也不会留在家里，都通下水道了。有的人还是想不明白，反正把屎拉到家里就感觉不舒服。
正在大家为陈君家的新居排便问题操心时，陈君和姐姐的心中荡漾的是另一种离情别绪。
那天，我们三个一起去往三三一部队的方向走，那边是郊区，平时很少人的。他们俩的约会还是带上我，他们还没有勇气单独约会。
吃罢晚饭，姐姐跟妈妈说，我和小玫出去玩一下。带着我，妈妈就放心了。我和姐姐从路口出来，走了五十米远的样子，就见到陈君。他穿着黑裤，蓝白条海魂衫。一个夏天，他似乎又长高了，但还是很瘦。
陈君的好学是大院里有名的，大人都拿他当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比如这样的热天，人家孩子晚上出来乘凉，他从不出来，在家里埋头学习，为了消暑，就把脚泡在盛了井水的木桶里。的确，我在夏天，从来没看见陈君出来乘凉过。
但，再好的学生也有分心的时候。
今晚，不知他用了什么理由，让自己暂时放弃了学习，又对付了他那看管严密的妈妈。
他和姐姐走在前面。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去三三一部队看电影的情形。才一年，一切就不同了。
西郊的路人很少，没有露天电影放，大家不会朝这边走，偶尔有几个解放军叔叔走过，我照例向他们敬个礼，叫一声“解放军叔叔好。”
姐姐和陈君走在前面。
姐姐也是纤瘦的，她穿着一件白底粉红豌豆点的连衣裙，腰细细的，长腿细臂，她这个身材是典型的舞蹈身材，一根粗粗的长辫子垂在脑后，扎着一条乳白色的手绢。姐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人家把手绢揣在口袋里，她却系在头上。
这两俱身影比例和谐，但他们的对话却没那么和谐。陈君仿佛在试图劝说着姐姐什么。姐姐却摇着头。
我加紧了步伐。
“还有一年就高考了，如果你照我说的那样复习，一定会考上的。我们一起考出去！”这是陈君的声音。
“我考不上！也不想考！”姐姐语气不好。说到学习，她就心烦，怎么陈君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高中不都考上了？那时你也说考不上，后来我们一起复习，你不是考上了？”
“那是你的功劳，好吧！”姐姐依然没好气。
“考上了大学，我们就可以离开家，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陈君的话显然激起了姐姐的幻想，她本就想着远走高飞的。可是，迅即，又泄气了。她大约意识到自己要考上大学，简直比登天还难。自从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春谷一中，每年也不过考走三十分之一，即便象陈君这样的尖子，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春谷一中去年就有个尖子，考试失手，意外落选，补习了一年，今年才考取的，还只是个高中专。陈君大约也听过不少类似的提醒。他是坚决把这做为背水一战的。
“我哥哥他们都没有考大学，那时受成份拖累，在乡下，有招考工农兵大学的，我哥哥学习好，但政审不合格，根本没机会。”他的两个哥哥现在都做了工人，大哥也是今年才回城的。
“没人不让你考，你好好考就是了，肯定能考上的。”姐姐声调提高。
这俩个人，跑出来就谈考试这个沉重的话题。
沉默地走了一段，突然听得前面传来两声狗叫，一条黄毛大狗虎视眈眈地立在路边，我和姐姐都本能地“啊”了一声。陈君下意识地把姐姐拉到身后，我则紧贴着姐姐。“别怕，有我。”陈君很沉着地弯腰捡起一个石头做投掷状，狗与我们对峙了一翻，摇了摇尾巴，转身跑了。我惊出一声冷汗。姐姐大约也是如此，她的手紧拉着陈君的胳膊，狗走了，还没有松下。陈君也没动，仿佛一动姐姐的手就会松开。这大概是他们最亲密的接触吧。我看见姐姐放下手的时候，脸微微发红，陈君也是蛮激动的样子。
“我要搬到东门去了。”陈君叹口气道。
“那不好吗！住新房。”姐姐总是正话反说。
“你以后走路的时候要和大家结伴——”陈君挺操心的。他怕他不能再保护姐姐？
姐姐没有说话，她把辫子甩到胸前，玩起发梢。姐姐的这个样子有一种不自知的天然风情，我又想起几年前姐姐演的喜儿。我猜陈君也想到了，这条发辫他也曾捧过，他帮她扎过红头绳呢。陈君刹那间有些恍惚。
回去的时候，天黑了。走到离家五十米远的地方，陈君让我和姐姐先走，他停着那儿，注视着我们拐进院门。
夏天结束，陈君家就搬走了。
六
八0年代到来了。我上小学三年级。爸爸给我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八十年代第一春》。八十年代的春天和七十年代又有什么不同呢？
春天来到我们春谷县的时候，就是大街上原本光秃秃的泡桐树叶子又绿了起来，荷塘里的水也涨起来，岸边的柳树都吐出了新鲜的嫩叶，圩埂两边的草也茂盛起来。菜地里各种各样的野菜都冒出了头。它们年年都采不尽呢。我和红丽顶喜欢去菜地里挖野菜。采得最多的是荠菜。荠菜不是那么好辨认，它常常被那些大叶子的青菜或者别的野草所覆盖。但寻找给我们带来了极大乐趣和成就感。蔬菜队的人常常担心有人偷摘他们的蔬菜，不时会冒出个戴草帽的人出来巡视，但偷菜的很少，几乎没有，只有些淘气的男孩，比如象红丽的哥哥红雨他们，在地里冲杀，会踩到菜苗。生产队的人就一顿喝斥。我和红丽自然不会侵犯他们的蔬菜，我们的兴趣点是采集野菜。挎着菜篮，提着剪刀，在田间的小径上仔细探密，象勤恳的庄稼人。
荠菜采回家，给妈妈包水饺。荠菜做馅的水饺，比韭菜、白菜的都好吃。尤其是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功劳，更令人欢欣。妈妈好客，己所欲，施于人，总是把水饺多包一些，分送给左邻右舍一碗尝尝鲜。红丽回味无穷地夸奖说，你妈妈包的饺子真好吃。每个人的妈妈本事都是不一样的，红丽的妈妈会教书，会绣花裁衣，但在伙食方面就逊色很多。红丽采回来的荠菜，她妈就当青菜炒，难吃死了。有一个会搞伙食的母亲是孩子的幸福。
我吃饭的时候爱串门，经常捧着饭碗就到红丽家门口。有一次，红丽也正趴他们家八仙桌吃饭，见我过来，捧着饭碗，靠在门口，突然“扑哧”一笑，说，“妈妈，你看小玫像不像个讨饭的？”我也发现了这个姿势的不对头。可不是，那年头，经常有些叫花子，捧着大蓝棉碗站在人家门口要饭。那时要饭的，真的是要饭。不象现在的叫花子，就要钱。红丽妈妈不怀好意地笑道，“那就讨到我们家，给红雨做媳妇吧。”红丽大笑，红雨就用筷子敲他妹妹头。我一转身，生气地走了。
尽管还小，可是也懂得媳妇是什么意思。我对他们把我和红雨扯到一起十分恼火。
真没劲。陈君搬走了，姐姐也不再象过去一样陪我玩。我觉得失落。
八十年代的春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街上的人好象多起来，人也时髦了。一些小青年穿着裤脚开得大大的、能当扫帚扫地的喇叭裤，戴着大哈蟆镜，呼朋结伴耀武扬威地呼啸而过。妈妈说，那些人是二流子。她就担心姐姐招惹上这样的人。但那一年，姐姐并没有惹出什么事来。凭良心说，她还是比较认真地对付功课的。陈君给她的参考书，她每天放在台子前。我晚上睡觉了，姐姐还没歇灯。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姐姐还在写。我伸过头看，原来，她在写日记。她的日记是不给我看的，我们俩一人一个抽屉，姐姐的上了锁。
“快睡觉，不许看。”姐姐不耐烦地敲了我一下，我瞄到了上面“陈君”两个字。
他们还见面吗？应该是见面的，他们在一个学校呢。见不到的是我，那个高高的瘦瘦的大哥哥一样的男孩。
这一年，陈君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他是我们春谷县的理科状元，大红海报在一中的墙上挂了好多天。他报考的是南京医科大学，本硕连读。
姐姐则毫无悬念地落了榜，除了语文这一科分数略好点，其它都不足观。落榜的人太多，大多数人也没那么伤心。一些人准备复读，继续明年的高考。姐姐却无论如何不去复读。她对让他复读的爸爸说，“我不是读书的料，你们死心吧。”
爸爸妈妈也就死了心。他们知道，姐姐说的对，她的确不是读书的料。能上到高中，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两年，姐姐也没让他们少操心。不学就不学了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十分好，培养她上到高中也算对得起她了。门口不是许多人初中毕业就找事做了？
但姐姐并不开心。她似乎比一般的落榜人更无措。我猜，一定是因为陈君的缘故。陈君要走了，他就要远走高飞了！
高考完的那一天，姐姐玩得很晚才回家。妈妈急坏了，打着手电到外面去四处寻找。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在家急得坐立不安，口中咒骂着，和爸爸互相抱怨，连我都被吵醒了。
姐姐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妈妈给了她一巴掌，这是我见到的第二次妈妈打她。
妈妈审问她，去哪儿了？
姐姐说考完了和同学一起玩了。
“玩到这么完才回家吗？要是遇到流氓怎么办？”妈妈越想越后怕，抬手又要打，给爸爸制止住了。
面对爸爸妈妈的严词逼问，姐姐表现得象地下党一样，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半夜里，姐姐悄悄地对我说，她是和陈君一起出去的。“你不许和妈妈说啊！”姐姐叮嘱我。
“向毛主席保证！我不说。”我举起手，发誓。
“毛主席都去世了。”姐姐点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她心情不错，爸妈的责骂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她。她必须找一个人来分享她的秘密。
“我们就在体育馆那边散步。”
“散那么久？”我好奇。
“早要回来的，他送我。走着走着又折回头，然后就又送回来。”黑暗中，听得姐姐的语气里含着笑。
这是他们第一次撇开我的约会呢。
这个毕业的暑假，他们应该是经常约在一起的。高考就象一个仪式，宣布他们成人了。他们仿佛突然得到解放，身份不再是受到严格管束的在校学生。不过，因为上次晚归挨打事件，姐姐和陈君的会面基本都在白天。
春谷县有什么好去处呢？大街上到处都是挤挤挨挨的人群，也没有现在这样适合人聊天喝茶谈情说爱的咖啡馆、茶餐厅，就是有，他们也没钱。但，又有什么要紧？对于年轻人来说，只要能在一起，哪里都是诗意的。
可是，这样的相聚毕竟是短暂的。随着陈君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他们也就到了分别的当口。
姐姐拿出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本蓝丝绒暗花的笔记本送给陈君。陈君送给姐姐的是一把杭州产的精致折扇。
姐姐那些天的情绪非常复杂，一方面她为陈君感到高兴，他果然不负所望。另一方面，她又感到未来的渺茫。陈君要走了，虽然，他对她好，可是，未来并不在手里。那时姐姐读了许多文艺小说，痴心女子负心汉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太多了。她想当然地把自己和陈君往故事里套。
陈君是八月底离开家的，姐姐没去火车站送行，主要也是避嫌疑。但她知道他出发的时刻表。那天是星期天，我和姐姐都在家，远远听到一声汽笛，姐姐凝视着窗外，说，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