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Philosophia，其原意是“爱智慧”，即对智慧的追问和智慧之思。那么究竟何为哲学智慧？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广阔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哲学思考源于人们对置身其间的整个世界的一般问题的追问，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哲学是这样一种学问，它不会带给我们一份具体而实际的工作，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像“烤面包”一样的实际效益。哲学不是对世界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或规律的认识，而是对宇宙本质、演进规律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普遍规律的把握，是关于形而上之“道”学，而非形而下之“器”学。哲学智慧不是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小智慧”和“小聪明”，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和“大聪明”，力图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和个人安身立命提供指引。哲学之用乃“无用”之用，它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艺术和智慧。

关于哲学这种大智慧，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庄子说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司马迁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冯友兰说“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的学问”。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等，黑格尔认为“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还把哲学比作“庙里的神”，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1］。这就是说，哲学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失去了哲学，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黯然失色。

那么，为什么哲学会成为照亮人类生活的普照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系统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她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哲学乃是境界之学。在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赌彩》中，那位年轻律师在狱中通过广泛阅读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的书籍，心灵得到愉悦和自由。但只有阅读到哲学，他才终于使思想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实现拯救他人和自我救赎。那么，这种境界是什么呢？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人只有实现对宇宙和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觉解），实现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不断提升，才能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成就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浓缩地反映出不同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质。不同民族基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养成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形成独具特色的把握世界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每个民族哲学观不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就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与追求。中国传统哲学、古希腊哲学以及印度哲学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世界三大哲学体系。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丰富而深邃，最早的哲学思想可以上溯到商周之际，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和传统。其实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表示“哲学”的专有名词，只有“哲人”的名称。汉语“哲学”一词是由日本学者西周翻译成汉语，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中国古代关于“道”的学说，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先秦智慧之学称为子学，以后相沿流传，又称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

中国传统哲学或称为“道术”之学，是中华民族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包括天道、人道以及闻道之方三个方面的内容。天道之学是对自然、宇宙的总体看法，即自然观、宇宙观学说；人道之学是关于人的生命问题的看法，包括人生观、人性论、生命观以及历史观等。同时还包括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问题，即求知之方，以及认识论问题。

从把握世界方式的角度而言，与古希腊哲学以及印度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偏向于对人生的终极思考，是让人们获得终极关怀和精神享受的智慧乐园。因此，中国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是“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地反思的思想”；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的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

古希腊哲学则偏向于对宇宙的终极思考。探索世界万物存在与运动的缘由、寻找宇宙万物特定秩序的原因，是贯穿古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是哲学的任务和使命。西方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不仅是最早的哲学家，也是第一批自然科学家。因此，当今西方的科学精神如此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充盈的源头。

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的主题，通过探讨天人之际，构建“天人之学”，“推天道以明人事”，实现为人构建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之目的。在处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上，“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路。中国哲学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图使人“心安理得”进而“安身立命”。在道的二重形态中，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当属“必然”，人道作为社会的理想规范，则为“当然”；天道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如何存在”，表现为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世界发展图景的展示，人道则关乎“人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涉及人自身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应当如何遵循和作为。

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哲学，无论在思考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基本精神，还是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等方面，与古希腊哲学以及印度哲学都有鲜明的差异，这种特质差异也深深地影响了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以及文化艺术的形态特征，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本质的学术差异。

“人文”一词出自《周易·贲卦·彖传》，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天文相对，通过观察天文以清楚四时变化，通过人文教化来化成社会风气。人文化成有两重含义：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不能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同时也不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二是文化与武化相对，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在科技文化、物质文化占据话语权和世界武力霸权的今天，坚持中国的人文传统，以人文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和缺陷，是中国人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与西方以神为本的文化不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当古希腊的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印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的时候，中国哲学家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中国自西周开始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1世纪以后则确立了以神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核心精神。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或神的奴隶。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构建，都是靠人文教化形成道德自觉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

周王朝从开始就认识到“天命靡常” ^［1］的道理，即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周人把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是“敬德”的观念。他们认为，天子自身德行的好坏是政权兴盛衰亡的决定因素，而非外在原因。《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先秦时期的哲学家非常重视人道的研究，却鲜少关心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即使讨论天或自然，也总是同人事联系在一起，研究天道最终是为了说明人道。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不太关心宗教神学问题。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等。孔子关心的是此岸，关心的是怎样做人的问题。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仁”，即仁者爱人。孔子的人道原则成为儒学的基本特色，后世儒者纷纷把论证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宗旨。墨家也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人道原则，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道家大力倡导自然原则的过程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修养的提升和保持必须反对物欲对人的精神道德的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同时也强调人必须“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国人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人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万物的主宰，而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来状态。以人为本的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阐述了道器关系，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中国哲学的理解，形而上之“道”展现的是万事万物存在统一性的终极原理，是超越了经验知识层面的普遍性智慧，是对事物存在的整体性、全面性的理解；形而下之“器”则是对具体特定事物的知识性、技术性的把握，涉及操作层面的经验性知识，所谓器物之知和专门之技。“性道之学”不同于具体“器技之学”。

《庄子》一书的著名寓言“庖丁解牛”，对“道”与“器”、“道”与“技”的关系进行阐发，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普遍之“道”与具体之“技”之间关系的认识。“道”高于“技”，而“技”又必须进于“道”，达到出神入化的完美境界。庖丁被视为当时的解牛高手，他能够以非常娴熟、出神入化的方式去解牛。在解牛之时，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每一个动作都近乎舞蹈，相当完美，解牛时发出的声音如同乐章，非常悦耳。解牛过后，常常“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表现出自我满足感。庖丁所用之刀，十九年依然崭新如初。为什么庖丁的解牛技术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呢？其根本在于“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也就是说，他已从具体的“技”升华到“道”的境界。

医学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学科，成就高超医术，同样需要有庖丁“技进于道”的境界修为。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气、阴阳、五行等哲学范畴从《黄帝内经》开始就成为中医学的最基本概念，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同时“气-阴阳-五行”还成为中医学最基本的思维模式，用于说明人体生命的形成与活动、人体生命的功能与结构、疾病的产生与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医者高超医术的养成，不能仅仅停留和满足于医者对人体生命及其疾病的经验之知，而必须升华到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正如庄子所言：“知之所至，极物而已。”“极物而已”是指仅仅限定于某一物的经验之知是不全面、不确定的，只能属于“小知”层面，而只有上升到形而上之知或“道”的智慧，才能以道观之，达到融会贯通，获得更加全面、透彻、精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