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记》的亡缺与续补

一、十篇有录无书

班彪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16)

《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17)

《汉书·司马迁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迁之自序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18)

《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所著《别录》、《七略》节缩而成，凡有部类调整、篇目增省，无不一一注明。以上所引资料表明，《史记》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已缺十篇。班彪“家有赐书”，有《太史公》秘书之副本，刘向、刘歆、班固则都曾典校秘书，他们认定《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应属可信。

二、亡书的判断

班氏、刘氏父子都曾指出《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但没有指出具体篇名。第一个列出《史记》亡书篇目的是张晏，他说：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19)

对于张晏列的十篇亡书，不少学者有不同看法。为此，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详加考辨，证成其说，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可参看。这里从分析有关材料入手，参考前人的意见，提出判定十篇存亡的三条标准。

（一）版本

卫宏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20)对于卫宏提出的削书说，后世学者多有怀疑。但《景纪》、《武纪》是否亡佚与因何而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王肃云：“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21)说明三国时《景纪》、《武纪》还是“有录无书”。

褚少孙补《三王世家》和《龟策列传》称：“传（指《太史公自序》）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又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三王世家》和《龟策列传》在十篇亡书中，应是事实。

《景纪》、《武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的亡缺，证明刘向父子等所说《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并非虚言。

（二）体例

今天所见十篇，体例多与《史记》抵触。分别论列如次。

《史记》各本纪，都是言事并重，人物对话、诏令多载其中，《孝景本纪》记言之文片言只字不存，与其他各篇体例迥异。各本纪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而《景纪》则纯用编年之法，也与他纪判然有别。

《史记》各篇，未有移甲充乙，彼此完全重复者。今《孝武本纪》全录《封禅书》，显出后人补窜。

《史记》每篇各有论赞，《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独无，《将相表》中的倒书，则为他篇所无。

《史记》凡载皇子封王及同姓诸侯之事，必载其所出、封年，并及行状。今之《三王世家》仅录诏书而无一语涉及传主事迹，罗列封策三王之文而又不载年号（甚至不详朝代），连三王为何人之子都未明言，其在《史记》，实属绝无仅有。

《史记》类传，以其所载人物众多，故不以人名标目，扁鹊、仓公，同为中医高手，二人合传，本是以类相从，《史记》以“扁鹊仓公”名篇而不与其他类传同等处理，区别即在于人物之多寡。今《日者列传》仅记司马季主一人，《龟策列传》止叙宋元王一事，足见续补者未能顾及类传体例。

《史记》立传之人，必叙其所出，详其爵里，汉代人物尤其如此。《傅靳蒯成列传》不载傅宽、靳歙二人籍贯，显与作史体例不合。且此传全同《汉书》，记言之文共二十余字，而蒯成侯一传，寥寥百余字，几乎全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这在《史记》中亦罕有其匹。

（三）内容

十篇的内容，多不合史公原定宗旨，又多超出太初断限，且多疏略谬误。

《孝景本纪》篇末载景帝崩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文中称武帝之谥，当出后人追叙。

武帝被司马迁称为“今上”，《自序》也明言作“今上本纪”。今本《孝武本纪》篇首十余字袭用《孝景本纪》，以下全抄《封禅书》。文中多处称武帝为“孝武皇帝”，而“今上”、“今天子”之称也杂于其中。全篇所载，只有封禅一事，且系抄袭，而于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改正朔，易服色诸事，一概不录，与《自序》之意，相距甚远。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一栏，皆列国家大事，将相只载其封薨诛免，不录其有无发明建树，也不载其秽行劣迹，与《自序》“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不相应。此表下限迄于鸿嘉元年，且称成帝之谥，太初前后记事也没有任何标志加以区别。

根据《自序》，《礼书》、《乐书》应载述古今礼乐之损益变化。今《礼书》杂取《荀子》中《礼论》及《议兵》两部分内容敷衍成文，《乐书》则多取《乐记》成篇。虽洋洋洒洒，议论可观，而于古往今来音乐之变，则草草了事，至于三代礼之损益及古今礼制递变，更是懵然不知何处下手，喧宾夺主，空发议论，显而易见。《议兵》之文，搀入《礼论》，更是不伦不类。《乐书》所记，事多谬误，不一而足。

《律书》以律为名而言兵，其言兵之文，又与《自序》所言《司马法》、太公、孙子、吴起、王子等渺不相涉，当是后人割取言历文字拼凑而成。

《龟策列传》载丘子明之属因巫蛊被族，事在征和之后，远远超出太初断限。

如前所述，从《史记》的版本、体例、内容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不难知道今本《史记》虽然十篇篇目俱在，但已不是史公原作。

三、《史记》的续补

前人使用续补二字，往往混而同之，不加区分。这里有必要对“续”和“补”下一定义。“续”指《史记》原文俱在，好事者踵继其后，附录续载太初以后事（《史记》以太初为记事下限）；“补”指《史记》原作已佚，后人补其亡缺。按照这一界说，两汉时真正续补《史记》的，只有褚少孙、冯商二人，其他人都只是续而没有补。

（一）褚少孙续补《史记》

张晏曾说，《史记》十篇既亡，“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22)今《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褚少孙所补文字俱在，都标明“褚先生曰”。《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且称求史公原文而不能得，则此三篇为褚氏补亡之作可知。今本《孝武本纪》抄《封禅书》，篇中无“褚先生曰”，而郑樵《通志》引张晏云：“惟《武帝纪》，迁没其书残缺，褚少孙补之，所谓褚先生是也。”(23)据此，《孝武本纪》褚氏所补者亦称“褚先生曰”。今本此篇既非史公原作，也非褚氏补作，系后人取《封禅书》凑数。

褚少孙续补篇目有明文可考者共六篇：《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褚少孙续史六篇加上补亡之作四篇，总计褚氏续补《史记》达十篇之多。

褚少孙续补《史记》的时间，有的在元帝初年，也有的在宣帝之世褚氏为郎而未为博士之时。

褚少孙续补《史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全部标明“褚先生曰”，而且往往明言材料来源及作文目的，绝无鱼目混珠之嫌。后人把没有标明“褚先生曰”的续补文字一起归到褚氏名下，明显欠妥。二是褚氏续补的文字一开始就依附于《史记》而行。

（二）冯商续补《史记》

《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之后，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又云：“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杨树达云：“韦引班彪《别录》及《张汤传》如淳注引班固《目录》并云商续十余篇，而《志》文只七篇者，姚振宗谓商书本十一篇，班氏省去四篇，故为七篇。其说是也。”(24)颜师古云：“《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25)西汉续《史记》者虽有十余家，但见于《七略》者只有冯商一家。《汉书·艺文志》全据《别录》、《七略》节缩而成，凡有出入删省，必加注明。冯商所作十余篇载于《七略》，《汉志》仅录七篇，故有“省《太史公》四篇”的说明。又《汉志》著录，多存作者姓名，因《志》文著录《太史公》只有司马迁、冯商两家，而史公原文，自无删省之理，故所省《太史公》四篇，必为冯商所作无疑。

冯商所续《太史公》十余篇，本是别本单行。刘歆《七略》曾经著录，《汉书·艺文志》保留冯商所作《太史公》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四篇因所记内容在《史记》断限之后，因此被班固删去而不得与《史记》并列。

（三）其他续补者

《史通·古今正史》：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26)

《史通》所举各家，除冯商外，其余都是续载太初以后事。诸家续书多鄙俗，且零星不成系统，班彪采其事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各家续书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故《汉志》均未著录。诸家续书的内容虽与《史记》关系不大，但他们续书的名称，却值得注意。据陈直先生考证，《太史公书》之名演变为《史记》，当在东汉桓帝时，前此无《史记》之名。(27)刘知几从后来书名简称《太史公书》及其续书为“史记”，若恢复原来的名称则当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艺文志》冯商续书及所删四篇均称为《太史公》），则当时续书者多以“太史公”为称可知。书名既定为“太史公”，文中以“太史公”来发表议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张丞相列传》历记征和之后车千秋、韦贤、韦玄成、魏相、邴吉、黄霸、匡衡、郑弦等人的事迹，赞语以“太史公曰”对他们发表议论，即是明证。后人往往以篇中有无“太史公曰”来判断其是否太史公原作，实不可取。

---

(1)　本书所引《史记》及三家注原文均见《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不一一标注。

(2)　参见拙著《太史公书研究·司马谈作史考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96页。

(3)　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40页。

(4)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29页。

(5)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509页。

(6)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227页。

(7)　《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玉海》卷四十六：“《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知《索隐》、《正义》同本于《博物志》。今本《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四”当为“三”之误。

(8)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第487页。

(9)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231页。

(10)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579页。

(11)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第579页。

(12)　这是司马谈的话，但也反映了司马迁的认识。

(13)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第576页。

(14)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第581页。

(15)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2页。

(16)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5册，第1325页。

(17)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714页。

(18)　《汉书》，第9册，第2723—2724页。

(19)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见《汉书》，第9册，第2724—2725页。《史记·太史公自序》之《集解》、《索隐》略同。

(20)　《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裴骃《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

(21)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418页。

(22)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见《汉书》，第9册，第2724页。

(23)　［宋］郑樵：《通志》，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83页中栏。

(24)　杨树达：《汉书窥管》，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2页。

(25)　《汉书》，第6册，第1715页。

(26)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4页。

(27)　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