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思路及意义

南北朝各政权均属于武力建朝与军事保障下的文官统治类型，相关的文官铨选制度在汉唐官僚体制演化、定型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南北朝皇权势力大张，采取了许多举措以改善日见僵化的九品官人法，从而大致形成了三种并行的选官制度，即皇帝征拜、吏部依例铨选的中央选官制度，州郡考核、荐举与中央授官相结合的孝、秀岁举与特科制举制度，公府、太子、诸王、中央官署长官、州郡长官、将军、都督辟召等官员个人选官制度。虽然吟诗作赋本身并不属于政治活动，但以其为核心手段而构建的“文场”却广泛存在于朝廷或私人场合，并作为一种“媒介”，“使弥满于其他学术活动中的竞争意识和雄心壮志也渗透进文学活动之中”[16]。对南北朝文士而言，他们或凭藉选官制度由布衣转为官员，或因政绩表现而升降迁转，其身份往往呈现出官僚、作家、学者、士林贤达、乡邦领袖等多重样态；这种复合型身份又使其文事活动、创作心态与其官场实践、政治心态高度叠合，他们以各级选官制度为纽带，聚集于朝堂、郎署、东宫、藩府、文馆、郡衙，进而掀起了超越汉晋的集群化、功能化、应制化、宗教化、唯美化的文运新风。诚然，探讨官制与文学的互动关联已是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各段文学研究的惯常视角，但专就南北朝阶段而言，历史学视域中的制度史、专门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尚未有力地与文学专题研究相绾合，并最终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研究论著。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探讨选官制度与文学的互动关联，一直是学界重要的研究思路。傅璇琮、王勋成、祝尚书等前辈学者在唐宋阶段树立了一系列典范之作，并带动了唐代迄至明代的相关研究[17]。与南北朝直接相关者，当属王相飞博士论文《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其认为，南朝选官制度处于两汉察举制向隋唐科举制发展的关键阶段，与文学的交互相关体现在多方面，即：选官制度下文人入仕类型的划分及依据，九品中正制对文人阶层的划分、文人心理状态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察举和学校入仕制度与南朝文风的演变关系，州郡府属佐入仕制度与南朝文学的关系（以文学集团及山水诗与乐府诗的区域性特征为中心），“起家入仕”与文学，待诏制度及对南朝文学发展的影响，尚书省、中书省官员的选任与南朝文学之关系（以尚书郎、尚书主客郎、中书郎、中书舍人的选用与南朝公文骈体化、南北朝文学交流等问题为中心），秘书省、著作省官员的选任与南朝文学之关系，等等。另外，文末还附录《南朝文学家入仕类型分析简表》《南朝文学家入仕类型情况统计总表》《南朝中书侍郎、中书舍人情况简表》，以作正文的数据支撑[18]。应该说，上述论述框架相对完善，对于本选题南朝部分的探讨具有启发性。不过，在探讨官制与文学关联的过程中，其多以单一职官及其历时沿革为视角，对于该职与他官之间的联官治事、迁转关系及其文学书写关注稍弱；其注重起家入仕的类型分析，但这只是选官开启阶段的内容，随着仕宦生涯的展开，官员每一任期的结束都是下一次选官活动的开始，故选官制度在官员一生中的延续性、偶然性、完整性特征揭示尚显不足。总之，选官制度是南北朝时期贯穿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性制度形式，官场与文坛之间的关联类型、融通机制、双向塑造既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创变性。随着学界相关学术成果的积累、新的文史材料的开掘，持续开拓宽视角、多样化、全方位的论述格局，正是使该选题保持新鲜性、自洽性、系统性与延续性的应有之义。

就微观角度来说，学界涉及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学化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人地望籍贯、起家入仕、迁转仕历、任内文事等细节考辨上。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南北朝作家年谱。缪钺是较早大力从事南北朝文士年谱的编订者。其依次撰成《鲍明远年谱》（《文学月刊》第3卷第1期，1932年）、《颜之推年谱》（《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颜延之年谱》（《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魏收年谱》（《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上述有助于明确鲍照、颜之推、颜延之、魏收等谱主的生卒、仕历等基本问题，并为同类之作后出转精打下基础。此后，南北朝作家年谱成果的集中展示当属1999年出版的刘跃进、范子烨所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此书南北朝部分共收杨勇《谢灵运年谱》、范子烨《临川王刘义庆年谱》、丁福林《鲍照年谱简编》、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曹融南《谢朓事迹诗文系年》、陈庆元《王融年谱》、胡德怀《四萧年谱》、俞绍初《江淹年谱》、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张伯伟《钟嵘年谱简编初稿》、李伯齐《何逊行年考》、詹鸿《刘孝绰年谱》、刘跃进《徐陵年谱简编》、鲁同群《庾信年谱》十五种。上述几乎涵盖南北朝最杰出的作家，为考察其职官履历、升降迁转及文事缘起均奠定了坚实的史料、文献基础。前述学者不乏对年谱进行增订，并单独成书出版者，如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这又为考察南朝寒士铨选与创作提供了更为精良的论据。此外，2006年出版的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是近些年南朝文人谱系研究的力作。此书运用“文学史考古”的方法，详密呈现了萧纲、萧绎文学生涯、艺术成就、军国业绩。考据视野广阔，论证坚实，对考察萧梁东宫、藩府选士、用士及其文事活动尤有借鉴意义。

其二，南北朝作家评传。1990年至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收录了南北朝文士共8家，即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钟国发《陶弘景评传》，潘富恩、马涛《范缜评传（附何承天评传）》，程维荣《拓跋宏评传》，陈桥驿《郦道元评传》，杨明《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郭文韬、严火其《贾思勰、王祯评传》。其中，《陶弘景评传》有助于考察齐梁辟召宗教人士的机制及效果，《范缜评传（附何承天评传）》利于考察齐梁文士进行“黑白之辩”“形神之辩”的集群化与宗教化学术活动，《拓跋宏评传》利于考察拓跋宏如何确立北魏门阀制度及其得失，《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利于明确刘勰、钟嵘仕历生平与其著述的关联，《萧统评传》则对考察萧梁东宫铨选与东宫文士专门化学术、文事活动的关联大有助益。

其三，南北朝作家生平仕历综合考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以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一书为代表。此书始于两位学者1984年着手编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至隋）》之际，是为后者的衍生成果。书中涉及南北朝文士与仕历铨选有关的内容较为丰富，以细大不捐、条分缕析、考论精详为鲜明特色。如书中“宋文帝立玄儒文史四馆”条，明确了刘宋四馆学形成过程及时间，为考察南朝文馆选士育才的历程奠定了基础；“‘龙门之游’与‘兰台聚’”条，对于考察齐梁名宦赏拔及其文事活动有所帮助；“卢思道被征至长安时间”条，利于了解北周征召制度与文人创作的关联；“李谔卒年及请正文体时间之推测”条，则利于考察北朝文体对铨选标准的反向作用。此外，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打破朝代断限，不仅将作家生卒仕历、文事活动、国家崇文政策等文学内容明确系年，还通过对史料的系统化排比、勘对，将南朝诗坛由元嘉体、永明体至宫体流变的历史轨迹与北朝文学自十六国至隋代南衰北盛、南北融合的必然趋势作了细致揭示。这对从选官制度考察南北朝文风流变具有启示意义。

就宏观角度来说，学界涉及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学化研究，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其一，门阀士族整体与文学关系研究。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政治运作的产物，也是南北朝阶段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东晋南北朝之文学世族对当代文学、学术之贡献”一节，论述了南北朝士族玄学清谈、专擅诗文、经史兼修、继承家学、精勤苦读等多重文化特质及对文坛的影响。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南朝江东大族的集团结构、文化活动、总体趋势与作用。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阐述了世族宗亲伦理、文学集团对六朝文学题材、文学批评的影响，并以陈郡谢氏、吴郡张氏、沈约《奏弹王源》等个案透析南朝世族门风、家学、婚宦、士风及与文学的关联。此外，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广陵书社2010年版），均有助于深化对南朝世族家风、家学的认知。

其二，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藩府选士及集群化研究。早在1948年，何融发表《齐竟陵王西邸及其学士考略》（《国文月刊》第77期）一文，首次考索62位西邸学士，并对其群体活动加以简述；林家骊在此基础上，于1998年发表《竟陵王西邸学士及活动考略》（《文史》第45辑），详细论证了西邸建立的由来、选士的规模及相关文事活动；柏俊才后撰《竟陵八友考辨》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西邸学士的规模、竟陵八友生平事迹、诗文系年都进行了系统深细的考论。此外，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探讨了竟陵八友的形成、性质、文化活动及在六朝文化史上的地位，兼及论述沈约对吴兴沈氏由武入文的关键作用；此后，又将此书扩展成《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其“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一章又着重阐发萧统文学集团的构成、文学旨趣及与梁代中期复古思潮兴起的关联。谭洁《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从竟陵八友集团的组织者阶层构成、佛学倾向、文学活动、诗歌理论等角度，论述了佛教对此文学集团的深刻影响。上述对考察公府铨选与文学、学术活动的关联有直接帮助。针对藩府文士集团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值得重视。1960年，網祐次出版《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南齐永明时代を中心として》（新树社1960年版）一书，上编第二、三章揭示了以文惠太子萧长懋、随王萧子隆、竟陵王萧子良各自为中心的作家群构成，并着重探讨了竟陵八友及以萧子良为中心的抄书撰述活动；下编则集中探讨了永明文人同题共作的过程、诗法技巧、文学批评的独立化趋向等内容。網祐次的论述虽然平浅，实已开启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学集团研究中古文学的重要视角。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从士庶关系入手，探讨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活动方式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标举“中古文坛领袖论”，将南北朝文人集团活动归纳为三种类型，即萧衍、陈后主、拓跋宏、高纬、隋文帝等君主主导型，萧长懋、萧子良、萧统、萧纲、杨勇、杨广等东宫或藩王主导型，以及裴子野、邢邵、魏收等名臣主导型。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详述任昉参与王俭、萧子良、萧衍等文学集团的活动；李猛《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探讨了西邸文学、政治集团的形成过程。上述均有助于开展南北朝藩府选士及文学集群化研究。

其三，门阀士族专书及个案研究。1952年，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发表《关于六朝时代的家训》（《日本学士院纪要》10卷3号）一文，其第四节“南北朝时代的家训”对比了南北朝各十二种家训在道德伦理规定、家国关切、家庭财政、经学教育、宗教寄托、阀阅意识等内容；其又于1967年发表《论〈颜氏家训〉》（《中国学志》第4本），立足对颜之推世系家风、仕宦生平的考述，分析《颜氏家训》成书时间及思想旨趣。此后，秦元《颜之推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版）一书更加详密地探究《颜氏家训》的家族观念、门第教育思想、叙事艺术及颜之推的文学成就，进一步深化了守屋美都雄的相关论述。上述对研究南北朝世族应对铨选的先期教育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其四，南北朝乐府制度、孝秀、文馆、礼官选拔与文学关联。南北朝官制与文学的相关研究当以乐府制度与诗歌研究为深入、系统。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对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齐梁交游士风、萧衍制礼作乐对乐诗的作用及北朝帝王的歌诗生产、消费等情况，均有详密的揭示；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亦在研究南北朝宫廷音乐机构设置及职能的基础上，探讨南北朝宫廷音乐文化建构及民间音乐发展、文人歌词演唱、传播等内容。至于孝秀察举、文馆选士与文学的关联，有少数论文及著作中的个别章节涉及此问题。如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提及北齐文林馆选士及文事活动；刘飞《文林馆学士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认为北齐文林馆促进了北朝对南朝文风的模拟以及南北文风相互认同感的增强；李德辉《秘书监与南北朝文学》（《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7期）认为秘书监对文学的作用在于培育了一批提倡博赡典雅的秘阁作家群，促使作家学术化、作品典丽化。上述对探求南北朝文馆铨选对文学的影响有指导作用。另外，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陈海燕、丁红旗《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都揭示了南朝察举制度对文坛风气的促动作用；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编“游宴应制背景下的小赋创作”一节认为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应制之作应为“观物赋德”模式；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制度论”一节提及沈约、裴子野史书中专论选举制度的问题；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对王融永明九年（491）、十一年（493）两届《策秀才文》的政治内涵进行深细解读，辨明了秀才策问的形式、功能及文学意义。此外，赵立新《南朝宗室政治与仕宦结构——以皇弟皇子府参军为中心》（台湾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宋燕鹏、吴希禹《试论北朝太常（少卿）的迁转及其文学化》（《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则对研究南北朝宗室选官、礼官迁转的文学效应具有启发作用。

有关南北朝门阀士族个案研究成果较多，如姚振黎《沈约及其学术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黄水云《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詹秀惠《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林家骊《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林大志《四萧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谌东飚《颜延之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丁福林《鲍照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等，都有相当程度的生平仕历、政治事件考辨，并就此探讨其政坛遭际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放眼海外汉学，美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对南朝文学关注力度加大。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翻译《世说新语》、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翻译《昭明文选》，均历时弥久，精勤微细；马瑞志还将沈约、谢朓、王融三位诗人诗集汇编翻译，辑为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ongming Era（483—493）〔《光明永照的时代：三位永明（483—493）时代的抒情诗人》（Brill Leiden Press，2003）〕。上述译作极大便利了西方学者对六朝文学经典的接受与认知。专书及个案研究方面，马瑞志The Poet Shen Yüe（441—513）：The Reticent Marquis〔《诗人沈约（441—513）：隐侯》（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分别从吴兴沈氏家族、沈约早年经历、永明体繁兴、佛道信仰、死于抑郁几个内容，描述了沈约的政治生涯、文学创作与宗教倾向。钱南秀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中古中国的精神与自我：〈世说新语〉和它的遗产》（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旨在论述《世说新语》自唐至清兼及日本的仿作和接受历程，其有关清谈与魏晋精神为《世说新语》的根基的论断可资凭借。吴妙慧（Goh，Meow Hui）Sound and Sight：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483—493）〔《声与色：永明时代（483—493）的诗与宫廷文化》（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着眼沈约、谢朓、王融三位宫廷诗人个体禀赋与士族荣耀，分析其对声色、花园、风景、帝都的感性体认及政治意识；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过对萧统、萧纲进行个案研究，力图揭示梁朝社会政治结构及南北文化建构、遗民虚构对梁代文学浪漫化特征的塑造。其注重文学物质生产过程、回归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少，且卓见迭出，但还存在不少缺憾。其要有三：第一，南北朝文学史界对于选官制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年谱、评传等生平仕历的史实胪列、细节考辨等史学层面，且过度集中在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选题，其他有关选官的文学论题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与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制度与文学研究的体大思精、量巨质优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第二，重南朝、轻北朝的论述倾向。这固然由南北朝政治、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所造成，但北朝在官制设置、组织机构、功能执掌、官员选任等方面均富有特色，并对文坛风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在整体观照的视野下兼顾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互联的叙述平衡，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第三，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化功能、文学的制度化属性等视角重视度尚需提升。南北朝选官体制不仅体现在政法决策、职官运作、制礼作乐等实体层面，还映射到思想学术、士人心态、文化风俗、艺术娱乐等精神层面。上述内容均可与文学创作发生关联，并成为推动文运演化的重要因素。总之，学界的既有成果为本选题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本选题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指出了方向。

二、选题价值与研究重点

南北朝文官铨选与文人息息相关，两者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南北朝文人除少数方外文士终身未仕外，大多集作家、官员、思想者、士林名流、乡邦领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在儒家进取价值体系复振与世俗官本位观念驱使下，士人一般都会通过仕前教育的知识、技能储备，然后接受官方资格审察、荐举、铨选、策试、复审，继而具备候补官员的资格，直至最终释褐起家。入仕之后，同样还要接受聘期考核、迁转升降的官场历练。文人任官的地点与任期决定此人迁徙的地域、路线、滞留时间，也决定其乡国意识、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另外，文人上下级公私关系构成其人际交往、社交活动的内容，继而决定其文学表现的内容。其任官性质、职属范围决定其公文性质、文体特征，甚至可以固化其创作类型；任官期间的群体交往，又决定了文士文学创作的集团性，乃至可以发展为文坛的风尚性指标。可以说，选官制度是透析南北朝文人、文运的关键性钥匙。本选题的价值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学界目前较少针对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互动关联的全面性、系统化的研究论著，既有研究也多集中在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等几个有限的选题上，本研究可以从研究视野、方法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其二，南北朝文学经历了元嘉山水诗崛起，永明作家群体化、音乐化、宗教化诗风，萧梁宫体诗与京师文派之争，陈代宫廷文人应制化、玄言化文风，北魏孝文帝汉魏古风盛起，北齐仿拟南朝、北周至隋南北文风融合等历时性新变。这些变化往往与南北朝政治体制中监察任免、铨选考课、外交礼聘、太子保育、藩府高选、宗庙祀典、婚丧仪轨、学官建制、制礼作乐等内容密切相关，不乏鲜明的政治性、制度化特征。本选题的研究可以为南北朝文学新变寻求职官制度层面的解释，从而使先秦两汉、唐宋至明清制度文学化、文学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学术链条更为完善、贯通。

在南北朝儒学复振的历史语境下，士人的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明显与魏晋相别，而与两汉时期接近。汉代韦贤对其子韦弦成所说的“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多次为南北朝士人引述，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选官角度入手探究南北朝政治心态、文学实践，可以明确南北朝别于魏晋文学的独特品格，从而矫正历来文学通史或者中古文学断代史对此容易混淆，乃至习焉不察的倾向。另外，研究南北朝阶段的选官与文学互动关联，可以为唐代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论证支持。这就要求打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壁垒，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的相关理论，将南北朝文人、文学置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条件下进行综合观照，从而实现知人论世、由世知人的双向认知。本选题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南北朝加强皇权，调整了九品中正制僵化、专断的选才方式，使得文人入仕途径增多，文人入仕态度与魏晋时期有什么历史性转变？隐逸休闲文学在此间盛行，与铨选制度的关系如何？第二，南北朝铨选制度与文士创作发生关联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其表现形式又是什么？第三，南北朝重大文学思潮或文学事件背后的制度成因是什么？第四，研究南北朝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对后世同类型研究有什么启示作用？就研究的具体论题来说，则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

（1）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关联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表现；

（2）南北朝选官制度的类型及文教动机。将南北朝选官制度划分为君主征辟、中央（三公、宰辅、尚书省、中书省、吏部、列卿、诸王、御史台）铨选、州郡察选三个层面，着眼文士选拔的政策制定、底限要求、文教动机，对上述机构设置、机制运行、实践效果进行南北朝各自的断代考察。同时，分析南北朝历朝诏、诰、檄、移等文体的政治功能。

（3）南北朝铨选程序与官场生态及士人心态。梳理南北朝选官制度的五大程序运行实践的总体情况，即中央、地方、家族各级仕前教育培训，入仕资格规定、审察，策试考核备选之士，铨选合格士人候补官职，最终授官履新。据以考察南北朝文士仕前教育的政治导向性和家学影响，据以分析知识构成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另外，亦考察文士在选官程序中顺利或挫败的遭际对其政治心态与文学心态产生的作用。

（4）南北朝铨选官署及制度与文学专题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即官学、私学仕前教育与文士经史知识结构，特科征辟与隐逸文学，考课制度与贬谪文学，休沐、致仕与闲适文学，明经选士与齐梁文变，东宫、藩国职官建制与文派分化，司徒府铨选与永明文运，郎署分职与应制文学，君主辟征与朝堂文学，文馆荐征与博学、隶事文风，郡守察举与郡衙文学，朝聘选官与外交文学，八座议事与廷议公文的生成、功用，九品官人法与文论批评，复古与趋新的文坛风向与选官制度的机制改革，吏部板官与板文、板教的撰制、修辞及功能，等等。

（5）选取南北朝代表性的世族、寒士，针对其应选、迁转、重大人生遭际与文学的关联进行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