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折衷

1894年，甲午战后的李鸿章步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仅保留了大学士的头衔，在北京贤良寺闲住。清流们不遗余力地攻击他，把战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他，把丧权的所有污名都泼向他，他“虽身存而名已丧”。除了1896年底，充任朝廷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国贺沙皇加冕外，朝廷不用他，也不让他致仕回籍。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或许这些年中，他的生命虽在延续，人生已然终结。

1898年冬日的一个清晨，军机诏对之时，太后突然再次想起他，可能不确定年已76岁的李鸿章健康状况如何，当年赵王以能吃几碗饭来考察廉颇是否老矣，太后手笔果然不同，传话指派李鸿章冒寒冬视察黄河河工。

第二年二月，李鸿章活着回京，通过了太后的“体能测试”。

太后准备重新起用李鸿章。此时距李鸿章的人生落幕只有两年，谁能料到，历史的机缘抓住这短暂的时光把他重新推上了舞台的正中央，让一个大清的“汉奸”在赋闲五年后再次参与挽救帝国的命运。

造化弄人，人亦未辜负造化。

太后重行启用李鸿章之初只是想让他处理一些小事。本年是太后的65岁寿辰，逃到海外的两个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鼓动海外华商华侨，借通电为太后祝寿为名，呼吁归政于皇上。不止海外，国内各通商口岸也掀起了一波鼓噪。太后派他以巡视通商口岸的名义对舆论进行弹压，相机捕拿康梁。

1899年旧历十一月，上谕，着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大臣外放督抚，向例要向两宫当面谢恩请训。行将结束之时，太后突然对李嘱咐：“刨了康有为祖坟。”皇上一愣，李鸿章面色不变，磕头退出。

南行赴任之前，李鸿章特来向荣禄辞行。坐定后，见小自己十四岁的荣相国清瘦憔悴，脸带忧思，便问：“相国何事如此深忧？”

荣禄长叹：“南海虽地处边远，却实是本朝贸易商务一大都会，得中堂大人前往镇抚，朝廷无南顾之忧。大人即将高举远引，跳出京城这是非圈外，真是福德无量。而我受恩至重，太后对我也责备最严。”说到这里，荣禄顿了顿，决定还是对李大人交心：“近数日来，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大人将何以教我？”接着压低声音，侧身对李鸿章低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如此这般，把原委一一道来。

李鸿章还没听完，拍案起立，大声说：“这是何等忤逆之事，如何可行？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如果实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难保没有以君臣大义之名起兵者。如此无端引动天下之兵，为害难以预料。太后圣明，这么多年经历多少大事，母子天伦难道就没有转圜弥补之道吗？请相国在奏对之际，详细周密陈说成败得失。此大事，我对君言尽于此。”

荣禄闻之，“悚然若失”。

以上一段密语，乃是曾为荣禄亲信幕僚，后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事后亲闻于荣禄。

李鸿章的决绝态度鼓励了荣禄，他打起勇气，再次努力，向太后转达李的劝诫。李鸿章常年办外交，并且俨然是汉人地方督抚的精神领袖。他对洋人与督抚反应的判断自然有很重的分量，让太后不得不重视。荣禄本人也代表了中央一部分不可小视的力量，他既一而再地反对，为使中央不分裂，也必须有所回应。

从中央到地方，从内政到外交，从在朝到在野，都有如许阻力。于是，出台了折衷的方案。

首先是把立储改为立大阿哥。本朝规矩，皇子在未封爵位之前，都称阿哥。前面冠以排行或者出生地，如雍正皇帝行四，在未封贝勒之前称四阿哥。立溥儁为大阿哥只是表明他获得了皇子的身份，并不是储君，也就是并非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当然，这只是文字游戏而已。从事实上看，虽然溥儁只是皇子，而且是同治皇帝的皇子，但是大清只有这一个皇子，光绪皇帝万年之后，皇位自然只有他有资格继承。

名义与实际之间，太后选择去名求实。

再次，老佛爷本打算在庚子年正月初一废帝立新君。经过荣禄的争取，立大阿哥和废帝分别进行。先向天下公告，观察中外反应，等风潮平息之后，再行废立。

在老佛爷看来，这只不过是有了个缓冲期，事情慢慢地办，总是要办的。在荣禄看来，有这个缓冲期，就有各种可能，事情一天没实现，就不是现实。

于是就有了我们开篇所说，十二月二十四日，廷议立大阿哥。

这一天，全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航船俱停，百报俱止”，所有港口的船舶一律停止进出港，以防异动；全国报纸一律停止出版，以防异声。上谕：“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大阿哥代替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寿皇殿行礼。大阿哥居宫中时在弘德殿读书，居颐和园时在万寿殿读书。由崇绮授读，徐桐、载漪“常川照料”。

新晋军机大臣赵舒翘立即称贺：“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矣。”组织的决定万分正确，如果一定要提批评意见，就是为什么不早点决定。

许多人心里两年以来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不，对情势最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楼上的靴子终于落地了。

不过，只是一只。

朝廷自然无人敢公开发声。地方上只有一点不和谐的音调。两江的刘坤一此前就已上“奏国事乞退书”，以辞职来表明态度，给朝廷很大的难堪。不过，就在诏书发布这一天，刘也扛不住压力，交出总督印信给江苏巡抚鹿传霖护理，准备赴京。第二日南京得电知立大阿哥，湘军统领多人密见刘坤一，请举义旗勤王，但刘已在昨日交印，准备进京陛见了，“婉谢之，但痛哭而已。湖湘义士顿足长吁”。

已到两广任上的李鸿章不发贺电庆贺。他的老部下、驻英公使罗丰禄打电报问他：“朝廷建储，应奏贺否？”正月初七日他回电：这只是为死去的同治皇帝立阿哥，又不是立太子，似乎没什么必要庆贺。其他大部分的地方督抚则举棋不定，互相打听别人如何举动。

湖广总督张之洞保持了一贯的骑墙，对是否上贺表举棋不定。他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老许，你何时发贺表啊？许应骙也和张之洞一样老油条，不愿早早表态，含糊其词地说：“奉文后拜发。”即是说等礼部正式的行文下达后再发贺折。张一看，这个老滑头和自己一样，也是在等别人先露头再定行止。就转身分电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陕西巡抚端方和护理两江总督鹿传霖询问。俞廉三和端方主张及早发送贺折，认为即使“随月折拜发，到京已在二月下旬，若候部文，恐过迟也”。本朝非紧急文件，不实时走六百里八百里加急的，每月统一集中发一次京城，称为月折。俞、端的意思是，贺折等每月例行奏折发送的话，到京城就二月了，如果等礼部正式通知下发后再发，就更晚了，贺喜赶不上热乎劲了。

江苏巡抚鹿传霖刚刚从即将赴京的刘坤一手中接过印信，暂代一段两江总督，更是不敢造次，回电称：“鄙人系权篆，不敢遽定办何事。”我一临时工，不敢揽事。

与官场相比，民间的反应竟然要激烈一些，颇有些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