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顺变时代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经历变革之痛。从许多方面看，人类延续至今的发展，都是一段值得称道的漫长旅程。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喜悦，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距离上次世界大战已过去了70多年，我们仍维系着世界和平。过去的40年间，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10年。世界范围内的识字率已由1960年的42%上升至2015年的86%。伴随着全球中产阶级的增加，我们在消除贫困这一方面也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有一些事件，尤其是发生在前几年间的一些事件，着实不能让我们感到乐观。如今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全球性疫情，它让我们的国家濒临崩溃。有人经历苦难，有人遗憾逝去。我们的文化分崩离析，分裂的群体甚至不再佯装彼此间尚存共同的追求。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白人警察杀死的事件发生后，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的原罪——种族主义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作为社会成员，美国人在族群层面对世界变革做出的回应，一如美国人在个体层面对其做出的回应。过去的百余年间，随着美国从工业经济升级转型为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许多人丢失了生活的方向。但忙于应付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的美国人没有时间去关注那些平凡生活中的压力源。如今回想，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美国人在这期间积压了太多不满的情绪。谁也料想不到，当水烧开的时候，会是这样一种苦果。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群进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整理美国公民生活衰退的时间线。这一趋势是持续稳定下行，而在2000年，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4引发广泛的关注。帕特南提到，从1960年起，“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就是那些我们让彼此联系的根本要素，正在急速衰落。”他的研究显示，“社群组织的会员数量，换言之也是社群组织的活跃程度下降了58%，家庭晚餐的频率下降了43%，且每十分钟的通勤时间都将耗损10%的各类社会资本”。5随之而来的是，邻里之间疏远隔绝，机遇差异导致阶层分化，还有水火不容的贫富对立。这些困局体现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预期寿命、医疗保障、教育资源、财富收入、生活环境，更不用说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

《纽约时报》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道“世界燥热、平坦、拥挤”6，并补充说“联系在一起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大挑战”。我认为，“联系在一起”改变万物。作为人类，我们生活在内群体和外群体中，但我们从未有过与13亿人［脸书（Facebook，现更名为元宇宙“Meta”）的现有用户数］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这一状况改变了我们的身份认知，也改变了我们对美国的期待。美国的立国纲领拥护美国各州的联合，是美国国家制度的基石，但在推特（Twitter）和脸书已成为新的社会身份认知的当今，似乎就此失去了永恒的神圣光辉。如今的我们总是细心打理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我们中有多少人愿意放弃道德高地，与我们的人类同胞和解呢？

我们如今的安全感归于何处？所有的报告都指出，公众对政府、媒体、政客的信心都已降至历史低点。我们正生活在“顺变时代”，这个概念由组织机制咨询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于1968年在他的著作《短暂的社会》（The Temporary Society）中提出。顺变时代指的是一种组织机构模型，它的特征包含“不以恒常为前提，且具备自发性的行为。这些行为还有具有适应性、创造性、灵活性，并蕴涵了人们诠释周围世界的意图”。7我们的信息世界一直持续快速地进化着，过载的信息导致我们只能漫无目的地寻找着一条纽带，寄望它能将我们与心中的理想国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理想国应重现往日荣光，应值得我们敬仰，更重要的是，应赋予我们共同的期盼。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生活中名为“联系”的神奇戏法令我们产生了自己在操控一切的错觉。实际上，你我都只是人类的78亿名成员之一，而所有成员都期待着相同的特权。这意味着，我们迫切地需要在诸多观念上达成共识。

这就是笔者撰写本书的终极原因。我们相信，数据与理论的交汇能够突破瓶颈。当然，我们应用了现有的先进数据研究方式、人工智能方案以及其他的先进工具。但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过分强调这些技术的应用，我们更聚焦于我们提出的原因分析模型，深入探讨它带来的启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不会仅因逻辑、喜好或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改变他们的行为。我们发现，诸如文字、图像、主题等信息与刺激人类大脑中控制非语言部分的信号共同运作，是引导人类行为的最可靠方式。构建原因分析模型的全部目的，就是识别对于个体而言，哪些信号、图像、主题最能与其形成联系，唤醒其深层次共鸣，甚至改变其行为。

简而言之，我们不需要挖掘更多的数据。我们只需要运用我们已掌握的数据去回答那些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