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日的田园城市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902）的最初构想中提议对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改造。清除世纪之交那些可憎的贫民窟。工人阶级将在自给自足的规划社区找到新的生活，个人和社区的需求将会得到平衡。这些愿景是所有乌托邦式城市实验的基础，也是整个新城镇运动的核心目标。按照霍华德的规划，3.2万人将生活在1000英亩的土地上。城市将成为一家由本地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吸引轻工业、零工和服务业。土地将成为公共财物。人们将在赠予的宅基地上发扬开拓精神，建造自己的家园，开设自己的小型商店。

霍华德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影响，从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合作运动，到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信念，后者认为新技术将使人口可以远离工业城市的恐怖。田园城市相信自然具有恢复性，相信城市可以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它能同时提供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好处，并最终提供个人自由与社会合作。田园城市的外观被想象成半径约为一公里的圆形，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往来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市中心将有一个公园、一些公共建筑和一个购物中心。一旦某个聚落达到最大的规模，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版本，它会带有一条将两个城市分隔开来的农业带，直到最终坐落于乡村的一群城镇通过快速交通系统连接到一起。霍华德将这种多中心的愿景称为社会城市（Social City）。这是一种“常识社会主义”（commonsense socialism），在他的标志性图表中被形象地描绘为“第三磁体”（Third Magnet），它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越性，比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式社会主义更为优越。(1)

霍华德将城市设计与社会改革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人们对此反应异常热情。田园城市运动无缝融入了由进步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慈善运动所确立的国际主义氛围。《明日的田园城市》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而田园城市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各地涌现出来。

1908年，田园城市概念传入俄罗斯。1911年，圣彼得堡的社会改革者出版了霍华德著作的俄文译本。1909年，一小群俄罗斯人与德国田园城市的狂热爱好者一起去莱奇沃思朝圣，1911年又与丹麦和德国代表团一起再次前往。颇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建筑杂志《城市建设》（Gorodskoe Delo）热情地推广田园城市项目，而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塞米奥诺夫（Vladimir Semionov）则与英国建筑师、城市改革家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合作，撰写了大量关于田园城市理想的文章。根据塞米奥诺夫的设计，莫斯科-喀山铁路公司在莫斯科以东40公里的普罗佐罗夫斯卡亚车站开始建造俄罗斯第一座田园城市的样板。(2)此举大获成功，以至于俄罗斯交通部开始为铁路员工建造类似的居住点。田园城市风格的项目也出现在了西伯利亚，那里成立了一个全俄罗斯田园城市协会。

20世纪进程中，俄罗斯建起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田园城市和新城镇。但是，田园城市、田园郊区和示范村的试验也在欧洲各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涌现出来，(3)尽管许多不过是装饰着绿色植物的住宅开发项目。与俄罗斯一样，这些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由热衷于为中产阶级通勤者提供郊区住房的铁路公司开发。铁路的发展带出了一种全新的大都市增长的空间地理学。

开拓新技术使得田园城市成为了进步改革者最重要的梦想和愿望的发生地，然而，它也奇特地融入了一种保守价值观。对乡土形式的怀念弥漫于田园城市的幻想之中，精英们对乡村的幻想和旧式乡村风格的偏爱也是如此。改革者们心目中的田园城市是坐落于林间树丛的景色宜人、无忧无虑的城镇和村庄。这些林中居所可以缓和现代生活的压力。在大自然中生活，与心灵的纯洁和健康，与“回归大地”和更简单的生活方式都息息相关。田园城市项目常常与一些古怪的另类社区联系在一起，这些社区由特权中产阶级改革者组成，他们信奉从素食主义到乌托邦社群主义等各种理念。

埃比尼泽·霍华德和雷蒙德·昂温是让田园城市的理想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他们是伟大的传教者，一个名副其实的双人环球旅行表演团队。“第三磁体”的图案和莱奇沃思的照片成为了传播福音的宣传图标。此外，诸如昂温这样的著名从业者的著作为早期从事规划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经典范本。昂温的《城镇规划实践》（Town Planning in Practice，1909）和《过度拥挤一无是处》（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1912）也许都比霍华德的作品更具影响力，甚至远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周边的花园郊区实验也从中受益。英国田园城市协会成了一部运转良好的宣传机器，举办了各种会议和海外巡回演讲。莱奇沃思和约克郡的汉普斯特德田园郊区欢迎外国游客前去参观，布罗兹沃思煤矿为矿工建造的“林间宿舍”（Woodlands）以及利洁时（Reckitt's）化工厂为工人安排的赫尔花园郊区（Hull Garden Suburb）也对游客开放。

1912年夏天，霍华德在前往俄属波兰的克拉科夫途中，宣布成立国际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这既是为了充分利用国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战略，以对当时泛滥成灾的田园城市项目有所控制。(4)令追随者们懊恼的是，人们对昂温在田园式花园建筑中的工艺美术和建筑意象的关注，盖过了霍华德的社会改革初衷。霍华德对他的田园城市愿景的定义从未建立在建筑环境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进程之上。但是，由于大众对乌托邦的热捧，所以从狭义上来说，田园城市正在蜕变为一种狭义上的城市设计策略。这些地方的物理条件是不可否认的，城市改革者很容易避开更具挑战性的社会社群主义（social communitarianism），而对霍华德的构想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社会社群主义。英国田园城市运动激进的正统观点也与国际住房大会（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gresses）和国际城镇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Towns）之间的竞争有关，两者都在争取拿下两个新兴的可与之匹敌的组织。尽管国际田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是个受欢迎的合作与思想论坛，但其成员几乎立即感受到了英国大佬们咄咄逼人的气势。

然而，田园城市运动领导权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德国。英德关系是国际运动的轴心，这种关系笼罩在两国之间政治猜疑的迷雾之中。两国的改革者一面在田园城市的活动中愉快地笑在一起，一面却偷偷地在彼此的规划实践中寻找“国家活力”的迹象。然而，历史学家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指出，尽管存在这些摩擦，英国改革者还是把德国视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创新之地，并将其作为灵感和创意的源泉。(5)那个国家出现了大约80个田园城市试验。自1912年起，克虏伯军需品制造商家族就根据卡米洛·西特（Camilo Sitte）、霍华德和昂温的想法，开发了位于埃森市郊的花园村庄玛格丽特恩霍厄（Margarethenhöhe）。早期最著名的两个项目是柏林的花园郊区法尔肯贝格（Falkenberg）和德累斯顿附近的花园郊区赫勒劳（Hellerau）。赫勒劳是由Deutsche Werkstätten(6)赞助的，该项目旨在将应用艺术工作者培养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行业阶层，这与霍华德最初的社会改革理想相距不远。Deutsche Werkstätten和田园城市运动在共同肩负国家教育和经济繁荣的使命中联合了起来。(7)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田园城市协会已有2000多名会员。它吸引了城市改革者、市政官员、实业家以及一大批土地改革爱好者。一些追随者沉浸在对种族民俗历史的怀旧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追求一种进步的现代生活方式。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城市规划仍然是“有钱人的玩意儿”。(8)德国田园城市运动充斥着对避开种族意识的健康乡村生活的保守渴望。许多新招募的成员都是西奥多·弗里奇（Theodor Fritsch）的崇拜者。弗里奇是1896年出版的反犹主义小册子《未来之城》（Die Stadt der Zukunft）的作者，它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有些许相似之处。弗里奇出版的期刊《铁锤》（the Hammer）警告说，大城市的住房条件侵蚀了德国人的活力。此外，它还支持在小城镇建立严格隔离的社会秩序，并对犹太土地投机者进行了抨击。

正如这项简短的调查所表明的，到20世纪初，田园城市运动已成为世界各地城市规划思想和经验的主要交流渠道。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西韦特（Thomas Sieverts）的说法，田园城市协会以及本世纪初兴起的小花园郊区和园林式住宅小区，被视为“现代性的试验田”，是可以尝试社会实践、场地规划和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地方。(9)先锋派城市规划师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的职业生涯诠释了这种人与文本之间的跨国旅行。亚当斯是莱奇沃思的第一任经理，也是田园城市协会的秘书。他受邀成为加拿大政府的顾问，并为该国的城镇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样本，其中包括1919年由里奥丹纸浆和造纸公司沿圣劳伦斯航道修建的哈利法克斯的里士满区(10)和特米斯卡明（Temiskaming）的花园郊区。随后，他搬到了纽约，在那里主持编写了《纽约及其周边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1929），(11)这是纽约大都会地区的第一个总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