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为了更好地阅读、理解和认知黄金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我们首先需要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沿革及其在中国的接收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回溯。
与西欧文学和中国文学相比，真正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俄罗斯文学的出现是大大滞后的，它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8世纪，就有了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它们被马克思称作最完美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具有永久的魅力。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的时间更早。此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悲喜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了中世纪，欧洲出现了骑士文学，后来又有了繁荣的城市文学。而中国在唐朝就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两千三百多个诗人创作了五万多首唐诗，那是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的珍珠。那个时候俄国还没有文字，有文字是10世纪以后的事。
12世纪80～90年代，古罗斯才出现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西班牙的《熙德之歌》（1140）、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1200）一起被马克思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但是，这只是古罗斯文学的昙花一现，用普希金的话来说，“这只是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此后的五百年，俄罗斯文学可以说是一片沉寂，没有出现具有世界级成就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除了记述抗击外族入侵的故事，占文学主导地位的是《圣经》的古斯拉夫文译本、使徒传、伪经、布道书、宗教色彩浓郁的编年纪事、壮士诗、民间口头文学等。一直到了18世纪，逐渐发展、成熟的世俗文学才取代了宗教文学。
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波澜未曾涉及俄国分毫。这一时期意大利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英国有莎士比亚、弥尔顿，法国有拉伯雷、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西班牙有塞万提斯。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更不能相比，比上述欧洲作家更早的就有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此后又有元朝的关汉卿，明代的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文学可谓是花团锦簇，但在俄国几乎是一片荒漠。
到了18世纪的彼得一世时代，随着俄罗斯文化“欧化”进程的开始，西欧文学才进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文坛出现了古典主义，在时间上比西欧晚了将近一百年。18世纪后半期，俄国也出现了类似西欧启蒙运动的文学启蒙、感伤主义文学，但其思想成就和影响是难能与后者媲美的。这一百年的俄罗斯文学，无论是题材、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多是对西欧同类文学的模仿，并不具备独立的民族品格，更谈不上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普希金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普希金在继承前人和学习西欧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真正具有俄国民族独立品格的俄罗斯文学，开启了俄国文学的黄金世纪。在短短三十七年的生命时间里，普希金赶上了几乎落后西欧一百年的文学路程。在他的手里，俄国文学来了个大飞跃，开始与西欧文学并驾齐驱。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1831）与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几乎同时面世。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1829—1848）的时候，莱蒙托夫在写《当代英雄》（1840），果戈理在写《死魂灵》（1842年第一卷，1847年第二卷）。此后，俄罗斯文学名家辈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欧洲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大师先后去世，如法国的司汤达（1783—1842）、巴尔扎克（1799—1850）、福楼拜（1821—1880），英国的狄更斯（1812—1870）、萨克雷（1811—1863），以及勃朗特两姊妹：夏洛蒂（1816—1855）和艾米莉（1818—1848）。
如果说18世纪俄国人拼命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那么在普希金出现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欧人开始惊呼“俄国文学的入侵”，西欧出现俄国文学热。许多欧洲作家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老师。到了19世纪80年代，又出了个契诃夫，他在短篇小说和戏剧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和创新令他的欧洲同行大为惊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三个俄罗斯文学巨匠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托尔斯泰对法国的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美国的德莱塞、瑞典的斯特林堡以及整个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契诃夫对美国的欧·亨利和英国的萧伯纳等。
“黄金世纪”不仅是俄罗斯文学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百年，也是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2020年2月去世的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说，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三个最辉煌的阶段：古希腊时期、莎士比亚时代和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学。[1]英国作家劳伦斯说，就整个19世纪的欧洲小说而言，到了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思想艺术的高峰是以俄国文学为代表的。
除了“黄金世纪”，此后百余年的俄罗斯文学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白银时代”，这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10年代末，俄罗斯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繁荣至衰颓的时代；七十四年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苏联解体后的新时期文学。
在中国，俄罗斯文学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阅读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代。1872年，中国最早出现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刊物《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就刊载了俄罗斯的寓言。清末民初，已经有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的译本。当时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等文化大家均有对托尔斯泰的介绍。
从五四运动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外来文化资源，一种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立场与逻辑：要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鲁迅讲，俄罗斯文学是思想火炬，“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在他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涉及的俄罗斯作家达四十七位之多。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用了整整一个小节、三千余字的篇幅来评介俄罗斯文学。这两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在强调文学对社会思想产生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肯定和赞美，多在作家“对社会、人生中黑暗的描绘”上，在他们作品中的一种强大的除旧布新的革命力量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俄罗斯文学被看作中华民族解放、救亡文学的范本。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介绍、宣传俄罗斯文学是为了建设自己的革命的民族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俄苏文学成了建设新中国，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所需要的新人的思想资源。《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这样的政治需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苏联小说成了我们认识苏联修正主义、反修的文学教材。在8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又一次重新回归其启蒙意义，被看作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译本在1986年的问世恰好应和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小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是站在人和人的生命价值的维度审视社会转型中的社会苦难与人的精神苦难的，他把对民族历史与民族未来的思考与对个人生命价值、自由幸福的思考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走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阐释、认知的确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再读、重构的过程。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不完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文学甚至是被我们异化了的。我们介绍、宣传、研究俄罗斯文学往往不是从文学本体出发，而是重在教育、精神引领，强调这一文学的进步作用和作家的革命精神。一直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我们对她的认知才逐渐回归文学的本体。阅读俄罗斯文学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私人志业，俄罗斯文学也成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和专家阅读、研究的对象。俄罗斯文学不再担任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启蒙思想和革命精神，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状貌，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历史价值，还有民族性格、精神传统、宗教神性意蕴、价值伦理、审美方式等等。
不能不承认，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发现和审美艺术发现上获得了诸多的启迪并受到了深深的影响。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从丁玲、周立波、郭小川到王蒙、张抗抗、韩少功、余华、张炜、迟子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中国作家都在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中找到过成功、成就的精神和艺术依傍。旅美作家木心说过：“我曾模仿塞尚十年，和纪德交往二十年，信服尼采三十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凭这点死心塌地，我满满地建立了自己。”[2]王蒙说：“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伟与高尚。”[3]张抗抗说：“因着复生的《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我临近四十岁的时候，我重新意识到俄苏文学依然并永远是我精神的摇篮。”[4]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国力的衰微造成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低迷与落寞，但其不朽的思想智慧与艺术魔力并不会因如今国家经济的落伍而变质。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太势利一样，评判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审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站在世界文化的前沿，不能仅仅把经济实力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王蒙先生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的日渐频密，只要俄罗斯文学本身依然是一种具有价值和特色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它就必将继续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继续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充实与滋润我国广大读者的心灵。”[5]
本书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中选出成就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同时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八位作家介绍给大家。他们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作者力图把他们放在整个欧洲文学的背景下，用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视角，兼顾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介，让喜欢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其独特的光彩和无穷的魅力。
[1] ［美］乔治·斯坦纳著：《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第二版，2011年，第6页。
[2] 木心著：《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3年，第688页。
[3] 王蒙著：《我以我写荐轩辕》，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2日，http://gov.eastday.com/renda/2012shwl/n/zt/u1ai6117811.html。
[4] http://www.zgsyb.com/news.html?aid=279866#.
[5] 王蒙著：《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呈急剧衰落趋势》，http://www.zgsyb.com/news.html?aid=279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