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4年的54.77%，城市人口从1.72亿增加到7.71亿，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并且城市的人口规模各异。例如重庆、上海、北京等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成都、天津、武汉等人口为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贵阳、南阳、厦门等人口为100万~500万的大城市，通辽、宣城、嘉峪关等人口小于100万的中小城市，它们构成的城市规模体系具有怎样的形式？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的关系怎样，是Zipf分布类型、Gibrat分布类型，还是DPLN分布类型？Zipf分布表示城市规模与位序存在特殊的序列关系。Gibrat分布表示城市规模增长与其位序是成比例的，亦可以演进出城市规模与位序的关系，Eeckhout（2004）的研究成果推导了二者相互推演的关系。DPLN分布是Zipf分布与Gibrat分布的结合体，在上尾部分和下尾部分均满足帕累托分布，在中间部分满足Gibrat分布。那么，这三种类型的城市规模体系是否能契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是否满足Zipf法则且城市规模的增长满足Gibrat法则，或者同时服从DPLN分布？如果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与三种理论的城市体系存在一定的规模偏差，如何进行解释？新经济地理理论倡导的集聚经济因素能否有效解释中国城市规模偏差的原因？政府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政治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对中国城市规模偏差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