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古代到现代
古人啊，亲爱的古人啊，他们都是值得仰慕的模范。他们要是提笔写作，必会创作出崇高的作品；从事哲学研究时，他们就会为世人建立起近乎完美的道德体系，即便是基督教教义也只能做这一体系的补充；一旦他们投身到各种行动中，也同样个个具有英雄气概。他们可不是传奇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罗兰，也不是阿玛迪斯1：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不论是写作、思想还是生活，我们只需要模仿这些古人就可以了。
突然间（至少表面上看事情的发展似乎是这样），来了些不信神的人，来了些亵渎神明的人：这些人就是现代人，他们毁掉了供奉着古代诸神的祭坛。“现代”，光是这么一个词，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这是个富有魔力的词汇，它能将来自古人的、过去的力量化解于无形。现代人一开始还非常低调，但渐渐就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伟大的古人开始被遗忘、被抛弃，人们从此要追求一种现时的快乐，一种能感受到自己血脉偾张、充满年轻活力的快乐，哪怕这快乐转瞬即逝，哪怕这快乐看起来有些肤浅、有些嚣张，也在所不惜；人们宁愿拿现在做赌注，而不再指望未来，不再期待永恒。大家都觉得马里沃笔下的特里弗兰2说得非常对，4 000年的历史扛在肩上，那算不上是什么荣耀，而更像是一种承担不起的重负。当时形成了一种新式的迷信，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迷信的影响。“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新事物终有一天也会消亡，但在我们眼里，新还是一种比什么都重要的特征，要是没有了新，其他的特征都毫无意义，一旦具备了新，其他的特征又会全被它遮蔽。为了避免被人说无能，让人轻视，惹人厌烦，于是，不论是在艺术、道德领域，还是在政治、思想层面，我们都只能始终追求‘领先一步’，渐渐地，只有令人惊奇的东西才能打动我们，只有当即能引发震撼的事物才能让我们欣赏……”3
用现在来取代过去，这种转变究竟是从何而来？崇古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一直以来都在宣扬的事，怎么会遭到欧洲思想界部分人士的批判呢？人们自然会拿著名的古今之争事件来解释这场转变，但这一事件只能算是个标志性事件；真正的根由还有待我们去发现。
在人们内心深处，历史的地位崩塌了；人们的历史情怀有消亡之势。人们之所以会抛弃过去，是因为过去不够牢靠，让人无法把握，总是包含着错误。那些妄言了解过去的人，已经失去了别人的信任；这些人要么是在自欺，要么是在欺人。世界仿佛地动山摇了一回，从此以后，除了现时的场景，人们看什么都不会再有确定之感：所有美好的幻景，都只能寄望于未来。
首先，人们深深感到，现代的历史学家并不是很可靠。
现代的历史学家为数众多，如梅泽莱（François Eudes de Mézeray）、曼堡（Louis Maimbourg）神父、瓦里亚斯（Antoine Varillas）、维尔多（René Aubert de Vertot）、圣雷阿尔（César Vichard de Saint-Réal）、达尼埃尔（Gabriel Daniel）神父、布费耶（Claude Buffier）神父——此人用各种易读易记的小诗句来描写国王和王后、战争与和约，以及帝国、行省和城市的故事。又如劳伦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阿贝尔·布瓦耶（Abel Boyer），以及名气最响的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此外还有安东尼奥·德·索利斯（Antonio de Solis），他于1684年记录下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辉煌历史。当然，历史学家还有其他很多位，尽管这些人肯定不甘于默默无闻，但现实对他们也不算不公正。现代的历史学家风格各异，但还是存在几方面的共同点：他们都认为，历史是道德学校，是至高无上的法庭，是展现优秀君王荣耀的舞台，是让恶人无处遁形的断头台。历史还能让我们了解人的各种性格，因为它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心理解剖”。尤其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艺术品；正如王储殿下的老师科尔德莫瓦（Géraud de Cordemoy）所说：“时间最好是花在创作上，花在对历史事件的整理上，而不是去寻找历史真相；考虑的重点应该是文体上的优美简洁、清晰有力，而不要总想着写的东西都无懈可击。”历史作品是充满悲情的戏剧，它要求一幕幕戏都气势恢宏；要有战争，有阴谋，有革命，有分裂，有上佳的素材，有壮美的主题。历史作品还是气宇轩昂的演说，并与诗有几分相似，因为诗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演说，一种有韵律的演说。历史作品是崇高的，这是它的天然属性。从其自身规律看，历史作品必然包含着各种言论、各种描述、各种格言、各种分析和各种比照，比如说这样的比照：有人将查理五世4和弗朗索瓦一世放在一起论述，“上天对这两个人的安排，可不是让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王国、有近亲血缘关系那么简单；上天想让他们的荣耀建立在彼此相生相克的斗争中；弄到最后，当其中一位告别舞台后，另一位也不复昔日英勇，开始连连犯错……那么，就让我们用这著名的比较列传式的写法，先从知晓度最低的事情入手，谈谈我们这两位英豪的故事，接下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仿效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在擅长此类写法的作者中，他们是最伟大的两位大师），按照他们所要求的严谨和精准，继续写下去……”5
简而言之，此时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蒂托-李维，而且是更有雄辩力、风格更华丽的蒂托-李维。于是大家都认同了勒莫瓦内（Le Moyne）神父这位作品体裁理论家的观念。他是这样说的：“所谓历史作品，就是对真实的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连续式叙述，写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出色的口才，要体现出自己的判断，要对普通人和君王都有启迪，要有益于世俗社会。”6
这些历史学家曾在自己的作品前写过一些精彩的前言；他们会借此机会说明，自己最关注的就是展现公正。只是他们同时还承认，他们的任务是要捍卫自己的君主、国家和宗教，无论出现什么情形，他们都有既定的立场，他们不会再努力寻求真理，而只会对立场进行辩护。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笔为武器对垒相持，一边宣扬法国的路易十四，另一边歌颂英国的威廉三世；无休无止的争论就这样展开了，其中以下几本书引起的纷争最为激烈：吉尔伯特·伯内特的《英国教会改革史》（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679—1715），曼堡神父的《路德宗史》（L’Histoire du Luthéranisme，1680）和《加尔文宗史》（L’Histoire du Calvinisme，1682），以及瓦里亚斯的《欧洲宗教领域革命史》（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arrivées en Europe en matière de religion，1686—1689）。
他们的写作模式无拘无束。圣雷阿尔以小说化的形式再现了唐·卡洛斯7的个性及生平，并连带讲述了西班牙针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阴谋故事：既然小说家能从历史中寻求素材，那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把历史写成小说呢（反正这两种方式弄出来的错误都差不多）？——瓦里亚斯年岁渐长后，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他便每天口述几个小时的文章，根本没精力核实写下来的东西对不对。其实他还没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编造一些故事；他的一位对手指责他说的事很多荒诞不经，这其中包括了弗朗索瓦一世和夏多布里昂夫人（Mme de Chateaubriand）可悲的爱情结局：根据瓦里亚斯的记载，夏多布里昂先生1526年从帕维亚回来后，就把他不忠的妻子关进了一间不见天日的房间；为了满足复仇的快感，他还悄悄去看她伤心绝望的模样；最后，他借两个医生之手，让她大出血而死。但事实上，1532年，弗朗索瓦一世在远游布列塔尼时，将自己几处领地的收益指定交付夏多布里昂夫人；1537年她去世时，他又将这几处领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交给了她的丈夫……——劳伦斯·埃查德写过自尤利乌斯·恺撒入侵不列颠开始的英国史，他认为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没必要去参考僧侣们记录下来的粗浅文字；所以，他只借鉴他觉得好的古今作品，然后进行改写，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直接照搬，他觉得，这样的方法就足够了。其实，他只是把其他人不敢承认的惯常举动明说了出来。——这些历史学家还流传下来一些趣闻逸事，听起来也很像是真事。比如说，维尔多在写完了马耳他大围攻8后，有人又向他提供了一些材料，但他说太晚了，他的故事已经收篇。又比如说，达尼埃尔神父曾去过王家图书馆，经过一个小时的参观，他表示实在是太满足了。他真是个幸运的人啊！他接着又表示，对写历史的作家而言，能直接引用原始手稿里的素材肯定是非常有益的，他在王家图书馆就见到了相当多这样的手稿，但看了几篇后他认为，尽管用处不少，自己由此添的麻烦却会更多。他这话我们很容易理解。
历史是一座富丽堂皇而又无比脆弱的建筑，经不起最轻微的撞击。在历史学家的内心，疑虑已经出现。他们毕竟是人文主义者，只是他们反应迟缓；他们本身也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的迟缓。疑惑困扰着他们；即便是成功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内心也难以平静；他们一边在大众面前高歌他们的华美乐章，一边不安地思索：“Quid est veritas?”（真相究竟是什么？）
真相，是不是厘清万事可疑的一面、展现可信的一面就能够得到呢？是不是就是“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在事物中发现的逻辑性”？它是一种只可意会的概念吗？是通过艺术创作和精巧构思展现出来的和谐结果吗？这太难掌握了！这要怎样才能遇到呢？我们是否有权“打探别人的隐私，闯入密室，掀起帏帘，揭露这个家族隐藏的秘密，以此来满足他人的好奇”呢？同一次围攻，同一场战役，总会出现两三个或三四个作者的描述、记录各不相同，那么究竟该选哪一个版本呢？要借助怎样的神奇力量，才能让历史事件像传奇小说那样呈现出来？这些都是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的确，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会流于表面，他们无力进行系统持续的研究，一方面滔滔不绝地行文，一方面又急于收笔立论；他们遇到困难就巧妙地规避；他们不重视素材该怎么获取，打井要一层层挖掘才能探到水源，想得到原始材料也要做类似的工作，但他们对这些并不关心；他们还缺乏批评精神。不过，即便有如此种种不足，他们内心隐隐的不安依然会存在。朗格莱·杜·弗莱斯诺瓦（Lenglet Du Fresnoy）于17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研究历史的方法》（Méthode pour étudier l’histoire）的书，在此书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的言论。杜·弗莱斯诺瓦这个人的思想是相当自由的，但思路还不算非常清晰。他这样说道，千万要注意，避免犯错，没什么能比这件事更难的了；诸位要倍加小心，要遵循可靠的原则；不要什么都接受，要分析验证，要筛选；看到新奇怪异的东西，要敢于适当地表达怀疑；要善于发现作者可能失当之处、可能有意欺骗之处，并找到其中的原因。要有批评精神——“否则的话，真相和谎言就会产生同样的权威性”。这就是危险所在，而人们对这种危险也已有所意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词常跳到人们嘴边，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个词是贬义的，但实在无法摆脱：这就是曾让帕斯卡惶惶不安的“皮浪的怀疑主义”9，不过现在人们还要在前面加个“历史层面的”这样的限定语。
1702年，赫赫有名的教授雅各布·佩里佐纽斯（Jakob Perizonius）被莱顿大学委托开设一门关于联省共和国历史的课程，此前他已经在这里教授了希腊史和罗马史。按照惯例，他要事先发表一篇演讲，听众中既有莱顿城的官员，也有他的同事和学生；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历史层面的皮浪的怀疑主义”。他用美妙的拉丁语向听众说明，世界进入了一个见到什么就批评什么的时代，一个热衷于极端行为的时代；历史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一部分人会愚蠢地轻信别人编造的伪历史故事，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什么历史故事都不相信；后一种人通常具有更优秀、更吸引人并在不断进步的思想，但这样的思想也非常危险。如果这种思想占了上风，一切都将受到冲击，人们会坠入普遍怀疑论的深渊中。因此他在演讲中肯定地说道，一定程度的历史确定性是存在的；他高声疾呼：“Valeat tandem Pyrrhonismus!”（让皮浪的怀疑主义见鬼去吧！）
但他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攻击历史的人当中，至少存在三个团体。首先是笛卡尔主义者，大师的言论他们自然奉为圭臬。笛卡尔曾说过，一个懂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与一个懂瑞士本地土话和下布列塔尼语的人相比，并不见得更有教养学识；同样，罗马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也并不比欧洲某个最小的国家的历史更高一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历史学家讲的都是他人的思想，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亚当在伊甸园里所掌握的知识堪称完美，但他懂历史吗？显然是不懂的。因此，完美的知识并不需要历史；而对于马勒伯朗士来说，他只要知道亚当都懂些什么就足够了……对于怀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求真只能靠冥思来完成；真相与历史无关，它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其次是冉森派的成员，他们是严苛的道德家，对任何展现出无限“求知欲”（libido sciendi）的东西，他们都是提防的。不过，对历史攻击得最猛烈的，则是那些持宗教自由思想的人。
因为历史对这些人来说似乎还带有个人恩怨。他们会表示，历史是不确定的，也没什么真实性；历史作品都是卑劣的，充满了对强者的吹捧；历史学就像烹饪术，对同一块肉，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就会有多少种做法；假如说，偶尔读读历史还是有必要的，那倒不是因为这样能了解过去的事件，而主要是为了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民族是怎么诠释历史的；总之，自始至终，整个历史能带给人们的，就只有皮浪的怀疑主义。
法国人批历史批得特别猛烈；但不光只有法国人这样，在莱比锡就有一位约翰·伯克哈德·蒙克（Johann Burckhard Mencke），他是《学者动态》10创办人奥托·蒙克之子，他曾经痛斥过历史学家，将他们全都归入江湖骗子之列。之所以说历史学家是江湖骗子，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向往类似蒂托-李维的声名，于是便在著作中为人物配上种种冗长无趣的言论，哪怕是最粗鲁的人，遣词造句时也会极为精致、极为讲究；又有一部分人似乎认为，要是不描写些美景，不用些老套过时的修饰性文字填满书页，就不会赢得读者的青睐；再有一部分人则会为了取悦资助者，去美化他们的家谱，甚至直接编造假的家谱。在这些江湖骗子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国人瓦里亚斯；不过总的来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江湖骗子，因为他们都会在序言里向读者许诺呈现真相，而真相我们从来就没看到过……
一些智者贤人认为，这样的评论是公正的；看过了这么多的法国史，我们都无法找到一部真正值得信任的。英国史也是一样；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例外。过去，人们会盲目相信；今天，终于到了怀疑的时候了。“有人说当今的时代是皮浪的怀疑主义主导历史的时代，这说得难道没有道理吗？”11
现在罗马史也遭到了怀疑；特别是人们意识到，古代的作家与现代的相比，恐怕不见得更公正、更尽责，成为江湖骗子的几率也同样不低——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更加痛苦难受了。
毕竟，不论是罗慕路斯12，还是在他前后的那些英雄人物，对所有文人来说都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人们从小在学校里就学习相关的知识：他们说过的话都有记载；甚至书信和演讲也不例外。他们的历史受人尊重，情节似乎无可挑剔；相关史料行文的语气也非常确定，文笔高雅庄重，理应不会让谎言有隙可乘。可以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一段确实发生过的史诗。有一天——准确地说是世界纪元13的2824年，罗马建城前400年，埃涅阿斯来到了拉丁姆地区，随行的还有他那些逃离了被大火吞没的家园的特洛伊同胞14；此前他们在海上流浪了3年。拉丁努斯（Latinus）当时在那里为王，这位大度的君主很同情埃涅阿斯的不幸遭遇，便友好地收留了他们；为了把埃涅阿斯留在身边，拉丁努斯试图与他建立起既紧密又亲密的关系，便向他提出迎娶自己的女儿拉维尼亚（Lavinia）。但拉维尼亚本已许配给卢杜里（Rutuli）之王图努斯（Turnus），图努斯妒火中烧，于是发动了战争；图努斯战败身亡，拉丁姆地区恢复平静，埃涅阿斯的权势也得到了确立，在去世时，拉丁努斯把王位当作给女婿的遗产交给了埃涅阿斯。15整个故事宛如一出精美的悲剧；这些罗马人个个活灵活现，让人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观看表演的感觉，他们头顶羽冠头盔，身披战裙，出现在舞台上。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改变理念，对这些我们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朋友们的虚幻形象，我们要极为痛苦地进行纠正。或许我们还要说服自己，这些人物其实只是些幻影；晨曦即将出现，他们也将随风消散殆尽。已经有个声音传了出来，发出这个声音的人说话一向掷地有声，他想通过这个声音来揭露，这些我们喜爱的人物其实并不真实。这个声音还斗胆发出了这样的言论，人从来都是一样的，总是那么天真、虚荣、轻信，对自己的起源问题极度在意。现在的人会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争取一些虚妄的古代荣耀，过去的人同样如此。罗马人就编造出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我们都信以为真，并铭记于心：
这声音如此清晰、如此激昂，这些想法又如此大胆，让那些原本平静恪守自己信仰的人失去了安全感。圣埃弗尔蒙想让人们仰慕真实的事情，可人们又怎么能区分哪些事情是真、哪些事情是假呢？最重要的是，这只是处在发展中的理论，当时还几乎不能让人理解，怎么可以拿它来取代结构完美、各方面都已定型的一整套思想呢？相信这种理论，那我们只能远远地、默默地猜想过去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抛弃过去，让它变成远古的谜团吗？
与此同时，雅各布斯·赫罗诺维厄斯（Jacobus Gronovius）也在莱顿对罗慕路斯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亨利·多德韦尔（Henry Dodwell）在牛津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差不多2 500年的时间里，无数作者写下了维斯塔贞女18雷亚·西尔维亚（Rhéa Sylvia）在与战神玛尔斯相恋后生下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故事，这对双胞胎被人弃于坎皮多利奥山，一只母狼用乳汁喂养了他们。但这个传奇故事实在是荒唐不经，根本不值得一驳。“Certe nulla est, praeter sacram, historia quae non primas suas origines fabulis immixtas habeat. Historia Romana ante Romulum nulla fide digna. Vel Romuli ipsius fortasse dubia.”（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圣经里的历史，所有历史在谈源头时都掺杂了传奇故事。罗慕路斯之前的罗马史根本不值得相信。或许连罗慕路斯本身的历史也该受到怀疑。）以上就是人们最初的观点；后来，人们又开始说明，罗马建城后最初4个世纪的历史全都没有丝毫的可靠之处。
至于希腊的历史，我们说起来就更费劲了：看上去它似乎更有欺骗性。雅典人可是人类中最博学的，但他们到很晚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有规律的历史记录，他们的起源和最初的活动就这样变得无从考证，这一现象怎么能让人相信呢？他们的年份和时代都模糊不清，他们甚至说不清自己节日的具体日期；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里曾出现这样的一些神，他们抱怨月亮女神没有事先告诉他们节庆的具体时间，这让他们错过了民间大众的盛宴，只得空着肚子回到了天庭。事情都这样了，我们还能相信希腊的年代学家吗？
我们能清楚认识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无法从古代史中获取真相，而且连获取真相所必需的工具和方法都没有。古代人采用什么计量标准？他们如何计数？总归要先知道这些，才能斗胆去谈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啊，否则的话，我们注定永远得不到精准的事实，我们所谈的只能是空中楼阁。这种忧虑开始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被人表达出来，比如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士院的会议。确实，这种会议的与会者不会缺少学识，也不会缺乏诚意，但他们缺可靠的方法。人们苦苦寻觅，人们不断怀疑，想要了解真相的欲望却一直得不到满足；人们最终能得到的，只是一种可悲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明白了，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明白。
算了，世俗的历史我们暂且不谈了；让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唯一的信史吧，那就是上帝默示的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情况会变得清楚明了。自创世开始到耶稣基督降生，当中经过了4 004年（如果一定要取整数的话，那就是4 000年）。在第129年，大地上的居民开始迅猛增长，罪恶的行为也不断增多。第1656年，发生了大洪水；第1757年，人们尝试建造巴别塔。亚伯拉罕受神谕的时间是在第2083年。神赐给摩西律法发生在亚伯拉罕受神谕后的第430年，即大洪水结束后的第856年，在这同一年，希伯来人离开了埃及。因为每件大事的时间都清晰确凿，博絮埃在创作他那部气度不凡的《世界史叙说》时，会发现各个时代都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时间定位；在一排庄严雄伟、彼此协调的廊柱下，延伸着一条通向弥赛亚的康庄大道。能走上这样一条大道真是惬意舒心，多少纯朴真诚之人从此一生充实，时常能找到纪念敬拜的机会，圣经上记载的各种值得追怀之事，他们不仅能知道年份，还能精确到月份，精确到日期。信徒只要打开祈祷书，便可对一切了然于胸：2月18日，在我主耶稣诞生前第2304年的这一天，诺亚把一只鸽子放出了方舟；3月10日，是耶稣得知拉撒路患病的日子；3月21日，耶稣咒诅无花果树；8月20日，在世界纪元930年的这一天，第一个人亚当去世了……19
这条路看似安全可靠，但年代学认为这只是天真的轻信。
年代学看起来只是门不起眼的学科，它对学生确实有用，能培养他们博闻强记的能力，帮他们避免一些张冠李戴的荒唐错误。但这是一门枯燥呆板的学问；它仿佛是具瘦骨嶙峋的身体，只见骨头看不到肉。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历史档案是混乱无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代学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这门学科也逐渐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它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甚至是一门必不可少的科学。人们将其称作研究时间和时代的学问；“水手在大海上航行时有航海学提供规则和指引，他才不会在长途航行中迷失方向，同样，有了年代学，我们才能安全可靠地在古代这片辽阔而晦暗的疆域里畅游”。这确实是一场长途航行，因为要游历过去的一个又一个世纪，探访消失的一个又一个民族！尽管年代学的规则还没有得到准确的归纳，但在实践运用中已经形成：不论什么样的文章，究竟是伪是真，年代学不会根据写作者的权威性来判断，它看的是算术上的逻辑；文章究竟用什么语言写成，不论是法语、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希伯来语，对它来说都不重要；文章的来源、行文的风格，也不在它考虑范围之内；一篇文章究竟是外行之作，还是神圣的杰作，对它来说只与一种属性有关，这种属性就是计算；年代学只认一样东西，那就是计算上一定要精确。这些审查真伪、验证历史账目的专家，他们在图书馆里钻研各类书籍，细细查阅，反复比较，干着不讨好但表面上也不得罪人的苦差事。然而这就是他们的乐趣，这就是他们的爱好：要么是搞清楚某些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要么是加加减减地验证年份。他们会因为意见不合而高声争辩；外界俗世中的人偶尔听到他们的争论时，只能付诸一笑：这些学究真是无聊。可等这些学者完成工作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们在研究上进入到一个更深层面的新阶段后（因为年代学起步很早，从文艺复兴时就已经发端；未来这项工作也将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就会在人们的思想中卷起波澜，让“凡过去之事皆无可靠之处”这样的观点巩固强化，而他们的影响力可比亵渎宗教、背叛教会的人要大得多。他们倒并不是个个都怀疑一切；有些人会为了维护传统的数据，反复计算、反复论证，以此来对抗新派年代学家，因此多年以来，这两个派别一直在暗中激烈地争斗。莱布尼茨就参加过这场争斗，此外还有牛顿。
不过，我们通常看到的那套加法显得还是太简单了。亚当在130岁的时候，生了个和他很相似的儿子。亚当为他取名塞特。在生下塞特之后，亚当又活了800年；他一生生育了多位儿女。亚当共计活了930年，然后他就去世了。塞特150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在生下以挪士后，塞特又活了807年……就这样一代代人传下去，从创世起到耶稣降生，中间经历了4 000年。但整个链条好像缺了几环；或许计数的时候有缺漏，又或许希伯来人的计数方式比较特别……为了消除疑惑，年代学家们开始运用比较法，从犹太人的邻国那里查询对照时间和数字。天啊，这下麻烦大了！说法太不一致了！问题越来越多，人们仿佛进入了“比辛梅里安人生活的地方还要黑暗的空间”20。
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有两个民族完全打破了原先的理念框架，他们都称自己繁衍了不止4 000年，4 000年根本是不值一提的荣耀，他们存在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首先是埃及人，他们是如此睿智、如此公正，外族也对他们表达了诸多尊重，可他们在时间的问题上执拗得近乎疯狂。他们迷恋自己的悠久历史和高贵传统，他们认为，“（自己的历史）犹如永不见底的深渊，一个个世纪无限累积，近似永恒，沉浸在这样的历史中真是一桩美事”。但人们也很难反驳他们，毕竟埃及人擅长计数，他们也拥有非常系统的编年史。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曼涅托，赫里奥波里斯的祭司”21，奉法老托勒密二世的谕令，写下了《埃及史》；他在书中叙述了一系列王朝，最早的王朝出现在传统认定为大洪水的时代之前，这些王朝连绵不绝，甚至在大洪水期间也没有中断。据说还有一部编年史成书时间更早，而且远早于托勒密王朝时期，这部史书印证了，埃及的各代王朝“持续了36 525年，直到最后一位法老内克塔内布二世，他被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赶下了王座，这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前19年”22。
另一个民族是中国人，他们精通天文，明理晓智，历法、年鉴一应俱全，他们一再强调，也希望人们相信，远古时代他们的祖先就出现了，甚至在上帝创造光之前就出现了，真是大言不惭！要是和中国最早的那些君王相比，亚当就显得像个晚辈。“……杨光先23竟说，从创世起到1620年明熹宗登基，当中至少经过了19 379 096年。”24
埃及和中国为当时的思想界制造了极大的难题；整个欧洲学术圈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难题，但非常艰难，进展缓慢。1672年，一位英国年代学家约翰·马沙姆（John Marsham）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确实，埃及人如果经历了30个王朝，一个个累加起来，那就比世界本身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该累加计算，因为这是一些并存的王朝，而不是连续的王朝，它们同时统治着埃及，只是各自管辖不同的地区而已……1687年，西多会严守会规派修士保罗·佩兹隆（Paul Pezron）神父设想出另一种答案。他认同，古埃及的历史不止4 000年。但4 000年是希伯来文版圣经里的说法。各位可以参照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圣经，在这个版本里，创世到耶稣降生当中有约5 500年；有了这多出来的15个世纪，不论是什么王朝、什么史书，都可以说得通了。佩兹隆神父的意见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也好景不长。除了多出来的这些年份似乎还不能完全满足计算需要外，人们还觉得，只是为了埃及人和中国人，就必须在圣经中选择一个版本，这未免有些轻率；有人开始指责佩兹隆神父，认为他是从年代学的研究道路转向了亵渎宗教的歧途；为此，人们通过各种文章、论著，展开了丝毫不留情面的交锋。在意大利，阿斯托里尼（Elia Astorini）神父最先提出了一种假设，1703年，法国的图尔内米纳（René-Joseph de Tournemine）神父又再度重提；通常人们在提到一个整年的年份（比如说1600年）后，再说邻近时间发生的事，就不再重复完整的数字；人们会这样说：1600年发生某事，接着另一件事发生在610年代……或许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没有理解他们的说法，我们就把他们的数字当成了实数，这样，历史就被我们少算了几千年……但怎么能证明，希伯来人也用这种完全意大利式的计数法呢？再说，这样的解释，无非是用新的疑惑代替旧的疑惑而已……
时间上的困惑又引发了另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同样让人感到痛苦无解。我们还是拿博絮埃的一段话做引子吧，“因此，上帝让他的子民逃出埃及人的暴政，将他们引向了他心目中最适于被人侍奉的土地，尚未安顿好子民，他就向他们昭示了在那片土地上生活需要遵循的律法。他在两块石板上亲手写下律法的要义，即十条诫命（或简称十诫），在西奈山上交给了摩西，这十条诫命是规范对上帝的信仰、规范人类社会的最初原则。此外上帝还向摩西传授了其他一些戒律……”对这件事现在有人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们觉得，埃及人代表的是一个更古老、更睿智的民族，希伯来人则是长期受埃及人统治的民族；从逻辑上说，高级的文明必然会对低级的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埃及人也必然会对希伯来人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最早是约翰·马沙姆提出来的，此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约翰·斯潘塞（John Spencer）又在1685年以更严谨、更科学的方式进行了阐述。他们两人都仰慕埃及文化，都认为埃及人对希伯来人的律法、戒律和宗教仪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割礼、洗礼、圣殿、祭司、献祭以及各种仪式典礼，都来自埃及人；摩西用一条铜蛇救他那些被蛇咬伤的同胞，只要是仰望铜蛇的人都能痊愈，但这根本不是什么神迹，摩西只是照搬了一条古老的埃及咒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帝的选民就是异教徒的附庸，他们的基本信仰也都来自异教徒；上帝没有理由会在西奈山上写下十诫；摩西的所作所为，也只是照搬埃及人的传统，因为埃及人是他的主人，是他的老师。
善良而勤勉的阿夫朗什（Avranches）主教于埃（Pierre-Daniel Huet）家有万卷藏书，据说有一天他家的屋子塌了，看着堆积一地的无数本书，他突然产生了一个虔诚的想法：他想把摩西重新树立回应有的地位，也就是最高的地位。他全力表明，异教徒的神学理论其实全部源自摩西的事迹或文字；不论是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还是色雷斯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布列塔尼人、罗马人，他们所信奉的神都源自摩西，这些神只是他们将摩西移植到本民族后形成的变体。他先是在1672年写了本《福音的证明》（Demonstratio evangelica）；接着又在1690年出版了《关于理性与真理和谐统一的问题》（Alnetanae Quaestiones de concordia rationis et fidei），继续自己的追求。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论据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拿来反击他：既然摩西的信仰与古代异教徒的信仰如此相近，那到底是摩西启发了其他民族的人，还是更古老民族的人把他们的传统传授给摩西了呢？可怜的于埃神父！他写的书倒是成功了，但同时也使他被归入了渎神者的行列。路易·拉辛25对此说得比较婉转：“我父亲并不认同这位学者的做法，因为他想把他博学的世俗知识用到宗教上。”安托万·阿尔诺26则说得更为直白：“这本书想告诉持宗教自由思想的年轻人，虽说人们应该信奉某种宗教，但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这本书还想说，异教也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相互比照；想写本比这还渎神的书可不是件易事。”
哪怕怀着最好的初衷，也只能换来这样的结果；人们从一个难局陷入另一个难局，从一个疑问转向另一个疑问。科学与信仰的冲突在一代代人身上持续不断，冲突的形式在每代人那里也有所不同，而此时正是这一冲突激烈爆发的一个新时期。1702年，欧塞伯·勒诺多（Eusèbe Renaudot）神父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士院的会议上评价了约翰·马沙姆的著作；对这些作品他一方面表达了尊重，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深深的焦虑，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不论是篇章结构，还是行文手法，（他的书）在同体裁作品中都称得上完美，清晰简明，学识渊博，这些优点处处可见。但我们还是很难原谅作者，他要么是对古埃及有偏爱，要么是怀有其他动机，因为他刻意淡化了所有能体现圣经悠久历史和神圣地位的内容，他为持宗教自由思想的人提供了太多怀疑的素材，比大部分公开攻击宗教的人做得还要过分。”
人们开始犹疑不定；人们已经不知道何去何从。的确，人们可以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堡垒里，将年代学家的论证拒之门外；人们可以宣称，这些迦勒底人、巴比伦人是为了满足虚妄之心，才给自己安上了长达万年的历史，他们无非是些骗子。圣奥古斯丁对此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才能算是一言九鼎的定论：如果有不敬神明的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与圣经所述历史相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判定这些事情是不真实的。
但是，一旦他们走出堡垒，就要面对各种新型武器，护教士们对这些武器并没有什么应对的招数，这让前线的战士们难免要面对艰难的险境。一些让人晕头转向的数字纠缠在他们脑中，不清不楚，挥之不去：23 000年，49 000年，100 000年，170 000年。是不是应该像某位安东尼奥·弗雷斯蒂（Antonio Foresti）神父那样，选时间不求确实可靠，而只图简单方便？对于世界究竟存在了多久，人们见解不一，最多的认为有6 984年，最少的认为只有3 740年，在这两者当中，还有其他约70种见解，当然不可能全部接受，也无法一一验证。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只有靠自己决定，决定的标准也只能是实用型原则，与科学毫无关联的原则。弗雷斯蒂正是根据这些原则，开始了他对作者的筛选：不同见解的作者，有多少就找多少，哪怕他们互相矛盾，然后再用排除法将错的一个个去掉。虽然说，选择其中一种就意味着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但自己最后做个定夺就可以了。
人们要么还可以选择学习佩里佐纽斯的谨慎态度，他在莱顿大学新课的开课演讲中，就驳斥了来势汹汹的皮浪的怀疑主义。9年后，他又在年代学之争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思路一如往常地清晰，此外还带着一种悟道后的大智大慧。毁掉前人的论证相对来说是件易事。重建新的体系可就复杂得多了，因为从埃及人那里我们也得不到什么牢靠的东西。人们至多可以在不同国家的古代史中对应着找出大致在同一时代发生的事件，但深究具体时间就是不值得冒险的行为了。佩里佐纽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尽力在一场大风暴后将残存的物件挽救保留下来。
过去那些坚定的态度上哪儿去了？过去那些固然简单但气魄宏大的观点上哪儿去了？过去那些平静笃定的信念、对历史事件时间丝毫不加怀疑的信心又上哪儿去了？太多的事情变成了混沌的迷局，我们如何能在这迷局中分辨出上天的意愿呢？既然我们无法牢靠地掌握事实，那又如何接受这些事情的历史价值，并通过这些事情向人们传授知识呢？新观念不仅在摧毁历史，也在挑战上帝，动摇权威。
最后，人们普遍感到了焦虑不安。什么？人们探索得越多，发现得反倒越少？时间的长河上仿佛笼罩了一层雾，人们想拨开迷雾重见天日，却只能让雾气愈发浓厚。“时间吞噬了所有事物，似乎还想让一切全被永久地遗忘，时间近乎是在拒绝人们去了解它的长度、它的历史。这真不是虚言，当下各界人士正竭尽全力想了解时间涵盖的范围，想知道自创世以来到弥赛亚降临共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但人们不仅无法获取真相，甚至还渐行渐远……”27
不过还是有种方法能重现历史，那就是靠博学家的各种学问。有那么一群博学之士，他们在辛勤工作，干着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们编注古代的文章，分析还原古代的手稿，亲手擦拭古代的石头和钱币。这是个有胆识、有激情的小团体；他们像一群蚂蚁那样，各有分工，有工蚁，甚至还有兵蚁。他们是出色的工匠，喜欢干脏活累活，他们要努力树立一些明确无误的范本，不论发现是大是小，最重要的是能经得起考验；他们不急于诠释，不下定论，也不用修饰的艺术扭曲原貌，他们只求发掘出坚实可靠的历史素材，能永远为人所用。在这些人当中，有弗朗切斯科·比安奇尼（Francesco Bianchini），他通过考古学来寻找书本文章提供不了的确定数据；有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教，还是王家图书馆馆长、古典学研究专家，他思想上的严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有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他高度重视历史档案的价值；此外还有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不出来，埋头翻阅各种古老的羊皮纸卷宗，不论是王家的谕令还是外交咨文，或是其他什么材料，他都喜欢亲手誊写一遍；他认为，看国际关系必须以落到笔头的实际素材为准，比如宣战书、和平条约或者其他文件，而不能以口头的几句话为凭。因为当过布伦瑞克公爵（Jean-Frédéric, Duc de Brunswick-Calenberg）私人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便动手写起了布伦瑞克家族史；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历史巨著，此后紧接着再写了两本。这些书全然没有顺应当时的流行风格，书中处处可见对各种来源珍贵的文献的引用。他身边有人对他做这些事感到惊奇，对此他坦然回应道，他做的这些事可比研究修辞学有用多了；他的作品能让人看到前所未见的新东西；过去的一个个世纪原本被笼罩在迷雾中，现在他带来了一道新的光芒，这道光芒消除了很多疑惑，也修正了很多错误。
各个国家都有人从事类似的工作，而且全都在埋头苦干！海因里希·迈博姆（Heinrich Meibom）全力厘清日耳曼的古代史，托马斯·盖尔（Thomas Gale）、托马斯·莱默（Thomas Rymer）潜心研究英国的历史卷宗，尼古拉·安东尼奥（Nicolas Antonio）则在探寻西班牙文学的源头。耶稣会士建起了一座巨型的科学工作车间，博朗研究会28的成员们表现得尤为突出。本笃会士的工作同样不俗，他们以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工作闻名于世。这些会士干得过于热火朝天，招来了拉特拉普修道院（l’Abbaye de La Trappe）一位宗教改革人士的反对，此人名叫朗塞（Armand Jean Le Bouthillier de Rancé），他是个性格冲动的人，他指责这些会士把本该留给上帝的时间和爱全都投入到科学中去了；本笃会士马比永（Jean Mabillon）接受了他的挑战，于是一场漫长而高雅的争论就此开始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何谓“至善”。
本笃会的一些在俗教友也同样在忙碌工作，如埃蒂安·巴吕兹（Étienne Baluze），又如夏尔·杜康日（Charles du Cange）；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才让博学界赢得了几场漂亮的胜仗。让我们回溯一下，1678年，杜康日出版了《中古拉丁语词汇汇编》（Glossarium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1681年，马比永写就了《论外交》（De re diplomatica）；1708年，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完成了《希腊古文字学》（Palaeographia graeca）。不过，如果从学术生活的角度来选一个最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或许首选者应该是安东尼奥·穆拉托里（Antonio Muratori）：他穷经皓首，一生都在拯救各类被人们遗忘的、有用的历史书籍。从早到晚，他都一直待在自己在摩德纳的书房，偶尔离开，也是为了周游意大利各地的档案馆，进行学术旅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钻研，穆拉托里的研究成果逐渐堆积成丘。光是他的文学类、哲学类和辩论类文章，就能与其他人一生的荣耀相媲美了，但这些只是他用来休息的消遣之作；他的主要精力是花在一项需要坚持不懈的浩大工程上，只有偶尔写一写这些文章，才能让他消除疲劳：他首先要收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关于意大利的历史记录，重点不在罗马时代，而是完全被忽视的中世纪意大利；接着，他还要将沉睡的10个世纪全部唤醒。
说到各国关注的领域，英国可能会对研究希腊更感兴趣，荷兰看重拉丁世界的学问，法国对教会史、圣徒传记情有独钟，意大利则潜心于自己的过去。但这当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同一项工作可能会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出现。等到未来某一天，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如财富般积累起来，新兴学科如钱币学开始从地下为人们提供逝去文明的印迹，从事这些工作的学者那虚心、耐心的品质也逐渐教育感化了人们的心灵，此时，历史怀疑论自然就会被摧毁。
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呢？人们从假设历史变成知晓历史，能明确地谈问题而不必担心有误导世人之嫌，要等多少年、多少个十年，甚至多少个世纪呢？这看起来是一种近乎令人绝望的任务，学者终其一生，只能为这幅巨型拼贴画添上几块彩石，他们刚刚把这几块彩石拼好，就要和他们研究的历史人物会合了；故人世界一步步向他们进逼，最终将他们也卷入其中。甚至我们可以说，就算他们能完成还原历史的奇迹，但他们还需要把这一段段往日的场景托付给他人描述，受托付的人本该为此著书撰文，将消亡世界的形与色、呼与吸再现人间，但是这些人并不见得愿意这么做。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博学家与历史学家虽然做的是齐头并进的工作，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了解。他们甚至可以说是走上了分岔路的两侧，渐行渐远；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生代群体，他们贪恋舒适、轻松的环境，任何要费力气才能完成的工作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一边是埋头苦干的人，他们拙于文字技巧，写书时总会在文末堆积各种参考文献，这样的书太过沉闷，难以受到关注，注定只能成为远离光环的作品。另一边则是历史学家，他们是高贵的天才，细枝末节的工作不肯亲力亲为，而把这些杂事交给普通的人去完成，为了不让自己的热情之火被人扑灭，他们还要尽力避免各种讨论和争论。奴隶们辛辛苦苦堆积了各种材料，但那些文界的无冕之王根本不以为然。
那么，人们读到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呢？在谈各国起源的时候，历史就是传奇故事集；谈其他的事情时，历史也是错误连篇。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一位怀疑论人士，以下是植根于他心头的一段想法，从这段想法中，人们能看到一种忧伤，甚至还有几分绝望：
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写法取代了过去的那一套，这种新写法在学者和有识之士那里一度成为主流；它探讨的主要是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的个性特征。但新写法与老套路相比，并不见得会少犯多少错误。因为但凡是人，做事情总有可能感情用事，或者轻信他人，又或者知识欠缺，再或者考虑不周；“必须找到一个人，他能够以旁观的态度审视一切，全神贯注，秉持公允”。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历史作者至多可以像研究形而上学的学者那样，建立起一种“a priori”（先验）的系统，并由此构成一个各部分紧密关联的整体框架；历史作者在掌握一些事实后，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推导原因的；这样的话，他的工作其实并不见得比哲学家的思辨更可靠、更有说服力。历史唯一有用之处，就是它能反映人类存在多少错误，人类的行为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受情感支配：
按照这位现代人——这位在古今之争中代表尚今一派赢得胜利的现代人——的说法，历史能给予我们的东西，上述文字就全部概括了。身处现世，那我们就关心现世吧！在学校里，年轻人要花几年时间来阅读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假如说，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就教他们什么时代的知识，这样岂不是更好？毕竟，话说到底，我们并不清楚，从康涅利乌斯·尼波斯那里，或是从昆图斯·库尔蒂乌斯·鲁夫斯那里，又或是从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中29，我们可以借鉴什么用到当今的事务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所有内容牢记于心，还是能如数家珍地罗列出他们作品中的经典语句、经典思想。罗马人打败埃魁人、赫尔尼基人、沃尔西人后究竟带回了多少头牛、多少头羊，知道这些根本没任何用处。30只有现世，只有生活，只有未来，才是值得人们向往的，才是值得人们心醉神迷的。“Ratio vicit vetustas cessit...”（这就是为什么今能胜古的原因……）
1 罗兰是法国早期英雄史诗《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中的人物，阿玛迪斯是西班牙早期骑士文学作品《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is de Gaula）中的人物。——译注
2 马里沃（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Marivaux，1688—1763），法国18世纪著名的古典喜剧作家，特里弗兰是他作品《假侍女》（La fausse suivante）中的人物。——译注
3 保罗·瓦莱里：《当今世界一瞥》（Paul Valéry, 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1931年，第161页。——原注
4 查理五世（Charles-Quint，1500—1558），即卡洛斯一世，西班牙国王（1516—1556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年在位）。——译注
5 瓦里亚斯：《弗朗索瓦一世传，附作者对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比照分析》（Varillas, Histoire de François Ier; à laquelle est jointe la comparaison de François Ier avec Charles-Quint par le même auteur），1684年。——原注
6 勒莫瓦内神父：《谈历史作品》（Le P. Le Moyne, De l’Histoire），1670年，第76—77页。——原注
7 唐·卡洛斯（Don Carlos，1545—1568），奥地利大公，西班牙王储，腓力二世之子。——译注
8 指1565年马耳他骑士团在瓦莱塔（他的名字后被作为马耳他首都的名称）的领导下击退土耳其军队的经典战役。——译注
9 皮浪（Pyrrho，公元前365或前360—前275或前270），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怀疑主义创始人。——译注
10 《学者动态》（Acta Eruditorum）是德国第一本科学学术类杂志，创办于1682年，停刊于1782年。——译注
11 保利安：《对朱利约先生牧函的批评》（Paulian, Critique des Lettres pastorales de M. Jurieu），1689年，第78—80页。——原注
12 罗慕路斯（Romulus，约公元前771—约前716），传说中罗慕路斯和他的兄弟雷穆斯（Remus，约公元前771—约753）是罗马城的建造者。在普鲁塔克和蒂托-李维的传统罗马历史记载中，罗慕路斯是罗马王政时代的首位国王。——译注
13 世界纪元（annus mundi，或anno mundi），又译为创世纪年、创世纪元，是一种根据圣经的创世论形成的纪年方式，在希伯来历与拜占庭历中都使用这个纪年法。它有两个元年，一个是公元前5500年，另一个是公元前4004年。——译注
14 埃涅阿斯是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战斗英雄，是爱神阿芙洛狄忒（相对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之子。特洛伊城沦陷后，他长期流浪在外，最后到达了意大利，传说是他的后代子孙建立了罗马城。拉丁姆地区位于现意大利拉齐奥区，以居住拉丁人得名，为古罗马国家的发源地。——译注
15 参见劳伦斯·埃查德：《从建城开始的罗马史》（Laurence Echard,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1694年。维尔多在其《罗马共和国统治期间的革命史》（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arrivées dans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1719）中，对这件事的描述尽管有一些细节的不同，但主旨是一样的。——原注
16 努马，全名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公元前753—前673），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译注
17 圣埃弗尔蒙：《对罗马人民在共和国不同时期表现的各种天才的思考》（Saint-Evremond, Réflexions sur les divers génies du peuple romain, dans les différents temps de la République）。——原注
18 维斯塔贞女是侍奉圣火维斯塔女神（Vesta）的女祭司，因为要在奉圣职的30年内守贞而得名。——译注
19 引自亨利·布雷蒙：《法国宗教情怀的文学史》（Henri Bremond,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rance），第10卷，1930年，第6章。——原注
20 辛梅里安人，又译西密利安人，是从约公元前1200年起居住在大高加索山脉和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的一支印欧人种的民族。古希腊人曾认为他们生活的地方终日黑暗不见天日。——译注
21 曼涅托（Manéthon，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保存下来，是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有一定的准确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赫里奥波里斯即今埃及开罗。——译注
22 保罗·佩兹隆神父：《修正的古代史》（Le P. Paul Pezron, L’antiquité des temps rétablie），1687年，第15章。——原注
23 杨光先（1597—1669），清朝钦天监监正，在他一再的上疏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被判定谋反。——译注
24 聂仲迁神父：《鞑靼统治时代之中国史》（Le P. Greslon, Histio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1671年，第一卷，第9章，第42页。——原注
25 路易·拉辛（Louis Racine，1692—1763），法国诗人，著名剧作家让·拉辛之子。——译注
26 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译注
27 保罗·佩兹隆神父：《修正的古代史》，1687年，第8页。——原注
28 博朗研究会（Société des Bollandistes）是一个于17世纪在比利时成立的学术研究团体，成立时的宗旨是研究圣人的生活和对圣人的崇拜，因其创立者让·博朗（Jean Bolland，1596—1665）而得名。——译注
29 康涅利乌斯·尼波斯（Cornelius Nepos，约公元前110—前25），古罗马传记作家；昆图斯·库尔蒂乌斯·鲁夫斯（Quintus Curtius Rufus，活动时间在公元1世纪，逝于公元53年），古罗马历史学家；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于16世纪创作了一本名为《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Discours sur la première décade de Tite-Live，又译《论李维》）的著作，该书评价的是蒂托-李维所著《罗马史》的前三卷，从中总结统治的经验。——译注
30 普芬道夫：《欧洲当代伟大帝国和国家的历史之导言》（S. von Pufendorf, Einleitung zu der Histoire der vornehmsten Reiche und Staaten...an Europa），1682年。还可见马勒伯朗士：《论真理的探求》（Malebranche, 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1674年，第二卷，第4、5、6章。——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