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
作为认真学历史的人，我关注的“思想史”从来都是“总体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首先，思想并不具备某种先天的优越性或超越性，而是受到历史的深刻限制，它可以是高扬的风筝，却总归不是断了线的风筝；其次，即使最大程度地强调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鉴于历史进程如此曲折、错乱，思想的力量若不是无序的，也必然是不稳定的。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写道：“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1]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秦始皇歆动刘邦、项羽之处，“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2]引文长了些，但贵在没什么废话。经过了“四舍五入”的中国古代史或思想史，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该文发表于1919年，本是兼论“大小丈夫”的，不过，还是偏“大丈夫”多些，而发表于1925年的另一篇文章对此做了重要补充，即从“百姓”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3]子贡说：“识其大者。”[4]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5]这就好比我们总得先区分开羊和狼、猴子和鳄鱼或农夫和蛇，然后再讲它们的故事。
清晰的历史感不只是浪漫和幽默的杀手，强化历史维度必然导致批判——否定完美，解消信仰，没什么是不能拷问的。这就是“煞风景”与“凑热闹”的区别，前者像孩子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而后者像孩子希望节日的焰火永不熄灭。
中国传统学术本是文、史、哲（经、子之学）不分家的，亦无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史一说，后人对前人思想的研究通常采取注释方式（学术笔记是其变种）。直至19世纪末西学东渐，按西方学术体系全盘改造中学已无法抗拒，但过渡期的学者大多阳奉阴违，从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钱锺书等，都是如此。待学术体系西化完成，思想史独立出来，则为一般的历史学者所勿道。在我看来，这很不合理，尤其无助于解决另一问题：把思想史家和思想家混为一谈。
对精神性、理念性的对象，历来存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以自我为中心，向历史与文献取证，雄辩滔滔，强人就己，走入“演绎”研究的歧途，研究者甚至俨为思想之化身，直到蜕掉外皮，自命新教主。——思想史家每变为思想家，这对思想发展来说或许是好事，但思想史却做了垫脚石和敲门砖。而扭曲乃至篡改了思想史的思想会变得更高明吗？
思想史研究当安于“归纳”，立足文献解读和历史发掘，努力复原思想人物的历史情境与本来面目，听其言，观其效。思想史家免不了有思想，就像思想家会从思想史中受益一样，但前者关心“已然”和“实然”，后者关心“未然”和“应然”，这种区分总是有意义的。
迄今为止，中国文明经历了两次西化。
第一次当然是佛教化。其效应开始显现，不晚于东汉后期，至唐中期盛极而衰。但这仅仅是表象，论底里，却是佛教找到了中国化的门道。其标志，即经过禅宗的转圜，儒学终与佛学“联姻”，产下了“混血儿”——理学，仍冠“父姓”为儒。易言之，宋、明理学家以受佛教熏染的意识阐释早期儒学，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为嗣响，欧阳竟无索性说：“呜呼，孔学亡矣！若能精内典、娴般若，兴晋以秦者，文、武之道犹不尽坠于地欤！”[6]
第二次当然是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张之洞慨言：“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7]结论岂非唯有将“新”替“旧”？有人想把西学看成中学走失复归之子，但实际发生的更像中学被过继给西学为子。或许还是讲中、西“联姻”比较妥当，却不知这回该冠谁的姓？[8]换句话说，近代以来，每个中国学者都是西方文化的“代理人”。这次西化更全面、更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文明，思想家以受“西方哲学—基督教”熏染的意识重构传统思想，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姑且以19世纪为界，之前的西化我们只能作为遗产继承，之后的西化仍在进行中。“我们是否该任由第二次西化覆盖第一次？”对此，思想家与思想史家的回答理应不同。牟宗三先生说：“凡是大的宗教都有其高度的真理性，亦皆可互相启发与补助。以前的理学家，由于受佛学的刺激，而对先秦的儒学作出深化的理解，如今的中国文化工作者，当亦可接受耶教的刺激，而对传统的三教作更深的理解。道德宗教方面如此，哲学方面当亦如此。”[9]而章太炎说：
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徒远引泰西以征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邪？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冥极理要，释迦是，孔父非矣。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乃者以笘籥笺注六艺，局在规蒦，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10]
“笘籥”此处指粗浅的义解，“局在规蒦”指规模局促。章氏长牟氏四十年，身丁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阶段，目光如炬不受谩，前、后学人尽当辟易。
今天的历史学者必须勇于“自我分裂”，以现代人活在当下，静志素心潜返古代。这种“分裂”尚不至使人迷失，因为古、今固然千差万别，到底有路相通。其中，回归典籍是强化历史感的根本，毕竟古代中国史主要靠典籍来还原。同时，强化历史感能使典籍解读因准确定位而减少失误。两者可望形成良性的循环互证。就思想典籍来说，我们似乎抵达了一个临界点：总的文本释读已趋完成，以此为基础的普及——选注、注译、白话讲解——也近乎无死角，学术突破只能诉诸新材料发现了。然而，隐患就在其中。
比如，先秦典籍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形成了某些陈陈相因的诠释套路，像《庄子·徐无鬼》的“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11]早期道家文献在摘抄、征引时，就因割裂语境产生偏差，辗转与《外物》的“天〔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12]相串合，至唐成玄英做了最贴切文本的解释：“践、蹍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于地，仍赖不践之土而后得行，若无余地，则无由安善而致博远也。”[13]遂贻误至今。只有不回避矛盾，先回到问题的起点，才能走向真正的终点。[14]
又如，由于对明代军事制度不熟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一》“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一句，到目前为止的重排本常点作“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明夷待访录校释》且注称：“‘十有二总领卫’，即：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旗手卫。”[15]雪上加霜。原句实应点作“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卫”后应补一“所”字。[16]充分运用史学技能，精准地追溯，细致地分梳，尤为政治思想研究的基本保障。
在古籍整理造极而衰、古籍研读每况愈下的今天，厘定趋于定型的舛讹，揭示被屏蔽、掩盖的真相，已成文化传承和学术突破的当务之急。
本书题目的“知其所止”四字，是从《大学》“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17]截取来的。实则开篇一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8]何妨看作是在推究“求知”的要领与次第？真正的思想阐释应“知其所止”：一，原原本本，不过度演绎，即回归原典，精读原典，并将其规限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二，不迷信、不将顺，即不神化古人及经典，不讳言其缺失，不替他（它）自圆其说；三，警惕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将西方文化预设为普适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疏通、改造和构建；四，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承认思想的局限，即古人思想实际解决不了古代社会问题，[19]遑论现代社会问题，今人思想已无法对古代社会施加影响，为效如何，固无从验证，但就现代社会而言，总体上亦穷于应付。——最后，必须承认，“止”亦不能免于后现代主义困境：后人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回到文本的初衷和本旨了。
[1]本书引文的标点，有错误或特别不符今天规范用法者，径改，特此声明。
[2]《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二卷《热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据1938年版影印，2016年，第74—76页。“来了”，源自《随感录·五十六·“来了”》中的指代，比如末尾举例说：“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已得出结论：“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第68页。另参《且介亭杂文附集·“立此存照”（六）》，《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36—637页。
[3]《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第197页。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3页。
[5]《孟子译注·告子上》，第270页。
[6]《孔学杂著·论语十一篇读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7]《劝学篇·守约第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所说“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实属肉麻的一厢情愿。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页。
[9]《中国哲学的特质》第十一讲《中国哲学的未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0—91页。参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提及《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经书相似：《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黄志清编《周作人论文集》，香港：汇文阁书店，1972年，第69—70页。
[10]《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与友人论〈朴学报〉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7页a-b。案《庄子·杂篇·徐无鬼》：“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前期”指“事先预期”，郭象注：“不期而中，谓误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谓谬中为善射，是则天下皆可谓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成玄英疏称“期，谓准的也”，反滋纠绕。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八，北京：中国书店，据扫叶山房本影印，1988年，第18页b。
[11]《庄子集释》卷八《杂篇》，第27页b。
[12]《庄子集释》卷九《杂篇》，第5页a。
[13]《庄子集释》卷八《杂篇》，第27页b。
[14]参拙作《〈庄子·徐无鬼〉“践—知”论索解》，《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60—67页。
[15]孙卫华校释《明夷待访录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注6。
[16]参陈建《皇明从信录》卷二十八，嘉靖元年（1522）三月户部尚书孙交、兵部尚书彭泽会疏：“领运十有二总，共领卫所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上栏。段志强译注本《明夷待访录》（以下引此书均出此版）引之，作“领运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脱“共”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6页注6。邓元锡《皇明书》卷十作：“领运则十有二总兵，领卫所一百有四十，为军旗十有二万六千八百人。”误“共”为“兵”、“旗军”为“军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十九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29页上栏。案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二十七《户部十四·会计三·漕运》载有督运把总十二员，领卫所一百二十四，当是后来有所调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6—197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漕运》概称：“漕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922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案《大学》、《中庸》与《礼记》其他篇章里的“孔子曰”“子曰”“仲尼曰”云云，都未必出自孔子之口，本书征引，一般用为早期儒家思想资料。
[18]《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3页。
[19]这一点，古人像吕坤那样坦诚的并不多：“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呻吟语》卷四之四《品藻》，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