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士人、城市与权力：清末沪上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清末知识分子(1)正处于张灏先生所概括的“转型时代”之中，转型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士人流动性的极大加强。这表现在：（1）数量更为庞大的士人从整体而言由居乡耕读转为赴城谋生；（2）就个体而论，在赴城的历程中不少士人在各种因素激发下会从各个市镇向县城、府城、省城等流动，最后则向更为庞大的中心、沿海城市转移集中，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并有一小部分从那些城市走出国门；（3）在全国各个通商大埠间，士人的往复来去也更为惯常而频繁。如果说从前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和与之相派生联系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可是到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这个“城市社会”的形态恰好和“乡土社会”形成对比。(2)而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伴随着士人流动性的加强愈加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生命情境。本章即想着眼于上海这样一个清末中国最特殊但又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来考察士人如何在城市中获得并维系他们的权力。(3)不过在这数万字的篇幅中，笔者并无可能从整体上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能从知识分子交往的网络出发对此问题作出一定的讨论。本文认为清末身处上海的知识分子至少存在以下四种交往的网络，即私谊网络、会社网络、集会网络和传播网络。这四种网络在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留居上海、展开日常生活、寻求身份认同、应对政治变迁、传播自我形象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四种网络是上海这个城市自晚清以降形成其自身特有的文化、权力结构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而言，交往的网络决定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而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取舍亦决定了谁将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谁又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主人与过客的角色扮演、更替与定型无不与权力的获得与维系息息相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从晚清到民国之际知识分子自身形态的过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