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反思一下政治经济学

思考麦客很多年，直到提笔来写，渐趋深入，抽丝剥茧，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以镰刀为武器的关中麦客与后来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以联合收割机为标志的新麦客，他们之间竟然掩藏着一些很值得人们琢磨的经济道理。都是以挣钱为目的，都是打短工，差别在哪里，分野在何处？话题深奥且堂皇。

我注意到，当年活动于关中一带的麦客，他们追求的一是金钱，二是尊严，金钱通过艰辛劳作来换取，尊严却需要足够的金钱来支撑。收割机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其本身就是金钱的象征，司机即便露宿荒野也没人瞧不起他们，那么除了挣钱，收割机司机还在追求什么？无非为了摆脱农民身份，过上与城里人一样舒适的生活。国家一直鼓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确立的新目标，这无疑切中了百姓的命脉。

有一门学问叫政治经济学，核心就是研究商品生产、流通以及资源、金钱的分配，“生产关系”这个名词大体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总概括，教材这样表述：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活动在关中平原的千军万马，时间可谓长矣，人数可谓多矣，可他们最可宝贵的财产只是手中的那把镰刀，说值钱，也值钱，那是他们赖以吃饭的家什，相当于命根子。若说不值钱，也不值钱，就一个刀片，一根镰把，过去，农村集市上成堆摆放，真不值几个钱！按等价交换的原则，以这样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去交换别人腰包里的金钱，能换几个？麦客们唯一能搭载的就是那条散发着汗臭的身子的活劳动，如此这般，也就只能算是混口饭吃了。联合收割机则不同，它一落地就含金衔玉，是上百年历史叠加起来的科学技术和新麦客们的巨额投入，由此也就引发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改观。收割机以固定资产的身份成为新麦客的核心竞争力量，它是一种投资，起步就将巨额金钱转化为资本，使新麦客明显带着老板的身架和气势，如此姿态出场亮相，谁人还敢小觑？而低头收割的老麦客，一代代艰辛劳作，挣扎苦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实，劳动工具早就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一如弯腰弓背在大地上收割了几千年黍粟稻麦的中国农民！

工具决定劳动所得，那么工具的改变和所得的分配由谁来决定？

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国家政策，即权力。权力的背后是人，也就是说，是人的意志影响着科技进步与否，影响着一个时期的分配制度，影响着生产关系的稳定还是变革。从收割机的诞生演变来看，无疑，生产关系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劳动工具的变革是由人或者说权力、政策影响的，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农民个人购置拖拉机、收割机，中国农民也就不会有镰刀与收割机的更替，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翻天覆地。

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更有意思。麦客只能主宰自己，他们的意志只决定自身范围内的事情，至于能不能购买、拥有乃至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影响。麦客是人与镰刀的“结合”，新时代的麦客是人与收割机的“结合”，两种结合的本质都是人转化为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力。可是，他们的选择以及他们赖以谋生的劳动工具明明又受到政策的掣肘。显然，人有两种分野：一种是纯粹的劳动力，亦即生产力，而另一种则转化为生产关系的制造者，古人将这两类人分别称为劳力者与劳心者。劳心者主宰社会资源与财产，劳力者始终只是工具。按理，公共资源与劳动工具本无什么必然关系，可一旦人的意志参与其中，二者就有了剪不断扯还乱的纠缠。

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只有把人的问题单另考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我们才可真切地看清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无奈的是，我们总是固守已有的认知，而且，为了支撑这个认知，总要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恰当的理论依据，总是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给自己辩护。

麦客问题多年纠结，颇费周折。麦客，在一般人眼里，他就是一群替人割麦的人，其实，他是一类农人的生存状态，其行为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奥的市场规律。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折射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以及这脚步发出的呼呼喘息抑或嗡嗡轰鸣。

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终极出路是乡村振兴，农民富裕。作为劳动工具的镰刀和收割机以及它们的更迭、发展，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历史可以证明，现实正在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