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优良治理的演化与探寻
20世纪的最后20年，西方“自由民主”经历了亢奋的高潮；21世纪的最初20年，西方“自由民主”步入了迷惘的退潮。本书将探讨，为什么西方“自由民主”会由高潮进入退潮？通过检验事实，来探索理论方面的原因。我将指出西方相关理论中的误区，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
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去美国留学的，在华盛顿经历了自由民主主义的亢奋高潮。记得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正是高潮年代，那天很多人聚集在他的汽车将经过的路边，希望近距离目睹这位正在苏联亢奋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风云人物。我也在人群中，想不到他的汽车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下车和路人握手（这是他的习惯风格），我也“有幸”和他握了手，切身体验到那亢奋的高温。进入1990年代之后，我开始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发展机构工作，我所做的项目是在苏联和东欧地区。虽然那时仍是高潮的高温年代，但在苏东的现实大地上，我亲历的却是彻骨的寒冷，GDP巨幅下降，物价疯狂上升，国有资产被寡头掠夺，犯罪团伙嚣张肆虐，大量的失业，满街的乞丐……那里的人民获得了个人自由的权利，国家举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市场自由取代了计划经济，按照理论，是应该带来“民有、民治、民享”的富裕美好生活，但是，现实和理论却如此不协调。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呢？在世纪相交的那几年，我暂时中断了工作，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牛津大学是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学习和从事研究的地方，也是主张市场自由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学习过的地方。我本希望通过理论学习能够缓解那个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张力，但是学习的结果，却使张力更为加大，并让我看到了西方理论中的一些瑕疵裂隙。此后在世界上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更把这裂隙冲得越来越大：在伊拉克建立西方民主制后发生了政局混乱和恐怖活动迭起，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对市场自由造成震撼和杀伤，“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后引起了血腥内战和难民狂潮，英国全民公投脱欧上演了民主怪诞剧，还有美国的撕裂、特朗普的异动、国会山的暴乱，最近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拙劣表现也是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冲垮了西方理论建立的“自由、民主、市场”模式的自信叙述。按照西方理论的自信叙述，“自由、民主、市场”模式将实现人类社会的优良治理，给人类带来富裕美好的生活。但现实却是，这个模式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美好”问题，导致了无数“不美好”生活。
本书希望通过分析“自由、民主、市场”模式中的不美好问题，以理解现实中关于优良治理的意识形态演化，并探寻其他可能提供优良生活的治理模式。
为什么民主模式会出现许多与“民有、民治、民享”背道而驰的不美好问题呢？本书检验了西方民主理论中的基本逻辑，发现其中存在三个逻辑误区，正是这些误区导致了民主体制中的不美好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西方民主体制内针对误区进行改革，二是在西方民主体制外探索新的“优良体制”。
本书提出了“优主政治”的新体制概念，在这个新体制概念的框架中，自由的概念必须重新定义，需要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自由。对于市场的概念，本书引入了新的视角，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的性质，探讨市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美好生活的关系。
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三大逻辑误区是：（1）人民的群体性与权利的个体性之间的概念矛盾，（2）不负责任的民主权利导致的自毁机制，（3）民主选举的趋中化效应造成的自弱机制。
在第一个误区中，民主理论混淆了“人民”与“个人”这两个不同本位的概念。在西方民主的话语叙述中，“人民统治”和“个人权利”是没有矛盾的一对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只有保障了个人权利才能实现人民统治的民主。但是，这里存在着深层的逻辑矛盾。因为，“人民”是一个群体本位的概念，而“个人权利”是一个个体本位的概念，它们各自的行动单位（acting unit）是不同的，“人民”的行动单位是集体，“个人权利”的行动单位是个人。在个体本位的框架中，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不存在整体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所谓“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所谓“民意”其实是无数彼此歧异的意见。忽视这个逻辑矛盾的结果是，个人以“人民”之名来要求个人利益，把不同个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人民”与“反人民”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民主恶斗的一系列乱局。
在第二个误区中，民主理论分离了权利与责任，只强调权利不强调责任。在西方民主制中，个人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这使得不负责任的人可以任意参与主导群体长远利益的决策，就如同让没有驾照的人去不负责任地开车，因而形成了民主体制的“自毁机制”。选民没有责任去理解选举所涉及的大政内容，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在这样的体制中，多金的利益集团很容易通过忽悠来拉选票，它们针对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选民，编造抢眼球的低智蛊惑信息，使有利于小集团、有害于社会的政策能够堂而皇之地获得多数选票。不负责任的选举造成了“小集团强势化”“政治低智化”，导致了体制的自毁。
在第三个误区中，民主理论主张的多数决制导致了高优者被平庸者排斥。民主多数制规则形成了趋中化的“自弱机制”，虽然民主制可以防止智力和道德低下的底端者当政，但也妨碍了优秀的高端者当选，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趋中的，不能理解高端者，倾向于认同趋中者。趋中制国家在国际上和趋强制国家竞争，将处于劣势。
要想走出西方民主制的逻辑误区，可以考虑两条出路。一条是体制内的改革，保留民主选举制，设法解决选民责任等问题。另一条是体制外的创新，摆脱民主选举制，探索趋强化的优主政治体制。所谓“优主”，就是要超越趋中化，通过择优，让高智慧、高道德的优贤者形成执政集团。优主政治不强调固定的、普世的程序，主张不同的国家应该创造适合自己的程序。优主政治不是程序取向，而是原则取向、结果取向。构建优主领导集团的五大原则是：（1）大门开放，（2）设置择优门槛，（3）内部设置反腐和继续优化机制，（4）组织结构趋优，（5）与普通大众保持密切联系。优主政治要达到的结果是：群体长远利益的优化。
可以预见，优主主义将遭到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尤其是会批评优主政治忽视个人自由。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认为“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优良的政治制度必须把保障个人自由作为核心目标。针对这种“人生而自由”“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论述，本书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且提出了新的自由概念。
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人生而自由”被描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客观地进行观察检验，却可以发现，和很多动物相比，人其实是生而更不自由的。鱼一出生就能自由地游泳觅食，哺乳动物虽然需要依赖母乳，但牛犊马驹在哺乳期已经能够自由行走。人是最不自由的，哺乳期完全不能行走，断奶后依赖大人喂食，少年时需要父母抚养监督，而且随着社会发达，法定工作年龄提高，人能够独立自由的时间更被推迟。以前十三四岁的少年可以从事生产，在现代社会要想有好工作需要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社会越发达，人需要受教育的时间就越长。根据福柯的理论，现代学校是现代权力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使人变得更加“正常化”“标准化”，更加丧失自由。即使不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人只要使用语言，就会受到语言中的文化结构束缚。语言是自由的一大禁锢，人可以有言论自由，但没有语言自由。进一步的观察检验和深入研究还发现，人不仅不是生而自由，而且人与生俱来有“不自由”的心理需要。心理学研究指出，人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需要，譬如需要依附，而不是无所依附的自由自在，人需要依附于稳固的人际关系，以获得安全、归属和幸福的感觉。
人对自由有二重性心理，需要自由，也需要“不自由”。
虽然，“人”比动物不自由，但“人类”却比动物自由得多。人类创造了各种科技，能更加自由地行动；人类甚至可以改变和控制基因，使自己有进化的自由选择，而不必被强制接受自然选择。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超越动物、超越自然选择的自由，恰恰是因为个人的不自由，人类的自由是以个人的不自由为代价、为条件的。正因为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更好地沟通协作；正因为有了学校，人类才能够更好地传播知识；正是因为人小时候丧失了独立自由，人类才能够通过教化从而培养社会凝聚力。所以，个人不是自由的，而人类是自由的。
自由的概念，除了需要从个人的角度来定义，也需要从人类群体的角度来定义，个人自由和人类自由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过度禁锢个人自由，就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过度纵容个人自由，就会销蚀国家的凝聚力，削弱群体的人类自由，使群体的长远利益受损。优主政治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利益，因此更为重视人类自由，而不是偏颇地把个人自由视为核心目标，优主政治要达到的目标是优化群体的长远利益。
要想优化群体的长远利益，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源配置。良好的配置是高效率地把资源用在“刀刃”上，以便克服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障碍。
什么是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障碍呢？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温饱匮乏曾经是主要障碍；但当温饱满足之后，生老病死、环境污染、社会安全就成为主要障碍。在温饱满足前，合理良好的配置应该是把资源用于满足温饱需要；在温饱满足后，就应该优先配置资源去解决疾病、环保、安全等问题。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最佳的，能够高效推动发展。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对资源配置有着巨大影响的因素——温饱满足，因而无法看清市场无形之手在温饱满足前后发生的质变。
在温饱满足前，人们大部分的消费需求是与温饱相关的生活必需品，这些消费需求一般都对未来发展有利，因为生活必需品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生存也就没有发展。在温饱满足后，人们消费需求中与温饱相关的生活必需品的比例大大降低，同时，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比例大大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未来发展的影响非常复杂，有的有利（如教育医疗），有的无利（如使用名牌手袋），有的甚至有害（如使用高污染产品）。对于复杂的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以求把资源用于有利于未来发展的需求上，而不是用在有害于未来发展的需求上，但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缺乏这样的自主理性分析能力。市场只会跟着消费需求，因而很可能会把大量资源配给“及时行乐”的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而把很少资源配给医疗、教育、环保、国防、基础科研、基础建设等对未来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刀刃”行业。
在温饱满足后，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可能会表现得非理性（因而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份额大为提高），所以更需要非市场因素的介入来进行纠正，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实行优主政治的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展现优势，其优贤执政集团具有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理性素质，可以为理性配置资源做出贡献，使人民获得长远的美好生活。
虽然，“自由、民主、市场”的模式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美好问题，但很多人仍然愿意相信那是美好模式，愿意固守自己的美好信念，而不愿意对固有的观念进行修正改进。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这种固守行为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市场”体制引起的高感染率、死亡率，以及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人仍然顽固声称要“捍卫信念”。
为什么人会如此执着于自己的固有观念呢？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恰好听了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史蒂芬·诺韦拉[1]关于“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课程，他是神经学专家，从神经科学和心理科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思维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导致的观念僵化现象。最初听课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自然科学的课程和我的社会科学写作有什么联系，但是我很快就发觉，课程中的很多内容为我解开了困惑：为什么固有信念在出现问题时会僵化而不做修正改进？如何才能够使固守信念的僵化思维再获生命力？
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固守信念和人类的思维特点相关。原来，人类的思维具有“格式辨认”（pattern recognition）的特点，人可以在没有明显格式的杂乱无章信息中识别出“格式”来，而且会对格式产生真实的感觉，认为这些格式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这些格式化信息经过大脑的处理，会在人脑中构建出一个“内在现实模式”（internal model of reality），这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人自己认为的现实，人相信这个“内构现实”就是客观现实。这种思维认识特点既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力量，也给人类造成了陷阱。其力量是，纷乱复杂的现实世界通过格式化变得易于认识了，譬如，树叶飘落，苹果坠地，石头滚动……这些杂乱无章的运动，被人通过“重力”“加速度”“质量”“引力”等力学理论模式化，变得易于认识了。人通过这样的格式辨认来认识世界，超越杂乱的现实，发展出创造性的认识能力。这些认识还可以用来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力学理论就被用来创造工具，解决现实问题，改进生产生活。
不过，这样的格式辨认思维特点也含有陷阱，譬如17世纪流行的解释燃烧现象的燃素理论就是不符合现实的“内构现实”，它把人们导入了歧途。燃素理论忽视许多定量实验的结果，不重视燃烧时空气成分的真实定量变化，忽略了重要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错误“内构现实”指导下，人们既不能进一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用理论来改进相关的现实生产。诺韦拉指出，要想避免陷阱，需要对头脑中形成的自认为现实的“内在现实模式”进行现实测试（reality test），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人加强现实测试，以便否定“不现实认识”，从而构建更为符合现实的“内构现实”。
否定头脑中的“不现实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类的大脑具有对“内构现实”灌输意义和情绪的功能，那些自认为代表现实的理念一旦形成，就会被赋予意义，会获得情绪化的感觉，使人对其执着。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复杂的理性思维是进化后期的产物，而情绪有更加古老久远的历史，是更为原始的脑活动。情绪对人的行为有强烈的影响力，其效率要高于理性。这种高效率很多时候可以产生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结果，譬如，人看到腐烂的果子会产生厌恶情绪，能够立刻远离这些有害健康的东西，不需要花费时间去理性地研究和尝试其可食性、安全性；人在遇到危险时会产生害怕情绪，能够立刻快速采取行动，逃避危险。情绪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动机，而且情绪动机往往比理性动机更为强烈。当人的情绪需要满足的时候，人脑中与情绪相关的神经元释放的某些神经递质就会增加，相关神经通路的电活动就会迅速产生变化，使人得到“满足”的感觉。这一迅速产生的情绪生理动机，显然比需要经过学习和思辨的理性心理动机更容易形成，更有驱动力。获得情绪满足的动机，可以激励人采取行动，去做很多事情。
信念（belief）是人的心理需要，当人持有一种信念、相信一个理论的时候，可以摆脱不确定的心理焦虑，可以产生对事物、对生活有把握的可控制感。信念本应该是理性的产物，是通过理性思维形成的，但是由于信念是人的心理需要，信念的形成及其维持也就会受到情绪的深刻影响。诺韦拉指出，人会被“激励”着去“相信”一种东西，有时这种动机会非常强烈。在这种动机的激励下，人往往不是用理性去对信念进行现实测试，而是用理性来为自己的信念辩护，来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
诺韦拉列举了很多“信念合理化”的手法，譬如，人根据自己相信的信念来进行选择性的“数据挖掘”，专挖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的数据，忽视那些与自己信念矛盾的现实，不让自己的信念接受现实测试，而用挖掘出来的偏见数据把自己的信念合理化。当人的“内构现实”的信念和客观的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通过合理化自己“不现实的‘内构现实’”，可以满足人的心理需要。
诺韦拉引用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种心理需要，认知失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两个互相冲突的信念同时存在而引起的，譬如某人原来相信“地球是平的”，如果新的现实信息形成了“地球是圆的”新观念，此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情绪。人具有强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摆脱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感觉。为了克服认知失调的这种不愉快情绪，人很可能会抵制新观念，因为旧的信念已被灌输了意义，具有了情绪化的感觉，使人从情绪上不愿意轻易割舍。因此，很多人就会抑制、回避、扭曲对自己信念进行的现实测试，并且想方设法来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以便克服因信念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感。
诺韦拉指出，绝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5%），人是不能够仅仅凭借理性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因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绪力量太过强大，而进化后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维，是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警觉和能量消耗才能进行的，因此，人很容易跟着情绪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抵御情绪的控制。关于人类思维中重情绪、轻理性的现象，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做过很多研究，他指出，人往往会受情绪的影响而对自己的结论过度自信，以至于犯下种种错误。[2]
在诺韦拉的课程中，他列举了很多因情绪化执着于“不现实的‘内构现实’”而犯错误的例子，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科学家的所为。譬如著名的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3]，亦名“开尔文男爵”，他是热力学之父，绝对温度概念的发明者，绝对温度的计量单位就被命名为“开尔文”（Kelvin）。他曾把热力学原理应用到地球年龄的测算上，根据地球形成初期的炽热状态到目前的冷却程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地球的年龄，他测算出来的地球年龄要远远短于当时根据地质学、生物学等实证研究所估算的时间，但他抵制和回避那些实证的现实信息，执着于自己的计算公式估测的结论。结果，当放射性的现象被发现之后，科学界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放射测年法，用这种方法估算的地球年龄很接近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估测，开尔文的计算公式估测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放射性现象还从理论上解释了开尔文失误的一大原因，由于地球中的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出热量，因此减慢了地球的冷却速度，延长了所需要的冷却时间，而开尔文的计算公式没有包括这些热量，忽略了这个热源，因此计算出的地球年龄就短了。
如果开尔文当时能够更为理性地面对现实，不抵制地质学和生物学提供的实证信息，即使他对放射性没有研究，也可以对自己的公式采取怀疑和开放的态度，给自己的公式留下进一步修正的空间。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影响地球温度的热源被发现了，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可修正的公式中，这些新热源都可以被包容进来，但是开尔文对自己的“内构现实”的认识模式情绪化地执着，使他关闭了修正的大门。
犯这种错误的科学家并不只是单独的个人，有时一大批科学家会同时执着于一种“内构现实”，譬如N射线的例子。当X射线被发现之后，法国物理学家布隆如特[4]宣布又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其后有30多个科学家小组都宣称能够通过实验产生N射线，有300多篇论文相继发表，有100多位科研工作者卷入，他们都执着于N射线存在的“内构现实”。但也有一批科学家否认N射线的存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尤其是对产生N射线的实验进行了反复的检验，终于确定了N射线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谓产生了N射线的实验都是有纰漏的。其实这些纰漏都不难辨认和避免，但当科学工作者执着于自己的“内构现实”时，他们就会对纰漏视而不见，有偏见地进行“数据挖掘”，以使自己情绪上喜欢的结论能够被合理化。
当我听到这些科学家执着于“不现实的‘内构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既吃惊又熟悉的感觉。吃惊的是，自然科学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那是基于客观的实证观察，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主观情绪要想左右自然科学的理念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想不到情绪竟然也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熟悉的是，自然科学家犯的这些错误在非自然学科更为常见，熟悉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绪左右理念要比在自然科学更加容易。一是因为这些学科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做客观的实验，在进行研究时往往要介入许多主观的元素；二是因为这些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更容易唤起情绪的牵挂，譬如射线那样的问题与一般人的生活相距甚远，而自由、民主、市场却与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人对其有着天然的情绪牵挂，因此情绪也就更加容易侵入这些理念。
原教旨主义的现象便是情绪侵入的突出例子。原教旨主义把理念原教旨化，赋予其原教旨的意义，促发神圣的情绪感觉。在这种神圣情绪的左右下，理念成为不可修正的原教旨，无须进行现实测试，即使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与理念模式不相符的事实，模式也不能被更改。这种极端现象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中屡见不鲜，譬如在1950—1970年代，公有制经济的理念就被极端化，那时的信念是：私有财产是私有观念的根源，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有观念就会消失，人人都变得一心为公，公有制使大家都成为企业的主人，大家都会以主人翁的精神来努力工作，因此经济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快速提高。虽然私有制“消灭”之后，并没有出现可持续的“人人都变得一心为公”的现象，公有化之后的现实也不都是“经济快速发展”，但很多人仍然笃信公有制经济的理念，把公有制视为神圣，不愿意进行理性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导致公有制信念受挫，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市场万能理念——市场原教旨主义，相信市场必然高效、市场永远万能，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医疗教育等一切领域都要市场化，市场化成为神圣的最佳模式。即使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市场失灵”的事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改变对市场的崇拜。当人形成了市场万能的神圣理念之后，往往就会摒弃现实测试，无论出现了多少与理念相矛盾的事实，都不愿对那“神圣”理念进行修正。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现实世界中，即使一种理念最初是“现实的”，但若不随着变化的现实而进行修正，这个理念也会变得“不现实”。相反，如果不陷入极端情绪化，能够更为理性地根据现实测试来修正理念，即使理念最初有“不现实”的地方，也有可能修正得接近现实。
“民主”也是一个经常被原教旨化的理念，“全民普选、多党竞争、权力制衡”被视为民主程序，人们相信这样的程序能够保证人民拥有权力、人民治理国家、人民享有成果。但是，若对这些信念进行认真的现实测试，就可以看到大量现实是与这些“内构现实”的信念相矛盾的。譬如，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出现了1%的人凭借金钱左右国家政治决策的现象，使99%的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又譬如，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选举和权力制衡的程序导致了政府机构间的“扯皮”与“不合作”，造成了治理的低效无能，使得许多基本的民生问题难以解决。
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伊拉克，问题就更多了，连人民基本的生命安全权利都无法保证。“阿拉伯之春”时的埃及、近些年来的乌克兰等国都出现的民主乱局，又进一步提供了现实测试的负面例证。面对有违民主理念的负面信息，极端民主主义总是用选择性的“数据挖掘”等方法来处理，想方设法挖掘出能够强词夺理的数据，以捍卫“民主”的万能神圣地位。
自由与民主相似，也享有万能神圣的地位，也是一个被极端化的理念。自由主义相信“人生而自由”，相信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完全自由的，因此自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对于这种“内构现实”的信念，他们不进行现实测试，从不在实践中检验人是不是“生而自由”，是不是“在自然状态中完全自由”，而是给自己的信念注入浪漫的情绪，赋予神圣的意义，全然不用批判性思维来对待自己的认识模式。
自由、民主、市场是启蒙运动宣扬的信念，批判性思维也是启蒙运动倡导的思想方法。但是历史却呈现了一个诡异的畸变，这些启蒙信念演变成了万能神圣的理念，背叛了批判性思维的启蒙精髓。启蒙运动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迷思。曾经在启蒙时代辉煌闪耀的一些信念，渐渐地被神化和僵化，变成了极端的信条。当年，启蒙运动通过批判性思维摆脱了中世纪神权的束缚，开启了现代化之门。现在，当现代化席卷了全球之后，启蒙信条却被神化和僵化了，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之际，是否也应该通过批判性思维对这些信条进行反省呢？这样的反省也许可以为人类的继续发展开启一道新的大门。
用批判性思维对自由、民主、市场的信念进行反思、进行现实测试，是本书的一条主要思路，希望通过这样的反省和测试，能够获得更加符合现实的认识模式，能够更现实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尤其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都经历挑战和危机的时刻，非常需要通过反思以寻求改进。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自由”的信念，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现代思潮中占据主宰地位，自由的信念全面而深刻地渗入民主、市场等一系列对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的观念之中，但是自由的信念却又先天地缺失了理性的论证和现实的检验，因此，需要首先对自由的信念进行论证和检验：人是生而自由的吗？“人生而自由”的信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后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呢？个人自由的信念对人类自由（群体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个人自由与人类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以利人类的发展？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来反省自由主义的一些偏颇观念，探索个人自由和群体凝聚之间的优化平衡点，以及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这个平衡点的关系。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民主”的问题，西方民主体制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应有的“普世”体制，是“最不坏”的政体，但是这个信念也缺乏认真的论证检验，因此也需要对西方民主程序和民主结果进行现实测试。本书测试的案例既包括新兴的民主国家，也包括成熟的民主国家，通过测试和分析，本书反省了西方民主理论中存在的三个逻辑误区（人民的群体性与权利的个体性之间的概念矛盾、不负责任的个人权利导致的自毁机制、趋中化效应造成的自弱机制），由此提出了“优主”的概念——要超越民主选举的趋中，要选拔优于中等水平的高端优贤者主政。本章对如何选拔优者、如何保持优秀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还进一步探讨了民主和优主之间的差异和利弊，以寻求民主体制内的改革和民主体制外的优主体制可行性。
本书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市场的资源配置，关于市场的论述数不胜数，但这些论述往往忽略了一个对资源需求有着巨大影响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温饱满足。在温饱满足前，人的需求大多数是为了温饱，而温饱消费基本上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但在温饱满足后，对资源的需求就变得多样而复杂，满足这些需求的消费有的有利于未来发展，有的无利于未来发展，这种需求的改变影响了市场的性质。
本书所侧重的正是从温饱满足之后的视角来审视市场性能的质变，在后温饱时代，人的消费需求有哪些特点？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温饱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主要面临什么障碍？市场能否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去克服这些障碍？什么样的体制能够高效率地解决这些问题？……本书希望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现实的测试，来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来反省脱离现实的僵化信念，来探索有利于群体长远利益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自由、民主、市场。因为自由是西方民主和市场理论中的核心观念，因此全书的分析从讨论自由展开，继而分析民主，最后探讨市场。三部分的要点大纲如下：
·“人生而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石，但缺乏理性论证。
·理性分析和实践检验显示，人是生而不自由的。而且，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指出，人既有“要自由”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要依附”的“逃避自由”的心理需求。
·虽然个人是不自由的，但“人类”却有很大的自由，人类创造的生产力使人类在生存发展方面获得极大的自由。
·人类自由的增长可以扩大个人自由，但是需要以牺牲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为代价；个人自由的创新力和个人不自由的向心凝聚力，是增加人类自由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优良政治体制是要在个人自由和人类自由之间形成优良的平衡点。本书第二部分讨论什么政治体制是优良的。
·西方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优良政治体制，但这种民主制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民主理论中的三个逻辑误区。误区一：人民的群体本位性与权利的个体本位性之间的概念矛盾。这个逻辑矛盾导致不同意见的个人以“人民”之名合法恶斗。误区二：不负责任的权利导致自毁机制。有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制约，使不负责任的人参与主导群体长远利益的决策，如同让无驾照者开车，导致自毁事故。误区三：普选的趋中化效应造成自弱机制。民主多数制使得中等水平者占上风，因为大多数人不能理解高端，倾向于认同趋中者。在国际竞争中，趋中制弱于趋强制，将导致国家趋弱。
·走出民主误区的两种选择：（1）体制内的民主选举制度改革，（2）体制外的优主政治探索。
·优主的核心问题是选拔超越趋中的优者，形成优贤者的优主集团，由优者执政。
·优主政治遵循五大原则：（1）大门开放，（2）择优门槛，（3）内部反腐优化以保持优秀，（4）组织结构趋优，（5）与普通大众保持密切联系。
·优主政治不是程序取向，而是目的取向、结果取向。不同的国家创造适合自己的程序，并在发展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程序，以实现“为群体长远利益”的目的和结果。
·优良政治体制必须考虑：如何配置社会资源才能更有利于群体长远利益。本书第三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能够最高效地进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资源配置，并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崛起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为证。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对资源配置有着巨大影响的因素——温饱满足，因而无法看清市场无形之手在温饱前后发生的质变。
·这种市场观念忽视了利益的时间性，市场配置资源追求现时利益、忽略未来利益。在温饱满足前，由于温饱产品的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基本一致，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表现得合理，但在温饱满足后，市场配置资源对未来利益的影响就非常复杂。
·温饱满足后，妨碍人类自由的主要障碍是：疾病、环境、国家安全。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把资源配置给医疗、环保、国防、教育、科研、基建六大行业。
·优主政治利用体制优势，可以把更多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使温饱满足后的资源配置更加有利于未来发展，更加有利于群体的长远利益，更利于实现美好生活。本书分析了温饱满足后人类发展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