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语言学派百年回溯

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是语言学研究中各种语言学思想异常活跃、各种语言学流派纷繁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流派当属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更准确地说是各种不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在众多的语言学流派和思潮中，莫斯科语言学派（Москов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школа）以其独特的语言学思想和不懈创新的精神活跃在世界语言学的舞台上。如今，它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仍在续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莫斯科语言学派早期又被称作“福尔图纳托夫学派”（Московскаяфортунатовская школа），是著名语言学家Ф.Ф.Фортунатов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期间（1876—1902）在科研和教学实践中创立的语言学流派。这一学派也被称作“形式主义语言学派”（Формальная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因为它提出要在语言研究中寻找出语言学自己的、适合于语言所有领域的、形式上的标准，这些标准的特点是：在语音学上倾向于生理学；在形态学上倾向于心理学；在词汇学上倾向于民志学；在句法学上倾向于逻辑学。以此来反对新语法学家的唯心主义语言学理论，反对将语法和唯心论及逻辑学混为一谈。莫斯科语言学派根据语言是完整的科学对象这一特性，预先确定了寻求更完善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任务，目的在于建立完整统一的语言学。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福尔图纳托夫派学者，在继承前辈的语言学思想的同时，不断完善和发展现代语言学理论，在莫斯科语言学派的旗帜下，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且相互联系的学科分支，如众所熟知的莫斯科音位学派、莫斯科方言学会、莫斯科功能社会语言学派等，不仅推动和引领了俄语学研究的发展，使其与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水平比肩，同时也对世界语言学研究（俄语学、斯拉夫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Ф.Ф.Фортунатов及其语言学思想

Ф.Ф.Фортунатов（1848—1914）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同时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印度学家、波罗的海学家、多种印欧语言学专家，此外，他还是语音学和重音学方面的比较–历史研究专家、古文字学和古正字法专家。他的科学活动是从对立陶宛方言、吠陀语和梵语古代文献（1871）的研究开始的。随后，他在硕士学位论文（1875）中阐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基本观点，在印欧语的系统历史–比较语法的建立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在1876年开设的讲座中，Фортунатов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并严格区分了描写方法和历史方法（共时和历时的方法），区分了现实有据可查的事实和假设性构建的情景，对活的民间言语的实证和理据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认为，为了弄清某种具体语言的历史，比较的方法是模拟建构过去状态的手段，并号召语言学家去探求“支配事实的规律”和“所研究的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原因”（1956:T. I,27）。在他的语言学总体构想中还提出了关于语音规则的普遍性和建立与此相关的、对应的年鉴方法的理论。相对于那个时期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和研究不仅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对此，А.А.Шахматов曾指出，“Фортунатов是走在西欧语言学前头的人”（Линг. Энцик. Словарь:317）。

Фортунатов语言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

1． 语言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 且是一个与其他系统有着原则性区别的符号系统。任何一个符号系统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但它们都不具备语言的通用性。在很多情况下，语言特有的规律性是其他符号系统不能具备的，它具有下列纯语言的特点：

（1）在语言系统内部，许多位置条件决定了不同语言层次上某些语言单位的交替；

（2）在音位学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音单位在某些位置上可以发生同化；

（3）在构词学中，动词的派生构词呈阶梯式变化，而且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改变一次体的状态，例如，动词бить（未）→забить（完）→забивать（未）→назабивать（完）。

（4）语言单位的变化和改造有多种形式和多支的路线；

（5）不同语言层次（形位、词、词组、句子）的语言单位都 会发生同义或同音异义的聚合和离散；

（6）语言单位具有共时能产性，即在语言系统中潜含有能使该系统扩充的现成的方法和手段；

（7）语言 中具有通过隐喻转义更新称名的可能性。

语言内的这些特点不能在超出人类语言范围的其他符号系统中存在，或者在其他符号系统中十分受限制。Фортунатов探索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所特有的规律，希望找出决定该语言特有的关系类型，这一原则体现在他的著作中，并一 直指引着莫斯科语言学派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音位学派的创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语言是一种关系

在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时候，人们曾一度倾向于直观性研究，即研究语言单位在系统之外的联合，注重它们外在的相同和相似的直观性，如：语音要与生理声音相似 ，语法要与称名–概念意义相近等，认为语言内部特有的联系服从于语言外的联系。Фортунатов给系统性研究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结构具有决定意义，应研 究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他认为，在建立语言的统一系统时，在确定语言的相同性和 差异性时，判别的标志不是语言单位外在的相似或不同，而是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构。语言单位在功能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对相对应的外在单位的解释（1956:T.I, 147）。

Фортунатов坚信，语言单位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是语言系统中基础的基础，他把这一思想贯穿在他的所有研究中。他发现，一个词要相对于另一个词而存在；一个语法单位要获得某种意义，必须确定它与另一个语法单位的关系。他在形位、词、句子中都发现了这种关系，这里首先涉及了一个十分复杂的俄语形态学问题，譬如，运动动词的定向/不定向特征与体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曾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Фортунатов的发现解决了长时期以来许多不清楚或一直没有解决的语法问题：

（1）任何一个由词缀构 成的词的形式都是依靠另一个没有词缀的词而存在，例如：

вернуть—вывернуть, читать—прочитать

（2）俄语动词体的构词等级理论，例如：

这种构词关系适用于很多动词，同样适用于运动动词，但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是由于运动动词的方向性所致。

（3）定向/不定向运动动词准确的语法意义：定向运动动词表示朝着一个方向进行的运动；不定向运动动词表示往返或朝着不同方向进行的运动。由此确定，动词сбегать具有两个体的对偶：在表示一次性定向运动（逐渐下去，下到某处）时，сбегать是未完成体， 与完成体сбежать对应；在表示多次性不定向运动时，动词сбегать是完成体，与未完成体бегать对应，其派生路线为：

3． 语言的标记性/非标记性概念

通常认为，标记性/非标 记性概念是由布拉格学派最早提出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Фортунатов就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中的标记性/非标记性特点，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做出了十分严格的界定，只是当时尚未用固定的术语来表述这一概念。Фортунатов及其后人都广泛使用了这一重要理论思想，例如，相对于中间态而言，主动态具有非标记性特征；相对于间接语式和完成体而言，陈述式、未完成体具有非标记性。Фортунатов还从波罗的海各语言和斯拉夫语言复杂的动词词根中区分出了动词的两种意义，即动词词根的构成一方面表示行为特征的完结性时间（表现为特征/状态的结束时间），另一方面表示行为特征的时间长度（延续时间）的完结性。Фортунатов的这些发现为后来俄语动词的体、态和时等范畴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4． 语言的交替原则

在Форту натов的学说中，交替原则涉及了很多语言现象，并成为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与交替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位置理论。Фортунатов首先发现，当某些语言单位与另一些组合在一起时，它们能够改变与之结合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例如，не правда—неправда, не счастье—несчастье, не приятель—неприятель等。进而，他又发现，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划分出词缀和词根，词缀是改变词根意义的变化部分，它总是能改变与之联合的词根的意义；但在另一些条件下，一个意义由另一个意义代替，因此，意义的交替是在词缀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重要的是，这种交替应是有序的、有规律的，即应能涵盖整个一类语言单位，例如не可以与名词类词汇结合（1956:T.I, 72-73,123,173）。Фортунатов将这一结论扩展到其他语法领域，将构词与语法联合在一起，认为语法领域是一个动态世界。

5. “语法形式”概念

“语法形式”这一概念是Фортунатов语法理论的中心，这一概念为俄语词类学说，以及俄语中“态”的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词形研究中，Фортунатов注意到了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关系，他指出，为了使一个词在语音相同时能够表示物体不同对应关系的特殊形式，即相互关联的意义，必须要知道语言中存在有其他形式，这些形式可以在另 外的情况下表示出各种称名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才能由语言中存在的语法形式上的这种差异联想出该词的语法意义。例如，之所以可以判定радости是不同的语法形式：第二格（нет）радости，或是第三格（к нашей）радости，是因为其他词汇在这些格时具有不同的形式：воды（第二格）,воде（第三格、第六格），据此可以判断出радости的语法意义。所以，只有当意义具有独特的表达手段时才能被称作是语法意义。

在论述语法意义时，Фортунатов指出，在一个词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受另一部分的影响发生变化，而另一部分决定了这种变化，也就是说，语法形式决定了词汇形式的变化。他把词汇单位切分为两个部分：语法部分和非语法部分。这种划分是为了证明一个词与该词的其他形式或其他词的关系（1957:T.Ⅲ,86）。Фортунатов的这一理论思想被他的后人继承并获得了极大发展。

6． 语言研究的共时性

Фортуна тов认为，如果说，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是由它的内部关系构成的，那么，这种语法形式不可能在分析时从另一种语言中照搬过来，也不可能从逻辑学和心理学中照搬过来。同样，也不可能把一种语言的过去的状态强加于语言的现阶段状态。他一再强调：“重要的是，让学生们不要把现阶段语言中存在的事实与研究语言历史时发现的事实混淆起来。”（1957:T.Ⅱ,445）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语言研究中，Фортунатов是共时性研究的一个严格的支持者。他的科学研究重点是探寻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既决定语言使用功能，也受制于语言的使用条件。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这种关系是通用的，因此，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应从语言系统内部去研究。

Фортунатов的上述语言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尽管他对许多语言学问题并未做出明确的解释和定义，但仅仅是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Фортунатов的一系列语言学新思想犹如一颗颗充满活力和无限发展生机的种子播撒在了俄语学研究的沃土上，裂变和生发出了日后莫斯科语言学派一个个学术流派和分支机构，并为它们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博大深厚的基础。Фортунатов在俄语学研究领域树起了一面旗帜—莫斯科语言学派，他的许多观点为后人开启了通往语言学圣殿的一扇扇窗户，他的思想智慧之光一直映照在莫斯科语言学派百余年科学探索的道路上。

二、莫斯科语言学派的发展历程

从Фортунатов创立莫斯科语言学派算起，至今已经百年有余，在他身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者聚集在莫斯科语言学派旗帜下，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和丰富了Фортунатов的理论思想。通常认为，Фортунатов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已经培育了四代语言学工作者，这四代人接力赛式的不懈努力，使莫斯科语言学派拥有了百年不衰的辉煌历程和绵延发展的无限前景。

1． 第一代莫斯科语言学派

在Фортунатов的第一代学生中，出现了А.А. Шахматов,М.М. Покровский, Д.Н.Ушаков, Н.Н.Дурново, М.Н.Петерсон,В.С.Поржезинский等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们秉承并发展了Фортунатов的语言学思想，逐渐成为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中坚力量，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第一代莫斯科语言学派。

莫斯科语言学派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事件是，1903年，在Шахматов的提议下，在俄语历史和方言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莫斯科方言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收集、汇总有关方言信息的工作计划草案，讨论了统一音标的问题，以及方言学和语言学地理的理论问题。委员会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活动，目的是研究各种重要的方言，出版了收集到的材料和总结汇总工作的文献。其中最主 要的成就是由Ушаков、Дурново和 Н.Н. Cоколов完成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言地图：《俄语在欧洲的方言地图初探》。

Фортунатов关于词形是词汇之间“活的关系”的理论奠定了俄语词形变化和构词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词法学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做了充分的实践准备。以Ушаков为代表的这一代学生，为发展这一学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学术研究和活动方向开放，其主要语言学理论思想及研究方向有：

（1）研究统一的相互协调一致的语言系统，探索各种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Дурн ово首次给俄语动词下了这样的定义：“动词是这样一些词，它们的变化表现出讲话人与所述事件的关系或与所述事件的时间的关系。这种因人称变化而发生的动词的变化，语法学中叫作变位。”（1931: 27）

（2）继续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的关系：Ушаков在《语言科学导论》中 指出：“中学语法混淆了不同时代的语言事实……因此，既不能提供对语言事实的理解，也不能提供对语言历史 的理解。”（1928:73）

（3）Фортунатов把语言单位看作是可拆分的整体，力求把语言研究的这两 个方面结合起来。他在研究词缀改变词根的意义时关注的实质，是词是如何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连续统的。他的观点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可以看作是分散的由许多独立的特征和特性组成的单位。Ушаков等学者把Фортунатов的这一思想运用到当时的词典学研究中，把词的意义看作是关系特征的组合：一方面，可以在词的意义中找到足以证明词义分散性的各种区别特征，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在词的意义中发现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思维意识流，即语义连续统。

（4）探求语言单位在发生规律性交替变化时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和等同性的根源：

Фортунатов提出了语法形式概念，并用语法材料证实了这一思想，Ушаков和Дурново用语音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理论构想。

（5）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研究了语言的规律性问题，加深了对语言作为一种互为条件的依存关系的本质的理解，大大拓宽了语法形式这一关键性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概念，使语法理论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例如，按照Фортунатов的理论，许多词（кенгуру、куда、скользя等）都不具备语法形式，因而被划出了语法范围之外。这一代学者们首先是在被Фортунатов认为没有语法形式的现象中发展了他的语法形式理论，扩大了语法形式的所指范围，进而逐渐发现根本无需划分“无语法形式”的词汇单位，因为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是以某种形式进入语法系统的，并在这一系统中充当一定的角色，起一定的作用。这种角色是由某种意义或语法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莫斯科语言学派的这一代学者的论著中“非语法单位”这一概念消失了，与此同时，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法标识以及其复杂的关系做出了另外一种新的理解和解释。

（6）语言是社会、经济、人的心智等同时作用的一个领域，同时又是一个极其独特的 人类心智活动领域。正是基于对语言的这样的理解，莫斯科语言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对方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认为方言是俄语中十分有价值的语言材料，是俄罗斯文化、历史的承载体，同时，莫斯科语言学派当时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的自约性，即语言自身有满足其存在的条件。语法和语音系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方言中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依存关系为人们认识语言结构组合规律的实质提供了实证材料。可以说，莫斯科语言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创造性地继续了语法形式的理论研究，既保持了Фортунатов关于词的语法形式概念的理论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大大地拓宽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2． 第二代莫斯科语言学派

这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Р. И. Аванесов, А. М. Сухотин, А. 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В. Н. Сидоров, И. С. Ильинская, Г. О. Винокур, П. С.Кузнецов 等。第二代莫斯科语言学派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都是相当严峻的，但这些语言学家表现出了对科学和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推动着语言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莫斯科语言学派的研究主要是沿着上一代的研究主线发展的。在诸多研究中，音位学研究成果是最突出的。

（1）建立了莫斯科音位学理论

20世纪的20年代，在莫斯科语言学派的沃土上诞生了莫斯科音位学派，它的创始人正是上述第二代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骨干力量。莫斯科音位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源于博杜恩·德·库尔特内（доgу϶н geКуртe϶н）的喀山学派关于音位的学说，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在确定语言的音位成分时必须始终不渝地采用形位的判断标准。在这一点上，莫斯科音位学派首先定位在音位的感知功能上。1930年，Аванесов和Сидоров在合作发表的论文《正字法改革与书面语问题》中最早提出了关于音位学的理论。在这一时期，莫斯科音位学派还不断接受和学习其他与自己相近或不同学派的思想（譬如参加了布拉格语言学派提出的音位的区别特征和整合特征的研究工作），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2）继续研究并建立了方言学理论（Аванесов, Кузнецов），提出了方言具有系统性的观点，并用大量的语言材料证实了这一理论观点。Аванесов提出了方言是俄语语言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思想；Сидоров的研究证实了各种方言系统之间联系的论点，譬如，一个方言可以从另一个方言中引进某一个位置体系，但用自己的材料去填充，这样逐步地从一种方言转到另一种方言。显然，正是方言证实了语言学统一体的关系体系，以元音O为例：初始状态，然后在从“O”音化向“A”音化的过渡中形成关系体系，形成“A”音化材料。这些研究成果是莫斯科语言学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20世纪的20年代，“莫斯科方言委员会”实际上成了“莫斯科语言学联合会”，许多著名的学者，如А.И.С оболевский, А.М.Селищев, Г.А.Ильинский 等经常到这里做报告，“莫斯科方言委员会”的工作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部分。

（3）建立了完整的构词学理论。Винокур在Фортунатов的词类理论的基础上，在《俄语构词简述》一文（1946）和其他文章中提出了确定“派生词—能产词”之间关系的标准：可以用能产词来解释派生词。这是Винокур提出的解决俄语构词问题的主线。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词汇（派生词与能产词）意义相关性概念，这一概念确保了上述判定标准的可靠性和绝对性。

（4）提出了句法学中的位置理论。如何判定同一位置上的句法成分的功能，是认识句法关系实质的一个重要依据。Фортунатов始终不渝地坚持要在语言本体中研究语言。句法理论最容易被语言外的概念，尤其是被逻辑学概念和心理学概念混淆。在莫斯科语言学派理论框架下，第二代学者们，如Аванесов等成功地证实了词类的功能，并试图通过添加同等成分的方法来证实处于某一位置上的句法成分的不同功能。例如，поездка в деревню（回答куда的问题—状语）;прибытие в срок（回答какое的问题—定语）;введение вдолжность（回答во что的问题—补语）。三个例子中画线部分具有相同的语法形式，即前置词与第四格名词的组合，而且都受前面的动名词支配。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它们的语法意义都是一样的：说明动名词。词汇的组合结构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受支配词的词汇意义：деревня表示地点、处所，因此，回答куда的问题。显然，这并不是 语法范畴的问题，而恰恰是句法理论极力回避的符号逻辑问题。如果把поездка в деревню扩展为 поездк а в деревню,но ненадолго，则根据ненадолго的词类和词义，可以判定它是副词，作状语，既然并列连词но连接两个相同的成分，则可以推断，в деревню在这里也是状语。同理，在例子Прибытие в срок中添加形容词：прибытие деловое иточно в срок， 这里в срок的定语功能就可以通过连词и连接形容词деловое充当的定语而得到证实。这样，Аванесов把音位学中的位置区分理论引入句法分析，为句子次要成分理论研究注入了活力。

此外，在语言学其 他方向上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如：研究形成修辞等级的功能联系（Сухотин）；继续研究和发展Ушаков的词典学理论（Сидоров, Ильинская, Винокур）；从功能的角度研究俄语的历史等（Аванесов, Сидоров, Ильинская, Винокур）。

3． 第三代莫斯科语言学派

第三代莫斯科语言学派又称战后的一代，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继承和发展该学派的宗旨和科学思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М.В.Панов, К.В.Горшкова, К.Ф.Захарова, С.В.Бромлей,В.А.Робинсон, Р.И .Лихман, Л.Н.Булатова, Т.Ю.Строганова, В.Д.Левин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有：

（1）继续古俄语和语言历史的研究。以Горшкова为首的一大批学者，继续着方言学和方言历史的研究。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方言实地考察。1947年Горшкова写出了《莫斯科南部方言的历史》的报告，50年代她又发表了《北方罗斯历史方言概述》等许多有关历史语音和历史方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比较系统的历史语法学说建立了。

（2）音位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老一代在音位学理论上的分歧的出现，年轻一代的语音学派（Панов,Горшкова,Широков）试图整合两种音位学理论（布拉格音位学和莫斯科音位学），他们把俄语中存在的大量的语音交替现象视为语音的聚合性特点：Аванесов在一系列音位学论著中对语音的聚合性特点作了阐述（1956）；之后，Панов提出了“聚合音位”的思想（1967）;Горшкова（1980）提出了音位学的聚合体关系的概念，所有这些理论思想使音位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Панов,2001: 411-415）。

（3）正字法研究的历史性成果。始于1917年的俄语正字法改革，在苏维埃时期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阻力和干扰。然而，历代的莫斯科语言学派都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这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正字法委员会”于60年代成立是第三代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一件大事。委员会由В.В.Виноградов任主席，Панов和 И.Ф.Протченко任副主席，许多著名学者，如：Аванесов, С.Г.Бархударов, С.И.Ожегов,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Шапиро, И.Г.Голонов, Д.Э. Розенталь, Н.М.Шанский等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研究了Панов在《论俄语正字法的完善》一文中提出的所有问题（1963年），并于1964年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完善俄语正字法的提议草案》。同年，Панов发表了著名的专著《关于俄语正字法的神话：优点与不足》，此后，他又主持撰写了史料性的汇编《概述俄语正字法的完善（XVIII—XX）》。

（4）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构想。以Панов为核心的第三代莫斯科 语言学派一直从事着语言的社会方面问题的研究，他们对20世纪俄语中发生的变化过程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出版了四卷本专著《俄语与苏联社会》，全面地讨论和描述了在俄语标准语的使用者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语言学问题（表现在语音、构词、词法、词汇等方面），并对新时期由于社会变化引起的俄语变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Панов还制定了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原则，为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5）在功能语言学研究方面，着重研究口语体和书面语体的俄语篇章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其路线仍然是对各种不同类型 的俄语篇章进行修辞、体裁和交际–语用性能等方面的研究，评价现阶段篇章语言与前一时期的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各种话语体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的体裁，如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外交和政治谈判、杜马或议会发言等。

4． 第四代莫斯科语言学派

第四代莫斯科语言学派是创新和开拓的一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Е.А.Земская, С.М.Кузьмина, Н.Е.Ильина, Р.Ф.Касаткина,Л.Л.Касаткин, Г.А.Баринова,Л.П.Крысин等。他们一方面继续着上一代的研究方向， 如：语音学–音位学研究（Касаткина）、方言学研究（Касаткин）、语调学研究（Е.А.Брызгунова, Г.Н.И ванова-Лукьянова）、构词学研究（Земская, О.П.Ермокова）、词法学研究（Ильина）等，同时，跟随着时代变化的脚步，不断扩大研究的领域，大胆涉猎许多前人不曾研究过的崭新的课题和方向，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1）建立了俄语口语语言（рус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理论体系。Земская 一直研究俄语功能语体问题（特别是俄语口语的研究），提出了俄语口语研究的许多重要理论，被公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在此基础上，她把俄语口语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并指出它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使用范围和功能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语语言这种提法本身未必很成功，许多老一代学者也不赞同这样的提法，认为口语应属于标准语符号文字的一部分。但是，Земская这种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不仅在俄罗斯语言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国外也因此掀起了口语研究的热潮。

（2）继续和发展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Панов提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针和原则在后来的许多学者的论著中都得到了体现。1974年，由Крысин主编出版了集体专著《大规模调查资料中的俄语》。1976年，Крысин与Д.Н.Шмелев主编了文集《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几十年的语言学研究生涯中，Крысин一直关注社会因素与语言的关系—讲话人的社会地位与语言使用环境的变化、语言发展的内外因素、社会关系与词汇语义结构、讲话人的社会层次与话语交际特点、语言单位语义中的社会因素的成分等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概念已经形成，并日趋成熟。俄语学界也公认，在俄语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以Крысин为代表人物的“社会语言学流派”。

（3）功能社会语言学派的建立。1998年2月，在俄罗斯科学院俄语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Земск ая和Крысин联名发表了题为《莫斯科功能社会语言学流派：研究总结与前景》的论文报告，宣布俄语功能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莫斯科功能社会语言学派。这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学流派，虽然可以说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却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和宗旨，即从社会学和功能—语用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继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俄语进行划分和研究。从这一角度可以把现代俄语划分为：标准语、地域性方言、城市俗语、专业性语言、社会性行话等语言的次级系统。研究各次级系统的交际功能随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如Земская从80年代开始，就把口语研究的重点转向城市居民各种形式的口语体裁，转向不同层次和行业的行话、俗语、俚语等，这些方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社会语言学的特点。

研究俄语侨民的语言。把移民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层次，对20世纪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做全面的追踪调查，研究其语言变化的内外因素，进一步揭示和证实语言发展的外在推动因素和内部规律。

严格地讲，在莫斯科语言学派形成的早期，该学派的传承基本是 沿袭着“导师—学生”这一路线发展下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学派不仅在内部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分支、分科，而且在外部与其他学派和其他思潮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第三、四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结果是扩大了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作用和影响，使该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界限随之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出现交叉和联合。所有这些也是莫斯科语言学派能够绵延百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三、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主要理论思想及贡献

1． 建立了语言体系的规律性理论

该学派把语言符号作为一个 特殊的独立本体来研究，认为语言所特有的性质不能混同于任何其他符号系统，语言的规律性不能混同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规律性，更不能混同于其他非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性。由此形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的理论观点：语言的本质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以外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如果语言系统中的关系表明语言单位在功能上是等同的，那么，语言单位在物质表层的不符、不同或不一致并不能阻碍它们在功能上的等同。反之，语言单位在物质表层的相同并不能证明它们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因此，语言模式中的关系被看作是语言的组成要素。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1）在Фортунатов之前，语言学中的词法学和构词学被统统纳入词源学（эти мология）的名下。在这一庞杂的学科中，词汇的现代派生和历史性派生的界线、词法学和词源学的界线都是模糊不清的。Фортунатов提出了词性是“特定语言在特定时期获得的相互关系作用的结果”的理论，为区分词汇的形态和词的构成，进而为划分词法学和构词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莫斯科语言学派几代人的共同不懈努力下，这一理论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在俄语学中形成了独立的词法学和独立的构词学。

（2）Фортунатов及其学生们在对词汇进行的分类研究中，提出了词法结构 的判定标准（独立的、词根的、黏着的、曲折的），从而在严格区分了词法学和构词学的同时，还严格区分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3）区分了词的内部形式与外部形式，即内容与语音外壳形式，提出了语言符号是人的 认知内容的单位载体、语言系统内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联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现代语言语义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 提出了“位置决定论”的理论

这一理论思想的研究主要涉 及包括音位学、构词学、词法学、句法学等在内的语言学领域，其核心概念可以涵盖：对位置的依存关系；由位置决定的交替和非位置决定的交替；由位置决定的交替单位的功能的等同；同一语言本质通过位置网“流动”；语言单位的中和化；语言本身具有可以重新组织语言单位的可能性；语言组织的分散性和非分散性在语言不同层次上的结合；语言单位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一部分受另一部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等。

所有这些都属于语言的内部状态，属于语言本身的关系。由“位置决定作用”理论衍生出来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成果大致有两类：

（1）“位置决定作用”最早应用于音位学研究，形成了莫斯科音位学派的最重要的理论—语音位置交替规则。这种理论认为，处在同一位置上的不同语音是一个音位，即在位置交替中不同的语音实体同化为一个音位。这一理论是莫斯科语音学派的重大贡献，用Панов自己的话说：“莫斯科音位理论是苏联语言学中的白雪公主。”（2001:517）

（2）Фортунатов关于词的语法形式和其成分间的联系方法的思想，经几代人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句法学中的位置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现代俄语句法学理论。

3． 建立了完整的语言学教育系统

注重俄语语言教育是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传统。除了大学阶段的俄语语言教育外，该学派中的许多著名学者，譬如Панов,Ильинская,Кузьмина, Т.С.Ходорович等都曾潜心于中小学俄语教育。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快速提高整个民族的语言学知识水平，只能从中小学生做起。因此，历代莫斯科语言学派都把编写俄语教材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把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引用到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实践中，并十分关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法的改革和普及工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莫斯科语言学派在一百年来的发展中逐步制定出了一系列俄语实践语法规则，提出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法理论，成了俄语学研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流派。

莫斯科语言学派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仅在于学术和理论上。她是一个大讲堂，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探讨和争鸣的舞台；她是一个大熔炉，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她是一面旗帜，旗下汇聚了不同时代的各种学术思潮、流派、分支和组织，构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恢宏博大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今天，走过百年的莫斯科语言学派犹如一面不褪色的旗帜，仍然色彩鲜艳地飘扬在俄语学研究领域；它的理论精华仍然显露着不倦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发展空间，仍然在为俄罗斯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发展贡献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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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外语学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