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产融协同是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必然需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产业和金融的相互配合和互相促进。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对产融协同、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共生共荣

国内外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金融部门通过资本聚集、资源配置、财富再分配和风险再分配，支持实体经济扩大投资、降低成本，促进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进步，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而实体经济增长反过来为金融中介发展积累金融资源，创造金融需求，激活发展潜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也必须与一定的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

首先，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的发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金融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规模和效益决定了金融的需求和规模，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现实的稳定的收益作保障，金融的“创新”和盲目扩张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并会不断扩大泡沫破裂的风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融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反映并服务实体经济的历史，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业的创新、繁荣都无从谈起。

其次，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金融是工业的血脉，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血液，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历史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

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金融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支付中介；第二，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储蓄投资转化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供市场流动性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并承担整个过程的风险分散与稳定增长的责任。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愈加广泛和多元，如企业的兼并与收购、信息披露、信用体制建设、财务管理等活动都离不开金融有效参与。

最后，只有实体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经济才会健康运行。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水平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匹配，才能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反之则会抑制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只有紧密协同，才能和谐共荣。产融协同好，经济发展才会平稳，结构才会健康，金融风险才会降低；产融协同不好，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则经济发展艰难，产业结构失衡，金融风险也会增高。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与协调一旦被破坏，金融职能一旦出现明显异化，金融部门过度膨胀，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不但起不到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还会使实体经济丧失持续发展的能力，并进一步加剧经济体系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直接威胁社会财富的形成和增长，损害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危及国家长治久安。20世纪发生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互相促进的改革和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40年来，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工业为例，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工业体系日益完备完善，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迅速成长，实现了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趋于完善，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民营和外资工业企业比重不断上升，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中国工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工业企业国际化加速推进，并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

在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金融体制也不断改革，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金融体系，金融发展的步伐与市场贴得越来越近。一是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证券、保险、信托、基金、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门类齐全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二是金融业务不断拓展与创新，由仅有的存、贷、结算扩展到当前复杂的业务结构体系，各种金融衍生品种，如期货、期权、互换等也相继出现；三是利率、汇率形成体制也不断得到市场化改革；四是我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不断得到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五是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建立起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一行两会”的监管结构。

客观地讲，产业和金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金融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金融体系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创新，同时，金融又极大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改革和各种金融业务创新又有效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刺激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

如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互相促进。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改革，包括“拨改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国有专业银行的恢复和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组建与发展，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等，都源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种规模类型企业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银行信贷的增加，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银行贷款的支持，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难以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和银行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壮大。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1978年的1890.4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06604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从3678.1亿元增长到743585.5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从1621.5亿元增长到247877.7亿元，我国实体经济实现了质和量的飞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从1978年的3048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6年末的232.2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760多倍。

又如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互相促进。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越来越庞大的资金需求，催生了股票市场的建立，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越来越多优质企业的上市，吸引大量资金入市带动股票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日益增长的巨大投资规模又有力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股票市场的建立完善，在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健康发展。

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日益开放，优质企业，特别是大批优秀民企上市募集资金。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股票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和发展壮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1～2016年，我国企业在国内股市上累计筹资额达97885.62亿元。上市公司数从1991年的14家增加到2017年底的3444家，从行业来看，其中制造业企业2206家，占比达64.1%。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2101家，占比已达到61%。

再如债券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互相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也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典型例子。经过十几年发展，我国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1993～2016年，企业公司信用类债券（企业债）的发行额从1993年的235.84亿元跃升至2016年的82242亿元。债券融资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直接融资方式，2016年我国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达到16.85%，远超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6.97%的占比，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资金供给。

对1978年以来历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情况及历年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较分析，也有力地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和实体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壮大这一论点。

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贷款余额增速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信贷大规模扩张，都有力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业也得以繁荣发展。但2008年以后，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速度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金融业发展开始脱离实体经济，尽管金融业开始迅速膨胀，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反而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图1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后同。

（三）产融不协同，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失衡，难以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金融业产出却保持快速增长，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走势相背离，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加剧了整体经济不平衡和不稳定，威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并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无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一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攀升，与工业占比下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2012～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51%、6.92%、7.25%、8.44%、8.35[1]，呈快速上升的势头，而同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分别为38.66%、37.35%、36.31%、34.5%、33.31%，逐年下滑（见图2和图3）。

图2 2012～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图3 2012～2016年工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从GDP贡献率来看，2012～2016年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6%、8.9%、9.5%、16.4%和7.1%，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显著下降，分别为40.59%、37.9%、35.3%、30.4%和30.7%[2]（见图4）。

图4 2012～2016年工业及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是金融业利润大幅上升，与制造业利润不断下滑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波动剧烈，且出现急速下行趋势，特别是2010年之后，工业企业利润断崖式下降。[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分别是39.23%、12.55%、13.02%、53.58%、15.73%、0.84%、12.2%、3.3%、-2.3%和21%（见图5）。

图5 2007～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

反观金融业，在增加值大幅扩张的同时，金融企业净利润占所有企业利润的比重也呈大幅上升趋势。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金融类上市公司（主要以上市银行为主）的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重显著增加，其中，上市金融企业和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占比分别从2006年的34%、29%增加至2015年的62%、51%，净利润占比差不多翻了一番。2017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约2.56万亿元，其中25只银行股净利达1.13万亿元，占比达44%。[4]如果加上券商、保险、信托等金融类企业，则占比将进一步提高。

金融行业的高利润意味着实体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直接影响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三是金融资产持续上升，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显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网站相关数据计算，我国金融资产总额持续快速上升，2011～2016年，金融资产总额分别是GDP的3.9倍、4.1倍、4.24倍、4.44倍、5.07倍、5.41倍。

但是，尽管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扩张速度远超过广义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速，资金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并未带来实体经济规模的同比例增长，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显著。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从2002年的2万亿元大幅增加至2016年的17.8万亿元人民币，每1元社会融资增量带来的GDP增量却由2002年的0.5元降至2016年的0.3元。

金融业较高的利润率和较快的盈利速度，不断吸引产业资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甚至居民储蓄等流向金融市场，资金“脱实向虚”，一方面，金融体系的资本供给与企业转型升级融资需求不匹配，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融资缺口；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资金空转拉长资金流转链条、抬高融资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的经营困难，形成恶性循环，实体经济萎缩、产业空心化趋势不断加剧。

近几年金融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并没有反映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金融普惠性差，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难以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四）高质量发展需要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协同、互相促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醒我们，只有实体经济和金融协同发展，互相促进，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最近几年，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虚拟经济泡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了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企业综合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则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及其他虚拟领域的快速膨胀和过度投机行为，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健康。

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正确处理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特别是要引导金融回归本源，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必须要着眼于促进产融协同发展，不断推进金融改革。

解决资金“脱实向虚”，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统筹考虑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各项改革措施必须着眼于促进产融有效协同、共同发展壮大。

第一，把金融改革放在国家战略全局中进行考虑，而不能就金融谈金融。金融行业要充分研究中国经济，了解和掌握中国经济，特别是要关切和了解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在解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融资难融资贵上多下功夫。

第二，金融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而不能仅限于局部的微调和应急性改变。要站在促进产融协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从战略全局谋划和统筹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优化。

第三，产融协同，共同发展，要求金融行业必须把发展的基点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要做中国的价值发现者，不断发现中国市场中的优秀投资标的，特别是要关注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主动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助力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