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欧社会财产现实与理论诠释的失效

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进程中，西欧实现了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社会财富总量、经济结构、人均实际收入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现代社会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封建等级特权的废除、私有财产权制度的确立、圈地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自由放任主义财产逻辑滥觞并流行开来。细微察之，保护和增加现代财富的自由放任主义理念，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的普遍诉求，但其反映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资本主义经济保驾护航的本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绝对的和失控的资本权利，致使贫困、疾病、犯罪与现代生活相伴，动荡、暴力与社会秩序联姻。遗憾的是，面对19世纪上半叶西欧现代社会财产问题及其所引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和冲突“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进入“终结阶段”的德国传统“思辨性”财产理论学说，沦落为资本辩护士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改良方案，以及根本否定现代生产力和财产效率的浪漫主义，保护关税、拒斥“资本逻辑”的民族主义，傲慢的民粹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庸俗经济学、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激进主义、复古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财产学说，却不能做出深刻的“元”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语”“失效”“错位”状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显而易见，“财产与风险：马克思财产理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自觉”就是对西欧财产现实“原本”与理论“副本”批判与超越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