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乡泽国的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长期以来就是岭南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区域，是由西江、北江、珠江、东江和潭江五个三角洲组成的复合三角洲。其中以流经三水盆地的北江的河网系统最为发达，大小河道近百条，构成了三角洲平原上网状河流体系。[3]据统计，仅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流域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约有20条，其中珠江干流的流域面积都在1000平方千米以上，更有无数被称为“涌”的河汊密集分布于市区及番禺、南沙、花都等地，仅市区就有230多条。[4]这种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特色，这一特色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自然、人文都在社会发展中得到了体现，吴妙静的故事就发生在宋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围绕水系，出现最早的人类生存印迹，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类文明之旅。有学者研究指出，珠江三角洲的自然地理单元由三部分构成，“大致以西江、东江为界，其北为冲积平原；其南的今肇庆、高明、高要、广州、南海、顺德和东莞市部分之辖区，为网河平原北部；再南为网河平原南部”，最终在战国晚期形成珠江三角洲这个文化地理单元。[5]无论哪个自然地理单元和人类最初的聚居之点，皆无例外，都是围绕着水域和河流展开。

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中原建立的联系也是通过水路而实现。有学者指出：“历史早期中原汉人多取道湘桂走廊和贺江南下，定居于西江沿岸，成为中原文化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第一站。西江也就成了岭南开发由西向东空间推移的一个接力点。这种推移最后一站是番禺（广州）。它以三江交汇地理形势，博采多种文化养分，成为岭南最大的文化中心，同时以其为结点，构筑起珠江三角洲文化核心区，形成对外辐射之势，影响整个岭南文化发展过程和空间分布格局。”[6]陈春声亦表达了相同观点：“之前从中原进入岭南的路线是从湖南溯湘江而上，经灵渠进入桂江，从桂林下到梧州，再沿西江到达广州。因此广东西部地区在与中原的联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处于一个沟通中转站的作用。而事实上广东的开发最早是沿着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发展起来的。”[7]因此，“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8]

珠江三角洲以水乡著称，逐水而居的人多被称为水上人家，文献称之为“疍民”。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书中记载：“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疍能没水探取。”[9]这里的“海”，在岭南当地人的话语中，其实泛指河、海等不同水域。对此说法，还可以从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描述的疍民生活窥见一斑：

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布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真类獭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广州有蜑一种名曰卢停，善水战。[10]

从周去非的描述中可知，疍民生活的区域十分广泛，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疍民又有“卢停”之称谓。而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家被称为“卢停”，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卢亭者，卢循前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11]由此可知，“卢停”即唐代所说的“卢亭”。这些人或原本主要生活在陆地，东晋末年，卢循和孙恩一起起兵反晋，攻入广州，后失败，其部众入居海岛而成为疍民。卢循称雄岭南，占据此地达八年之久，后兵败自杀。[12]刘恂认为卢循在兵败之后，其“余党”逃到海岛隐藏下来，以海中出产的蚝蛎等为生，后世将这群人称为善于水战的疍民，即卢亭。清代刘斯枢辑《程赋统会》卷18《外译》中记载：卢亭在“广州城东南百里，以采藤蛎为业，男女皆椎髻，妇女许人，嫁始结胸带。相传为卢循遗种，故名”。这一说法显示，疍民可能不是天然就生活在水上，还有一部分是从陆地居民转变而来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疍民有一部分是由陆上人转变而成的说法，还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五路大军入粤。清代范端昂就认为疍民的由来或与秦始皇征讨岭南有关：“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薄，与鱼鳖同处。蛋，即丛薄中之逸民也。世世以舟为居，无土著，不事耕织，惟捕鱼及装载为业。齐民目为蛋家。”[13]范氏言下之意是，蛋（疍）民是陆地居民为躲避秦朝的武力征服而逃亡到人稀的荒岛的，以捕鱼为业，以舟为室，在水上安居。

当然，水上的疍民与陆地的居民可能存在互动的关系，也有一部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人家随着岛屿的形成而上岸生活，但平时仍以舟楫为谋生手段。清初著名士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中描述广东地理环境说：“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可见在由海而逐渐形成洲岛时，人口也逐渐多了起来，从而形成水陆兼容的生活模式。屈大均在同书卷14《食语》中言：“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可见，无论是宋代还是清初，士人描述的疍民都是漂泊水上的贫穷者。

无论疍民起源于何时，他们都是在中原与岭南的交往中渐渐得以凸显生活习惯，“以舟为室，视水为陆”，世代居住水上，以渔业为生。明代黄佐编纂的嘉靖《广东通志》卷68《外志五》记载：“疍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而生活在水上的疍民，随着陆地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不少人陆续上岸，成为陆地垦殖的主要力量。三国时，孙吴委任步骘为交州刺史，他抵达番禺看到的景象是：“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14]就是说，时番禺城尽管仍被汪洋大海包围，但已经成为海岛的陆地则是膏腴之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2《寺观·经堂》在描述佛教与佛山关系时说：

经堂，古塔坡寺，原在耆老铺塔坡冈上，东晋时有西域僧到此结茅讲经，时此地犹海洲也。隆安二年（398）戊戌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尊者因讲经始建经堂，堂后有冈。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冈地夜放金光，掘之得铜佛三尊，穴间有碣曰：“塔坡寺佛。”有联云：“胜地骤开，一千年前，青山我是佛；莲花极顶，五百载后，说法起何人。”乡名佛山盖始于此。[15]

吴荣光的描述表明，佛山塔坡冈一带在东晋时期已被淤积成“海洲”，这就为佛教活动提供了场地。宋人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岛屿也有论述，南宋景炎三年（1278）秋，邓光荐在《浮虚山记》中说：“番禺以南，海浩无涯，岛屿洲潭，不可胜计，其为仙佛之所宫者，时时有焉。”[16]这一说法反映了宋代及其之前，不断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岛屿洲潭”陆地已经成为民众活动的重要地点，也是当时佛教、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岛屿一开始可能人口较稀少，所以佛教活动的场所也简陋，仅是“结茅讲经”。但随着海洲淤积面积的不断扩大，人口也进一步增长，到了东晋隆安年间，又由原来的“结茅”变为修建经堂。唐代佛山塔坡冈已经形成村落，意味着人口更加繁多，人们在塔坡冈夜晚发光处发掘出三尊铜佛像，并据此将这个区域命名为“佛山”。

佛山仅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沧海桑田现象的一个个案，其实这一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水变陆的过程中较为普遍。顺治《南海九江乡志·序》说：“南海乡落，九江实称最，唐宋以上，其时尚在岛屿，无论也。”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记载，今广州大学城大小谷围仍有众多海岛尚未连为一体：

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望之乍断乍连，与潮下上。[17]

这说明直到清初，下番禺一带的许多村落处在沼泽中的洲岛上，也反映了番禺、南海许多地方是由零星的海岛经过淤积而形成陆地的。尽管宋代以后人工开发沙田兴起，但直到明代前期，香山县主要由香山岛和黄梁岛构成，北部还散布着一些洲岩在辽阔的水面，南部的连湾、文湾、皋兰、三灶等尚是各自悬隔的岛屿。香山与外界联系主要通过海道，尤以金星门、磨刀门、鸡鸣门和虎跳门为主。[18]咸丰《顺德县志》卷3《舆地略》引述明初当地“父老”建议设县时说，明代前期当地还是“大海弥漫，民刁悍，易为乱”的地方。清代疍民仍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雍正帝曾在上谕中专门指出：“粵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疍户，即瑶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19]到20世纪40年代末，仅聚集在广州附近的疍民就有15万人左右。[20]

疍民因形象的独特性而受到陆地居民的鄙视，甚至被阻止上岸。雍正皇帝说：“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遂令飘荡靡宁乎？”因此，雍正七年下令允许疍民上岸居住，与岸上诸民一样编户，“着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疍户，听其住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掤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21]至此，疍户身份地位得到改善，但亦引发了一系列诸如对土地的争夺、族群的认同等问题。[22]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是由西江、北江和东江等水系入海时冲击沉淀而成，其内海河纵横、支流众多，直到明清时期仍有部分地区是一片汪洋。以顺德县为例，据康熙《顺德县志》卷首《图经·潮汐》记载：“邑以海为池，潮汐出入，一时穿贯都堡。”这一现象说明已经成陆的地方仍与海洋连为一体，时常受到潮汐的侵害。明代中后期，海岸线在顺德西部和北部一带；县内的甘竹、龙江、鹭洲、新良、桂林、都粘、龙头等堡为大陆的边缘，广大的中部地区存在宽阔的海面；后来的县治所在地大良尚是一座孤岛，四周为海水环绕；大良以东、以西，岛屿星罗棋布；南部桂洲、容奇以及光华以南地区亦为广阔海面。[23]

明代末年，顺德陈村尚是水乡，这从屈大均的记载中可以证明：“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云：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枝龙眼致豪华。”[24]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浙江人杭世骏晚年曾在广州粤秀书院担任主讲，他在《岭南集》中也描述了陈村迷人的水乡风景：“十里塘回岸柳明，渔郎晒网一舟横。晴波不隔东西港，短塔斜阳空复情。”“溪行何处辨朝昏，只认寒潮退后痕。十里万株龙眼树，板桥横处是陈村。”[25]也就是说，到了乾隆年间，陈村人的生活仍离不开舟和港。

清代嘉庆年间，地方典籍中仍不时出现各种“海”的名称。以顺德的黎村堡为例，咸丰《顺德县志》在记载黎村堡的地理环境时说：“堡凡七村……南距桂畔海，北抵叠石海，西界伦教堡……自桂畔海岸渡，抵大良，延资浓荫，余则村各间以路，路各夹以田，无烟舍毗连者。叠石海北汇鱼塘、雁田，西汇黄涌、三洪奇水，迳大洲、鸡洲前之紫泥海，越李家沙，直出潭洲，一路浩瀚奔腾，出横门入海。”文中出现的桂畔海、叠石海等都指出黎村堡两面临水的地理环境。正因其临近水边，所以才经常发生水患：“水迳伦教海，趋桂畔，越鸡洲，亦直下潭洲，达横门。一遇西潦，势即汹涌，而腹背两夹巨浸，稍一阻遏，民即为鱼，水患之虑诚深。”在饱受水患的同时，还有海匪之患，“至或外海扬波，则横、焦二门瞬息已及潭洲，三堡前后受敌。盖虽游波内注，而片帆飘忽，咫尺可达。康熙中之逆镇，嘉庆中之洋匪，扑岸蹂躏，并受其害”。[26]

在水乡之处生存的大量疍民虽然成为构成岭南地区人口基数的一个重要成分，但其中的疍民女性形象与陆上女性的明显不同，引起了士大夫的关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8《舟语》中说：疍家“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蛋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汓，昔时称为龙户者……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清人李调元也描写了他看到的疍家女的劳作情形：“又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橐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罾摇橹，批竹纵绳，儿女苦襁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27]这些描述与宋代周去非记载的疍民女性几乎没有太多区别，说明水上人家的女性形象已有定格的倾向。

有关水与女性的关联，有学者研究说：“女娲作为整个人类赖以依托的母性神，为她的子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护伞，人类在她的荫庇下得以生存。女娲的神力很重要一点体现为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洪水的治理，这毋宁说，是人类在遭到史前那次大洪水的打击后，寻找到了一位有着宽阔胸怀的母性，以便寄托他们对不可战胜的自然力的征服的理想观念。这种思想大概成熟于女性占统治地位的母系社会时期。这个时期，人类往往把对自然的恐惧与在氏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女首领联系起来，当然包括对洪水的征服与虚构中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类母性神女娲联系起来。”[28]人们面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水，希望有一位在洪水肆虐之时能将之驯服的神明出现，以寄托人们的感情和希望，这就造就了各种深入民心的神明。这些神明类似女娲，多以慈爱的女性形象出现，珠江三角洲地区信奉的女神龙母就是其中一例。

龙母的传说即与人们对水的征服有关，其中可能暗示着岭南的疍民女性形象。据说，龙母是秦时人，生活在珠江支流的西江水域，因豢养龙子而出名，成为民间重要的女性神祇。关于龙母故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中，其文为：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尝游波中，萦回媪侧。后媪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土人谓拙尾龙。今南人谓船为龙拙尾，即此也。[29]

《南越志》已经亡佚，现在所见的文字是后人辑录而来。沈怀远记述的龙母籍贯是粤西端溪，与历史上岭南的早期开发较为吻合，因为秦始皇为征服岭南最早就是在粵西地区开凿灵渠的。生活在水岸附近，人们日常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就是“捕鱼以资日给”。为了最大限度地深入水域，人们又多以船作为工具，龙与水相辅相成，捕鱼又与船密不可分，这样一来，龙就与船产生了联系，直到南朝时，“南人谓船为龙拙尾”，都是这些地区水乡生活的写照。这类依水靠船为生的人，或许就是水乡疍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沈怀远的记载可能较接近当时的现实，但后人对此进行了修改，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祸，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30]

刘恂将温媪的籍贯由端溪改为悦城，抹去了温媪依靠捕鱼为生的踪迹，将她变成以织布为业的“孀妇”，又将原来在水岸遇一卵变为在沙草中发现五卵。然而有意思的是，刘恂多次提到“野岸”“东岸”“西岸”等，以及有关温媪常在江边濯浣的描写，还是透露出了当时的水乡生活特色。《南越志》记龙母为秦始皇时人，对其家庭并无描述，始皇征召她入宫是由水路前行；而《岭表录异》将她生活的年代含糊地改为没有时代的“朝廷”，龙母则成为“孀妇”，进入京师的路线也由水路改为陆路，并且经历了山路的全义岭。唐代似乎更加突出温媪的巫术，“或询以灾祸，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当然，巫觋也是明代之前岭南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清初，屈大均身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核心区的番禺县人，在继续讲述龙母与秦始皇的故事时，也未脱离水乡泽国的故事背景：“龙母温夫人者，晋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尝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往，龙复引船以归。”龙母行进的路线是乘舟通过水路而行。他考证说：“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夫人故称蒲媪，又称媪龙。”[31]即认为龙母之墓在水口，灵溪也因此改为温水。

据民族学家容肇祖研究，龙母的传说应该出现在唐代，“到宋初时，其历史上的事迹虽更神奇，而更加有象有征，更觉可信了”。到康熙年间，龙母的父母名氏、姊妹也清晰起来，甚至与龙母故事相关的具体时间也明朗起来。[32]而唐宋时期，正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接触的蜜月期，士大夫关于当地文化的记载始终少不了水乡特色。龙母传说反映了百越族群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相冲突的侧影。秦始皇征召龙母时，出现的五龙子阻航现象似为隐喻，“隐约地看到百越族群曾抵制征召（变相虏掠）妇女入秦。龙母是百越族群中生活在西江中游的一支氏族的头领，大约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前夕”。说明此时西江中游一带已由渔猎经济向农耕定居经济转变。[33]秦始皇统一岭南，征召龙母入宫，既反映了其怀柔政策的一面，也反映了不同族群的联姻关系。[34]从唐代开始，龙母即被王朝敕封并纳入国家祭祀的神灵行列，取得了正统地位，象征着国家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在不断加强，这应该是龙母故事开始受到重视并被修改的原因之一。唐代龙母被封为永安郡夫人，后又改为永宁郡夫人，宋代元丰年间又敕封其为永济夫人，龙母祠改为永济宫，大观年间又改称孝通庙。[35]人们在祭拜龙母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朝廷敕封的“永安”“永宁”“永济”等名号，无一例外都蕴含了对国家安定、百越臣服的希望。

明代以后，士大夫又在正统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历史和本土的话语，形塑出龙母姊妹三人的故事，龙母居中，后又与邻居四女结拜为姊妹，故有七姊妹的传说。这一传说可能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流行的女子结拜“金兰”习俗有关。[36]当然，龙母结拜七姐妹的附会，或许也与广东的乞巧会习俗有关。这种风俗盛行于广东各地乡间，每个村庄都有姑娘们自愿组合的“拜七姐会”，有的村子多达十几人。每人集资若干，五、六月间就开始筹备，各人利用闲散时间巧制各种展品，届时摆出十几张八仙桌进行展览。[37]

从龙母传说起于秦朝的大背景来看，人们将龙母与秦朝联系起来，可能意味着当时该地区与中原相比仍较荒蛮，女性是户外劳动的主力，抑或可以认为女性在家庭或者家族中处于中心地位；龙子对龙母的一度反抗或许隐喻的是男性对母系控制的抗争；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朝廷召唤，则有可能一方面暗示着本土居民对中原王朝早期征服的反抗，另一方面又隐约暗示男性在母系社会中的强势崛起。与中原的母系社会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区或许因为水乡的缘故，定居的农耕社会始终与流动的渔猎社会并存，直到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仍是以海洋为主，疍民成为后来争夺居住权的主要力量。[38]在此之后，经过历代的不断改造，才终于完成了与中原传统文化的磨合。而水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的故事，也成为之后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宋代吴妙静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就带有明显的水乡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