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料整理与研究

根据何勇强的梳理，在他之前，对吴越国史料的整理成就最大的是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诸葛计及其夫人银玉珍合著的《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一书。[5]诚然，这部书出自历史学家之手，对史料的收罗和考证都比较精当。不过，在何氏之前，还有几部史料整理可以稍作参考。比如台湾学者钱济鄂《吴越国武肃王纪事》（新加坡木屋学社，1993），台湾学者梁天瑞纂辑、钱济鄂校注《吴越书》（台北宏文艺苑，2000）等，何氏未能提及，或许是当时境外资料不易找寻之故。笔者数年前有幸得到这两部书，翻阅之后，觉得尚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虽然这两部书大部分内容是化用已有史料，特别是钱俨《吴越备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进行史事编年，但作者都能从不同史料中做出自己的取舍，尚可予以对比史料原文和《吴越史事编年》等书进行综合讨论。

近二十年来，对吴越国史料的梳理，已经不是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吴越备史》虽然在《五代史书汇编》[6]中有杭州师范大学李最欣的点校版，从而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个点校版并无详细校勘记，无法称精当，亦无法展现李最欣对《吴越备史》众多版本的占有情况，故而还有进一步整理的余地。反而是其他一些史料得到了整理，比如盐城师范学院李之亮《罗隐诗集笺注》[7]、杭州师范大学潘慧惠《罗隐集校注》[8]、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9]，以及佛教方面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10]、《永明延寿大师文集》[11]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出土史料的整理。首先是考古材料的陆续公布，如时隔三十多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合作出版的早在1978～1980年就发掘的杭州临安县钱镠之父钱宽、母水丘氏夫妇墓考古报告《晚唐钱宽夫妇墓》[12]；又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整理的在1996～1997年发掘的吴越国文穆王王后马氏墓葬的考古报告《五代吴越国康陵》[13]。此外，吴越国时期出土墓志的整理方面，可通过南京林业大学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14]、成都中医药大学章红梅《五代石刻校注》[15]得到相关墓志的梳理情况。也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墓志，即出土于上林湖地区的晚唐五代时期瓷墓志，慈溪市博物馆厉祖浩《越窑瓷墓志》[16]曾予以全面整理。在这批瓷墓志中，大多数属于吴越国时期，颇可反映当时上林湖地区中下层社会的状况。[17]

在考古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的梳理，颇有一些综合性的关注，以近年的学位论文为主，如王征宇《礼制与葬俗——吴越国墓葬相关问题研究》[18]从礼制与葬俗的角度，探讨了国家礼制与地方葬俗之间融合的情况及其在吴越国主要墓葬上的反映；魏祝挺《吴越国佛塔经幢通考以及形制分布的初步研究》[19]通过传世史料和考古调查综合梳理了吴越国时期的佛塔经幢及其形制和分布，并绘制了颇为可靠的分布地图；张惠敏《五代吴越国衣锦城初步研究》[20]探讨了兼具军治、家宅、家庙三重功能的衣锦城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沿革。另外，从五代十国整体视角的考察也值得注意，如：丁晓雷《五代十国的墓葬》[21]、李蜀蕾《十国墓葬初步研究》[22]、崔世平《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五代十国墓葬》[23]、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24]、王欣《辽墓与五代十国墓的布局、装饰、葬具的共性研究》[2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