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越国的经济与文化

吴越国地处江南，自古以来是富庶繁华之地。吴越国也凭借这一地理优势，在保境安民的策略下，成为经济上发达的五代十国政权之一。当然，也因为在江南，故而受到了非常多的江南史研究者的关注。但江南史学者多关注明清时期的江南，只是出于学术论证才上溯至唐宋时期。好在有早年撰写五代十国史研究启蒙著作《五代十国史研究》[40]的厦门大学郑学檬，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41]一书，专门讨论唐宋时期江南经济情况。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瑜《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唐宋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42]一书，也是对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特别是对唐宋时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的综合性讨论。

也有绕开唐宋变革视角，单纯讨论唐五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文章。比如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对于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水上交通、纺织地理、海洋经济、造船业等话题的关注，已经颇为大观，近年来汇集为《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43]、《唐五代农业思想与农业经济研究》[4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45]等书，其中许多篇幅涉及吴越国境内的城市。

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涉及吴越国经济研究的，如彰化师范大学卢胡彬的几篇论文探讨了吴越国的文化、水利和政权本身。[46]环球技术学院朱祖德《唐五代两浙地区经济发展之研究》[47]，梳理了五代时期浙东道、浙西道的经济发展情况。但由于两岸隔阂，卢胡彬、朱祖德等人的研究与大陆郑学檬、张剑光等人的研究不免有所重合。

先有经济之繁荣，方有文化之兴盛。吴越国本身地处江南繁盛地、文化荟萃之处，在唐末立国之初，即吸引了许多受北方战乱影响而南下的文人。其中，或有生长在北方，因避乱南下投靠南方善待文人的地方政治势力的文人，也有本身是南方人，在和平年代进京仕进，而在黄巢严重打击唐廷的情况下不得已回到家乡的文人。当然，在吴越国境内，依然是南方人居多，或为两浙人如皮光业、罗邺、罗隐，或为江西人如元德昭，或为福建人如林鼎、沈崧等。这些文人，或许有些已经是文臣，有些是吴越钱氏家族成员中的善属文者，整理过《吴越备史》的李最欣有《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48]一书专门予以研究。

文人之外，更让人瞩目的是以越窑瓷器和佛教文物为中心的吴越国物质文化的光彩。就越窑瓷器而言，除了厉祖浩编著的《越窑瓷墓志》外，陶瓷学界对越窑和秘色瓷的研究，随着上林湖等地考古发掘的进展，日益丰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对越窑窑址进行发掘的负责单位，出版过《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49]等图录。佛教文物方面，则集中于对忠懿王钱俶所造金涂塔和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的关注，以及对吴越国统治范围内现存佛塔（特别是颇具传奇色彩的雷峰塔）、经幢的研究，并进一步梳理吴越国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整体而言，在文献梳理的热情和政治史关注度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对吴越国物质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吴越国佛教研究之外，目前吴越国研究中一股极具潜力的势头。其中，浙江省博物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前述私人性的关注，如浙江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魏祝挺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吴越国佛塔的梳理外，还有官方性的关注，如在2011年举办了“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展览，汇集8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并出版图录《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50]；同时，也举办了吴越胜览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黎毓馨主编的《吴越胜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1]。这些展览和研讨会，不仅促进了学界历史、考古与文物界对吴越国的深入研究，还向公众展示了吴越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扩大了其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