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对外关系，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其中，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体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上。

（一）构建开放的经济运行体制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应该说，首推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首先需要自己的市场开放，实施开放发展的政策。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比如，主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先行开放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对外来投资提供特别优惠政策等；申请加入WTO，逐步建立与多边开放体系相对接的国内市场开放体系；积极主动构建自贸区，把推动自贸区建设作为大战略等。重要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下，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人员流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运行上越来越具有联动性，在政策法规和经济管理上与世界经济体系对接协调越来越紧密，由此，中国经济体制具有越来越强的国际性特征。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外部机制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变，即外部经济逼迫中国经济体制与外部接轨。如今这个过程还在延续，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内经济政策、体制和结构调整与变化对外部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外部与中国经济的对接性增强，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所提出的意见、倡议与行动议程，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这也促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接。如今，在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体制双向对接上，政策法规相互协调和互动变得非常明显。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在进行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经济体制的构建还存在很多难点。中国地域广，各地发展的水平差别很大，市场的开放，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利用，体制的建设等都难以实现齐步进行，特别是在构建高度开放与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只能先试点、后推广，先较为发达的地区、后欠发达的地区。比如，在新时期，中国政府决定先在上海等7个地方建立符合高标准开放的可复制的自贸试验区。在与他国构建自贸区时，中国采取了比较稳妥和务实的方式，有序、渐进地推进进程，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构建自贸区时，也尽可能争取较长的过渡期。在与东盟国家构建自贸区时，创造了“早期收获”、分步谈判（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分步谈判）和差别对待（对东盟欠发达国家成员给予较长的开放过渡期）以及渐进升级（谈判升级版协定）的“发展中方式”。迄今，中国仍在与美国和欧盟进行谈判（从投资协定开始），达成协议的难度不小，但“好事多磨”，那就坚持谈下去。

当然，构建开放的经济体制并非意味着市场的完全开放，没有市场保护和市场干预的经济体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市场自由主义者主张没有任何限制和干预的市场是最好的，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表明，市场开放也会产生问题，包括市场失衡、“产业空心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就业失衡等，这既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市场平衡政策、产业支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就业创造政策等，也需要在市场开放安排上做到有序渐进。[14]开放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开放框架，政策和规制对接，相互承认标准和便利化措施等。从原则上说，普惠和非歧视性的多边开放体系提供了最好的安排，而双边或者诸边开放对非成员是歧视性的，要与多边规则一致才可以维护世界市场的总体开放架构。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但也与因市场开放管理缺失产生诸多失衡有关。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因此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继续深化开放，构建更加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同时与其他国家一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经济的开放体系。

（二）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变化最大的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对外贸易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量居世界首位，这一变化是惊人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上。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只有206亿美元，而到2016年已经达到3.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秘诀”是：（1）借船出海，优先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很小、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沿海出口加工区，实行“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政策，吸引境外资本投资；（2）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供给、政府优惠政策的比较优势，营造特殊的竞争环境，发展规模经济；（3）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和“贴牌生产”等方式直接嵌入国际分工产业链，形成加工生产中心；（4）利用日本、“四小龙”产业升级所提供的产业转移机会，发展接替型加工产业，使中国逐步成为面向世界的加工出口中心。尽管此前中国台湾、香港，韩国都走了这条“捷径”，但是都没有形成像中国大陆这样的特殊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

当然，这样的“搬来主义”方式也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污染转移，落后的加工工序造成了水、空气、土壤的严重污染，且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污染变得更为严重，在一些方面到了不可承受的程度。同时，靠规模扩张的加工出口也阻挡了技术升级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加工出口产品长期处于低端水平，当更低成本的国家加入加工出口行列时（如越南、印度等国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公司破产倒闭，外资撤走。

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两个市场（国内和国外）与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起飞主要得益于外来投资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出口加工产业群，形成了对外贸易驱动的结构。由于外向型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部分，因此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特别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特征更为突出。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的低成本加工制造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低端产业必然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同时，生产要素过度向出口部门集聚，尤其是向低端加工业流动，向沿海地区流动，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抑制了创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向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的结构转变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时期的内在需求。[15]

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占比过大，特别是2000年以后，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一度飙升到近70%，尽管目前这一比例有较大幅度回落，但仍然偏高。世界上，一些对外贸易比重很高的国家大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因为国内市场有限，因此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奇高，其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一是经济高增长与加工出口型产业扩张形成相互助力的动力机制，资本投入增多，产能扩张加速，加上外部市场环境宽松，使加工制造业呈现虚高繁荣；二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激励，使投资扩张速度过快，由此导致低端加工出口过度膨胀。资源向低端产业集聚，使得研发和创新产业部门的发展受到挤压，因此，无论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需求减少，或者竞争优势减弱），还是内部市场环境转变（去产能调整、环境治理），原有的结构都必须改变，只是要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脱胎换骨”，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同时，这个过程不是只在内部转变贸易结构，降低出口导向的动能，而是要企业走出去，到外部市场构建产业链，发展当地制造产业，让中国经济与外部联系更深入，使中国企业转换身份，由参与产业链到构建产业链。[16]

（三）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在巨变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中国经济在世界地位的快速提升是最令人瞩目的。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小，以至于邓小平说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GDP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拥有最大的实体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200多种工业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有些重要的领域，如钢铁、水泥等，产量甚至占到世界生产的一半。2010年，中国按美元计算的GDP刚刚超过日本一点，到2016年，已经接近日本的2.5倍。据预测，到2040年或更早一些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经过百年努力，中国经济将走上世界之巅。[17]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不仅与对外联系的扩大呈正相关联动，而且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成正比，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增速高的年份甚至是世界经济新增量的一半。当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即便如今进入新常态，还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缓慢增长的时期。（2）中国的需求变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凸显，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对外部资源需求的增长成正比，特别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加速增长，对外部市场的影响最为强烈，这是拉动当前时期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而当因结构调整，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时，世界市场能源与资源产品的价格则会大幅度下降。[18]（3）中国公司通过贸易、投资和其他经营活动扩大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在世界500强大公司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有些位居前列），特别是像华为、阿里巴巴等这样的新技术公司，业务扩及世界各地，无论是规模还是业务，都成为领军者。（4）随着收入的提高，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出国学习、到国外投资者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出国旅游的人数出现爆发式增长，吸引中国游客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年，中国出境游人数超过1.22亿，在境外消费超过1000亿美元，今后的规模还会增大，这种“规模效应”非其他国家可比。[19]

当然，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了，但因为人口规模巨大，人均水平还不高，属世界平均水平的中下位，因此，全面提高人均福利的路还很长。特别是，就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而言，发展中的特征还很突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靠引进外资和低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如环境问题、技术水平问题、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等，都需要花大气力和较长时间来解决。按照设想，到21世纪中期，中国才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便如此，之后提升现代化水平的任务还很艰难，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四）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加入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现有国际生产分工、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基础的，因此，中国经济越发展，其对外经济关系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生产链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参与和利用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还要继续下去，还会不断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另起炉灶，破坏现有的经济体系和机制。[20]

当然，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既有不合理性之处（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垄断），也有不适应性之处（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因此，需要改变，需要推动调整和改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其本身的发展利益还是从世界的发展利益而言，都是推进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机制调整与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是理所应当的。笔者曾把中国的这种作用形象地描述为“修庙、建庙、不拆庙”，即中国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改革，推动构建适应新发展和需求的新机制，不做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破坏者。

在现实发展中，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它们的调整改革，特别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高层任职。面对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国利用各种机会、平台支持全球化大趋势，支持开放发展的方向。[21]中国积极参与基于全球治理的G20机制，通过承办杭州G20峰会，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平庸期”的当口，提出基于新型发展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筹建解决发展融资困境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同时，通过积极推动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东亚合作等，务实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通过增加开发援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

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仍处在发展中的阶段，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积极和有作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起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不断增大。但是，与美国二战后构建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不同，中国是在不断加深融入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提升的，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构建仅仅利己的新体系。就像“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并且大力推动，所遵循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新发展合作原则，是一种开放的合作平台，并不是排他性的，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新的理念推动世界的发展，即构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既是理想，也是努力的方向，更需要大家的共识、大家共同的努力。[22]

当然，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而言，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是当务之急。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转型是很不容易的，既需要内部的正确对策，也需要外部的创新环境。从发展的阶段看，中国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世界发展的经验看，后起发展中国家真正越过“陷阱”的并不多。中国具备跨越的优势条件，但从外部环境看，面临不同的环境，不利的因素不少，这不仅需要中国花更大的气力克服，而且需要有不同以往的举措。[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