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
国都之争与近代北京政治含义的演变
周桂梅[1]
摘要：晚清时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北京的都城地位开始受到致命威胁。民国肇建，北京以一个角逐国都地位的备选城市身份多次出现于建都争论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势力坚决反对定都北京，认为它是“专制余孽”“辱国旧都”，但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诸多人士从维持疆域、发展北方文化、稳固政治、节省迁都费用等角度充分肯定北京的建都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建都议论中，北京作为近代国都的全局性、战略性价值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掘，其中工业化价值最为突出。通过考察近代以来有关北京的历次建都论争，本文呈现了北京从“帝都”转化为“民都”的过程，探讨了近代北京政治含义的演变。
关键词：国都 近代北京 政治含义
一 历史遗产与身份认同：都城史的意义
北京的建都历史起于辽代，在此之前，它以中原王朝防范北部游牧势力的东北军事重镇而闻名。随着以契丹、女真、蒙古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崛起，论说北京的视角与意义发生了转换。
辽代，得到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人看重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军事、经济优势，以及“跨浩穰于三辅，据会要于万邦”的地理优势，将其辟为陪都。[2]其后，崛起的金人认为北京具有“若坐堂隍，俯视庭宇”[3]的气魄，足以“据腹心以号令天下”[4]，金中都应运而生。到元朝时期，元大都“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5]，成为“聚万国之珍异”“选九州之秾芬”[6]的世界闻名大都市，这在北京的都城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清军入关后，“燕京势据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7]，自然成为宅中图大的不二选择。历代举兵南下的游牧民族，在对北京是否适宜为都的考量上具有共通之处。在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北京不仅仅是南下攻城略地的军事重镇，更是居疆域之中，足以号令天下、统一四方的帝王之都，而这一切都是以北京的军事功能为基础的。
这与明朝统治者对北京的看法截然不同。明初，太祖朱元璋询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何如？”[8]可见，残余的元势力给明初政权造成了极大的紧张感，同时北京又具有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这些因素令兵起江南的朱元璋一度有“天子戍边”以安社稷的想法。这在朱棣迁都北京后实现了，“是故去敌之近，制敌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9]。天子不惜以身犯险，才换得北境稍许安定。自此，北京才开始在各个层面得到充分重视，从而走向政治成熟、文化发展、民物繁盛的新时期。在以汉族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北京是保卫北部边疆的军事重地，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的都城地位与都城内涵，在明朝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承续了明朝的文化遗产，因其适宜的民族政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进一步融合，“昔者绾毂山海，为控辽、蒙，今者辽、蒙已同内地”[10]，民族交流与融合达至鼎盛。到盛清时期，北京不但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还是包括满、蒙古、回、藏在内的各民族的政治中心及宗教管理中心[11]，由此实现了以往只在理想情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目标——对中国的广大疆域有空前的实际控制[12]。
自此，经过数世纪的融合与积累，北京由南北相争的军事要地，发展为南北统一局面下各民族融合交流的场所，并逐渐获得了一种更高的历史身份——这种身份由疆域广阔、国祚绵长的政权塑造，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多民族的融合与南北的统一。在动荡来临之际，这种身份衍化为一种政治遗产或政治符号，不断被知识精英们援引、阐释、发挥，影响着现实政治的走向。
二 困中求变：晚清时期的迁都争议
盛世局面下，乾隆帝笔下的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杭”[13]，揽天下形胜；但进入19世纪中叶，自海上而来的坚船利炮使京师失去了既有的地理优势，以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早已弃京出逃。英法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皇家珍玩或失或毁，举国震惊。一国之都如此轻易被攻陷，北京的都城地位因此受到了数百年未有之致命威胁。
最早支持迁都的是云南学政张锡嵘。他提出“皇上一身，天下人心所系属”，如今“夷借和议拥众入城”，图全之策只能是迁往内陆腹地，以西安为胜。[14]办理抚局的恭亲王奕䜣亦密奏咸丰帝西巡陕西。[15]一时之间，附议良多。但也有人强烈捍卫京师的正统地位，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认为燕京系“我朝定鼎中原”“几经审度而后定”，为“控制一统全局”的“天下根本”，若“根本一摇，则全局立变”。[16]官文也认为，“一经迁移，则京城不啻让于夷人”，加之“地方辽阔，不足以控驭中原”。[17]北京的历史遗产适时发挥了作用，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它仍具有当仁不让的都城优势。《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意图在西境“预选一巡幸之地”的咸丰帝，眼看“抚议已成”，便更改主张，“断无轻议迁徙，自就偏安之理”，遂回銮京都，此次迁都之争落下帷幕。[18]
在清代建都史上，皇帝弃京而逃乃历史未有之辱。但此番争议主要发生在皇帝与部分大臣之间，加之部分有识之士尚怀“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19]之愿景，因此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声浪，从而真正影响北京的都城地位。但时移世易，本来左环沧海的天然优势如今反致城下之盟，这大概是历代主张建都北京的英雄豪杰们所未曾预料过的。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甲午海战后，渤海门户洞开，日军直逼山海关，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一时之间，举国震动，面对清政府“为保一都宁可割天下”[20]的举动，朝野志士纷纷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对于迁都的地点，或主西安[21]，或主太原[22]，不一而足。这些城市无一不以身处内陆、据山河之险而在军事安全方面胜过北京。这与当时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紧迫形势密切相关。从华北、东北区域来看，“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23]；从全国范围来看，“法国侵占越南，与云南之蒙自、开化，广西之镇安、左江，处处毗连。英国据五印度，由暹罗、缅甸以入滇，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入陇。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络黑龙江、蒙古、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万里，皆与中国接壤。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里。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急于水者缓于陆。今则水陆交迫，防不胜防”[24]。这一时期的北京远失海险，近失关口要地，自身安危难保，同时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边疆纷纷告急，北京亦未能尽中枢之责。在不少人心目中，北京已不足具一国之都的身份。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翰林院编修黄曾源提出：“皇上端拱京师，而威、旅尚不可保，一旦乘舆西幸，九重天远，将士能保津沽之险以还朝廷乎？”[25]这是看重京师特殊的防卫功能。毕竟，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尚有天子之师把守，虽蒙安危之虞，亦可震慑强敌。相比这番军事上的深谋远虑，更多人则是从保守的宗社观出发，认为“京畿之重，宗社之尊，坚固不摇，弥亿千载”[26]。有的人也考虑到了迁都带来的社会效应，“京师控御南北人心属久，观德忽改，即无事变，人心亦惑浮言胥动”[27]。因此不少人建言保持北京的国都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迁都之议还引来了西方舆论界的关注，他们认为北京虽然地广，却不及江南地大物博；且北京远处一方，无所听睹，而南京毗连通商口岸极多，便于中西交涉。[28]因此主张定都南京。该文主要从中西交涉、物产丰饶的角度对北京不再适宜做国都的观点进行论证。有意思的是，采用类似逻辑的还有康有为。尽管康有为早年也主张迁都西安，但其思想经历了一番变化，到1898年，他在上书光绪帝的《请设新京折》中提出了迁都上海的观点，这在当时的迁都主张中是前所未有的。他考察了古今中外的建都历史，认为昔日之世属于“陆争之世”，因此建都自当以“表里山河，中开天府为固”。[29]北京“能久建千年”，也是因卧山海之险、“便控于辽漠之故”。[30]但时移世易，如今放眼世界，英、日、俄、葡、丹等国皆临海设都，加之近世晚清屡受海上之侵扰，因此他认为当下之世是“海争之世”。若要迎头进取，建都就应“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取“交通便利，腴壤饶沃”之处，“开户牖以纳天下”。[31]以海争之世的标准衡量，北京作为都城的弊病太多。他总结了如下六点：
地势偏北，远于土中，人民难于走集，一也。气候近寒，朔风凛冽，飞沙障目，于养生不宜，于兴事艰阻，于裘炭多费，二也。入冬冰凝，海道不通，交易皆顿，三月废业，货物折阅，商贾难盛，或以今京师近海，如冰冻河，三也。土产鲜少，人工钝窳，黍麦梨枣之外，更无他物，一切百货，皆运自南方，甚至漕米数百万石，岁费数千万，督以重臣，导以运河，内劳而妄费，绌商业而阻生计，四也。地既寒瘠，民少盖藏，徒以帝者所居，士夫走集，奉官则来，移官则去，无愿家者。故以千年之京邑，数百年之治安，过彼巴黎、维也纳之乱争频仍多矣。然自八旗外，无有世家大族，巨富大商，居于京师者。夫世家大族，巨富大商不居，视为旅舍，无竭力经营之者，则萧索寒陋，文物不盛，何以隆帝京而观万国哉？五也。……京师沟渠，开自元代郭守敬，今历岁久，寒淤不通，又无排泄，疏其秽恶，故道路高于人家，尘沙眯于衢巷，臭秽郁蒸，积为疾疫，兆民之卫生大碍。……若欲洗荡扫除，疏通变易，则或神圣之庙坛严重，或王侯之第宅崇高，非一吏奉命所能骤易，六也。[32]
可见，在康有为的论述中，都城的经济能力至关重要，如土壤是否肥沃、物产是否繁庶、巨商大富是否有竭力经营等等，这些都侧重于都城的经济优势。除此以外，他还尤为重视国都的交通，尤其强调河运、海运的重要性，甚至于气候对河海之运的影响都要充分地考虑，要求河海能“四季通畅”。康有为的这番考虑，显然不同于以往时代对建都北京的考量，因为其直指自元明以来建都北京最大的劣势——经济劣势。同时，康有为对北京既有的地理优势也不做丝毫考虑，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有识之士，倒分明地显示出康有为作为南方人的视野特点——强调北京气候之寒冷、土地之贫瘠等。这自不乏其偏见，亦不乏其道理。康有为以海通之都的标准来衡量北京，堪称当时的迥异之论。虽然在此论背景之下，北京之都城价值呈“乾坤倒易”之势，但这未尝不是发出了时代之先声，昭示着一股想要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强国的南方力量即将登上晚清的政治舞台，而北京的都城地位，也将迎来新时代的考验。
甲午战后直至戊戌变法之前，迁都争论主要还是在守旧派官僚和维新派士子之间展开，尽管还有部分中西报刊予以评论，但以守旧对维新的力量为主。在这场争议中，北京的边疆、国际形势，内部的地理、经济条件等方面，都被置于一个全新的标准内进行衡量。而北京既有的诸多优势，都被不同程度地予以了否定。围绕北京的迁都之议，隐隐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真正在舆论界掀起滔天巨浪而使京师不保、人人自危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狩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此时，几乎再没有为北京力争国都地位的声音了，取而代之的是举国的哗然、各界的骚动，甚至是“东南独立”的先声。由于此时清政府中枢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主导甚至参与迁都言论，此次迁都之议主要以小道消息、传言等方式活跃于报刊之中，或言四川，或言武昌，或主西安，不一而足。[33]如此泛滥的迁都流言，反映出背后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这既与传播者的身份及其强烈的兴趣相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相契合。[34]清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惶惶之势可见一斑。同时，上海报刊也发表了诸如题为《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保全南方之法》《论宜迁都南京》等社说，呈现一种以东南诸省为中心的“东南意识”，鼓吹“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35]，这在《东南保护约款》订立前后表现得尤其突出。[36]另外，英国报纸趁机宣扬建都南京，认为“建都南京，复有英美为助，协力匡扶”，借此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报纸还指出满汉对立的现状，强调“清国之新党，均系汉人，而旧党满人居多”，并认为中国未来匡扶大业主要还是在汉人身上。[37]此时的北京，“一寄人篱下之绝地耳，不欲为独立之国也则已，欲为独立之国，此藩篱尽撤，卧榻人鼾之地，未有可以图存立者”[38]，完全失去了继续作为国都的尊严与民心。“北方兵火连天”，相形之下，“上海为今世外桃源，最宜避难，故达官显宦来沪者纷如”[39]，亦有人主张“迁都南京，就气象蓬勃之区”[40]，或者“恭请皇上南巡，驻跸武昌”[41]。总之，各种迁都言论甚嚣尘上，相较于此前的西安、太原，这时南京、武昌、上海等城市也逐渐登上都城角逐的政治舞台。
时移世易，曾经以表里山河之险而为历代豪杰所竞逐的都城北京，如今反因其临近陆疆、海疆的劣势而饱受非难。从咸丰北狩时清政府高层官僚间的争议，到甲午战后忠勇激愤士子的慷慨陈词，再到庚子国难后推波助澜的纷纷流言，迁都之议由高层政治精英延伸到中下层士子，否定北京继续作为都城的人越来越多，而北京发展所仰赖的清政府也陷于濒危之中。其情形大概如孙中山所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42]
三 变局中的身份之争：民国时期围绕北京的建都争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一时间南方各省迅即纷纷独立，潜隐在清政府统治之下的各方变革力量顷刻喷涌而出，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来临了，变局之中，作为清廷“遗都”的北京也迎来了新的命运。
整个民国时期，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举国动荡不安，国都问题屡掀波澜，政界、知识界前后进行了数次较大规模的建都之争，北京只是诸多备选项中较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先后有1911年武昌、上海之争，1912年、1928年南北二京之争，1927年武昌、南昌、南京之争，1932年迁都洛阳之争，1937年迁都重庆之争，以及1941～1946年围绕全国诸多大城市所展开的建都之争，总计大约7次。其中明确针对北京的都城之争有2次，直接指向南北二京之争的有3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发生迁都争议之频繁，其背后的政治局势之诡谲变幻。不可否认，各次争议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时是直接的政治斗争，有时是更侧重于知识界的“首都观”之争[43]，如若概而论之，本文将缺乏对各次争议“历史性”的观照而使论述流于唐突与肤浅。若聚焦于历次争议中“言说北京”的变化过程，那么处于争议过程中的“北京”就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流动的思想状态游移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反映着民国时期权力与话语的转换过程，勾勒出一部近代北京的“国都意义建构史”，从而揭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知识分子以建国和建都为基础的思想演变、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地域观念的影响等问题如何建构了近代北京的政治身份，并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有关近代中国城市转型的诸问题。
（一）被否定的历史遗产：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北京观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与定都北京的清政府分庭抗礼，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南北二京也因都城的特殊身份，开始作为对立面走上民国的政治舞台，这在袁世凯要求建都北京、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创立中华民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坚决反对北京作为中华民国国都。从地势而言，他认为北京确实具备做国都的条件，“北有山海关，南有津沽，炮台林立，国防亦固”[44]。同时，北京久为都城，从人心、习惯、影响力而言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因此在革命早期他曾考虑将北京作为革命基地，“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45]。但时移世易，“庚子以后，国权丧失，形势一变”。到民国建立之时，北京面临的内外形势已非常严峻。
以北京周围的区域形势而言，“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此等“外兵云屯，虎视眈眈”的危险局面之下，“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46]这就意味着若建都于此，民国政府将因身陷险境而无独立自主之可能。这一点孙中山曾多次强调，“俄在蒙古，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十万，北京内外受困”[47]，北京已如俄、日等国的囊中之物。以北京的内部形势而言，“外人居留，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48]，“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49]，以致若政府举行练兵以增加防卫的正当诉求，恐怕都会遭到外国势力的横加干涉，为此他多次力劝袁世凯，“各国使馆逼近东交民巷，外兵充足，将来外交上稍有冲突，定行危险”[50]。拳拳之心，不言而喻。除却国防安全的考虑，都城也是一国尊严的象征，而“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给了孙中山极大的刺激。“前日至〈东〉交民巷，我兵有一人误入外人门户，次日外人即有公文到外交部，责我违背条约。本国人在本国都城内，尚受外人限制，此地尚可一朝居乎？古人谓城下之盟，为丧权辱国。诸君试想，国都内受此限制，辱岂仅如城下之盟！”[51]
“国之有首都，就像树有根本，人有头目”[52]，在孙中山的认知中，若想建立一个安全、独立、自主、有尊严的中华民国，就势必不能在险象环生的北京建都。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建都北京，旧约继续有效”[53]。这就意味着北京政权将毫无谈判余地地接受晚清以来屈辱的历史遗产，继续丧失独立自主的身份。这显然是有悖于孙中山革命的初衷的。
不仅如此，建都北京还与孙中山的建国理念有龃龉之处。孙氏宣扬革命的目的本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的建国思想显然与北京数百年的帝制文化格格不入。孙中山认为，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癔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54]，在这般沉闷守旧的空气之中，“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55]。也就是说，北京地区的腐朽顽固势力较之于他处力量更大，非常不利于新兴民国的政治建设。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的北京和直隶是袁世凯势力与影响的核心地带，如若建都于此，“革命党人很难继续掌控国家的政治生活”[56]，这是视“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57]的孙中山绝不愿意看到的。对此黄兴也表示赞同，“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移节南来，感情易惬，于袁与清帝关系断绝，尤足见白于军民各界，而杜悠悠之口”[58]。要言之，北京数百年的皇都史为它的城市文化打下了难以磨灭的专制皇权烙印，政治风气沉闷而保守，诸多前清势力在此盘根错节，这诸多不利因素使孙中山忧心忡忡——建都北京很可能意味着共和政治将付诸东流。这自然是所有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鲜有人注意的是，孙中山的“中国观”对他认识北京的国都地位也颇具影响。在革命早期，孙中山曾与章太炎探讨将来的国都地点，得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59]的结论，其对革命版图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但也不难看出，孙本人对于历代统治者所倚重的北京“控驭南北”的军事优势似乎并没有太大认同，这显然与他对曾为清朝所辖的蒙古、西藏、东北等地区的认识有关。“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气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60]，因此他主张各省相对独立，实行美国的联邦制度。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对蒙、藏问题颇感烦忧，曾多次征询孙中山的意见。孙认为，处理蒙、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信仰，因之二者紧密相关、互为依靠，因此不主张立即进行军事剿灭，而是优先考虑“广收人心”。其对蒙、藏等地区特殊视之、缓和处理的态度显示出孙中山对蒙、藏地区与本部社会的异质性有充分认识，但也反映出孙本人对内陆边疆相对有限的重视，这一点在“宋案”发生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当今之际，欲建立稳固之政府，应先筹谋建设中国本部，即如并非不重要之蒙古问题，亦不得已暂时闲置之。”[61]“暂时闲置”，这意味着在本部政治问题解决之前，蒙、藏问题并不作为当时主要的政治问题而被纳入革命的进程之中。也就是在此思想背景之下，在孙中山的视野中，历来作为控驭北疆关键的北京，不再具备传统的军事与战略意义，这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建都北京的可行性。这就涉及孙中山的“中国观”。或许孙中山广东籍的身份，侨居海外的经历、视野等因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在孙中山的认知中，“中国”南有南洋的广大腹地，北有内陆十八行省，以其为基础足以建立一个理想的中华民国。而北疆，更多是为实现本部“共和”而与“友邦”博弈的条件，联想起革命早期孙中山的排满言论及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勉强提出的“五族共和”理论等，足见孙中山对于北部中国重要性之认识。这也影响到了他对北京战略地位的判断，进而成为其反对定都北京的一个深层因素。
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所构建的这一套关于建都北京的叙事，以“御外论”与“革新论”两条主线贯穿于其后数次的争都之议中，成为国民党建都的重要政治遗产。
1928年，随着二次北伐的成功指日可待，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不少北方文人为建都北京大造声势，为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1928年6月4日市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中予以公开回应：“记得去年自徐州，遇见了冯玉祥同志，他说我们将来还是迁到北京去吧。我说很好，不过你可愿意东交民巷存在吗？”这一观点直接承袭了孙中山“御外论”的论述，此时，已然过世并被神化的孙中山及其主张都成为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建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62]。北京报刊《现代评论》也著文道：“舍北京而定都南京，则除掉总理主张外，现在尚有两个实际理由。第一从关外以至京津，沿路驻有外兵，尤其敌视国民革命的日本军队的驻在更为危险；党政府把首都定在北京，适自陷于帝国主义者之重围中而受其压迫。第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势力，是我们的大敌。今使首都离开北京而定于南京，便是间接取消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的特权，打破外交团势力之一个最有效的方法。”[63]北京“独立自主精神”[64]对立面的身份被不断追认。
北京多年的“帝都”身份依然作为“共和”的对立面而受到攻击。经亨颐认为，北京“暮气太深，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65]。1928年7月6日，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山碧云寺公祭孙中山，并发表了《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强调“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66]。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的建都理论中，建都北京，即意味着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不合于“共和”“民主”政治建设之本义，建都南京则符合中华民国的国家精神，符合总理的意志，从而构成了中华民国的政权合法性。针对从行政办公上看北京作为都城“较为整齐”的言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认为，这些“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头、黄墙头，不能就可算首都”[67]。1929年，在国民党建都南京两周年之际，《中央周报》再次发文强调，“新都南京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废都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68]，以“革除旧都的腐败势力”[69]来彰显南京的革命精神，将南京的“革新”与北京的“守旧”截然对立，政治性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唯一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928年的两次论争在“御外论”与“革新论”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辛亥时期略有显现的“南北论”，即主张将盘踞北方的所有政治势力划为武力专制。张奚若泾渭分明地指出，“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行平民主义，北方要贯澈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正是基于南北集团如此的“势不两立”，他认为1927年以前每次的南北妥协实质是种“暂时休战状态”，二者从来没有真正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合作须有一种合作的共同基础，而南北两派十数年来始终就没有这种基础”。[70]这一套南北叙事使得南北之对立壁垒分明，南方代表“民主革新”，而北方代表“专制守旧”，以此构筑南方革命集团“北伐”的正义性。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也成为当时军政斗争的话语之一，服务于南方革命党的政治宣传与军事推进。
尽管自抗战后期直至抗战胜利以后，北平内外的帝国主义威胁逐渐被解除，国内舆论界对于建都北平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国民党的主流叙事里，这一套强调北京历史遗留的负面影响、将“中西、新旧、南北”截然二分的叙述脉络依然得到延续。国民党元老孙甄陶指出，“北平之为首都，几乎非在外族入主中华的时候，即在中华民族倍受威胁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北平就是非汉族沦亡即中华民族最削弱民族精神、最不能抬头的时期的首都”，可见其仍旧以民族革命叙事主导对北京历史身份的评价。而“大沽口炮台拆毁，京城屏障尽撤，首都之内，复有外国政府——东交民巷——时在里面作祟，如此可怜的一个首都，更为有史以来所仅见。此次战事结束之后，帝国主义在北平的势力，总可算是消灭了，然而元明清三代所都，专制帝王封建军阀官僚的余烬，仍恐一时未易尽熄”。[71]这一言论再次追认了北京封建专制帝都的历史身份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仍主张定都南京，“以开拓革命建设的崭新气象”[72]。对于南北分裂之问题，学者沙学浚有经典的论述：“南方繁荣，北方衰落，南方活跃，北方凝滞，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此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73]可见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北方都成为“衰落、凝滞、保守、麻痹”的代表。都城之争扩大为地域之争，其背后矛盾的激烈程度以及当时南北社会的分裂程度可见一斑。
考察整个民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政治精英的叙述，可见民国北京有一套既定的政治叙事——漫长的封建帝都身份、近代屈辱的政治命运，使得北京被打上了“封建腐朽、丧权辱国”的政治标签，成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代表；而随着北方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局面的出现，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政治势力被进一步塑造成“武力专制、保守麻痹”的负面形象。作为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理想与革新追求的对立面，北京的历史与现实都使它成为备受党派攻击的对象，而围绕北京的建都话语也构成了南方革命派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为南方政权的合法性、发动北伐战争的正义性服务，构成了民国时期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面向。
（二）正统性的延续：非激进革命党视野中的民初北京
作为清朝遗都的民初北京，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攻击、丑化、革命的对象，因此他们关于北京的政治言说总体是单一的，甚至是刻板的。但若回到当时争论的历史场景，会发现那些不那么激进、革命且带有特定视角与利益倾向的政治主体的争论意见，反而构成了当时舆论界的主流，成为影响现实政治走向的关键，这与辛亥革命后特殊的政治局面有关。正如章太炎所说，“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功于谁，亦未能定也”[74]。国都问题又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格外受人注目，国都之争甚至一度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75]。民初北京作为旧都，是众多政治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其中势力最大者当数政声赫赫、手握北方六大军镇并与清廷皇室有密切往来的实权派官僚袁世凯。
但袁世凯只是众多的政治力量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曾密电梁士诒谈及“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76]，隐隐透露出对北京政局有难以控制之感。之后，面对孙中山对迁都问题的数次力劝，他又始终含糊地表示“惟事实上阻碍甚多”[77]，“事实上所万不可能行者”[78]，“迁都，尚多窒碍”[79]，似有难言之隐。1912年2月3日，袁世凯于迎宾馆会晤各国公使之时，首次公开表明定都北京的理由：“一为政府之关系……盖蒙古北方各省尚未确向共和，一旦都会迁移，断难免以勤王为名，思图扰乱；一为财政关系，北方轮轨交通一切公私建筑均渐完备，若改在南京，实无此财力；一为外交之关系，今年各国条约商务已经注意北京，一旦受变，各国恐难赞成。”[80]可见，袁氏强调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历史遗留的价值，强调其安定内外的现实的军事和政治功能。直至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辞职，明确规定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他又被迫以长文明确致电孙中山：
接孙大总统电……招鄙人赴宁……北方危机四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业非清帝委任也……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琐……若因凯离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81]
在这篇电文中，北方的内外危机与袁世凯本人不可替代的军政实力成为他与南方革命党谈判的重要砝码，他甚至以“退居田园”相威胁，从而给南方军事集团更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此文一出，附和者众，“关东一带现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82]。在袁世凯密谋设计的京津保事变爆发之后[83]，这一认识被强化甚至在舆论界掀起滔天巨浪。各派势力纷纷通电，强调解决北方危困之局与建都北京的内在联系。“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蒙蠢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临时政府必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84]，黎元洪甚至发出“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85]的惊人之论，以致唐继尧紧随其后，“读黎副总统兵亡、民亡、国亡、种亡之论，怵目刿心”[86]。由此直接推动北京的“旧邦新命”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孙中山、黄兴等人陷于孤立之境。
相较于以高远的政治理想与革命追求传名于世的孙中山，袁世凯则是一个军人出身、有相当政治经验与声望的实权派官僚，他更关心如何更好地维持个人的军政优势，以及如何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局面的平衡。随着列强势力越发深入地影响中国的方方面面，在张謇的提醒下[87]，袁世凯多次强调外国势力对于迁都问题的态度。其实早在南北和谈之时，他就曾借此给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施加压力，“抑思北京建都多历年所，万国使节在此，久已公认”[88]。此后故技重施，“各国条约商务已经注意北京，一旦受变，各国恐难赞成”[89]，“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90]。或许是切中时弊，这些言论在当时得到了相当多的舆论支持。“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啧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91]“北京各国公使馆不谓然，谓北京为东亚之中心，数百年皆建为都会……现在南北两面相较，南方之摇动，究不若北方之稳固，设使袁总统一旦南去情形甚属危险云云”[92]。这些言论纷纷以外国势力的态度为建都北京的借口，刻意制造恐慌的氛围，给一心希求南北和平统一的革命党以巨大的舆论压力，但这也未尝不表明列强与袁世凯之间的某种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成为政客袁世凯在与革命党斗争过程中赖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在袁世凯以外，充分发掘北京的都城特质、为建都北京猛力鼓吹者，当数革命党人章太炎。在革命早期，章太炎曾就建都问题与孙中山有过探讨，二者就建都武昌达成了共识。[93]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孙中山转而主张建都南京，章太炎则力主建都北京。章太炎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舆论影响力，加之其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他在建都北京问题上“拥袁反孙”的立场，使得他的建都北京言论在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以致有人在阐释建都理由之时直接声称“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其关于历史、地利、外交、经济各大端，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94]。因此考察章太炎的论述无疑对于研究争都言论中的北京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1912年2月13日，在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就建都问题进行第一次投票前，章太炎发表了题为《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的演讲，其后这篇演讲稿被迅速刊行于各大报刊。在这篇演讲稿中，章太炎比较集中、系统地展现了他对建都北京的理论思考。
从地理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95]，与历史上主张定都北京的帝王将相之观点如出一辙。他以清代疆域为参照，“今疆域之广，西自天山，东讫难水，已倍本部而有余”，因此建都必须“控制北维，不忧疏逖”。[96]可见清朝的疆域范围对章太炎地理观甚至于“中国”观的影响。这使章太炎思想呈现更为复杂的面貌。毕竟在革命早期，他以猛烈排满的笔力扬名于世，而今政权鼎革之际，他却又承继了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观，并且尤为重视对满、蒙、回、藏等“外藩”地区的统治，这从他对孙中山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来，“统一政府者，统治南北各行省，而旁及外藩，非专统治南方也”[97]。但问题在于，清王朝能够使这些“外藩”地区归服，一方面自然得益于其适当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这又与满人本身的少数民族特性及其宗教信仰有关。这就使章太炎的思想存在一个极大的矛盾之处，而这又与他对清统治的评价密切相关。他与同属革命党阵营的孙中山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反映到建都问题上，即是二人对“中国”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居中”地点的判断，章太炎选择北京，而孙中山选择武昌、南京。
由于北京毗邻蒙古，张謇认为，建都北京可以加强对蒙、藏的治理，毕竟“中国内地各省人民生齿日繁，不能不以蒙藏为殖民所在地”[98]。但以边疆地理的形势而论，则是因为这些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本身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外藩土地，几倍本部，外逼强邻，煽动教唆，时虑反侧”[99]。加之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原因，满、蒙、藏三族之间具有一些特殊的联系，这更令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惶惶不安，“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100]，“清帝尚处颐和园……蒙古诸王，亦或阴相拥戴”[101]。但是，由于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方六镇“皆数年劲旅”[102]，因此建都北京利于袁世凯“就地节制”[103]，从而在“日、露已侵及东三省”[104]的局面之下，能够进一步控制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使得北方人心稍定，防止“内讧外侮”的发生。由于此事直接关系北方甚至举国之安危，因此这一军事、地理说得到了舆论界较多的响应。
从文化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自安史之乱始，北方文化已开始衰落，在受到辽、金、元控制时期，“不见文明之俗四百余年”[105]，不久又受到清朝的“污俗”影响，以致他感叹“向无成祖，恐中原已为不毛”[106]。但是，尽管整体的北方文化深陷凋残困局，但“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凑，足令烝烝丕变”[107]。这一点他曾多次强调，“犹赖建宅北平，民所趋向，得令万物昭苏耳”[108]。在当时以政治为导向的迁都舆论中，章太炎看到建都北京在文化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夫建都北京者，逆挽之使不退于蒙古，非能顺进之使比迹于南方也”[109]，强调北方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南北平衡、巩固统一具有重要价值，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时与之同声相应的仅有《民立报》上的一篇《建都私议》，文中提到“南方人民藉报纸之鼓吹，思想为之一变，北方前此屈伏专制辇毂之下，不知共和为何物，非监督北京，集文明于中央，汲新潮以为之洗心革面，吾恐南方其乐共和，北方犹梦想君主不置”[110]。二人都从文化角度立论，以南方文化优胜于北方文化为前提，注重发挥国都北京的文化功能，以促进北方文化的发展。王空海援引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将其说明得更加透彻，他强调民主、共和等先进的政治思想主要发源于南方，因此更要将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以扫除专制魔障、破除北方沉闷保守的社会风气，促进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发展。
从政治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为不安定，“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但如果建都北京，“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111]这一点他曾多次强调：“清命虽黜，其遗孽尚在，北军未必无恩旧主者。”[112]由于复辟之事直接关乎共和事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其隐忧，“民国既建，非直驱燕京，据为首都，则满清得拥其皇帝虚号”[113]，“京都为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114]，“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势”[115]，各种言论纷至沓来，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民初北京仍因其清朝遗都的身份而备受时人的关注甚至是防备。
从经济与外交的角度而言，自晚清以来，巨额的战争赔款、频繁的内外战乱、不断解体的小农经济等问题导致南北政府都处于民穷财尽的窘困境地。若强令迁都，巨额的建都经费将是横亘在新政府面前的猛虎豺狼，这一点章太炎也极为注意，“交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重资备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糜此巨帑”[116]，若要“忍此苦痛”坚持迁都，“则必借款而后可”[117]。这无疑会给本就财政困窘的政府带来更大的经济、外交压力。但相较而言，“北方轮轨交通一切公私建筑均渐完备”，“宫殿苑囿，极其美备，大皇帝之金殿可改为大总统之雪宫，其他衙署仍旧”。[118]因此若建都北京，就可省却一大笔行政费用，同时也减去了外交上的繁难。除此之外，“满蒙万里，五金百产、牧畜农林之利，俯仰皆是。奠都北京，则首善之地，万众争趋，工商自茂，藉为枢纽”[119]。可见满蒙地区巨大的经济潜力也是定都北京的理由之一。总之，从理性、经济、现实的层面而言，北京的经济、外交优势似乎更为突出，尽管这样的外交本身就建立在充满剥削与不平等的条约之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作为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文化怪杰”，他对中华民国的看法及其涉及的国都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来评判现实政治，尤其是当下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120]问题。例如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攻击：“昔者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轵道旁，奉传国玺。然则今之下关，非犹昔之霸上乎？今之大总统印，非犹昔之国玺乎？”结合中国历史上政权嬗变之特点，他又提出：“南方虽有临时政府，本无图籍，所可接收者安在？夫新旧递嬗，所承受者，无过文书方策耳。地丁漕粮之册，文武官吏之名，户籍伍符之编，外交条约之录，此在金陵乎？”[121]可见，章太炎从政权合法交接的视角，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既无“传国玉玺”，也无“地丁漕粮之册，文武官吏之名，户籍伍符之编，外交条约之录”，甚至没有前文讨论过的清代“大一统”的疆域观，因此它并不具备承继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再者，以西方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又尚处于胚胎阶段，因此中华民国政权实质上处于一种杨念群先生所言的“合法性阙失”的状态。因此孙中山等人以“法理”为建都立国的理论依据，而相对忽略历史、现实政治因素的制约，是难以博得时人信服的。不同于袁世凯等人武人政治的思维，也不同于孙中山等人完全西式的建国思想，章太炎对政权合法性的认识更具有中国旧式文人的特性，尤其强调历史的延续而非激进的变化，“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122]。因此，在章太炎的主张中，建都北京也是历史延续性的一种体现，更利于政治的平稳过渡与良性发展。这一点可谓深谋远虑。
在民初的建都争议中，隐约可见的还有南北军民的罅隙问题。1912年2月11日，在南北军队停战议和期间，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向北军各路统兵官发出通电，谓“南北军界由分而合，感情未必尽恰；武力之最健全者在北方军队”，其对南方军队颇有不屑之意，加之段祺瑞等人作为袁世凯的部下，对于建都北京也是极力拥护。但革命党将领黄兴迅即反驳道：“以南北军论，目今南军中北人极多，南人悉推诚相待，毫无疑忌”，“目下南北携手，不忍以同种相残，诚不知谁健谁弱”。[123]因此他主张抛弃偏见，建都南京，为实现南北共和、抵御外族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可见，相较于孙中山等人对民初北京完全负面的认识及评价，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稳健派注重从更多层次发掘北京继续作为都城的价值，尤其注重从历史的延续性出发，以渐进的变化来衡量新都的选择。在他们的论述中，北京呈现为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政治形象，具有相当多重的国都功能。其中，北京连接南北的地理位置及其延伸出的满蒙回藏边疆问题，由于事关国防的安全、共和政治而备受舆论关注，加之本就具有较高政治声望的实权人物袁世凯为契合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采取了相当的政治、军事手腕对舆论进行引导，最终使得建都北京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从而使孙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言论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可见，在晚清到民国的关键转折点上，袁世凯、章太炎等人更能掌握国都转换的话语权，更能契合时人对尽快实现和平、稳定局面的殷切渴望，由此使得他所拥护的北京在整个争都议论之中逐渐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建都北京成为更加承应民心、更加顺应历史延续性的选择，也初步建立了中华民国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另外，在这场建都争论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革新势力呈现非常弱势的特点，他的共和感召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性、实质性的共鸣。尽管此时推翻清朝、光复全国已成为民心所向，但中国社会巨大的顽固性与保守性仍旧在时代的转变中延续了下来。这一点在“旧命新邦”的民国北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地域的博弈：南北地理学人视野中的北京
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最为辉煌的建设时期应该是在民国3年至民国4年间（1914—1915），此后袁世凯称帝，继而暴毙，接着军阀割据混战，北京政府陷入有名无实的混乱与无序之中。“宋案”发生后，南方爆发二次革命，此后又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南北分裂，孙中山意图发动“二次北伐”以重新确立共和政治，蒋介石承其遗命，于1926年7月9日率领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先后攻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1927年4月，北伐军建都武汉，孙伏园就在创办不久的《中央副刊》中提到，“我们的军队在前方千辛万苦地计划怎样帮助北方农工民众取得北京，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后方聚精会神地计划怎样帮助北方农工民众建设北京”[124]，由此开启了《中央副刊》为时近两个月的建设北京的探讨。当时，与之持不同观点的是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的张其昀，他发表了《中国之国都问题》一文以对国都问题进行回应，其中详细阐述了建都南京的理由。1927年的持论双方并未形成直接交锋之势，且《中央副刊》中的讨论基本上将建都北京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而欣然接受。因此真正在舆论界掀起一定波澜的论争发生在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克北平之后。
在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支持下，一些北方文人鼓动建都北京，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方力量并未诉诸过多的舆论支持，因此，这次论争主要在一些地方报人和有地理学科背景的部分教员中进行。由于不涉及当时政治斗争的主线，这场论争并未引起时人的广泛注意。此次讨论基本上是从建设国都的学理出发，考察在时代变迁的环境中北京是否仍具有成为国都的特质，这对于探讨南北知识分子北京观的差异，考察民国北京的政治内涵及地位具有一定价值。就论争内容来看，南北文人对北京的气候环境、物质条件、文化基础、政治风气等方面各有认识，而在时代认识、地理条件及其所引发的国防问题上，双方一度就“重南还是重北”“重海洋还是重边疆”“重文还是重武”等问题进行交锋。另外，南北文人都注意从历史经验与世界视野中获取学术营养，北方文人还着重探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国首都分布的规律等，以此来论证建都北京的重要意义。这些论述丰富了北京的政治形象，并呈现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就最基础的气候环境而言，南北文人的地域特性显露无遗。张其昀认为，“南京冬夏温度较差为四十三度，北京达五十五度。北京夏季炎暑不减南方，冬季则苦于严寒，北京一城，家用之煤年约百万吨，消费最巨”，可见南方文人对北京相对恶劣的气候环境及其引起的经济消耗的不满。除此以外，“北京花朝节（阴历二月十二日）后，余寒犹厉，狂风时作。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125]。不同于江南文人的观感，直隶人白眉初却认为，“北风扬沙之苦”不过数日才见得一次，“余时则冬夏良辰，风轻云淡，春秋佳日，晴爽宜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大抵江域岭南之人，久居北京者，皆不觉气候之苦，反喜其气候之良”，“盖阴雨连绵，潮湿闷热之恼人也”。[126]可见气候环境所导致的南北文人的隔阂之深。不同地域的人难免对同样的气候环境有不同的感受，有人文地理学背景的白眉初对其进行了更深的探讨。他认为，在寒冷的气候环境中，“人身之血脉团聚，皮肤纤维紧束”，因此北方人体格更加高壮，又因“物产少而生计艰”，所以为谋饱暖而“终日从事劳动奔走”的北方民族身体更加强健，而北京周围“西则秦陇，南则燕赵，东北则满蒙，东南则徐淮”，都是身体健壮的尚武民族，因此“北京居乎其中，诚具雄武之气象者也”。[127]这一点得到了蒙古族地质学者李四光的认可：“如果南北两方面比赛的时候，假如其他的条件相似，终久只有北方民族胜过南方民族；因为常居在较冷的地方的人民，不知不觉，养成一种坚忍耐劳而且沉毅果断的性质。”[128]相对而言，南京所处之地，“水分充足，物产丰富”，南方民族的身体相对柔弱，加之“山明水秀，风景绝佳”，因此文风特盛，才人辈出，但这又易造成“文弱淫逸”的社会风气。那么，一国之都究竟“以位于文弱环境之中为适耶？抑以为于雄武环境之中为良？”[129]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冲击加剧，中国进入了“中国在世界”的阶段，自此中国历史学家“日渐淡化了自主本位意识，经常以西方历史发展框架为参照确立自身的道德评判标准，慢慢被融入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解释系统中”[130]。反映在国都问题上，就是无论主张建都北京还是南京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引用“世界知识”，将建设民国国都的过程融入“世界身份”的确认之中。如主张建都南京的张其昀用世界历史的经验“如俄罗斯，如土耳其，以及日本之维新，均以迁都为必要”[131]来论证迁都南京的理由，白眉初则通过考察世界主要强国首都在纬度上的分布规律，得出“今世强国之都城，皆萃于北纬四十度南北”的结论，因此主张建都北京，并进一步认为，“居气候寒冷之地，则民族强而精神健，一国首都之所资赖也”[13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援引历史经验对现实政治进行指导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白眉初认为，历史经验“难免未必洞见具体，亦足以窥知底蕴”，因此他对南北二京的建都历史进行了考察。通过统计及对比，他发现计自高宗南渡（1127）迄于今日（1928），北京的建都历史已达八百多年；相比之下，“南京十代国都，非偏安，即年促”，“平均之，每代不过四五十年”。[133]这种略显诡异的历史宿命论引起了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兴趣。他对整体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后，发现两条奇特的规律：一是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发展具有“循环周期”性，二是每一次循环周期的出现都伴随着北方民族更大势力的“入侵”。[134]具体而言，他认为从战国到晋末、从南北朝到宋末、从辽金元到清末分别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第二、第三个循环，那么“从太平天国一直到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就应该和大战小康的三国，五代的时代相当”，“再乱说一句，由国民党统一后今日的中国，便等于晋或宋了”。李四光对成立不足四个月的南京国民政府予以如此大胆的历史比附，堪称“耸人听闻”之论，但其言论背后是对国家、民族更深的隐忧。“注意这两个时代，也就是北方来的民族，向中国民族进攻最利害的时代了”[135]，李四光借古喻今，以惨淡的历史经验来提醒当局警惕盘踞于东三省的日本，盘踞于蒙古、新疆的苏联。他主张建都北京，取进取迎敌之意，而非避锋南下，造成北部空虚。
北部边疆的日俄问题确实引起不少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日俄问题是我国外交上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国的最大危险，为对付日俄起见，首都在北京当然比在南京适宜”，“首都为全国视线所及，如迁到东南一隅去，恐怕全国人心对于北方便要弛懈了”。[136]为增加这一观点的信服力，白眉初还借用美国地理学家鲍曼对日本领土面积、人口、物产等方面的研究，指出日本由于资源有限而必须向外扩张的必然性，再结合甲午海战以来日本步步侵逼、不断割占满洲利权的历史事实，将日本迫不及待、垂涎满蒙的侵略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并借此苦口婆心地劝谏道：“唯以政府在北京具有卧榻之侧未容他人酣睡之势，又有列强监视之下”，日本才“不能无所顾忌”。[137]
但张其昀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当下的时代是海洋时代，“现代中国政治家之大问题，不复为‘胡马’之问题，而为‘炮舰’之问题”。在他看来，满蒙与汉族已融为一体，长城内外的北部边疆不足为虑，因此应当注重海洋问题。“二十世纪之时代，太平洋之时代也。……而太平洋问题之焦点，厥惟中国”，因此应当接续郑和下西洋的余音，谋求海外发展，这才是时代使命的应有之义。因此，国都的建设也应当顺应海洋发展的潮流，“民国之新首都，当求海道之便利，实无疑义”。[138]因此在海洋的发展、南洋的利用方面，南京显然优于北京许多。
这一点迅即遭到叶叔衡的反驳，他认为南洋各埠的侨民只是少数，且“南洋究竟是人家的领土，我国只有移住经商的希望，至于东北西北则大大不同”。相较而言，“从海上来的只是外交的经济的迫压，从西北东北两方来的，却是更有侵略领土的野心及种族竞争之意义”。[139]因此，他主张建都北京，因为加强西北、东北的边防更为紧迫与关键。
在这场迁都论战中，围绕南京、北京的建都之争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海防”与“边防”之争，这实质是洋务运动以来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边防”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之争的延续与扩大，反映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内外压力的某种延续性。
张其昀认为，国都应当建立在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但“二千年前，我国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皆荟萃于北方”，“然二千年来，南北之优劣，已倒置矣”，特别是“南宋以后，文化中心，完全移于东南沿海”。因此与南京相比，北京由于处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不具备建都条件。[140]但白眉初认为，仅从建都的经济条件而论，晚清以来的南京饱受战乱，城内残破不堪，大举修建必大费资财，不利于本就困窘的政府财政；而北京保有太多的帝都文物，其可以直接转化为公共利用而省却一大笔建都经费。[141]
张其昀主张南京承续了民族精神，“南京历代建都，皆有民族独立之精神”，其所处的江南地区保存了汉族文化、中原文化之精粹，这无形中之流风余韵将激发仁人志士的革命志气，符合中华民国的建国精神、革命态度，这是北京所不具备的。[142]北方文人却认为，“北京有七百年首都之历史，在文化上自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143]。虽然北京被视为“官僚政治腐败，积重难返，人心尘浊”的封建旧都以致“共和政体难以发长”[144]，或被视为“军阀与土匪的渊薮”以致“民气不够”，但北方派文人认为这是“拘泥成见”[145]，不值得作为考虑。甚至有主张建都北京的人对“腐败”一词进行了深入研究。“用腐败来形容政治及人物，是前清末叶以来才通行的……是从英文‘corrupt’翻译出来的”，这个词有“贪污”及“荒淫”两层含义。从政治“贪污”的角度看，作者认为“各省贪污之风决不在北京之下”，因此贪污绝不是“北京特色”。再次，从成因来看，北京的贪风不是由于“人杰地灵”，而是“从制度与习惯来的”，且“这种制度习惯不是北京的专利，而是全国一律的”。由此瓦解了从孙中山以来延续的对北京政治的刻板认识及其特殊性。而针对另一层解释“荒淫”，论者承认“民国以来，北京风气日坏”，但认为“这种风气不是发源于北京，是摹仿上海的”。这一点得到了《大公报》一篇社论的赞同，“若谓为腐败关系，上海浮华恶习之传染，或更甚于平津”[146]。他认为，一般的北京社会是非常朴质的，“因为北方的社会本来就比南方朴质”，而“北京虽是各省人物聚集的地方，终是在北方的社会里，所以还未失朴质的气味”。[147]该文将北京政治的负面形象置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的大环境之中，建构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言论，缓解了北京的道德压力；同时又将北京置于与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对比的语境之中，从而消解了北京贪污、荒淫的特殊性；最后，以整个北方社会朴实的风气作为气象革新的基础，建构北京朴质的政治形象。由此瓦解了孙中山等人对北京的一贯叙述，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了“挽救的方法全在政治与教育的革新决不在于迁都”的观点[148]。
除了强调建都的必备的文化基础，叶叔衡更从国都的文化功能着眼，认为建都北京可以“开通北方，统一全国”，因为“风俗随人而移易”。[149]自历史经验而言，“周居关中，民风仁厚，秦居关中，民风强悍”，因此“今新新人物，类皆高怀亮节……国府居北京，则北京化为新都”。[150]不少人有此主张，“国都定在北京，于使北方革命化，于增进北方文化，确有便利”[151]。建都北京，被看成改造北方文化的机会。
从气候、民族生理、世界经验、历史教训、国防重点、经济条件、文化风气等角度，北京的各方面特质被予以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叶叔衡认为，“国都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即在地理天时”，“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都是从地理与天时的情形来的”。[152]因此在此基础上，北方派文人强调北京的地理形势，“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重镇之地位”[153]，“北京之地位，在全国较适中，尤其对于北方政治上军事上较易牵制”[154]。这一点与自古以来政治家、军事家对北京的评价衡量大体相当，可见北京的地理优势在知识界的某种延续。
此次争论以北方舆论权威《大公报》为主导，另有《国闻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参与，它们通过分析北京内外各方面的条件，对都城北京的基础进行了各种论证，虽则没有改变建都南京的结果，且就舆论影响力而言，也主要活跃在北方报刊、文人的论说之中，但这番讨论呈现了战时北京作为民国都城的价值与功能的多重面向，对于丰富时人对国都层面的北京的认识以及了解近代建都思想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四）传统的转化与复归：20世纪40年代建都大讨论中的北京
相较于民初以政治为主导、20世纪20年代后期影响范围相对局限的建都之争，40年代的建都大讨论则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使得建都理论的深度与广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面对扩大化的世界大战及其给日本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内舆论界对抗战胜利有了更多的信心与对未来的展望，在此条件下，学界、舆论界的人士纷纷就建都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一时期最早关注战后建都的是史学家钱穆。1941年，他致信为建都南京摇旗呐喊近二十年的国防地理学家张其昀，询问其关于建都南京理论的文献证据，并提出战后都城应当北迁的观点，以期进行讨论。基于此，张其昀进行了长文回应，详细阐述了建都南京对孙中山《建国方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两人的信件都发表在了1941年《思想与时代》的《论建都》一文中。[155]对此，钱穆于1942年发表了长文《战后新首都问题》进行再讨论，明确提出战后首都应当迁往西安的主张。[156]此次争议主要发生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社的基本社员中，未能引起太大波澜。但二人关于海陆、南北之分歧与前后的论战一脉相承，使得北京也呈现不同层面的都城意义。
建都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甚至在舆论界掀起滔天巨浪，以致“载不胜载”[157]，主要发生于1943年至1944年、1946年至1947年两个时段。其中第一次论战高潮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战略转折期的1943年，彼时国民政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如宋庆龄访美、治外法权解除、蒋介石参加开罗峰会、新疆收归“中央”等。[158]随着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日俱增，知识分子纷纷向报刊寄文讨论建都问题。但抗战最终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再次建都南京，这遭到了舆论界尤其是北方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集中表现在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的建都论战中。随后，国共爆发内战，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建都问题最终以中国共产党定都北平作为结束。
总体来看，此次建都论争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40年代，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其引起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形势大重组等重大的历史过程，引起了舆论界、知识界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学者们纷纷从历史学、地理学、工程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建都城市进行考察，先后涉及了北平、南京、西安、武昌、重庆、兰州、洛阳、长春、沈阳等数十个城市。此次论战涉及范围之广、人员之多、思想之活跃，堪称民国以来历次建都讨论之最，因此也就尤其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在这次长达十年的建都之争中，北平一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讨论对象，在东西、南北、海陆之争等多个面向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这再次显示了时代变动之下北平作为国都的调适性与活力，也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观念的冲突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过程。
相较于晚清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具有很强被动性与紧张感的历次建都论争，此次论战更有笃定擘画之势，“抗战胜利后，中国将收复失地，全国统一，同时全世界尤其太平洋有至少三十年的和平”，因此“首都之选定注重便于领导全国，而不是便于平定内乱，更不是准备不久又将爆发的二次抗战”。[159]论者颇为强调国都建设全国、领导全国的价值，这就需要更充分发挥都城的内外特质。20世纪20年代的建都论争已经从气候、民族生理、世界经验、历史教训、国防重点、经济条件、文化风气等多个角度对北京的建都价值进行了重构，在此基础上，40年代的建都论战多了一些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以及饶有建树的工程学家的参与，使得北京的都城价值具有了更加丰富的面向。
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的地理学者对建都与国运关系的历史宿命式的附会，4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看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根据中国历代建都位置的转变，钱穆将中国的建都历史分为两期，其中秦汉隋唐为一期，主要在西北，都城在洛阳与长安，立国重心在黄河流域；宋元明清为又一期，主要在东南，都城在汴京、北平[160]、南京。汉唐时代之形势主要在东西横线，而宋明时代之形势则在南北纵线。[161]沙学浚将其分别称为“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自安史之乱后，“北平之地位价值渐与西安相抗衡”，后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北平遂为辽金元清四代南下或统治全中国之根据地，“地位价值大为增高，且取西安而代之”。[162]因此在“首都作要塞，天子守边疆”的观念支配下，国都的选择往往随着国防重点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北部边患的东西转移，西安之都城价值渐渐被时代浪潮淹没。
取而代之的是东部视域下的南北之争。就地域而言，“以西伯利亚、蒙古对黄河流域而言，则前者为北，后者为南；以长江流域对黄河流域而言，则前者为南，后者为北”[163]，黄河流域兼具“南”“北”之特点彰显了它的地位，“有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利立，失河北则亡。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164]，河北之重要战略地位使得北京地理形势优势更加明显，从而使北京从兵家必争之地进一步跃升至一国之都的地位并延续了八百多年。但北京都城地位正统性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汉族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南宋对金元，明之灭元，太平天国之对晚清，以及辛亥革命军队之北伐”[165]等历史事件之中，可见北平自建都以来从来就不乏来自南方政权的压力与挑战。
这一点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际更为明显。“明代定鼎于南京，民国肇基在武汉，革命策源地在南方之南方之珠江三角洲”[166]，南方的影响力已渐渐超越了经济、文化层面而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军政意义。但南方的发展壮大与自海上而来的西方力量的冲击密切相关，“数千年来的国防原在北方，原在长城内外，是时不得不移至沿海。旅大代替了居庸，大沽口代替了雁门，江南代替了阴山河套，香港至台湾一带相当于河西走廊至天山”，沿海一带具有了更重要的军事地位。同时，“百年来，中国新兴的重要城市，多半是海港或与海相通的河港，如港、沪、津、汉及大连”，海港城市的蓬勃发展，“都表示了中国经济交通都市之发达与海洋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不论是主动的与被动的”。海洋时代的来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格局。在海洋势力的支配之下，“三大缘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由寂寞变为繁忙，由化外变为重要。腹里各部变迁的程度之高低，视其距海远近，通海便阻及所受海洋影响之大小而定”[167]。海洋的发展变化给近代中国的国都选择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西北转向东北，而今又从东北转向东南。一向被视为“偏安一隅”的南京，在“海洋航行时期”的近代与“世界交通时期”即“横渡太平洋与横贯大陆交通联合的时期”的今世，[168]突然具有了中心地位而成为海洋时代中国的“天之骄子”[169]。
“历史上的伟大时代，都有他那一个时代的问题，时代变了，问题也变了”[170]，因此，一国之都的选择，“因时代而不同，不能拘泥于历史上之陈见”[171]。在东部时代、海洋时代，南京、北京因均临海且都具有相当的战略优势，再次成为建都争论的焦点。有论者指出，“为了掌握地理优势，均衡海陆发展，宜还都南京”，但“为了解决重大问题，均衡南北发展——可兼顾海陆发展，则以移都北平为宜”。[172]由此可见，海洋与大陆、南方与北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心”[173]成为衡量都城位置的关键。
主南京派认为，中国未来的重心在海洋，“二十世纪之时代，太平洋之时代也”，而南京处于海陆并举之“横、纵五带之中心”，处于国防第一线内，因此要建都南京，大力发展海陆空军，培育在太平洋上独立的防御能力，甚至争夺海洋霸权。[174]但这份发展海洋的宏图大志遭到了贺昌群苛刻的批评，“看眼前中国政治之低能，社会之反科学，内战之势必绵延，民生之日益陷于水深火热，建都南京，想在这六七十年内，在太平洋上与人争一日之长，恐不免为痴人说梦吧”[175]。确实如此，经历百年动荡，眼下的中国民生凋敝，尽管大力发展海洋极为必要却非常不切实际。因此，更多人主张将关注的重点放到大陆，“中国本是一个大陆农国。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未来中国不过是“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176]，“中国边界四分之一为海岸线，四分之三为陆路”[177]。因此从国防的角度而言，“国防第一线至今仍是在大陆”[178]，“陆军的用处，比海军的用处更频繁”[179]。就影响国防的国际关系而言，“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对于这四国，应当坚定执行“广交朋友，和苏联，防日本”的国策，具体而言，“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180]
要拱卫北方，北京的军事价值不可忽略。在此屯置重兵，有利于海陆国防的发展。就陆军而言，“对内掌全华北的交通线，对边防直接控制蒙古，间接控制新疆”；就海军而言，“旅顺、威海卫正是渤海的两扇大门，设防以后，渤海便成中国惟一的内海”。[181]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有共识，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182]由此可见，北平再次发挥了它防御外敌、抵御北部入侵的功能，虽然防御的对象有所变化，但北平的军事价值仍然得到了延续。
另一方面，由于建都北方，中央政府的威权能够有效扼制北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中央政府若设在江南，以南北地理与人情的隔阂，谁也难保北方不出特殊的情形”，“宋哲元以一匹夫，尚能凭借北方而特殊化”。[183]因为“中国国防的漏洞是在北方，南方的民族无一可以和华夏相抗衡，并且山岭重重，也是天然国界”[184]，因此“把国都置于北平，则国力与人心皆集中于北方，定住了北方，国家统一即成功大半”[185]。由于革命势力源于“南方之南方”的珠江流域，定基于长江流域，“其势力其影响愈北愈弱，东北亡了十二年自然最弱”。因此，北方的革命力量“不易深入，不易遍布，不易渗透，不易生根”，“在有些地方虽能生根，却因草莽滋蔓，不易顺利成长”。[186]因此，要巩固革命成果，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建都北方，将“这五十年来一脉相传的国民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而长江流域，而贯彻到黄河以北”[187]，由此更大程度上稳住北疆，促进南北统一。
就国都的功能而言，建都北方有利于消解南北隔阂。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南北地理、人情方面本就迥异，“北地苦寒，生活难，往往以战争求生存，‘衽金革，死而不厌’，故尚勇斗狠，质胜于文；南方和暖，生活易，太史公所谓‘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少千金之家’，故文化较优，然文胜于质，则成织弱，所以怯于战争，而在和平中求进取”。[188]而千余年来，北方因战乱、灾荒等原因社会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南方则迎来了各方面的繁荣，南北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愈发凸显。“唐中叶以后，江淮人文乃日盛日大。宋代，南北倒转，江南文人乃凌驾于大河两岸之上。明清两代江浙文物，绚丽昌明达乎极点”，直至近代社会，这样的差距得到了延续，“最近中国之新刺激，浙闽两粤，因其滨海通商之便利，开始走上新途境。太平天国，全出湘粤人扮演主角，革命人才，多半属诸西南。南洋侨民，尤为注意近代中国人之新发展者所瞩目”。[189]对此南北差异，不少人颇以为然，“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与外国接触也如此”[190]。北人落后已成事实，“南方繁荣，北方衰落，南方活跃，北方凝滞，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此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191]。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南方人之优越感、北方人之落差感日益明显，“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192]。各方面的差异加强了南人、北人的地域心态，使得彼此隔阂日益加深。
但中国历来又是一个文教融合统一的整体，“统一”仍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而就现实需求而言，“中国如果不能统一，南方不得北方的煤铁，北方不得南方的钱粮，中国固不能立国，任何一方亦不能独立存在，南北自古是相依为命的”[193]。
因此，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平衡，成为巩固南北统一的应有之义，那么眼下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北方。但北方远没有南方那般浑然天成的自然、经济条件，因此“必须以南方之有余补北方之不足”，这就“尤其要中央政府移驻北平，领导建设”。[194]“北方是民穷财尽了，民智太低了，非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不能挽救普遍天灾人祸的危机”，若将统一的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南北譬如两兄弟，一个赤贫了，一个虽差衣食，亦不能坐享安宁，必须设法使赤贫的也差够衣食，然后自己也才可保全，中国也才可能统一”。[195]
但北方的经济状况也并非如此不堪。东南经济虽然发达，但过去主要依赖于太湖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冲击，开始具有一些“模仿工业”与“买办工业”，但这种经济“在不能自主的经济环境，也只能在沿海特别是上海发展”[196]，对外依赖程度很高。那么对广大的北方、内陆地区，其发展的空间在哪里？这方面突破性的认识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重工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抗战期间海陆空联合作战所带来的工业观的变革，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认识到了工业化的重要性。“抗战以后，我国之中心问题，厥惟工业化。若欲跻吾国于世界列强之林，则势非工业化莫由”[197]，“重工业不惜为所有工业的源泉，尤其是军事工业”[198]，“工业建设将是战后建国大业的第一重要的工作”[199]。
那么何为工业化？对于当时各方面都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首先，工业化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丰富的矿产资源。“东北储有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铁矿，抗战以前东北出产之煤已等于全国产煤量之半。油页岩之丰富甲于全国，储藏量至五十四万万吨之多，抗战前已可年出柴油十万吨至十五万吨”，因此“欲使中国工业化，则非尽全国之力以开发东北四省不可”。[200]除此以外，全中国煤矿储藏量的80%都在山西、陕西二省[201]，“南方煤铁虽到处皆有，但所有产量与北方比较，真有大巫小巫之别”[202]。华北区域之东、西两侧均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华北区域，成为全国之锁钥，重工业所在区域”；而在华北平原中，北平占据天然的枢纽位置，并且有“陆运全国第一；距海在一二百公里以内，且有运河之水运；空运的位置亦近理想”的便利交通。就全国而言，“西北是运送燃料，东北是运送铁藏，以直接供应其基本工业之原料，西南是输出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东南是输出丝、茶、桐油等出口农产，以间接供应其基本工业之器材，而以华北铁路网为其输送线，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沿海口岸为其吐纳口”[203]。其次，工业化发展还需要相当的农、林、牧、渔业作为支撑。华北附近之区域，“有沿海之鱼盐、长白山地之森林、蒙古草原之毛革、河西走廊之石油、长江及汉水流域的丝、米、棉、麻，更益以本区自产的棉、麦、大豆、花生、芝麻，可以说盐、矿、农、林、渔、牧，莫不左右逢源”[204]。比邻北平的东北区域甚至跃升为战后建国之根基，“其地又为我国惟一区域可有粮食剩余。……东北铁道网，在九一八以前，本比关内各省为密，计共五千八百廿三公里。自伪满成立以后，全区铁道完全在南满株式会社统制之下”[205]，这更加提升了北平的经济地位，使其获得了更加无可辩驳的身份意义。最后，就工业化所需的人才供应而言，“北平为旧日京华，现仍为文化中心，劳心者之供应自无问题，劳力者则冀鲁豫三省皆标准壮丁之产地，更是取之不尽”[206]。
可见，以战后的工业化建设为导向，东北、华北甚至西北区域的经济价值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掘，加之这些区域本来地处边疆，国防意义重大，因此充分重视北方、发展北方成为时人共识。在这些占据经济资源与重要战略地位的重点区域，北平以其联络东西南北的枢纽位置、便利的交通，在战后中国的语境中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因此建都北平，推动北方发展，促进南北统一，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这一点从1946年“制宪国大”上国会代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其中北平以决定性的票数胜出[207]。
在时人的论述中，北平的区域价值自是无可比拟的；但即便从都城建设的层面而言，它也有比较好的市政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为建新都费额五千万元，虽较之于其他各大国的建都费用不足挂齿，但这笔消耗也因不符合当时的国力状况而颇受批评[208]。何况战后中国，万事待办、百业待兴，战乱所及，民尽财穷，因此应当爱惜民力、集中力量在生产与建设上，避免大兴土木、另辟新都。因此，最为经济、便利、现成，具有相对完善的政府办公建筑与市政设施的城市，自然成为理想都城。对于这个问题，1943年秋，中国工程师学会在举行第十二届年会时，从工程观的视角在市政卫生工程小组中进行了热烈讨论。
从便于中央政府办公的角度而言，“北平之公共建筑，为全国财赋近千年之所经营，可以容纳中枢全部官署而有余，此为北平建都最便利而独有之条件”[209]。除此以外，“现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从前的使馆区正可和友邦换出作为行政区”[210]。即便有必不可少的建筑所需，也有“唐山之水泥，龙烟之钢铁，秦皇岛之玻璃，当地之砖瓦与琉璃瓦；美洲南洋及东北之木材”。由此可见北平作为旧都所具备的天然的行政优势。除此之外，还有明清两朝的宫殿、位于西北郊的明成祖以下十三代皇帝陵寝、西山上“国父”的衣冠冢等遗迹，它们承载着中国数千年发展的悠久历史与民族精神，而市内“长达十余华里的宽阔通衢，各种楼阁牌坊坛庙的美术建筑”，又使北平呈现“伟大”、“庄严”、“肃穆”而“和平”的国都形象。就首都的人口容量而言，“北平之内外城有62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一百余万，将来可容纳二百余万”，超过南京；而就土地之利用与拓展而言，“旧城区可全部利用；至于北平新市区之辟建，四郊皆宜”。
就便于居住、生活的城市功能而言，北平拥有良好的基本生活设施，“北平地层为河流冲击而成，地下水甚好”，“掘井皆为甘泉，旧日之井稍加改良，仍可利用”，另还配有自来水厂、电厂，以及贯通南北东西四个城区的电车路。除此之外，“燃料产自近郊，粮食取自河北平原，菜蔬肉类水果之质与量俱佳，并可得淡水及咸水之水产品”。因此，北平居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不成问题。再者，从交通来看，“全市街道网已配置得很相称，只须修整不必大事拆改，主要街道已全筑成柏油路面及水泥人行道”。另还有系统建设的引水工程与雨水沟渠可稍加改良以运用。更为难得的是，北平还有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园林荟萃之景，“在调剂市民生活、陶冶市民情绪上，近者有颐和园、玉泉山、清华园、香山、西山、汤山、温泉，稍远者有明陵、八达岭、长城。城内坛庙园林及池沼等风景名胜”，数不胜数，彰显了北平的历史底蕴带给它独有的身份价值。[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战斗模式，使时人对于北平的城市安全多了一份考虑，尤其是“轰炸机之发明，闪电技术之应用”[212]，使得北平的防空功能也为时人所注意。“复以北平故都以外，地势平坦广大，又有西山防空的疏散区”[213]，“就防空来说，重要物资和疏散住宅，正可利用西山的起伏，并且北平土厚水深，郊野旷达，亦正有可以利用防空之处”[214]。
由此可见，20世纪40年代的建都大讨论对北平的都城价值进行了更为全面、充分的考量，国都北平的内外价值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向外延伸是北平重要的国防、经济战略地位，向内考察是北平多年的建都传统与相对完善的市政建设。建都北平呼声的高涨最终体现在1946年“制宪国大”代表会上，北平以多数票击败南京成为民心所向的新国都。尽管蒋介石集团仍凭借军政力量执意建都南京，但随着国民党政权人心尽失、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最终顺应人心，决定定都北京。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其中关于国都问题的意见为“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为中国的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各种条件看，北平实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各种资格”，具体而言，“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民力量雄厚；在经济上，邻近我国重工业区的东北六省，便于发展工业；在文化上，这里有几百年的文化积蓄，规模弘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的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连络全国各地”。[215]可见，北京在历时近百年的都城价值的摇晃之中，最终以其无与伦比的各方面优势，成为新时代的宠儿，进而开启了北京国都历史的新时代。
结语：北京国都意义生成的诸因素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围绕北京的建都争议，可以发现有两个牵制因素始终存在：一是来自海陆边境侵华势力的威胁，一是来自南方军政力量的冲击。因此，建都北京的争论，一方面体现了在近代中国全方位的大变动中，北京的战略性地位与政治意义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争论的“场域”，实质上也反映了南北军事集团、国内外政治势力交错形成的南北对立、内外纷争的民国政治生态。但考察历史事实可以发现，定都之决定与争议之声浪常常并不相符，正如在历次争议之中，无论各方力量如何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建都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往往由掌握政治、军事优势的一方首脑决定，且往往天然地靠近其发迹之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争议本身所呈现的理论性、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质的决定性意义。因此，以言论为视角考察北京从帝都到民国国都的过程，实质上是从认识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视角切入近代北京政治含义的生成与演变过程，构成近代国都观念转型的重要面向，也是考察民国政治发展的一部分。
具体而言，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因据山河之险而得以稳坐国都之位数百年，但晚清以来，自海上而来的西方侵略势力使得北京从最为安全的国都骤变为首当其冲的危险之地，北京的国都地位也因此受到致命威胁。在晚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下，北京与清皇室的密切联系也使它备受舆论冲击。首举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始终将北京与清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放置于首要考虑之处，这在国民党派的主流叙事中得到了延续——凡提及北京便不脱离“封建专制”“丧权辱国”的既定标签，从而不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否定建都北京的合法性。但近代中国政治形势的错综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革命党的舆论优势，在不可忽视的北方军政力量、章太炎等文人学者及舆论界权威《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响下，建都北京的声浪一直存在，并保持着相当大的舆论影响力。持论者有选择地回避了孙中山等人攻击的北京的安全、独立问题，而从更为广阔、全局的视野综合考察北京的建都价值。因此，围绕北京的建都争议主要可分为“重南还是重北”“重海洋还是重边疆”“重文还是重武”“重发展还是重平衡”“重轻工业、商业还是重重工业”等多层次问题，其中对海洋、重工业的重视尤其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如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与近代以来海上侵华势力的汹汹之势有关，而强调对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重工业资源的开发则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相关。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威胁逐步解除，国内局势也日益明朗化，发展北方、边疆、重工业及平衡南北最终成为知识界的共识，而北京也因在国防、工业、政治平衡等方面的突出价值而成为人心所向的新国都，其“大一统”的身份被舆论界主流重新加以确认，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定都，建都北京最终转化为现实，标志着近代北京国都意义建构的最终完成。
[1]周桂梅，深圳市高级中学历史学科教研组。
[2]（辽）王纲：《王泽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十三卷》卷七，中华书局，1982，第165页。
[3]（元）脱脱：《金史》卷九六《梁襄传》，中华书局，1975，第2134页。
[4]《金史》卷八六《李石传》，第1912页。
[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齐鲁书社，2007，第274页。
[6]（元）黄文仲：《大都赋》，（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七《民风一·土俗》，北京出版社，1961，第166页。
[7]《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丁卯，中华书局，1985，第61—62页。
[8]（明）蒋一葵、刘若愚：《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2页。
[9]（明）朱健：《古今治平略》（《古今都会》），李国豪主编《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第三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第107页。
[10]康有为：《请设新京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364页。
[11]参见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七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第71—100页。
[12]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再版序，第17页。
[13]（清）于敏中等撰《日下旧闻考》卷九〇《乾隆十八年御制帝都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521页。
[14]李寅：《咸丰末年的迁都之争》，《紫禁城》1992年第5期。
[15]（清）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中华书局，1979，第2613—2614页。
[1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二一七《咸丰朝朱批奏折》第15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6678页。
[17]李寅：《咸丰末年的迁都之争》，《紫禁城》1992年第5期。
[18]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二一七《咸丰朝朱批奏折》第15册，第6678页。
[19]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9页。
[20]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8页。
[21]汤寿潜：《危言》卷一《迁鼎》，戴逸、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汤寿潜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6—7页。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20页。
[22]《张之洞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第3592页。
[2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8页。
[24]（清）郑观应：《盛世危言》，辛俊玲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第83页。
[25]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中华书局，1991，第495页。
[26]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495页。
[27]姚大荣：《建都平议》，《万国公报》第95期，1896年。
[28]《英文译编》，录自湘乡曾广铨译《论中国得失》，见《时务报》第65期，1898年，第8—11页。
[29]康有为：《请设新京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64页。
[30]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13页。
[31]康有为：《请设新京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64页。
[32]康有为：《请设新京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65页。
[33]如“皇上决意回归北京”“皇太后立意迁至成都”“盖闻陕省有饥荒，且闻西兵一二路将趋达西安，故欲定鼎四川也”“今日又传将往武昌云”（《京师新闻：建都传闻异辞》，《知新报》，1900年）；“前中国驻日使臣李盛铎近于观见太后时，建议迁都武昌，改订官制，荣禄斥为迂论”（《集成报》第42期，1901年，第20页）；“清廷闻德法两国兵将出保定，趋袭西安。人情恟恟，异常惊恐。鹿传霖乃建迁都湖北襄阳之议”，“探听两国兵仍在北京，安驻无恙，心始稍定云”（《清议报》第80期，1901年，第5047页）；“俄占奉天的信息到京，皇太后着急的了不得，打电报到陕西去，把那行宫修理起来”，“这些话，登在九月初九的天津大公报上，想来不是造出来的”（《杭州白话报》第2卷第30期，1902年，第3页）；“两宫太后召见某宫保及某军门，问曰‘俄日将有战事，你能保大局否?’答曰‘多则保百日，少则保一月，至于果能订定与否，则非今日所得预知’。问曰‘汝所练之兵，能与俄人开战否?’答曰‘三天则可，若是日久，恐军需不足以接济，不敢冒昧奏对’。两宫闻之，神色惨然曰‘早知有今日，不如庚子不回銮，迁都于陕，尚不致受他们挟制’等语”（《鹭江报》第52期，1903年）。
[34]〔美〕奥尔波特、波斯特曼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20页。
[35]《南方止乱刍议》，《新闻报》1900年6月18日。
[36]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史林》2001年第1期。
[37]《建议迁都》，录自《台南新报》，见《知新报》第118期，1900年。
[38]观云：《华年杂阁谈：永乐建都之得失》，《新民丛报》1903年第46—48期。
[39]《阆苑五层楼》，《新闻报》1900年7月10日。
[40]《回銮私议》，《中外日报》1900年12月9日。
[41]周雪樵：《论东南督抚》，《中外日报》1900年12月10日。
[42]孙中山：《致南方熊楠函》（1901年6月中下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第211页。
[43]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44]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第425页。
[45]孙中山：《在东京与程潜的谈话》（1905年8月），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37页。
[46]孙中山：《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第52页。
[47]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5页。
[48]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5页。
[49]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6页。
[50]孙中山：《与袁世凯第十次的谈话》（1912年9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第187页。
[51]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5页。
[52]孙中山：《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第52页。
[53]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第131页。
[54]朱文长：《战后应建都兰州》，《东方杂志》第39卷第16号，1943年，第45—54页。
[55]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6—427页。
[56]马军：《孙中山建都言论之演变》，《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出版社，2003，转引自何方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272页。
[57]孙中山：《与□□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299页。
[58]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黄兴集》，第130页。
[59]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1902年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5页。
[60]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日至23日间），《孙中山集外集》，第561—562页。
[61]孙中山：《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山有吉鹏的谈话》（1913年4月1日），《孙中山集外集》，第205页。
[62]《吴稚晖昨在市党部演讲》，《新闻报》1928年6月5日。
[63]松子：《北京下了以后》，《现代评论》第8卷第185期，1928年6月30日，第4页。
[64]马饮冰：《新都确定以后》，刊载于《首都市政周刊》，《申报》1928年6月26日。
[65]经亨颐：《从八大山人说到南京在目前》，《中央副刊》第85号，1927年6月19日。
[66]蒋介石：《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曾景志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2010，第301页。
[67]《吴稚晖昨在市党部演讲》，《新闻报》1928年6月5日。
[68]《建都南京二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第7页。
[69]马饮冰：《新都确定以后》，刊载于《首都市政周刊》，《申报》1928年6月26日。
[70]张奚若：《南北可以妥协吗？》，《现代评论》第5卷第118期，1927年。
[71]孙甄陶：《战后仍应建都南京》，《学生杂志》第23卷第3期，1946年，第17页。
[72]《关于建都问题致国大代表公开信》，《中央日报》1946年12月22日。
[73]沙学浚：《移都北平之理由》，王克编《建都论战》，经纬书局，1946年。
[74]《民国光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第841页。
[75]胡绳武：《清末民初的历史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54页。
[76]袁世凯：《使人密告梁士诒》（1911年10月中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22页。
[77]袁世凯：《关于迁都之意见》（1912年9月7日），《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381页。
[78]孙中山：《与袁世凯第十次的谈话》（1912年9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第187页。
[79]袁世凯：《致孙文电》（1912年11月9日），《袁世凯全集》第21卷，第53页。
[80]袁世凯：《声明共和国都之建设》，《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1页。
[81]《袁世凯致孙大总统电》，《民立报》“号外”1912年2月17日，第1页。
[82]《顺直咨议局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23日。
[83]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4]《附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通电》（1912年3月3日），易国干、宗彝、陈邦镇编《黎副总统政书》卷八，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第105—106页。
[85]《致各省各机关》（1912年3月3日），《黎副总统政书》卷八，第105页。
[86]唐继尧：《会泽督黔文牍》，云南督军署秘书厅，电报第2页。
[87]张謇曾给袁世凯密函：“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见章开沅《民元“争都”浅释》，《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360页。
[88]《覆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7日），《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81页。
[89]袁世凯：《声明共和国都之建设》，《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1页。
[90]《袁世凯致孙大总统电》，《民立报》“号外”1912年2月17日，第1页。
[91]《顺直咨议局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23日。
[92]《国都问题之争执》，《民立报》1912年2月29日，第7页。
[93]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1902年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5页。
[94]《又一主张建都北京之要电》，《时报》1912年2月28日。
[95]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2页。
[96]章太炎：《与张謇论政书二》（1912年1月2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53—554页。
[97]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6页。
[98]张謇：《张季直不赞成迁都之说》，《大公报》1912年1月21日，第1页。
[99]王空海：《建都私议》，《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
[100]孙中山：《与袁世凯第八次的谈话》（1912年9月1日），《孙中山集外集》，第186页。
[101]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2—563页。
[102]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7页。
[103]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8页。
[104]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2页。
[105]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9页。
[106]章太炎：《与张謇论政书二》（1912年1月2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54页。
[107]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2页。
[108]章太炎：《与张謇论政书二》（1912年1月2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54页。
[109]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9页。
[110]王空海：《建都私议》，《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
[111]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2页。
[112]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第171页。
[113]王空海：《建都私议》，《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
[114]《顺直咨议局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23日。
[115]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报刊团体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并要求他转黎元洪、各省都督、咨议局，见《条陈：建都问题》，《协和报》1912年2月21日。
[116]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3页。
[117]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8页。
[118]袁世凯：《声明共和国都之建设》，《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1页。
[119]王空海：《建都私议》，《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
[120]杨念群先生认为，“正统性”须具备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具有“大一统”的疆域观和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格局，二是建立在有别于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教观”和道德实践秩序，这二者都依赖于既有文化架构中的神圣核心。“合法性”则强调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人们通过构造新型的法律纽带联系在一起，相信单凭法制的力量就能安排好社会秩序。参见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21]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66页。
[122]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2页。
[123]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271页。
[124]孙伏园：《计划中的北京》，《中央副刊》第56号，1927年5月19日。
[125]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26]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27]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28]仲揆：《国防与北防》，《现代评论》第8卷第192期，1928年8月5日。
[129]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30]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增订版），第4页。
[131]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32]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33]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34]仲揆：《国防与北防》，《现代评论》第8卷第192期，1928年8月5日。
[135]仲揆：《国防与北防》，《现代评论》第8卷第192期，1928年8月5日。
[136]叶叔衡：《国都问题（续）》，《国闻周报》第5卷第30期，1928年8月5日。
[137]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38]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39]叶叔衡：《国都问题（续）》，《国闻周报》第5卷第30期，1928年8月5日。
[140]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41]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42]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43]《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
[144]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
[145]《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大公报》1928年6月8日。
[146]《论建设新都》，《大公报》1928年8月10日。
[147]叶叔衡：《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9期，1928年7月29日。
[148]叶叔衡：《国都问题（续）》，《国闻周报》第5卷第30期，1928年8月5日。
[149]叶叔衡：《国都问题（续）》，《国闻周报》第5卷第30期，1928年8月5日。
[150]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年7月1日。
[151]松子：《北京下了以后》，《现代评论》第8卷第185期，1928年6月23日。
[152]叶叔衡：《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9期，1928年7月29日。
[153]《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
[154]松子：《北京下了以后》，《现代评论》第8卷第185期，1928年6月23日。
[155]《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1日。
[156]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1日。
[157]《战后国都宜在北方》，《大公报》1943年9月25日，第2版。
[158]参见周锡瑞、李皓天主编《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9—150页。
[159]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
[160]1928年，国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此后一直到1949年被再度更名为“北京”之前，时人都将其称为“北平”。
[161]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1日。
[162]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6日。
[163]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64]（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65]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
[166]沙学浚：《建都论战之批判》，《新中华》复1第12期，1943年。
[167]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
[168]沙学浚：《建都论战之批判》，《新中华》复1第12期，1943年。
[169]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
[170]傅孟真：《战后建都问题》，《大公报》(桂林)1943年12月5日，第2版。
[171]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1943年6月），《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第581页。
[172]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
[173]“重心”不同于“中心”，“重心”着眼于国都之领导作用，建都须求经济之繁荣，人口之集中，文化之发达，以政府掌握全国之精华所在，加强对各地的影响力量；“中心”则着眼点置重于国都之控制作用，建都必求地位适中、交通便利、国防安全、政府得系全国之神经中枢，加强对各地之控制力。见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新经济》（重庆）第9卷第10期，1943年。
[174]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期，1927年；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
[175]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76]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1日。
[177]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178]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79]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180]《战后国都宜在北方》，《大公报》(重庆)1943年9月25日。
[181]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182]王建柱：《毛泽东下决心定都北平》，《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3期。
[183]《重献建都北平之议》，《大公报》1945年10月17日。
[184]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185]《重献建都北平之议》，《大公报》1945年10月17日。
[186]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
[187]《重献建都北平之议》，《大公报》1945年10月17日。
[188]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89]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1日。
[190]傅孟真：《战后建都问题》，《大公报》（桂林）1943年12月5日。
[191]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
[192]傅孟真：《战后建都问题》，《大公报》（桂林）1943年12月5日。
[193]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94]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
[195]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
[196]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新经济》（重庆）第9卷第10期，1943年。
[197]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1943年6月），《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81页。
[198]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199]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新经济》（重庆）第9卷第10期，1943年。
[200]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1943年6月），《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81页。
[201]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202]张君俊：《西安建都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9卷第17期，1943年。
[203]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新经济》（重庆）第9卷第10期，1943年。
[204]齐植璐：《从工业化观点论建都》，《新经济》（重庆）第9卷第10期，1943年。
[205]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1943年6月），《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81页。
[206]徐伟业：《从工程观点论建都北平》，《大公报》(天津)1946年11月27日。
[207]见陈宏明《1946年国民大会期间的建都之争》，《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何科《各方舆论视域下的1946年“制宪国大”建都之争》，《近代史学刊》2018年第1期。
[208]见《论建设新都》，《大公报》(天津)1928年8月10日。
[209]徐伟业：《从工程观点论建都北平》，《大公报》(天津)1946年11月27日。
[210]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211]以上观点均出自徐伟业《从工程观点论建都北平》，《大公报》(天津)1946年11月27日。
[212]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1943年6月），《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81页。
[213]纪文达：《战后国都问题比较》，《大公报》(重庆)1943年9月25日。
[214]荣贞固：《战后首都位置的检讨》，《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25日。
[215]李自华、王蕾：《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北京档案》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