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镇化推动农业规模及结构调整：基于劳动力配置的分析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本书从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的现实背景出发，整合农户的农产品生产函数与哈里斯—托达罗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将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的农地调整需求、农业经营收益纳入统一框架，借以分析如何通过优化劳动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来提高农业经营收益。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农户利用农地、劳动力和技术三种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则可以参照Zhang & Carter（1997）和李谷成等（2009）的做法，将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定义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Q是农产品产量，A、N、L分别为技术、劳动力和农地，α、β分别是劳动力和农地的产出弹性。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

农地的边际产量为：

故有：

其中，是劳均农地面积。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农户贮存粮食等农产品的比例大幅下降，很多农户都在收获后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农产品卖掉，再从市场上购入所需的农产品，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可分离性显著加强。另外，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单个农户可以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选择生产市场价格更高的农产品，但他只能接受某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p。如果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平均成本是c，则总成本为cQ，于是农户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净收益Y为：

其中，p-c是该种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超过平均成本的部分，即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单位净收益。为了考察劳动力数量和农地经营规模变化对农业净收益的影响，分别将生产农产品的净收益函数Y对N和L求偏导，得：

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如果农村人口可以自由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那么只有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与转移至城镇非农部门后获得的预期工资相等时，劳动力乡城流动的步伐才会停止。之所以是预期工资，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后，可能获得较高的工资，也有可能获得较低的工资甚至失业，其在城镇非农部门获得的工资收入有不确定性（德布拉吉·瑞，2002）。于是对农户而言，在均衡点或者说不再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劳动力时，必有：

由前述各式整理可得：

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最先发生在城镇非农领域，经济增长会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更快地提高，进而提升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领域转移的预期工资水平。在城镇非农部门的预期工资增加后，农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持（9）式平衡。①减少单位农地负担的劳动力数量，也就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地经营面积。在农村土地总量既定且被各户分散承包的情况下，单个农户想增加，需要流转其他农户的农地来增加L，或者进一步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N。N减少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离开农业的过程，它为其他农户获得更多农地提供了机会。如果在劳动力转移后农地不能有效再配置，其他农户不能增加农地规模，会影响农业绩效。②提高单位农地的经营收益。由于农地的边际产量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耕地质量，短期内很难提高，因此要提高就只能增加p-c。这需要农户调整农作物结构或提升农产品品质，向市场提供价格更高的农产品，或降低生产农产品的平均成本。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更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给予更多农业补贴等方式来提高p或降低c，但是受制于国际农产品的“天花板效应”和财政预算约束，其空间有限且不可持续。另外，（9）式最后一个等号还意味着，在不变时，如果想增加p-c，让务农者获得更多农业经营收益，需要增加，也就是往单位农地上投入更多劳动。这一般是种植结构调整的过程，实现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转变。

总之，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非农部门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为了保障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调整农作物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等；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农地资源在剩余农业劳动力中的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