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系年》体例与早期史学中的“行事”“本事”问题

前已论及，在《系年》中虽然纪年或记时的特点极为突出，但由于它主要是围绕着“事”而不是“时”，来展开历史书写，故而不属于编年体。那么，它是否可归于有些学者所认定的纪事本末体类型呢？由具体文例来看，《系年》中的大量篇章的确是“纪事本末”的写法，但如果细绎文本，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其“因事命篇”的性质并不规整，甚至有明显的“破例”之处。习史者皆知，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将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的大事件的脉路展现出来，从而解决编年体的时间、纪传体的人物要素将事件割裂的不足，所以，所谓“纪事本末体”中，必须要有时间轨迹，而不能仅仅以一个时间点上的事件为主题。然而，第九章所载的一件晋国史事，就只在一个集中的时间点上发生，人物也集中于此，所谓“本末”的体例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高度评价《系年》在“纪事本末体”成立与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但倘要将其“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成型史学作品”[58]，或许有些言之过甚，还有商榷余地。

众所周知，就史事的记载而言，勾勒出前后的脉路极为重要，即古人所谓“事之本末”，这是历史考察的重要指标。[59]所以，“纪事本末”的史体虽出现在宋，但具体的书写方式早在先秦就已产生，章学诚认为它起自《尚书》，《文史通义·书教下》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这一理路为很多学者所承接，如杜维运就将《尚书》视为中国最早的史书，认为：“其在史学上所开创者，其一是其所创记言兼记事的传统，其二是其因事命篇、不拘常例的独特风格。”[60]总之，就史学史的视野来看，纪事本末体虽晚起，但在《尚书》等典籍中已建立起“纪事本末”的基因，这种写法夹陈其间。

事实上，在早期史学类文献中，由于记事的需要，对于事之本末作交代，早已是文本常态，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不管编年还是纪传，我们都能找到纪事本末的痕迹。但是，这种纪事本末被牢牢地限定在编年或纪传的框架内，是某个年份或人物之下的变通书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早期中国，整个文本都用纪事本末来贯通书写者，并未出现。《系年》在整个体例上已经十分接近后来的纪事本末体，但是还未最后突破。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纪事本末的史学意识应该还没有建立。具体说来，此时的史学意识还是以记事为核心，无论年份还是本末都是为它服务的。因为撰作者没有一定要将“本末”都交代清楚的自觉意识，“本末”的呈现，只能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后果。它或许只是一种方法上的自然运用，没有体例上的自觉主动为之。质言之，撰作者就是在叙事，没有创造新史体的意识。

总之，在《系年》的时代，还没有建立起成型的纪事本末体的书写意识。所以，从体例上来看，说《系年》是叙事之作毫无问题，但却未必就是成型的纪事本末体。笔者以为，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其内核不在于“本末”，而是另有关怀。它的关键词应该是——“本事”与“行事”。质言之，早期史学及历史书写乃是以“事”为核心，至于“本末”是否一定要交代清楚，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强求一律。就当时的记事史体而言，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史学意识的成熟，在类型上出现了“本事”与“行事”之别，二者互为表里，史书的叙事类型及水平日趋丰富，而《系年》则是这一阶段的史书中“行事”之作的代表。下面，具体论之。

我们知道，按照史学的一般性认识，在早期中国的历史记录中，素有“记事”与“记言”之别，并分别以《春秋》和《尚书》为载体。于是，当“言”“事”并举之时，“事”主要指的是一种与“言”相对的“行”或“动”；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及《礼记·玉藻》：“动则左史记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循着这一思路，有学者论道：

（在殷周时代），国家机构中便有史官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的工作，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日后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又加以整理、编纂而成为史书。就在记录史事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记言、记事的观点和方法，与编纂史书的体例，产生了初期的史学。[61]

然而，这样的结论与先秦时代的史学有着不小的差距。翻检史籍，可以发现：（1）广义上的“事”不止于“行”，它应是言行并包。而在早期文献中，“事”的概念恰恰以广义居多，光《左传》中就有所谓“国之大事”（成公十三年）、“王事”（昭公十二年）、“诸侯之事”（僖公十七年）、“社稷之事”（昭公三年）等。（2）《尚书》并非仅仅“记言”，它常常被视为载事之书，而不是只有《春秋》载事。[62]

刘起釪指出，《书》在成为《尚书》专名之前，乃是“史官所‘著于竹帛’的文献史料的通名”。在时人看来，它固然以“记言”为中心，但统而言之，它就是“记事”之书。随着各种史体的出现与细化，“原来作为各种史官记载同名的‘书’，就剩下专指‘记言’的词、诰等类书籍。于是‘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词诰之类记言体的专名”[63]。由此，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史事的“事”，对其理解当以广义为主，并以《尚书》为载体。翻检资料，就历史表达来看，狭义上的所谓无“言”之“事”，在西汉中期之前的文献中很少存在，一般只能用“行”或其他相近义表述，从而与“言”对举，构成“事”的两翼。

所以，倘再仔细观察《礼记·玉藻》，可以发现，它是用“动”与“言”对举，所谓：“动则左史记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不是“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事”“言”并立，而我们知道，“动”关联的乃是“行”。所以《易·大畜》象传在论及以往事为鉴时，也说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质言之，“言”“行”并举，是当时的思维习惯，而不是“言”与“事”。总之，在《汉书·艺文志》之前，“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行为《春秋》，言为《尚书》。”也所以，在文献中论及无“言”之“事”时，一般都要很明确地用“行事”这一概念加以点明。如《孟子·公孙丑下》：“未尝与言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孙子吴起列传》则有：“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要之，考察早期史学中的“事”义，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演化轨迹，即最早的“事”为包含各种事务的言行通称，载事者为“书”；而随着“书”成为《尚书》专名，“记言”性日益突出，《春秋》“事”义逐渐得以体现，史学史上的“事”，遂逐渐由广义走向了狭义。毫无疑问，它反映的是早期史学的一种观念变化，也就是，史之“记事”，由最早的言行并包，以言为主，走向了重视“行事”的意义。所以，考察早期史学的载事规律，又可以发现，在史官的历史记录中，包含“行”的“记言”之作，早于只有“行”而无“言”的“行事”记录。关于这一点，葛志毅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官早期偏重于记言之史的性质，其后经历了向记事之史的转变。”[64]葛氏之论颇为精到，只是与众多史家一样，还沿袭着传统说法，“言”“事”对举。所以，如要更为准确，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史官早期偏重于记言之史的性质，其后经历了向记‘行’或‘行事’之史的转变。”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行事”的记录，又实在是太简略了。如在《春秋》经中，一条记事，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固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春秋》经不是史书，但由于它沿用的是古史体例，“断烂朝报”后面反映的是一种简略的历史书写方式，它与另一种详尽记载事实的历史书写方式——“本事”互为表里。在周秦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前者以《春秋》类为代表，后者以《左传》类为典型。《汉书·艺文志》云：“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就史学角度来说，以“本事”形式来呈现历史足矣，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会有这样提纲式的“行事”书写呢？笔者以为，这是西周以来礼法制度的需要与留存。在对“行事”的记录中，其意在于礼而不在于史。下面，可以通过一个大家熟知的历史事件来看这一问题。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昏庸无道，执政之卿赵盾（赵宣子）无力劝阻，甚至多次险遭毒害，最后，同族的赵穿将灵公杀死。按照当时的礼制规范，由于赵盾未出境外，又没有讨伐赵穿，史官董狐遂认为，赵盾应对国君之死负有责任，遂大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对此不满，董狐反诘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对所书写的条目不做任何更改。孔子听闻此事，感慨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通过这一故事，可以看到，董狐所书“行事”极为简略，但它一定不是史官书写的全部，如果是这样，那么，《左传》所载“本事”，其来源何在？而且《仪礼·聘礼》明言：“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论语·雍也》也说：“文胜质则史。”这些都说明，“辞多”“文”是史官的重要特点，也即是说，史官所记录的文字及事件，其特点不是少，而是多。从特定视角来看，董狐所书，与其说是史笔，莫若说是礼法。柳诒徵指出，先秦时代，“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65]。董狐所写下的行事需要“示之于朝”，关涉着名分，有着明显的训示作用。习文史者皆知，朝堂是西周以来宣示礼法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史官所载，乃是礼的一部分，它言简意赅，意旨所向，在于理清伦理责任，详尽的叙事非其关注所在。但与此同时，具体的细节，应该别有记录，它们不需“示之于朝”，让天下共讥评，而是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书在公府”。作为原始档案，不仅必须妥善保存，必要时还可作为日后的一种法律依凭。如《左传》定公四年载，百余年后，当年的盟书不仅保存完好，且“可覆视也”。葛志毅评价道：“是为使所保存的文件作为一种法律证词，在日后供稽核考证时可凭信的有效依据。”[66]而这些应该就是“本事”类史籍或相关原始资料。

就论题而言，在“本事”类史籍中，笔者在此特别关注春秋以来“志”书所透现的信息。作为“古代一种重要的史书”[67]，它记载的史事以“本事”为主，如《国语·吴语》载，申胥在劝谏吴王夫差时，引述了楚灵王的故事，事实详尽，言行具有。其中“此志也”一句，证明它来自“志”书，而且既是楚事，还应该就是“楚志”，此类书籍属于“本事”类，应无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在清华简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典籍，《金縢》，原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就属于“志”书一类。不仅如此，在“本事”的记录中，除了记言，还可夹杂史官或编纂者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曰”。需指出的是，《左传》这种书写体例并非自我发明，它就渊源于“志”书。《左传》征引的各种《志》文，都是评论。如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史佚，被学界视为“周初史官的杰出代表”[68]，《史佚之志》作为史书类典籍应无疑问。这就说明，在西周以来，史官所载的“本事”之书中，可以有评论性的内容。而这些，在“行事”之书中却被省略了。

总之，“行事”作为纲要式的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历史行为最简洁的描述，更是出于礼的需要而创设，由于它的简洁和特殊地位，遂使得与相关联的“本事”之间，有一种类似后世纲目体的关系。正如《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一样，没有《春秋》的“行事”统摄于前，《左传》的意义要打折扣；而没有《左传》的“本事”书写，《春秋》所载的很多“行事”将成为不知所云的谜团。如果抛开经学思维，从史学史角度去看，这样的关系恰恰反映了春秋战国间历史书写的一种状态。即以“行事”为主、为纲；“本事”为从、为目。

而在称谓上，“行事”与“本事”类史籍间，最早可能还有着“经”与“志”的区分。与经学范畴内的经、传关系偏于义理阐释不同，它们应该是在事实层面上互证。《礼记·学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王树民指出：“以志与经并称，同为贵族子弟入学后必须学习之书。”[69]如果考虑到《学记》是对西周以来贵族学习状况的描述，则此处的所谓“经”，绝不仅仅是后世的儒家经书，而只能是早于它们的重要典籍。需知一直到战国末期，“经”作为典籍及言说中的一个名词，都没有完全被儒家独断，如《墨子》《管子》《韩非子》中有“经”，还有“经说”。根据有关研究，在这些文本中，“‘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70]。再考虑到“志”具有史书性质，属“本事”类史籍，那么，结合本论题来看早期史学的文本，一般来说，当“经”“志”对举之时，前者当为“行事”类典籍，作纲要式的书写；后者则是“本事”类的史籍，不仅有详尽的叙述，更可以有史评、史论附于其间。

按照这样的理路，再来看清华简，就可以发现，《系年》以记录“行事”为主，为史书之“经”，而同为清华简的《金縢》及相关的“本事”类文本，则为“志”。在《系年》的二十三章文本中，出现记言的有九章，分别在五、六、八、九、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章。然而，（1）从整体数量上来看，无言的“行事”书写占据了较大比例。（2）即使在这些有着“言”的简文中，记言数量也极少，几乎都是一、二则，没有超过三则的，文本总体上呈现“行事”书写的特点。（3）仔细分析这些记言，都不属于纯粹的对话型，故而与《尚书》的书写特点拉开了差距，与《国语》类的“记言”做比较，更是风格迥异。（4）这些“言”的出现，都是为了“行事”的完整和准确，除了第十五章有一则极短的话语录入，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其他“记言”在性质上，话语性并不充分，更多的反倒是一种事件行为，与“行事”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或许撰作者认为，这些话语是不可或缺的“行事”补充，为了不影响主旨，不得不加入。具体说来，第五、六、八章为国家间的政治通告；第九章为朝堂之上的谋辞；第十六、十八、二十二章为盟辞；第十四章中，一为指令，一为誓词，一为献辞。必须指出的是，《系年》虽以“行事”书写为主，但毕竟有些变化，与《春秋》《竹书纪年》相较，已不严格。然而，这样的改变使得可读性增强，事件感更为清晰，这种变通或者新发展说明，至战国时代，在历史书写中，“行事”体例日渐存在不足，嬗变与过渡已不可避免。

总之，作为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作品，《系年》虽有纪事本末的笔法，但还称不上完整规范的纪事本末史体，这种史学意识在当时尚未建立。就史体而言，它应该是一种以记“行”为主的“行事”型的历史书写，但在体例上并不严格。这既反映了“行事”类型历史作品在当时的价值，同时也说明这种体例正处在改变与转型之中，《系年》的历史书写，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