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上的容美田氏土司家族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座奇峰。它的“奇特”之处体现在这些创作者兼具土司（或土舍）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它的“高峰”之处体现在代表性诗人和传世作品之多。田氏家族自明代中朝到清初陆续出现了田九龄、田宗文、田玄、田圭、田商霖、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9位代表性诗人，且人人有诗集。其作品合集《田氏一家言》包括诗词作品共528首（诗521首，词7首），其中土家族诗人作品517首，汉族士大夫的唱和之作11首，另有81首佚诗存目。2016年，根据最新发现和整理的《田子寿诗集》《田国华诗集》（均为明天启年间刊刻）所载，田九龄的诗作由原来的128首增加到了534首，田国华的诗作由原来的84首增加到了125首，田氏家族的诗作总和亦相应地达到近千首之多。有如此之多的代表性诗人和传世作品，不仅在土司文学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对容美田氏土司家族文学的研究就有了独特而重要的文学意义。

容美土司历经千年沧桑，遗留下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因此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已将位于湖北省鹤峰县容美镇的容美土司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容美土司遗址进行局部考古发掘，并于次年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容美土司遗址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文化遗产丰富，应纳入大文化遗产保护范畴。2017年4月，国家文物局核发了“容美土司南府遗址考古发掘证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对容美土司的相关遗址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同时，南府遗址的“南村一连三坡古茶道”已经进入中国“万里茶道”申遗遴选建议名单，相关的申遗工作正在紧张积极地展开，因此，此时展开对容美土司的文学研究又有了非常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南民族大学的青年学者李锋才有了《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这部书稿。我认真拜读过这部书稿，相比过往的研究，这部书稿有以下三个亮点。

第一，从交往史的角度切入对容美田氏土司家族的文学研究。虽然过往的研究中也偶有论及容美田氏的族内外文学交往者，但大都浅尝辄止。如此系统地研究容美田氏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李锋还是第一个。书稿将容美田氏的九位代表性诗人的文学交往情况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结合时代背景对每一代交往对象的类型都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对交往活动的特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田氏的文学交往具有“核心—网状”“多元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等特征，以及激发、推动自身文学创作，展现中华民族内部文化交流和田氏国家认同倾向的政治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意义。尤其是对田氏文学交往的文化意义的分析和探讨，使得本研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具有了很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正如作者所说的：田子寿、田国华“二田”乃至整个田氏家族百年的文学交往和文化交流历史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探求中华民族的来源和形成问题，不能只关注一个历史时段，或者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要沿着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顺流而下，历时性地梳理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历程，既要有宏观视野，看到文化交往背后的大历史背景，也要有微观聚焦，关注文化交往中的经典事件。在这种探索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形成，是文化的“多元一统”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的核心不是血统、种族、地理，而是文化。文化是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内核，文化的交流、交融才是推动这个“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元动力”。

文学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如何摆脱对一般意义上“民族风情”“民族特色”的展示，走向深入、走向宏观、走向主流，李锋这位青年学者应该说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第二，对容美田氏文学交往对象和交往过程的补考。在这部书稿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田氏的交往对象进行过一些考证，但身份不明者还有很多，而且因为缺乏材料，加之有些交往对象又是“名不见经传”者，其考证难度较大。有鉴于此，李锋综合利用了地方志、史书、笔记、诗文集等多方面的材料，对其中不少人的身份以及一些交往细节进行了补考。此外，作者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部分补正，并撰写了专门的论文附录于书稿之后。这些补正，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缜密客观，展现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学术素养。总体而言，其考证的结果是有说服力的，对于丰富有关容美田氏家族的研究资料，扩展对田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的范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克服在容美文史研究中曾经存在的狭窄、粗浅、匆忙等现象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第三，对容美田氏文学兴起原因的探讨。在此之前，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田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兴起，源于田世爵在家族中强力推行汉文化教育。但是李锋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试图证明田世爵并不是田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开创者。正如他所言，“如果田氏家族的文化教育确实是从田世爵才白手起家的话，其文学创作水平应该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田世爵之子田九龄的诗作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其文学交往也已经非常活跃”。他还引用明人杨邦宪为《田子寿诗集》所作的序言中“世氏镕鼓铸，俱以文字为命脉”“世不贵异物，仅仅古籍裒然”等语，以及《田世爵世家》在评论田世爵的成就时所说的“虽文事武功，在前不乏，而自兹更为振起”这样的话，证明田氏家族至田世爵时并不是一个刚刚开始起步的文化家族，而是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只不过很少文字记载。田世爵的意义则是“在于进一步振兴了这一事业”。那么，如果田世爵不是开创者，到底是什么开启并一直推动着容美田氏的文学创作和交往活动呢？李锋认为是明代推行的“土司子弟入学”制度。

所谓“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即要求土司子弟（主要是应袭子弟）在承袭土司之位前，必须进入国子监或府学、县学等官方学校学习汉文化，以达到“渐染风化，以格顽冥”的目的，凡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土司之位。这一制度的正式推行是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但其雏形早在明太祖时就已经提出。总体而言，“土司子弟入学”制度是在“以夏变夷”这样的大文化观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经过逐步探索制定出的具有极深远影响和意义的文化制度。这一文化制度也是土司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内容之一。“土司子弟入学”制度依凭中央的威权，得以在土司统治地区强力推行，使得众多土司开始接触汉文化，并进而转为自觉追求汉文化，不仅在文化层面提升了土司的汉文化素养、在心理层面加强了土司对于中华族群的认同、在政治层面促进了土司向中央政权的靠拢、在经济层面推动了土司由农奴经济向封建经济的转型，而且由于土司家族世代对汉文化及文学自觉而热情的学习，还催生了一批“土司文学世家”，较为有名的就有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包括其治下的五峰张氏土司文学世家）、永顺彭氏土司文学世家、酉阳冉氏土司文学世家、石砫马氏土司文学世家、丽江木氏土司文学世家等。可以说，“土司子弟入学”制度为土司的文学交往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土司文学世家的形成，对土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持续而深远的作用。

这种分析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确实，我们将容美土司千年的发展史连接起来看，会发现这个土司的文化基因在明代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异，这种巨大的变异不太可能单纯源于家族内部的文化自觉，更不太可能是一人、一事的结果，而是有明一代文化战略和相关制度干预下的产物。而这一文化基因的变异，又反过来推动了田氏对于汉文化的积极接受，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同时，文化基因的变异，也对田氏的政治品格、政权认同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一书也有较好的分析。

当然，在我看来，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怎样治理好一个多民族大国，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土司制就是其历史阶段的一种创新，而这一制度历经千年，即使在今天的民族政策中仍然能发见其传承的积极因子。李锋的研究如果能将“土司子弟入学”制度放在这个发展的变动的大制度中，或者说适当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流变，《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证》的后部分就会显得更为生动有趣。又如，部分考证还有进一步充实的可能，其结果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证据。“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对容美田氏的影响也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比如，处在同一制度之下，为什么独有容美田氏土司家族的文学蔚为大观？是地域的优势，是国家的扶持，是经济的反哺，还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别？这之中必然有一些独特的原因。不过，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料的缺乏造成的，我们也寄希望后续的研究中能够有更多的文献发掘整理成果来弥补这些缺憾。

李传锋

2017年12月于武汉水果湖茶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