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视角

在上述众多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单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文学史书写的著作很少。或许是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不多，难以构成一独立的研究单元；或许是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成就不大，能够提供的阐释空间不足以引发更多兴趣。但是如果回到这一时期新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和值得关注的视角。

在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得以发生。自从发生学与谱系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后，以此种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著作就出现不少，其中包括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52]、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53]、陈文新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54]、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55]、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56]、陈红旗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57]、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58]、张向东的《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发生》[59]、张天星的《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60]、赵亚宏的《〈甲寅〉月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61]、李岚的《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62]、汤富华的《翻译诗学的语言向度：论中国新诗的发生》[63]、袁进的《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64]、彭超的《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65]、荣光启的《“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66]、李宗刚的《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67]等。有了这么多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研究，但是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还没有学者专门来讨论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发生”，这应该是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研究应该补齐的短板，这也是笔者进行该项研究的缘由。由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期为晚清民初，有关新文学史的书写则在文学革命之后，现在所能确定的较早的新文学史书写是罗家伦（1920年）和胡适（1922年）所进行的，所以我们将20世纪20年代视为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发生期。

这时期的新文学史书写实际上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层累。新文学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得以倡导，1920年罗家伦就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历史梳理，1922年胡适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文学革命及其成绩进行了细致陈说，书写的正是“当代”文学史。此时，或者将新文学与晚清民初的文学放置在一起，或者将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学与新文学予以整合进行讲述，他们并不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不同时期。在当时的文学史家眼中，这一时空的文学尽管名称不一样，但是都是“当代”文学。而且“当代”文学又不断发展，文学革命之后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革命文学、左联、抗战文学……这些不断出现的文学运动和作家作品不断要求进入文学史中，于是新文学史书写就是即时、及时地将“当代”文学予以历史化处理，每一次“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都是在之前文学史基础上的层累。这种层累不仅意味着每一次新文学史书写都会在原有基础上添加新的“当代”文学内容，而且也强调每一次新文学史书写都会将原有的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的淘洗或确认，从而构建了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内容、大致框架和核心论断。这种层累的历史化方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此时的政治、教育与学术认为1949年之后的文学属于新的文学发展阶段，有必要将其与之前的新文学进行历史性切割，单独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编撰，从而1949年之前的新文学被视为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文学史时空已被固化不再延长，而主要经典大家也大致得以确证。

这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存在着多重对话。此时中国新文学史还没有成为大学教学体系中的正式学科，一些高中或大学设置新文学课程都很随意，教育主管部门更是没有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定规定的文学史教材，所以新文学史的讲授与编写都依仗个人化书写。这其中虽有借鉴他人的成果部分，但更多是学术自身的累积和争辩，于是，不同学者的新文学史的讲授与书写自然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同异之间就会产生对话和辩驳。又由于这时期的新文学史书写的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是正在文坛活跃的作家和正在进行的文学运动，文学史家当时所认为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或许就变成了“非”，这种“是”与“非”之间的不同就会前后形成“交谈”对照。也有一些作家自己会书写新文学史，以抬高或确立自己的文坛地位，又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学观念、属于不同的社团流派，他们的文学史书写往往有着自己的偏见和卓识，这些书写也会引起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对话、贬抑和抬升。还因为这一时期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形势与文学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自然会有不同的知识范型，在这些不同知识范型指导下的新文学史书写又会呈现各自不同的风采。但是他们书写的文学史实却有很多类同之处，只不过对其进行阐释的方向与角度有着截然的不同，而这些类同之中的不同又会产生对话关系，让我们看见近三十年间不同文学观和史学观的嬗替变更与交相呼应。

正是考虑到1920—1949年的新文学史著书写的是“当代文学史”，其实质是后来我们所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与层累，其间存在着多种对话关系，所以笔者将此书命名为《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发生、层累及对话（1920—1949）》。这样的命名可能会引起许多争议和非难，但如果考虑到这将为考察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史书写带来一种新的视野与命意，那它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