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安文化与唐诗的取材

一 唐诗中的长安景观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有所扩建而成，“其地在汉故城之东南，属杜县，周之京兆郡万年县界，南值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北枕龙首原”。[3]长安所处之地不仅拥有秀美的终南山、险峻的华山、绵延的秦岭，更有纵横交错的长安八水：渭、泾、沣、涝、潏、滈、浐、灞。长安的山清水秀不仅滋养了长安人民，更是孕育出臻至化境的田园诗。同时，南北习俗的交融，中外文化的碰撞，唐代文人的云集，使都城长安又产生了许多为人熟知的人文景观，如曲江、雁塔、杏园，等等。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唐诗中为人熟知的题材。

唐诗对长安整体风貌的展现是多角度、多侧面的。远眺长安，“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4]；雨中望长安，“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5]；俯瞰长安，“泾灞徒络绎，漆沮虚会同。东流滔滔去，沃野飞秋蓬”[6]。春天的长安，“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7]，“花明夹城道，柳暗曲江头”[8]；秋季的长安，“云雾凄凉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9]；雪景中的长安，“乐游春苑望鹅毛，宫殿如星树似毫。漫漫一川横渭水，太阳初出五陵高”[10]。随着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长安在唐诗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唐代诗人以整个心灵去感受长安景物，营造的诗境不仅具有雄壮的帝京气象，亦给人一种灵透而愉悦的美感。

同时，唐代诗人对终南山、华山、秦岭情有独钟，写出了大量以此为吟咏对象的诗作。在长安山水题材中，由于终南山诗歌占据首位。由于终南山秀美的景色以及与长安相对的空间位置，唐代诗人赋予此山特殊的情感。因下节有论述，此不重复。秦岭、华山也多进入诗人的视野。司空曙登秦岭，抒发思乡之情：“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11]孟贯过秦岭，为其高峻而感叹：“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苍苔留虎迹，碧树障溪声。欲过一回首，踟蹰无限情。”[12]雨中的秦岭，自有一番景象，钱起曰：“屏翳忽腾气，浮阳惨无晖。千峰挂飞雨，百尺摇翠微。震电闪云径，奔流翻石矶。倚岩假松盖，临水羡荷衣。”[13]被誉为西岳的华山，其特点即在于奇崛、险峻，孟郊言其有灵秀之气：“华岳独灵异，草木恒新鲜。山尽五色石，水无一色泉。”[14]张乔夸其有压倒众山之势：“青苍河一隅，气状杳难图。卓杰三峰出，高奇四岳无。力疑擎上界，势独压中区。”[15]

长安的人文景观很多，大雁塔、曲江池、杏园、芙蓉园、灞桥、樊川、潏水、韦曲、杜曲，等等，都是长安的名胜所在，每至节日更是游人云集，而长安文人活动给这些景观增加了人文特征，其中雁塔、杏园、曲江池尤其为人关注。

大雁塔。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唐会要》：‘雁塔，乃慈恩寺西浮图院也，沙门玄奘先起五层，永徽中，天后与王公舍钱，重加营造至七层，四周有缠腰。’唐新进士同榜，题名于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韦、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16]长安城中多佛寺，大雁塔是其中之冠，自然此地游览名动一时。唐景龙二年（708），崇佛的唐中宗开始了大量的游宴活动，九月九日，大学士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直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随从中宗游览大雁塔，以“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为题，写下大量的雁塔诗。这些应制诗总的创作水平虽不是上乘之作，但也不乏精巧之句，如“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17]，“城端刹柱见，云表露盘新”[18]。贾晋华对景龙间的宫廷诗有过评论，说：“总的看来，景龙宫廷诗人的作品巧联多而完篇少。在他们众多的律诗中，首联和尾联由于需要叙述游宴场合、应制缘由及感恩之情，时常显得平板乏味，重复雷同，但中间二联却往往音调谐美，意象新巧，对偶精工，句法复杂，耐人寻味。”[19]这一组雁塔诗显示出唐长安的盛世与和平，同时也代表了唐代宫廷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做出的贡献。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储光羲、岑参、高适、薛据同游大雁塔，写下著名的一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其中杜诗雄视千古，悲壮峥嵘，预示战乱将至，“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之句更是写出了安史之乱即将爆发前的忧患心理。其后，欧阳詹《早秋登慈恩寺塔》中“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20]，表现的则是安史之乱中的满目疮痍。唐末战乱频仍，杨玢登塔，感到“莫上慈恩最高处，不堪看又不堪听”。[21]由上可见，唐代雁塔诗，不仅抒发游览之情，展现佛教义理，而且和社会兴衰息息相关。

杏园。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谭实录》：‘杏园，与慈恩寺南北直焉，唐新进士放榜，锡（赐）宴于此。唐人尤贵进士第，开元、天宝为盛，新进士以泥金帖子附家书中为报喜信，乡曲亲戚以声乐相庆。大中元年正月，放进士榜，依旧宴杏园。’”[22]刘禹锡诗曰：“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23]皮日休登第后，参加杏园之宴，有诗曰：“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24]这些诗歌表现了士子登第后的荣耀。而同写杏园之宴的曹邺的《杏园即席上同年》更多抒发的是考进士的艰难酸辛。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枕上数声鼓，衡门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骊龙睡。匆匆出九衢，僮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晴阳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自怜孤飞鸟，得接鸾凤翅。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25]

诗中“衡门已如市”的喧闹与“尚有去年泪”的故衣形成强烈的对比，考中前“十年行不至”，如今青云直上，面对艰难后的成功，“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形象真切地表达出考中进士的不易以及考中之后恍在梦中的心理。杏园诗多展现的是唐代长安士子与科举考试的相关生活，考进士的荣辱都在诗歌中都有所寄托，同时，也说明了唐代诗人与政治的紧密相连。

曲江池。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剧谈录》：‘曲江，本秦隑州。其地屈曲，唐开元中，疏凿为池，引黄渠水灌为曲江。池岸有紫云楼、綵霞亭，竹木花卉环绕，都人泛舟游赏，盛于上巳、中和。’”[26]曲江，作为唐代最为繁盛的游览胜地，成为唐代诗人争相表现的对象。曲江诗概括的范围较为广泛，从纯描写景物，到借景抒情，极大程度地表现了长安诗人的情感生活。下有论述，此不赘述。

从幽静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27]的长安山间，到喧闹的“翠黛红妆画鹢中，共惊云色带微风”[28]的曲江池畔，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9]的长安街道，到“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30]的青门灞桥，长安景观尽入唐诗。

二 唐诗中的长安艺术

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发展至唐代，极为繁荣，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艺术发展的巅峰期。唐代艺术家众多，就音乐而言，即使在国势衰微的大中年间，仍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31]长安地区是艺术家的集中地，据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考证，“艺术家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全国看来，关内道最多，其次是河南、江南、河北及河东道，另外几道的人数则很少”。[32]以天宝年间的关中地区为例，长安及其附近是艺术家分布的中心，“关中各府、州天宝年间（742—756）共有41县，只有15县有艺术家，其中长安、万年两县（含隶籍京兆府者）就有97人，占整个关内道人数的7/10，特别集中”。[33]即使不是隶籍长安地区的艺术家也多游历长安，并留下大量的艺术作品。以下就书画、乐舞方面，分析唐诗中的长安艺术题材诗歌。

（一）唐诗中的长安书法和绘画

唐初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前三人在唐太宗时分别在长安任职给事中、弘文馆学士、散骑常侍，薛稷在武后时任中书舍人，睿宗时累迁太子少保，此四人基本是长期居住长安。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34]，堪称全能。薛稷，诗、书、画兼善，尤善画鹤。

草书名家张旭在京任职左率府长史之前，亦在长安与多人交游，史书中记载其目睹公主与担夫争道，受到启发，书法功力大增。蔡希综《法书论》云：“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35]皎然作《张伯英草书歌》，曰：

伯英死后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飘。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在春江千里涛。张生草绝难再遇，草罢临风展轻素。阴惨阳舒如有道，鬼状魑容若可惧。黄公酒垆兴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顾。长安酒榜醉后书，此日聘君千里步。[36]

诗中赞颂张旭草书的狂逸，其书如“惊龙蹴踏”“狂风乱搅”，忽“阴惨阳舒如有道”，忽“鬼状魑容若可惧”，变化万端，只有“以头濡墨”的张旭才能有此癫狂之作，张旭狂草正代表着唐代的盛世气象。

另一草书名家怀素，自幼出家，有“狂僧”之称。怀素二十多岁即游历访学，入长安后，名动京师。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曰：

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若长鲸泼剌动海岛，欻若长蛇戎律透深草。回环缭绕相拘连，千变万化在眼前。飘风骤雨相击射，速禄飒拉动檐隙。掷华山巨石以为点，掣衡山阵云以为画。……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37]

因为怀素交游时贤众多，故在唐诗中咏怀素草书诗歌众多，有李白《草书歌行》、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等几十首。

唐代诗人，多属于诗、书、画兼通之人，书法造诣很深，此中体会看法自然形诸诗中。李白赞李阳冰篆书“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38]长安的书法家多，画家更多，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初至会昌年间的画家共有207人。其中吴道子尤擅长佛教绘画，曹霸、韩干善画马，周舫善人物仕女，李思训、王维善山水。

顾云《苏君厅观韩干马障歌》曰：

屹然六幅古屏上，欻见胡人牵入天厩之神龙。麟鬐凤臆真相似，秋竹惨惨披两耳。轻匀杏蕊糁皮毛，细捻银丝插鬃尾。思量动步应千里，谁见初离渥洼水？眼前只欠燕雪飞，蹄下如闻朔风起。[39]

此诗以横绝之笔，把画中之马刻画得筋脉灵动，神骏雄健，充分展现画家的高超的画艺。王维是诗画兼善之人，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山水之景再现于王维诗中画中，皎然有《观王右丞维沧洲图歌》：

沧洲误是真，萋萋忽盈视。便有春渚情，褰裳掇芳芷。飒然风至草不动，始悟丹青得如此。丹青变化不可寻，翻空作有移人心。犹言雨色斜拂座，乍似水凉来入襟。沧洲说近三湘口，谁知卷得在君手。披图拥褐临水时，翛然不异沧洲叟。[40]

通篇强调画中沧洲山水之“真”，画图之逼真以“飒然风至草不动”和“乍似水凉来入襟”来形容，甚至有“翻空作有移人心”的作用。

唐代壁画盛极一时，寺院、庭壁、中堂、宫殿之上绘之彩画，成为风尚。长安佛教极盛，佛院寺庙的壁画更是成为长安绘画的一大特色。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寺塔记》一节记载了长安佛寺壁画之盛，《南部新书》亦称“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师子跌心花，时所重也”。[41]吴道子、韩干、王维、周舫等众多画家在长安佛寺中都留有画作。佛寺是中外文化、雅俗文化、宗教与世俗文化融通交流的场所，因而成为文人游览胜地，甚至有人专为欣赏壁画而来，同时，佛寺壁画也较多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温庭筠《题西明寺僧院》云：“曾识匡山远法师，低松片石对前墀。为寻名画来过院，因访闲人得看棋。”[42]崔国辅《宿法华寺》曰：“壁画感灵迹，龛经传异香。”[43]

诗人相邀登寺游览，留下大量的诗作。段成式、张希复、郑符一行游长安诸寺写下了一组柏梁体诗歌《游长安诸寺联句》，其中两首是壁画题材。《崇仁坊资圣寺·诸画联句》所咏是资圣寺中诸画，曰：

吴生画勇矛戟攒（成式），出变奇势千万端（希复）。苍苍鬼怪层壁宽（符），睹之忽忽毛发寒（成式）。棱伽之力所疲殚（成式），李真周昉优劣难（符）。活禽生卉推边鸾（成式），花房嫩彩犹未干（希复）。韩干变态如激湍（符），惜哉壁画世未殚（成式）。后人新画何汗漫（希复）。[44]

从诗中可见，资圣寺中作画之人众多，其中提到有吴道子、李真、周舫、韩干，内容丰富，有鬼怪、神佛、禽鸟、花卉，形象逼真、变化多端，是其共同的特征。在佛寺壁画创作中，吴道子是领军人物。《唐朝名画录》所云：“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45]《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事迹：“《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诸道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46]段成式、张希复、郑符、升上人所作《常乐坊赵景公寺·吴画联句》，表现的就是“吴带当风”的绝妙。

惨澹十堵内，吴生纵狂迹。风云将逼人，神鬼如脱壁。成式其中龙最怪，张甲方汗栗。黑云夜窸窣，焉知不霹雳。希复此际忽仙子，猎猎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参差夺人魄。符往乘猛虎，冲梁耸奇石。苍峭束高泉，角膝惊欹侧。成式冥狱不可视，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沈火宅。（升上人）[47]

吴道子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浪漫时代造就了他的纵横天才，佛教中超出世俗的神佛鬼怪形象，给予他最大的自由创作空间。赵景公寺中吴绘壁画，神鬼欲脱壁而出，神龙欲张甲而飞，“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48]而所绘执炉天女，却是“窃眸欲语”。[49]虽然绘之佛寺的壁画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在纯粹的观赏，而是教化众生，但在唐代诗人笔下则更重在高超的绘画艺术。

（二）唐诗中的长安乐舞

唐代是乐舞极度繁盛的时代，唐代帝王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促进了乐舞的繁荣。外族音乐的大量传入，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长安作为一国最为繁华之处，是具有娱乐作用的乐舞滋生的最佳温床，是唐代乐舞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其中宫廷乐舞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引导潮流风尚的作用。崔令钦《教坊记》记载：“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50]由于乐人出宫表演以及战乱等各种原因，具有较高水平的宫廷乐舞传播至民间。处于长安的诗人交游唱和，游赏宴乐，有机会接触各种乐舞表演，不仅所作诗歌多作为乐工演唱的曲词，而且亦诞生大量专门以乐舞为写作对象的诗歌。

琵琶曲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白居易的《琵琶行》即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名篇，诗中表现了一位漂流江州的长安歌伎高超的琵琶演奏艺术。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51]

此段写琵琶音乐，曲尽其妙，用连续的比喻形容乐曲的曲折婉转，凄凉激昂。“唯见江心秋月白”更见琵琶乐曲的余韵悠长。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韩愈《听颖师弹琴》、牛殳《琵琶行》、李群玉《王内人琵琶引》等，皆是唐诗中摹写音乐的优秀之作。

卢纶形容姚美人弹筝“忽然高张应繁节，玉指回旋若飞雪”[52]；李贺赞扬李凭演奏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53]；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是“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54]。唐诗中摹写音乐的作品为数众多，运用通感，把音乐艺术转化为诗歌艺术。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听颖诗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是唐诗中较为优秀的摹写音乐的诗歌。

乐舞相连，音乐普遍，舞蹈亦随之发达。唐代不仅有《秦王破阵乐》《圣寿乐舞》《狮子舞》等大型的乐舞，亦有风格各异的独舞。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指出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之分。其中健舞有《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

首先，唐诗中有对大型舞蹈的记述，如《秦王破阵乐》《圣寿乐舞》。

《秦王破阵乐》是一首表现李世民战功的舞蹈，参演人员有120人之多，他们身披铠甲，手执长矛，变换队形做出各种击刺的舞蹈动作。乐曲声韵慷慨，观之使人扼腕踊跃，凛然震竦。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立部伎》中的“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戢戢攒枪霜雪耀，腾腾击鼓风雷磨”[55]，即是对这一舞蹈的传神描绘。《圣寿乐舞》诞生于武后时期，属于字舞，参加人数百余人，皆着五色衣歌舞之。《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56]身着斑斓舞衣的舞者，随着队形的变化，相继组成“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祚弥昌”十六字。另外，还能组成“太平万岁”等表示吉祥、祝贺的字样。王建《宫词》中的“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57]，即是针对圣寿乐舞而发。

其次是唐诗中的独舞，如《霓裳羽衣舞》和《剑器舞》。

《霓裳羽衣舞》相传是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将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带到长安而成，而且还出现了玄宗编舞的美好传说。史书记载杨贵妃善舞《霓裳羽衣舞》，玄宗观之，大为赞赏。唐代诗人展现此舞蹈的优美，“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逦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58]，对此乐舞的描绘形神兼备。同时，唐代诗人亦借霓裳羽衣舞对玄宗沉溺声色进行批判，“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59]，“霓裳一曲千门锁，白尽梨园弟子头”[60]。

《剑器舞》属于健舞，女子多着戎装，手持宝剑而舞。杜甫曰：“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61]从中可见此舞劲健之风。而姚合的《剑器行三首》则表现的是剑器舞的另一种表演方式：“昼渡黄河水，将军险用师。雪光偏著甲，风力不禁旗。阵变龙蛇活，军雄鼓角知。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62]描绘的是舞者持武器、旗帜、火炬，配合着鼓角与吼声，表现战阵杀敌的场景。

从“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63]的古筝声，到“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64]的胡旋舞，唐代诗人把长安的乐舞灵魂带到了诗中。以上论述只是唐诗中表现长安乐舞的一部分，管中窥豹，亦可见出长安乐舞成为唐诗题材中一个重要类别。

三 唐诗中的长安生活

唐诗中言及长安生活的对象较为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有记述，涉及内容既有日常生活，亦有节日庆典。总之，大至百官的元日朝贺，小到平民的悠闲品茗，唐诗再现了长安人生活百相。其中一种群体——士子的生活与唐诗的关系较之其他人，更能说明唐诗与长安生活之间关系的密切，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论述尤为详尽。下面以长安士子为例，分为若干方面，考察唐诗中长安生活题材。

其一，科考的失意与得意。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行，给予了广大士子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去，其族绝矣”[65]，可见科举的重要性。故唐代士子云集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每个人必有的经历。唐代科举名目繁多，进士第尤为人所重。但每年进士录取不过二三十人而已，较之参加人数的两千至七千，更多的士子备尝落第的痛苦。唐诗中标题含有“落第”或“下第”的就有二百多首，其中孟郊的落第诗可作为代表，《下第东归留别长安知己》曰：“共照日月影，独为愁思人。岂知鸣，瑶草不得春。”[66]表现了落第的痛苦，而屡试不第，给他造成的打击更大。正如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所言：“孟郊《落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再下第诗》曰：‘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下第东南行》曰：‘江蓠伴我泣，海月投人惊。’愁有余矣。”[67]綦毋潜落第还乡，王维赠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68]；钱起落第，自言“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69]；曹邺下第，心情是“忧人此时心，冷若松上雪”[70]。当然，科考登第者的诗作中则另是一番景象。孟郊年近五十终得一第，作《登科后》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71]岑参亦有“称意人皆羡，还家马若飞”[72]形容登第后的薛彦伟，此中可见考中后的得意与狂喜。登第后，不仅个人仕途无量，而且个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郑谷有《贺进士骆用锡登第》曰：“苦辛垂二纪，擢第却沾裳。春榜到春晚，一家荣一乡。题名登塔喜，醵宴为花忙。好是东归日，高槐蕊半黄。”[73]士子落第后，或长安羁旅，或黯然回乡；登科后，或留京候任，或别任它官，虽然此中经历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磨难，但却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力，促进了诗歌的创作。

其二，干谒的悲辛与生活的艰难。唐科举考试实行不糊名制，士子的名声、德行与达官名望的结交等，都是主考官录取的考虑因素，故形成了干谒之风。士子在参加考试之前，写下诗文，多结交名望之人、权贵之家。费冠卿《久居京师感怀诗》曰：“茕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多少难。”[74]士子旅居长安，长期不中举，生活艰难可知，孟郊在《长安羁旅行》中描绘了自己屡试不第在长安的狼狈生活：“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75]长安士子寄食长安，不仅要忍受生活的困苦、下第的失意，还要忍受世俗的白眼。长安士子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受到磨练和煎熬，但这些却成为诗歌创作的动力。

其三，为官的惬意与仕途的艰难。长安，既是地狱，又是天堂。唐诗中一面充满落第士子不如意的哀叹，一面又萦绕着为官者的荣宠与惬意。长安之官谓之京官，不仅有作为近臣的荣宠，而且亦有身居高位的众星捧月之感。这些反映在唐诗中，以宫廷诗和为官者上下朝之作为代表。大量应制诗的诞生，虽然质量不是上乘，但为长安的歌舞升平起到润饰之功，而早朝诗和退朝诗，相对来说，包含有更多的个人真实情感。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是其中较为突出者。肃宗时，贾至为中书舍人，官居高位，早朝写下此诗：“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76]此诗一出，和者甚众，有王维、杜甫、岑参，皆是名家。《诗法家数》评之曰：“荣遇之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写意要闲雅，美丽清细，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意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77]此外，王建、许浑、戴叔伦、张籍、白居易等皆有早朝诗，从中可见为官士子的精神状态。虽然此种荣遇心态是长安为官士子的精神主流，但政治是复杂多变的，其中为官的艰难，在唐诗中也时有可见。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与令狐绹关系复杂难名，使其用隐晦之诗慨叹自己心迹：“不辞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78]走向仕途是长安士子所追求的目标，仕途生活是其生活重心，诗歌就成了表现此中情事的最佳方式。

唐诗中的长安题材，从长安的景观，到长安的艺术，再到长安的生活，以上所论不过是其中九牛一毛，但从中亦可窥见长安文化的各个层面皆成为唐诗的题材。下面引用骆宾王的《帝京篇》作结，以见唐诗中的长安百相：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桂殿嶔岑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皇台。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钩陈肃兰戺，璧沼浮槐市。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平台戚里带崇墉，炊金馔玉待鸣钟。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幰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延年女弟双凤入，罗敷使君千骑归。同心结缕带，连理织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兰灯灯九微。翠幌珠帘不独映，清歌宝瑟自相依。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桂，青门遂种瓜。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故人有湮沦，新知无意气。灰死韩安国，罗伤翟廷尉。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79]

此诗是唐代长安的百相图，《而庵说唐诗》评之曰：“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举仕宦皆在京师者，尤见细密处。”[80]

四 唐诗中长安文化题材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诗中长安题材诗歌为数众多，据霍松林《历代咏陕诗述评》所言唐代咏陕诗达4000多首，尽管此文中咏陕诗范围是以陕西为界，但咏陕诗的90%都是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为主。通过考察这些诗歌，发现长安题材的唐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长安诗歌题材的广泛。

刘文性在《唐诗题材类论》序言中写道：“唐诗之所以耀眼璀璨，就在于它题材丰富广泛。它像一幅绚丽的画卷，涵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凡国家的兴衰安危、历史的沧桑演变、百姓的辛劳疾苦、官场的勾心斗角、商贾的尔虞我诈、边塞的狼烟烽火、深宫的忧愁哀伤、战争的腥风血雨、沙场的刀光剑影、将军的金戈铁马、士卒的白骨弃荒、友朋的迎来送往、亲眷的悲欢离合、仕途的升降浮沉、市井的冷暖炎凉、庶民的婚丧嫁娶、僧侣的参禅修炼、山川的壮丽秀美、田畴的耕耘收获、园林的亭台楼阁、屋宇的雕梁画栋等等，无一不是唐代诗人反复吟咏的创作题材。”[81]这段话也可作为长安题材诗歌的阐释，并且长安诗歌涉及的题材有其他地点所不具备之处，如皇室题材、落第题材等。总之，长安题材范围之广涉及唐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其二，长安题材诗歌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长安的社会状态。

唐代长安的社会状态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正史中只有冰冷的数字和枯燥的叙述，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只是街谈巷语。而长安诗歌，不仅涉及长安的帝王、贵戚、贫民、士子、僧尼、乐人，而且包括长安的一草一木。不仅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而且融合了当时的人物情感，给予人的是更加直观的感受和心灵的震撼。与西汉《西京赋》《上林赋》等摹写汉代长安大一统气象的作品相比，唐诗中长安更是多面性的，不仅有盛世的辉煌，亦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冷静的思考。

其三，长安题材诗歌多是唐诗中的精品。

长安题材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而且很多诗篇在质量上也是上乘之作。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可以使诗人一举成名，成为个人成就的代表，而且往往也是某一流派作品中的名篇。如王维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被称为“字字冠冕，字字轻隽，此应制中第一乘也。真‘诗天子’也，伏倒李、杜矣”[82]。赵嘏因《长安晚秋》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杜紫薇“吟咏不已，因目为嘏赵倚楼”。[83]韦庄有《秦妇吟》一诗，《北梦琐言》曰：“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84]。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长安文化使唐诗题材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长安文化的一切给予了诗人诗歌创作的灵感，以长安为抒写对象的诗歌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的题材。同时，长安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义使唐诗的内涵得到不断深化。其次，诗歌是表现唐代长安文化的主要文学样式。唐代是诗、文、词各体兼善的时代，盛唐时期是诗歌的巅峰期，中唐的古文运动使古文崛起，晚唐诞生的《花间集》成为词的鼻祖。但纵观唐代文学，与长安联系最为密切的是诗歌，诗歌是表现长安的主要的文学样式。洪亮吉《北江诗话》云：“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唯韩、柳、小杜三家。”[85]韩愈不但是中唐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同时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以韩愈的创作为例，即可说明这一问题。韩集共有诗316题，约360首，文323篇，其中长安题材诗歌约40余篇，文只有10篇左右。[86]唐代文人较倾向于使用诗歌这一文学样式表现长安。再次，确立了“长安”一词在古代文学中作为盛世和理想的象征。如果说汉代赋体文学中的长安是作为盛世代名词的发端，那么唐诗中长安的繁盛确立了“长安”一词在古代文学中象征“盛世”的地位。另外，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汉代的察举制大不相同，前者更为无数寒门士子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相对而言，广大士子能够拥有更多的进身仕途的机会，从而长安自唐代始就更加容易作为一个实现理想的“天堂”出现在文人作品中。所以，长安在后世心目中成为盛世和理想的象征，唐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