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播接受：文学与时代共鸣
任何文学潮流的兴起，无论其动力源来自哪些方面，读者的广泛接受都是必不可少的。唯有被读者大众认可，文学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作为一种潮流而载入文学史。同样地，一旦失去了读者的追捧，任何文学，即使有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以20世纪80年代昙花一现的先锋文学为例，因为过于热衷形式实验而忽视小说的故事性建构，被读者抛弃后便归于沉寂。改革文学的兴起，不仅在于这一叙事迎合了转型时代的社会潮流，喊出了民族渴望变革的心声，而且在于它符合了大众对改革、改革者的想象与期待。改革文学“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或民众普遍情绪的代言人，它常常提出相当尖锐的政治、伦理或现实主题，引起一阵又一阵的‘轰动’效应”。[33]同时，改革文学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更使正急切寻找民族未来出路的中国人倍感鼓舞，重拾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信心。
“文革”后，中国虽然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是改革共识却并非朝夕之间形成。就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这一政策的确立着实经历了一番论争与波折。对于改与不改存在广泛争议的时代，作家能够率先发出迎合大众改革的呼声，这使改革文学一出现就“俘获”了广大读者。作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读者中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分别成为改革文学与改革者的代名词。“《乔厂长上任记》强烈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作品的思想倾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强烈的渴求。这种渴求，涌现在作者的笔端，凝聚在作品所颂扬的主要人物身上，却发端于全国人民的心底。”“人民的理想，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忧虑，人民既激奋又急切的心情，被作者大声呼唤出来了，这就拨响了人们最敏感、最强劲的心弦，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34]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改革文学与时代，尤其是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那只能是“共鸣”，文学与大众的变革欲望在共鸣之下的相互激荡，推动了改革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
虽然理想的社会图景尚不清晰，但是当下的路线、制度与生产局面都需要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目前存在的一切确实构成了对人性与人的完满追求的压抑。当每个人都意识到唯有变革，才能摆脱自我当下不如意的境地的时候，改革便成为了时代的主潮，“改革的呼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最强音。”[35]改革文学不仅表达了改革的势在必行，而且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的前提下，作家也为改革提供了想象化的设计与路径。比如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改革工厂的方案是裁汰冗员、培养技术人才、起用有能力的干部、改革分配制度，以及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男人的风格》中，陈抱帖给出的策略包括有效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人事制度使能者上庸者下、培养及发掘技术人才；《雷暴》中，丁壮壮从市场规律出发找到了解决公司死结的办法，等等。无论这些手段方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能否真正有效地促进现代化建设，都会被读者认可。因为在他们看来，改与不改比如何改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大众追捧改革文学在于后者契合了他们变革现状的渴望，至于理想的社会图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并没有深入的考虑。
对于中国人来说，改革不仅要实现经济富足民族兴盛，还要完成对旧东西的批判与否定。所以改革文学的批判性叙事往往多于对现代化的建设性内容，这明显地体现了过渡时期的民族心理。虽然作家由于对时代的敏感而较早地发现并指出社会问题，但是这一群体并不承担，也没有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体现在改革文学中，相比那些想象化的改革方式方法，作家对社会积弊的表达更为贴近现实，“‘改革文学’大胆触及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现实诉求的代言，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独特作用。”[36]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小说就从未停止过对负面人物、负面现象进行批判的步伐，这一叙事内容是改革文学书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带有负面价值的人和事，那么改革也就没有了指向性与必要性。对社会问题带有否定性的展示，使改革文学更像是转型时代的社会批判书。作家描述的那些社会肌体上溃烂的东西，往往是大众生活中所直接面对的。读者因痛恨这些负面东西，而认可改革文学。大众在现实中无力改变的情况，被作家在文本中解决掉了，他们由此感到欣慰。比如《新星》《改革者》《燕赵悲歌》等小说都直面的官僚主义问题；《三千万》《生活变奏曲》等作品反思国有资产严重浪费的问题；《耿耿难眠》《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文本体现了人情关系损害制度建设问题，等等。正如当年的一位工人所言，改革小说“严肃地批判了不正之风。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不正之风确实不少，影响很大，造成了一些对党产生不应有的怀疑。因此，这样的作品我们大伙爱看。”[37]改革成功的指标中不仅仅有生产力的提高，更应该包括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清理程度，以及大众对此的满意指数。
改革文学被读者广泛接受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改革小说展现出来的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十年浩劫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使价值失范、理想泯灭、信仰亦陷入迷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转型年代在改革、发展经济、追求民族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寻找理想、信仰，重构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改革文学一出现就给文坛、给社会注入一股昂扬之气，“以《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为标志的‘改革文学’，迅如大潮，以它澎湃的涛声很快掩盖了对十年灾厄和几十年‘左’倾危害的哀伤与悲叹，表现出一种雄壮、磅礴的气概和奔放、明朗的色调，从历史的严峻回顾中鼓舞人们去变革历史。”[38]昂扬向上的气概是改革小说的灵魂，这种饱含沉郁顿挫的昂扬，给精神心灵饱受动乱折磨的中国人，以慰藉和鼓舞。
舒婷在诗歌《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写道：“理想使痛苦光辉”。正是因为有了理想，才能超越苦难，才能使一个民族从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改革文学正是要以独特的方式，建构并传播关于理想、关于未来的坚定信念，为改革事业与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重新勃发，是与改革文学存在关联的。改革文学中鼓舞感染大众的昂扬的理想与坚定的信念，主要是通过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改革文学，可以称为改革者文学，作家基本上都会以人物为核心来建构叙事，甚至这些作品表述的故事被遗忘之后，那些改革者的名字依然鲜活。在作家着力塑造的改革者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坚韧的态度、忘我工作的牺牲奉献精神。他们是新时期舞台上的英雄，受到大众的追捧，就像当时有人呼唤道：“乔光朴，盼你快到我们中间来呀！”[39]几乎每一篇改革小说，都会为转型时代提供一个可供膜拜与效仿的英雄形象。“中国悠久的人治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促使人们企盼着出现一批有魄力有铁腕精神的改革英雄，出现一批新‘包公’、新‘海瑞’‘快刀斩乱麻’，重整祖国山河。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40]《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沉重的翅膀》中的陈咏明，等等，他们标示了民族的精神高度，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使大众看到了改革的可能性并愿意相信未来。“因为作家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对现实的变革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力量。”[41]乔光朴、李向南一类带有浪漫传奇色彩的人物填补了偶像与英雄的真空，成为人们寄托理想的载体，激励了身处转型时代并期待变革的中国人。
改革小说得到读者广泛接受，除了这一主题叙事契合他们的精神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其自身的艺术特征。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改革文学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改革文学的出现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反思文学题材的狭窄局面，拓展了文学的审美领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贴近他们生活的文学样式。在题材上有开拓性的同时，改革文学也基本上终结了“极左”政治下文学的模式化与概念化。以工业题材为例，“过去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总是跳不出反右倾、反保守的主题。写工厂搞技术革新，知识分子总是保守的，厂长往往是迷信专家的，工人总是技术革新的闯将，背后又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最后又总是党委书记正确，他一出来抓，问题就解决了”[42]。文学被简化两种取向、两个立场之间的较量，鲜活的工厂生活被抽空了。这样贫乏单调、荒芜至极的文学图景，无法给读者带来任何阅读乐趣。在文学市场上，供求关系比例失调，然而“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就不亚于干裂的土地之于甘霖。整个社会迫切需要文学去抚慰心灵的伤痕，去帮助正确认识濒于破碎的生活，去重建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信仰，去滋育欣赏领域久已荒芜和枯萎的美感。”[43]所以，无论伤痕、反思文学在艺术上多么粗糙，仍然能够被广泛地传播。从这个角度看，突破“极左”思维下文学建构的概念化、价值立场的政治化，是改革文学赢得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小说都有着很强的故事性，这种可读性满足了大众对小说最基本的阅读期待。改革文学往往都是以改革者为中心来建构一个故事，在这个叙事中，故事情节因为改革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显得跌宕起伏，趣味横生。同时，改革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突破了“高大全”的塑造模式，但是他们往往都具有英雄特质与传奇色彩，这无疑使改革文本具备了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的优势。在乔光朴身上，与其引领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相比，作家显然赋予了他更多传统英雄铁肩担道义的侠义色彩。另外，我们看到改革小说叙事也继承了传统文学的表述模式，比如善恶两分的斗争模式、清官模式、父子冲突模式，以及大团圆模式，等等。与这些模式内在关联的是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以被“极左”政治排斥的叙事模式重新建构小说，不仅接续了传统，也完全能够契合读者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文学有意迎合读者大众，也不意味着改革文学的叙事在这些模式的“车辙”中循环往复而毫无创新。改革文学想要保持生命力，作家就必须超越自身局限，使自我的创作与笔下的改革者一样拥有现代意识。
改革是任何民族更新的动力，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唯有改革，才能使社会不断调整，趋向合理。“文革”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被压抑百年的民族富强梦想得以释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众变革欲望的洪水，剧烈冲击着尚待拓宽的社会河道，要求改革的热望奔腾在每个人的心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选择一种方式来表达民族的整体性愿望与诉求，那只能是文学。唯有文学既能反映社会现实境况，又能展现民族的心理脉动，进而表达出人心变动背后的历史趋向。以此来说，改革文学的兴起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它不仅是文学自身演进的规律使然，更是作家对时代的主动回应。改革文学因为顺应了转型时代的历史潮流，契合了大众的变革渴望，符合了主流对现代化的判断认知与政策道路选择，从而引发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共鸣，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在1985年之前，改革文学是中国社会最主流的文学话语，而且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肯定并提倡的文学，不需要国家舆论力量的支撑，就获得了读者大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社会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极端贫乏的状态。虽然物质富足的愿望最为强烈，但是在生产力解放、经济长足进步还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精神空间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而通过文学、电影等文艺形式，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想象化的满足。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并没有给读者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只是由于满足了大众控诉与宣泄的精神心理需要而轰动一时。改革文学更是如此，无论它的主题、模式，还是人物、故事，几乎它所有的叙事元素与价值取向，都与读者大众的需求相一致，满足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与自我救赎的精神需求。改革文学的兴起给在新与旧之间徘徊探索的中国人以理想、信心与勇气，使他们获得鼓舞，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在物质依然匮乏的时代能够走出民族灾难的阴影，进而完成民族心理的重建。社会转型、大众需要与文学自身演进，促动了改革文学的兴起，而改革文学又直接激发了包括社会思潮在内的多层面的变动，成为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3]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5] 《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第1版。
[6] 宇文华生：《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经济意识》，《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7] 宇文华生：《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经济意识》，《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8]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9] 宇文华生：《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经济意识》，《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10]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1] 宇文华生：《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经济意识》，《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
[12] 蒋子龙：《燕赵悲歌》，《人民文学》1984年第7期。
[13]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15] 《鸭绿江》1979年第1期。
[16] 刘宾雁：《文学面临生活的挑战》，《人民日报》1984年11月5日第7版。
[17] 梅疾愚、程戈：《表现时代与叩问灵魂——对“改革文学”的回顾与反思》，《时代文学》1997年第3期。
[18] 《一篇深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本刊编辑部召集部分业余作者座谈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纪要》，《新港》1979年第10期。
[19] 蒋子龙：《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20] 彭子良：《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
[21] 蒋子龙：《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中国艺术报》2008年11月28日第1版。
[22] 李晓峰：《改革者形象演变的纵向考察——兼对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文艺评论》1989年第3期。
[23] 李国文：《为改革者呐喊》，《十月》1983年第6期。
[24] 李树声：《时代弯弓上的响箭》，《读书》1984年第8期。
[25] 张洁：《创作思想的新飞跃》，《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6日第7版。
[26] 蒋子龙：《蒋子龙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7] 蒋子龙：《蒋子龙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8] 程树榛：《从〈人约黄昏后〉谈创作中的点滴体会》，《文艺评论》1984年第1期。
[29] 蒋原伦：《厂长的故事与作家程树榛》，《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6日第7版。
[30] 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写自农村的报告》，《文艺报》1984年第6期。
[3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2] 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写自农村的报告》，《文艺报》1984年第6期。
[3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34] 夏康达：《〈乔厂长上任记〉人物漫笔》，《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1期。
[35] 宗杰：《改革的浪潮与文学的探索》，《人民日报》1984年7月2日第7版。
[36] 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0日第16版。
[37]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38] 张炯：《论“改革文学”及其深化》，《福建文学》1987年第9期。
[39] 《“乔光朴，盼你快到我们中间来”——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干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工人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3版。
[40] 吴圣刚：《论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1]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42] 王若水：《文艺·政治·人民》，《人民日报》1982年4月28日第5版。
[43] 中国社科院文学硏究所当代文学硏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