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游艺活动的起源与发展

一 游艺活动的起源

学者们在探讨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活动时，往往比较喜欢追溯其源头，起源问题似乎是任何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社会现象都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当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更清晰地认清其发展演变的脉络，但也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去。关于游艺活动的起源，贾斌主编的《游艺大全》中曾论述道：“国内外许多学者从生理学、心理学、运动学、文艺学、教育学乃至哲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产生种种理论，众说不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①本能说，认为游艺起源于人的行为本能；②精力过剩说，认为游艺起源于人的精力过剩；③休息说，认为游艺起源于人的休息需要；④锻炼能力说，认为游艺起源于人类锻炼能力的需要。”[1]贾氏提到的以上几种游艺起源学说，其实在探讨体育、舞蹈、戏曲等活动的起源问题时都可以应用，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单纯地将游艺这样一个古老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起源，简单地归结于任何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现象，是不符合游艺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过程的。在人类最初的活动中，游艺、艺术、游戏、娱乐、体育等活动是交融在一起，这些活动其实可以分别被看作几块泥巴，这些泥巴被摔打在一起，重新变成为一块泥巴，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按照所谓的“现代学科分类标准”去严格区分这些活动的最初源头，其实既没有意义，更没有必要。

当然，对于游艺萌芽阶段的具体情况还是要进行认识的。在这方面，崔乐泉曾做出过有益的探讨，他从“原始图腾歌舞”“一个女孩的随葬品”“从原始娱乐到嬉戏游艺”三个部分论述了游艺起源阶段的情况。[2]由崔氏之论可以看出，游艺活动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人类诞生的原始社会初期即已产生，在其形成初期，便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正如近代美学家朱光潜在其《文艺心理学》一书第十二章“艺术的起源与游戏”中所说：“艺术和游戏都是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或成为具体的情境。”[3]基于以上理论，笔者认为在游艺产生的最初阶段，可以从间接游艺和直接游艺两个方面去探究其最初形态。所谓间接游艺，是指游艺活动或是附属在图腾崇拜、神灵祭祀等信仰仪式中；或是依存于采摘、狩猎、逃避野兽等生活方式中；或是受制于抢占地盘和食物等氏族战争中，这些活动一般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根基，他们其中带有娱乐性质的部分慢慢演变成游艺活动。相对而言，直接游艺活动，即是原始先民在闲暇之余纯粹为了消遣、娱乐、竞赛对抗或者教育后代等因素而有意识地直接创造出来的活动。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有意识地娱乐活动标志着中国传统游艺活动的出现，并从此以后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游艺生活。

二 游艺活动的发展与演变

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游艺活动做一番历史长镜式的巡视，就会发现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并行不悖的两个特征：一是继承性与连续性，亦即较为永恒的稳定性；二是变异性与创新性，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因素。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于游艺文化整体中。可以说，正是这两种特征，使古代游艺文化既能获得稳定的自我，展示其深厚长远，同时又能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对不同时期游艺活动的略述，可以了解其发展演变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认清其在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化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因此，下文将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游艺活动及其时期特点进行归纳式叙述，这对研究处于中外交流文化中的敦煌游艺是非常有帮助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变革时代，政治上诸侯分立，社会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思想上学术的空前活跃，这些都在客观上对当时的社会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游艺活动中，当时各诸侯国经济、文化得到了初步繁荣，促进了游艺活动的开展，诸如木鸢、六博、斗鸡、投壶、秋千、龙舟竞渡等活动深受欢迎。《史记》卷69《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4]此段史料反映出了当时游艺活动的种类已经较为丰富，并且和临淄相类似的城市还有很多，因此，临淄地区开展的游艺活动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都市游艺娱乐活动较为兴盛的缩影。[5]

秦汉三国是我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时期，特别是秦汉政治上出现大一统局面，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为游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游艺活动在继承先秦游艺的基础上，有所扬弃，一些新的游艺项目陆续产生，基本上形成了后世游艺的主要格局。这一时期游艺活动的节日化开始出现，诸如“人日”郊外踏青、寒食节蹴鞠、端午节竞渡、重阳节登高等渐成定式；某些类别的游艺活动，如“导引”“百戏”等已初步自成体系；专用于游艺活动的场地，如鞠城、上林苑等已开始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原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域各国）的游艺文化交流频繁起来，既有南方民族传入的“都卢寻橦，冲狭燕濯”，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马术、戏车，还有从西域传来的“鱼龙曼延”，可以说出现了中国游艺史上的第一次交流高潮。[6]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分裂割据的时代，长期混乱不安的局面不利于游艺活动的开展。这一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相对北方较为安定，使得游艺活动表现出不均衡发展的特征。门阀世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统治阶层，他们对各种球类游艺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围棋、樗蒲、握塑、弹棋、投壶、斗鸡等游艺活动，并且赋予它们浓厚的赌博色彩，这一方面提高了这些活动的整体水平，观赏性游艺活动开始增多；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它们呈现一种畸形化的繁盛现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使得多民族之间的游艺有了直接交流的机会，像樗蒲、握塑等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游艺得到了中原民众的欢迎，并且被加以改造，使这些项目具备了更加鲜明的地域特色。总体来说，两晋南北朝游艺活动作为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过渡，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为隋唐时期游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7]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正是受此影响，与传统的陶冶性情、注重礼仪的游艺不同，隋唐时期的游艺充满着对抗色彩，一系列竞技类的项目如马球、角抵、拔河等深受喜爱。可以说，隋唐作为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项目之多，内容之丰富，规模之大，可谓空前。从节日游艺到宴饮游艺，从益智游艺到各种博弈，大凡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游艺，在这一时期都有充分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游艺文化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接受，进一步深入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去，尤其是女子游艺有了显著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中国与邻近各国之间的游艺交流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很多游艺项目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他们。总之，隋唐五代时期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通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后世游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

宋辽金元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但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庞大的市民阶层兴起，他们对娱乐文化的需求日益扩大和提高，这有利地促进了市民游艺的勃兴，使游艺活动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其主要体现在：一是游艺娱乐社团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如“齐云社”“斗草社”等社团组织的出现，使得游艺活动更加规范化，有利于游艺水平的提高；二是游艺场所的大量出现，以“瓦舍”为代表的娱乐场所，不仅有供观赏的艺术表演，在其外面则有各种娱乐设施，游人可以参与到众多游艺项目中去。这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游艺文化得到较大程度的融合发展，一部分民族游戏传入中原后逐渐成为全国性游艺活动，而汉族的游艺，如马球、蹴鞠等活动则深受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喜爱。另外，一些对游艺的总结之作也纷纷出现，诸如《打马图经》 《谱双》 《投壶新格》《丸经》等书籍，标志着游艺活动的理论素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9]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封建王朝，此一时期封建经济从相对发达到崩溃，中央集权在高度集中后走向衰败，这也使得游艺活动在经历了明朝和清朝前期的快速发展后，慢慢走向衰落。中国古代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游艺传统，到明清时基本已经“定型”。相比明代人游艺活动的多样性，清王朝的统治者则提倡本民族的滑冰、骑射等游艺活动，客观上使得各种球类、博戏类游艺不被重视，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程朱理学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艺的自由发展，这点在其束缚了妇女从事游艺的权力上体现得更为明显。1840年以后，伴随着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西方近代游艺活动开始传入中国，古代游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游艺进入近代发展阶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