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

一 古代游艺研究回顾

对游艺文化研究史的回顾，有利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游艺文化的研究现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能更好地把握敦煌游艺在传统游艺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故而对传统游艺的研究史进行简略的回顾。

中国古代的正史资料中，并无对游艺的系统性地专门记载，只是零星地附属于正史之“艺文志”“礼志”“乐志”等史料中，当然也没有对此的专门研究。近代以来，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40中，论及了古代的各种游戏，可谓游艺研究的先驱之作。[26]把游艺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则当属1943年杨萌深所著《中国游艺研究》一书，该书资料丰富，分类详尽，有系统地叙述多种传统游艺活动的历史渊源与流变，为后学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参考。但该书局限于对各项游艺的泛论，属于通论性质的资料汇编。[27]继之而起，台湾学者李建民著《中国古代游艺史——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此书虽题名为中国古代游艺，实则只是对汉代的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28]大陆方面，王永平以其硕士论文《唐代游乐活动研究》为底稿，著《唐代游艺》一书，对唐代所盛行的游艺活动进行了论述。[29]此后，王氏又以之为基础，撰《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此书有50余万字，内容详尽，较为全面地对中古社会的游艺进行了研究。[30]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在对游艺的分类、论述及附图说明上，也比较翔实，应属游艺研究的代表之作。[31]台湾学者陈正平另辟蹊径，其博士论文《唐诗所见游艺休闲活动之研究》对以游艺活动为主题的唐诗进行了专题的研究，为游艺研究提供了诸多唐诗中的资料。[32]此外，张仁善所著《中国古代民间娱乐》[33]，郑重华、刘德增所著《中国古代游艺》[34]，王宏凯所著《中国古代游艺》,[35]殷伟所著《女子游艺》[36]，祝良文著《红楼游艺》[37]，陈业新编著《鱼龙百戏——长江流域的游艺与竞技》[38]等书，对游艺、民间娱乐等方面均进行了论述，但以资料的收集整理为主，研究的成分不多。另外，部分有关中国古代各朝代社会生活史及民俗史的著作中，也有部分涉及游艺的内容，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出。[39]

前文对游艺研究的主要著作进行了回顾，除此之外，有关游艺研究的论文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了便于读者掌握该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和走势，在此仅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意为学界提供相关资料。90年代早期对游艺的研究，还是侧重于对游艺的学科属性的认识。如于学岭撰文介绍了杨萌深《中国游艺研究》一书，对杨氏书中游艺的分类进行了详尽分析，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开创之功，但同时指出该书只是泛谈，引前人著述较多，自己的判断则相对较少。[40]针对于氏的观点，赵善性提出在杨氏之前，已有游艺刊物问世，如1915年《游艺》杂志等。[41]笔者查阅了赵氏所提及的这几本杂志，认为它们皆为知识性读物，无论研究层次和深度都无法与杨氏之书相比。张士闪把游艺与艺术的起源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认为透过游艺项目可以远眺原始艺术萌芽时期的诸多文化背景。[42]张氏是利用游艺来考证艺术的起源，而崔乐泉则是借助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游艺自身的起源问题，并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游艺活动可追溯到人类社会初期，可分为生产、祭祀等间接发生和娱乐、消遣等直接发生两大类。[43]除了对游艺的学科属性的讨论，研究者的侧重点还在于对史料中游艺活动的探究。邓浩分析了《突厥语大辞典》中所记载的游艺民俗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提供的古代西域地区的相关资料。[44]刘玉红以王建的大型组诗《宫词》为主，对唐代宫廷中的游艺生活进行了探讨。[45]与此类似，杨子华论述了《水浒》中的游艺民俗。[46]黄宇鸿利用《说文解字》来阐释古代游艺活动，颇具新意，并且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方法。[47]从游艺在古代中国的兴衰发展来看，汉魏时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聂济冬对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进行了论述，并认为游艺开始在士人的综合修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48]王子今、周苏平则对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进行了探讨。[49]对魏晋游艺的讨论多与赋相结合，侯立兵、郑云彩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基本文献，整理出33篇游艺赋，并指出通过这些游艺赋可探究游艺的具体规则和操作方式。[50]杨朝蕾提出游艺风俗推动了论体文的创作与传播；以游艺风俗为题材的论体文，将“艺”上升至“理”的境界，促进了游艺理论水平的提高。[51]

通过对中国传统游艺文化相关论著的探讨，可以看出有关游艺的研究已经从前期的整体把握转向专题论述，对材料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二十四史等正史资料，而是广泛从诗歌、笔记小说等文献中探寻资料，可以说游艺研究呈现出题材多样化、资料多元化的特点，研究的领域也更深入、更细致。总的来说，这为敦煌游艺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方法，有助于本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二 敦煌游艺研究述评

与传统游艺文化由整体到局部的研究模式不同，敦煌游艺文化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专著出现，更多的是对某类游艺具体项目的讨论。敦煌游艺应属于民俗学的领域，因而在敦煌民俗学的专著中作为附属而出现；又因敦煌游艺与敦煌体育存在不同程度的项目重合，故敦煌体育史的研究论著中也涉及了部分敦煌游艺资料。

（一）涉及敦煌游艺的著作

就学科分类的角度，一般说来敦煌游艺应纳入敦煌民俗学的视野，这点在有关敦煌民俗学的研究论著中也得到了证实。较早注意到敦煌民俗资料的学者，当属高国藩，1983年其在《敦煌民俗学简论》一文中提出“敦煌民俗学”的命题，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敦煌民俗学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得以成立。此后，高氏陆续出版有关敦煌民俗学的专著，并在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了敦煌游艺的内容。如《敦煌民俗学》一书的“导言”中，高氏把敦煌民俗分为七类，其中第七类即为游艺风俗类，包括舞蹈、娱乐、体育三个部分，并在该书的第二十八章“民间娱乐风俗”、第二十九章“民间舞蹈风俗”中谈及了部分游艺项目，但诚如作者本人所说“只是大致的概括”，并未深入探讨。[52]紧接着在其《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高氏又论及了敦煌的游览风俗，这也是敦煌游艺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53]在其《敦煌俗文化学》第八部分“敦煌民俗与汉代画像石”中，高氏论及了汉唐蹴鞠体育俗文化之比较和汉唐投壶古俗[54]，这种比较式的研究更加充分地利用了敦煌文献，使之为传统游艺文化研究服务。通过对高氏以上几本著作的研读，可以看到高氏在敦煌民俗的研究过程中对敦煌游艺文化确有所关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中把敦煌游艺分为体育武术和乐舞百戏两个部分，并进行了简要分析。[55]敦煌民俗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谭蝉雪则对敦煌的儿童游戏有所触及，在其《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中简要列举了诸如藏钩、弹弓等儿童游戏。[56]

敦煌游艺中的部分项目与敦煌体育的内容相重合，这也使得敦煌体育研究的著作中涉及了敦煌游艺研究的部分内容。李重申、李金梅多年来着力于敦煌体育研究，并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敦煌古代体育文化》《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丝绸之路体育图录》以及他们所在的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所编著的《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文集》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文集（续）》等著作，[57]以及陈康编著的《敦煌体育研究》一书中，[58]都有涉及敦煌游艺的部分，但多集中于对某些游艺项目身体化、竞技化的讨论。

台湾敦煌学者在敦煌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对敦煌游艺也有所触及。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把敦煌俗文学中的内容分类排比出来，在书中的第十二章“娱乐”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中的娱乐游艺，罗氏的论证应属对敦煌娱乐活动的较早研究。[59]中国文化大学的林艳枝在其博士论文的第五章第二节研究了敦煌的击球、角抵与各种武术、百戏杂技、音声乐舞以及博弈赌胜的游戏等娱乐活动，但没有深入讨论。[60]

另外，对于敦煌游艺材料的使用日益为学者所重视，如王永平在《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一书中使用了部分敦煌游艺材料，王氏书中敦煌材料，所占比重较小，多为对中古游戏娱乐活动的补充说明。[61]新近出版的由敦煌研究院胡同庆、王义芝所著《敦煌古代游戏》一书，从竞赛类、自娱娱他类、文字游戏类三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古代游戏，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了游艺活动，此书对各类游戏活动以介绍性为主，但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62]

（二）敦煌游艺研究的论文

有关敦煌游艺文化的研究论文，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不同游艺项目的个案研究，初步完成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就其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儿童游戏以及敦煌文献中的棋经等方面的研究。

从整体层面论述敦煌游艺文化的文章较少，李重申、李金梅《论敦煌古代的游戏、竞技与娱乐》一文记录了敦煌古代人民节日欢娱、民间游戏等世俗生活的信息，认为敦煌古代的游戏、娱乐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一种对活动的愉悦和审美体验产生互动回应的生活方式。但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他们敦煌体育著作中的精华的总结，论证的角度没有完全超脱体育史的范围。[63]从民俗角度谈及游艺活动的文章，如何春环、何尊沛《论敦煌曲子词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文对敦煌曲子词中的岁时节日民俗（踏青郊游、乞巧节）以及斗花、斗草等民俗活动进行了论述。[64]马燕云硕士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社会消费问题研究》中涉及了不同阶层在娱乐百戏方面的消费，这对本文的研究是一个启发，可以尝试对敦煌游艺消费情况进行探讨。[65]石小英硕士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研究》则对敦煌女子部分游艺活动进行了论述，但其主要目的是借此说明敦煌妇女可以同男子一样进行娱乐活动，进而反映敦煌女子的地位较高。[66]

敦煌游艺中的儿童游戏得到了学者较多的关注。高德祥对敦煌壁画中的童子形象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就有反映儿童游戏的“百戏伎”，通过这些图像可以看到儿童的各种形态的形体动作。[67]骑竹马历来是儿童所喜欢的游戏，王义芝、胡朝阳专门就敦煌壁画中的儿童骑竹马形象进行了论述，并认为此幅图像为国内目前所见最早的儿童骑竹马图。[68]对敦煌儿童游戏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路志峻《论敦煌文献和壁画中的儿童游戏与体育》，王义芝、胡朝阳《敦煌古代儿童游戏初探》和余欣《重绘孩提时代——追寻儿童在中古敦煌历史上的踪迹》，其中前两者所用材料较少，论述稍显单薄，而后者综合运用敦煌文献和其他正史资料，生动还原了敦煌儿童的游戏场面，并对儿童的游戏天性进行了讨论。[69]

百戏活动是敦煌游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倪怡中在《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图》一文中描述了敦煌壁画中的角抵、竿木和马术表演，并认为佛教寺院是百戏表演的场所，敦煌壁画中描摹了许多百戏表演的场景也就很自然了。[70]《敦煌古代百戏考述》一文，作者把敦煌壁画和文献中的百戏史料分为杂耍与乐舞两大类：杂耍主要有檀技、角抵、倒植、筋斗、舞马、走索等；乐舞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菩萨、药叉的舞蹈，另一类是礼佛、娱佛的舞蹈场面，并认为敦煌古代百戏技艺不仅是人体文化的展现，而且是身体、技巧、力量、心理、能力、动律的显示。[71]《敦煌壁画文献中所见的古代百戏》作者通过结合传世文献分析第61窟、第290窟、第175窟中的三幅描绘了角抵全过程的图；第61窟须大拏太子习武图中非常精彩的马术表演图；第149窟的胡人倒立、两腿回旋至头顶图等，认为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但它不可能超越现实去凭空地传移摹写，佛国世界里的百戏图正是世俗生活里百戏大兴的写照。[72]《百戏在六朝的流行及隋唐的极盛》认为敦煌唐五代壁画保存了许多百戏表演图画，如马术、狮舞、载竿、杂耍等。其中载竿表演形式也十分生动、也最为精彩。如第72窟、第9窟、第85窟、第156窟等，都绘有百戏载竿图。敦煌壁画中还保存了有表演百戏时的即兴歌舞和宴饮中的“对舞”。[73]《敦煌壁画和文书中的马文化》一文主要描绘了莫高窟五代第61窟的“佛传故事屏风画”中精彩的马术表演。[74]敦煌壁画中的橦技场景出现较多，因而也得到了专门的论述，如李金梅、丛振《敦煌橦技小考》收集了全部的橦伎图像，并结合文献进行探讨。[75]总体来说，对敦煌百戏的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利用了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图像，并且大多集中在61窟等个别石窟中，重复研究的情况有所存在。

敦煌游艺中博弈类活动，尤其是围棋活动引起较多关注，原因是敦煌文献中发现有《棋经》一文，它是世界上唯一记载中国最古老棋艺的孤本。郝春文、许福谦首先对《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进行了校录和解释，并断定这个卷子的书写年代是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即建中二年（781）至大中二年（848）之间。[76]成恩元对敦煌《棋经》和张拟《棋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在形式方面，两《棋经》文体风格和篇章结构差异很大，内容方面重点讨论了敦煌《棋经》所独具的战略、战术、法则、术语不见于张拟《棋经》者约有六十四条。故而作者认为张拟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敦煌《棋经》，两《棋经》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77]李金梅等在《敦煌〈棋经〉考析》一文中，从围棋的行棋技术和规则方面对《棋经》中的七个篇目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对围棋的理解已具备了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78]但李氏在结论中提出敦煌《棋经》与张拟《棋经十三篇》之间有传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此与成氏观点相悖，可惜文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根据。日本学者渡部通义认为敦煌《棋经》意义重大，不仅标志着十九道棋盘已经出现，而且其运用臻于精深，绝非刚刚产生，应有一个演绎进步的过程。[79]敦煌寿昌以盛产进贡围棋子而出名，高勇、陈康在《敦煌围棋史料述略》提到唐代寿昌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66枚围棋棋子，并通过安西榆林窟第31窟《维摩诘经变》中的棋弈场面，说明了敦煌地区围棋活动的普及和流行程度。[80]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得知目前敦煌游艺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敦煌体育文化中有相关的游艺内容；另一部分存在于敦煌社会生活研究领域。具体来说，较为深入研究敦煌游艺项目的内容之中，马球、围棋、百戏等项目的研究文章较多，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他诸如射猎、儿童游戏、岁时节日等游艺活动，虽亦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文章较少，可以继续深入挖掘蕴含在这些游艺项目中的文化内涵。

另外，在对已有的敦煌游艺的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对某些史料的分析过程中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以敦煌史料为实证材料或运用敦煌史料和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时，只选取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所选取的材料放到整体材料中做深入分析，有断章取义之嫌。也就是说在使用古代文献时，不能只是搜罗古人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对材料做整体分析，力图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对敦煌游艺项目的分析，也要尽量避免用现代人对游艺的认知思路来探讨问题。总而言之，大凡中国中古时代的游艺文化，大都可利用敦煌游艺材料来填补和丰富，本研究也正是在先贤学者的基础上，对敦煌游艺资料重新进行系统性整理和研究，以期为灿烂的中国游艺文化提供极富价值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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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

[2]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0页。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4]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07页。

[5]皇侃义疏，何晏集解：《论语集解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6]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07页。

[7]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07页。

[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47页。

[9]据作者序言，可知此书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0页。

[10]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

[1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12]杨萌深：《中国游艺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页。

[13]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4]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5]陈正平：《唐诗所见游艺休闲活动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中东海大学，2006年，第6页。

[16]杨萌深：《中国游艺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页。

[17]杨萌深：《中国游艺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2页。

[18]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目录页。

[19]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20]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目录页。

[21]陈正平：《唐诗所见游艺休闲活动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中东海大学，2006年，第17—18页。

[22]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23]丛振：《敦煌体育史研究回顾与述评》,《2012年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第108—123页。

[24]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世界新闻出版社1940年版，第411页。

[25]张士闪：《游艺民俗：当代科际整合研究趋势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支点》,《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

[26]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70页。

[27]杨萌深：《中国游艺研究》，世界书局1946年版。

[28]李建民：《中国古代游艺史——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

[29]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0]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中华书局2010年版。

[31]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2]陈正平：《唐诗所见游艺休闲活动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中东海大学，2006年。

[33]张仁善：《中国古代民间娱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4]郑重华、刘德增：《中国古代游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5]王宏凯：《中国古代游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

[36]殷伟：《女子游艺》，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7]祝良文：《红楼游艺》，齐鲁书社2008年版。

[38]陈业新：《鱼龙百戏——长江流域的游艺与竞技》，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39]社会生活史及民俗史方面涉及游艺内容的著作，代表性的系列丛书有：《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民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0]于学岭：《先行者的足迹——〈中国游艺研究〉介绍》,《体育文史》1992年第5期。

[41]赵善性：《关于“游艺”的补充》,《体育文史》1993年第2期。

[42]张士闪：《游艺民俗与艺术的起源》,《民间文化》1999年第2期。

[43]崔乐泉：《游艺起源的考古学观察》,《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9期。

[44]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古代维吾尔族的游艺民俗》,《语言与翻译》1995年第1期。

[45]刘玉红：《从王建〈宫词〉看唐代宫廷游艺习俗》,《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

[46]杨子华：《〈水浒〉与宋元的游艺民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47]黄宇鸿：《〈说文解字〉与古代游艺民俗文化——〈说文解字〉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八》,《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与此类似，魏红梅、刘家忠在其著作第四章有“从王筠《说文》著述，看古代祭祀与游艺习俗”之内容，参见魏红梅、刘家忠《王筠〈说文〉著述中的民俗物象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344页。

[48]聂济冬：《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49]王子今、周苏平：《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0]侯立兵、郑云彩：《汉魏六朝游艺赋的文化意蕴》,《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

[51]杨朝蕾：《魏晋游艺风俗与论体文勃兴之关系》,《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2]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1页，正文第506—535页。

[53]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481页。

[54]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1—245页。

[55]谢生保主编：《敦煌民俗研究》（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180页。

[56]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4页。

[57]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重申、李金梅：《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李金梅、李重申：《丝绸之路体育图录》，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续）》，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8]陈康：《敦煌体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9]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第159—168页。

[60]林艳枝：《敦煌文献呈现之社会生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8年，第145—159页。

[61]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中华书局2010年版。

[62]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游戏》，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版。

[63]李重申、李金梅：《论敦煌古代的游戏、竞技与娱乐》,《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64]何春环、何尊沛：《论敦煌曲子词的民俗文化特征》,《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5]马燕云：《唐五代宋初敦煌社会消费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第27—34页。

[66]石小英：《唐五代宋初敦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第23—25页。

[67]高德祥：《敦煌壁画中的童子伎》,《中国音乐》1991年第2期。

[68]胡朝阳、王义芝：《敦煌壁画中的儿童骑竹马图》,《寻根》2005年第4期。

[69]路志峻：《论敦煌文献和壁画中的儿童游戏与体育》,《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王义芝、胡朝阳：《敦煌古代儿童游戏初探》,《寻根》2007年第6期；余欣：《重绘孩提时代——追寻儿童在中古敦煌历史上的踪迹》,《敦煌写本研究年报》2009年第3号。

[70]倪怡中：《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图》,《炎黄春秋》1998年第1期。

[71]李金梅、李重申、路志峻：《敦煌古代百戏考述》,《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

[72]倪怡中：《敦煌壁画文献中所见的古代百戏》,《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期。

[73]马兴胜、王志鹏：《百戏在六朝的流行及隋唐的极盛》,《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

[74]石江年、魏争光：《敦煌壁画和文书中的马文化》,《安徽体育科技》2003年第4期。

[75]李金梅、丛振：《敦煌橦伎小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76]郝春文、许福谦：《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77]成恩元：《敦煌写本〈棋经〉与宋张拟〈棋经〉的比较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

[78]李金梅、李重申、马德福：《敦煌〈碁经〉考析》,《社科纵横》1994年第5期。

[79][日]渡部通义：《敦煌〈棋经〉与孙吕遗谱——古代中国围棋源流浅谈》，蒋学松、李行译，《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

[80]高勇、陈康：《敦煌围棋史料述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