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仁由己”:“道德的政治”目标达致的自主性

上文我们概要地谈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理路，分析了儒家“道德的政治”之所以选择德治的原因，也说明了儒家“道德的政治”整体目标下，可以融德治与法治为一、实现徳礼与政刑的共同治国作用。下面，我们沿着道德自主性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说。

（一）为政以德的表率作用

儒家主张君主的政治行为要具有道德的性质，以“择善而固执之”的德性追求起到民之表率的作用。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关于“为政以德”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统治者以物质的方式惠爱天下百姓、吸引天下百姓主动归往。孟子便提出，如果哪个国君做到实行仁政、不嗜杀人，那么天下百姓归往于人君就像水向下流一样，不可阻挡。这是从物质恩惠方面理解“德”。另一方面，孔子更强调执政君王以“择善而固执之”的政治行为和德性追求起到表率作用。这其中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执政者需要具有德性？其二，执政者之德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引领作用？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政治领域之邦国、天下中，天子、君主居于北辰之位，乃众人仰视者。其是否有德，乃人性是否为善的见证。如其为善，则提升民众向善、行善之信心与动力。如其为不善，则不但民失所望，而且会将其恶广播于众。孟子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为政者之德是人民实现其道德本性的表率。在为政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德”，成为吸引人、引领人的理性目标与成德方向，执政者之德像天上最闪亮的北极星一样，为众人所仰慕，使人相信道德、追求道德，相信自己是（或应该是）有道德的人，既有信心，又有必要。

先秦儒家多言执政者道德行为的表率作用。郭店简《缁衣》篇有两句：“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必有风行草偃的效果，引领百姓自觉向善。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其职责就是通过自己的道德行为引导百姓趋向于道德。人民之德（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形成，一方面是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即所谓家庭伦理。《大学》言：“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就执政者的作用而言，执政者的表率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孟子也提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的主张。（《孟子·离娄上》）孟子言必称尧舜并主张“圣人与我同类”，这是言同类意识的感召力量。其意在使人相信道德、追求道德，从而提升其道德向善的自觉和信心。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孔子指出执政者若内心没有“敬”“哀”之德，那还怎么以他为榜样呢？如果没有这些内在的德性，其外在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只能是虚假的、装腔作势的，不能够为人所信服和敬仰，更不能起到引导人的作用。因此，为政者就是要内修自身德性，以起到导人向善的榜样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简单地亲族聚居、家国一体的社会状态下，这种上行下效，君主、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能影响一家、一国的作用是可能的。

（二）化民成俗的道德氛围

儒家提出，君王能通过个人道德的表率与教化作用创造一个“不赏而民劝”的人人向善的氛围，使道德“化民成俗”为一种习惯和自觉性追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首先是君王之德的个人表率作用，在于用“德”来引导民众向善。但此引领、教化作用，更在于创造一个“不赏而民劝”的人人向善的氛围。以君主、君子之德，兴起百姓向德、向善之风。《大学》言：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在《大学》作者看来，处于统治阶层核心的“一家”如果能把仁义、礼让作为政治追求的目标，便能带动一国之民皆追求仁义道德。作为最高执政者，其道德表现必然会形成上行下效的气氛而兴起人之善志。所以《大学》作者又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朱熹言：“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时时提撕警策，则下之人观瞻感发各有以兴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69]关于执政者的道德对于百姓的影响，梁启超言之最为明确：“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他又说：“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70]

梁启超两次提到化民成俗、造成风俗，意思是，儒家以德为政关键在于一定要养成全国人之合理的、向善的习惯。如果不这样，朝制一法律，暮颁一条告，不唯无益而徒增其害。所以，欲使民众具有道德之善，必须经由化民成俗的方式，使民向善，绝非用强迫的手段。所谓化民成俗意味着，先秦儒家为政以德关键在于一定要基于百姓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养成全国人之合理的、向善的习惯。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我们不应将政刑与德礼视作对立的关系，而要将其视作递进的关系。以政、刑治国当然有其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尚有不足，须以根于人性的道德引导并以具有传统基础和生活根源的礼俗规范民众，才能实现其道德至善的目标。“‘有耻且格’，则表明孔子对政治的理解中，政治的目标不仅是追求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善的、有道德心的社会。‘道之以德’，应当指推行道德教化，提升人民的道德意识水平，以引导人民的良善行为。这是讲道德教化的意义。”[71]所以，孔子以居住之地有仁厚之风俗为美。荀子《劝学》篇强调“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就中正也”。

（三）反求诸己的德性内省

先秦儒家认识到：“民之父母亲民易，使民相亲也难”（郭店简《六位》），塑造国民道德人格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君主做得很好，但结果也许并不如其所愿，即百姓不具有君主所希望的道德。先秦儒家也不主张“强迫的道德”，而是主张君主反思其自身仁义之德是否真诚。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里的“莫敢”并不是执政者的威严使人民惧怕，而是为政者以自身的人格修养树立威信，感化人民。他多次指出统治者应反思：“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范氏的解释：“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72]朱熹回答弟子关于“为政以德”的问题时，即告诫弟子不要拘泥于“以”字，“为政以德”“只如为政有德相似。不是强去率他”[73]。《大学》作者紧随孔子提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的主张。其言：“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此句仍是强调君王欲追求天下人有德，必须先从自身做起，这是《大学》及儒家所非常重视的“恕道”。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如此，在先秦儒家这里，“为政以德”不是只作为统治教化百姓的行政方法和外在手段，而是在“仁者人也”的层次上视之为做人的根本。儒家言修己、治人，事实上，治人即是修己，从事政治行为是人的价值实现所在，是德性生命存在的方式。为政的行为有其修己的道德价值。不修己，无法实现治人。不对人的道德本性有切身的理解与体会，难以符合人的方式去治人。在郭店楚简《教》中有“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导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故君子不贵庶物，而贵与民有同也。秩而比次，故民欲其秩之遂也。富而分贱，则民欲其富之大也。贵而能让，则民欲其贵之上也。反此道也，民必因此重也以复之，可不慎乎？故君子所复之不多，所求之不远，窥反诸己而可知人。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者，必先敬人。”[74]可见，从统治者自身做起，“向内用力”是先秦儒家的共同主张。

荀子也有同样的认识，他将为政者的这种威信称之为“道德之威”，为政者的威严不是来自于他的权力，而是来自于其正己之道德，即其人格力量。他说：“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措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荀子·强国》）执政者修养德性，施行仁政，则百姓就会像父母一样亲近他，像敬畏上帝、神明一样敬畏他。赏罚都是自觉遵从，这就是执政者的道德之威。

（四）不仁者在高位的警醒

先秦儒家从消极方面提醒统治者无德会产生的后果。一者，儒家提出“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以及“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郭店简《成之闻之》）。君主不以自身的道德实践教化百姓，而命令百姓具有道德修养，百姓是不会听从的；二者，如果君主行为不善，它产生的消极影响会更深广，是“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不但民失所望，而且会像桀纣在位一样影响天下人，将其恶广播于众。针对季康子担心贼寇之事，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民众做盗贼之恶是由于季康子有欲望并争夺政治地位。《大学》引《诗》“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后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如果国君不戒慎明德，会有丧家亡国的恶果。孟子亦从反面说明了为政者的德性对人的影响：“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只有仁德之人才适合在执政之位，没有仁德却登上执政之位的人，是贻害百姓。上无道，则下不尊法制，乱民贼子兴起，社会混乱，国家必然会有灭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