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气质：从生理体液到心理类型

诗人身上诗性的精神趣味和诗意的生存方式，自有其生成的心理基质和人格特质。而心理的人格的因素，又折射在“气质”的文化内涵上。

气质[3]，俗称“禀性”和“脾气”，主要指一个人直觉反应的快慢、情绪体验的强弱、心理活动指向的外倾与内倾等稳定性特征。有人活泼，有人沉静；有人灵活，有人滞重；有人急躁，有人稳健；有人粗糙肤浅，有人细腻深刻。人与人之间在心理特性方面的差异，在言谈举止之间“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就是气质不同。简言之，气质即一种心理恒量。

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体液”说，人的气质被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多血质如春天般温润，黏液质如冬天般寒湿，胆汁质如夏天般燥热，抑郁质如秋天般寂冷。该理论雄踞学界数千年，其间的“体型”“胚胎”“血型”“激素”以及“遗传基因”等诸种气质学说[4]，均有体液说的雪泥鸿爪。即使是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理论，根据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的强—弱、平衡性—灵活性，概括出兴奋型、活泼型、安静型、抑郁型四种气质，也未脱离体液说的基本框架。

直至荣格《心理类型》的诞生，建构了“外倾—内倾”理论体系，气质研究从生理基础转向人格特质。荣格借用弗洛伊德“力比多”的概念[5]，认为受到刺激之后力比多这一心理能量的流动方向，是鉴别气质类型的关键。换言之，气质类型取决于人的心理态度，尤其是对客观社会环境的态度。心理能量是投放还是撤回，是亲善还是抵御，是认同还是内省，是适应还是超越，这是人的气质的根本性特征。正是在心理能量的流向上，荣格将气质分为外倾和内倾两种基本类型[6]。Tupes & Christal等人概括的西方“大五”人格模型和国内王登峰、崔红等人通过词汇学假设梳理的中国人格“七因素”模型，均为荣格外倾—内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荣格成为前承弗洛伊德意识、潜意识，后启拉康象征界、想象界的重要理论平台，尤其为阐释诗人那幽微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特殊气质，开启了一扇坚门。

荣格曾以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来比拟外倾和内倾这两种气质类型。因为素朴的诗指向现实—自然，感伤的诗指向理想—自由，素朴是诗人的无意识天然地与客体同一，感伤是诗人反思客体并赋予客体以价值，换言之，素朴是诗人被外在的自然同化，感伤是诗人被内心的情意感动，因此，以素朴、感伤分别指称外倾和内倾的态度。不过，诗歌类型与诗人气质类型之间又存在比较复杂的情形，诚如荣格所言，“同一位诗人可能在这首诗中是感伤的，而在另一首诗中则是素朴的”。素朴与感伤，类似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叶维廉的物象自现和意绪直显，感伤诗人完全可能将其心绪通过意象化的艺术处理，转化为一首蕴藉淡雅的素朴之诗，所以，我们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是就特定的诗歌作品而论；评价诗人的气质，是素朴是感伤，是外倾是内倾，则是就其诗歌创作活动的总体心理流向，综合其一贯的精神风度来评判的。正是基于诗歌类型和诗人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单纯的“外倾—内倾”进行分析已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复杂性，于是荣格根据意识—潜意识、理性—非理性，归纳出思维、情感、感觉、直觉四种心理功能，与外倾、内倾相融而生成八种气质类型，以完成对“外倾—内倾”心理特点的细节勾勒。诸如“外倾感觉型”的婴儿天性和诚挚之心，“内倾思维型”的自我中心和内心敏感，“内倾情感型”的神秘迷狂和宗教情感，“内倾感觉型”的原初记忆和孤寂焦虑，“内倾直觉型”的内视意象和梦幻忧郁[7]，这诸种细分的类型，对理解诗人气质的特殊品格和心灵境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通幽之径。

“内倾—外倾”理论，若以中国文化的“阴—阳”二气与之进行“互文性”的比照，更能见出气质的本意。王充《论衡》说“阴阳之气，凝而为人”，阴阳二气乃生命本源。《红楼梦》第二回就借贾雨村之口，说出了二气摇动感发而形成艺术气质的原理。而《黄帝内经·灵枢·通天》，将人的气质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8]，太阳之人自以为是意气用事，少阴之人心怀嫉妒损人利己，阴阳和平之人不计得失处之泰然。此处气质，早已超越生理—心理功能，而与人的性情仪态和精神品质高度融合，成为“人格特质—心灵境界”的彰显。在中医理论中，尚有阴阳调和产生清明灵秀的正气，阴阳不和产生拂戾乖张的邪气的说法，并有“盛者写之，虚者补之”（邪气盛的用泻法，正气虚的用补法）的系统调理方法[9]。“外倾—内倾”理论，还与孔子所言“狂者”“狷者”相类似。《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相当于阴阳和平的人，“狂者”指积极进取敢作敢为的人，“狷者”指行为拘谨消极被动的人。[10]孔子对“中行之人”特别青睐，目的就是要克服“过”和“不及”的失范现象，这与他崇尚中庸之道意欲树立纯和中正人格典范的主张一脉相承。或许，人的社会人格越纯和中正越具有儒雅风度，而作为诗人气质，却在其个人趣味和独特生存中蕴藏着深层的心灵符码与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