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缅关系背景

一 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加紧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英国陆续在印度、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并积极与法国竞争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缅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地扼中国、印度、马来半岛三方相交之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对于英国来说，占领缅甸，可以将英属印度和马来亚的殖民地相连，进一步强化英国在东南亚的控制力。经过1824—1826年、1852—1853年、1885年的三次英缅战争，英国以军事征服手段逐步蚕食缅甸全境。自1886年1月1日起，缅甸被置于英属印度殖民地下进行管辖，变成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因缅甸族群众多，英国殖民者将缅人聚居的下缅甸地区与其他族群聚居的上缅甸地区分别对待，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

英国在缅甸大力招徕移民，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和完善各级统治机构。英国的殖民统治，改变了缅甸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激起缅甸各阶层的反抗。在缅甸文化传统中备受各阶层尊敬的佛教僧侣，率先成为20世纪初反英运动的领导者。随着缅甸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缅甸农民，于1930年掀起了沙耶山反英起义。同时，1920年仰光大学建立后，缅甸知识阶层逐渐形成，一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开始在30年代投身政治事业，其代表性组织即“我缅人协会”。协会成员将姓名冠以“德钦”（Thakin）称谓，即“主人”之意，借以表达对英国统治者的否定，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德钦党”。德钦运动中的不少参与者，如德钦昂山、德钦努（吴努）、德钦丹东（Than Tun）、德钦梭（Soe）等，后来均逐渐成长为不同派别的缅甸政治领导人。到30年代末，德钦妙（Thakin Mya）、吴觉迎（U Kyaw Nyein）等组织起人民革命党，即后来的社会党，昂山、德钦梭等人在印度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了缅甸共产党。缅甸本土政党政治初具雏形。

随着印缅分治的呼声不断高涨，1935年，英国政府和议会经过长期准备，终于着手宪制改革，出台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其中第二部分是《1935年缅甸政府法》。据此，印、缅自1937年4月1日起实行分治，缅甸不再从属于英属印度，变为一块单独的英国殖民地。从表面上看，缅甸建立起两院制的议会，以及形式上对议会负责的自治政府。但是，缅甸的政治与英国本土存在实质性区别。英属缅甸总督不但严格控制行政事务，而且享有广泛的立法权，有权禁止、限制议会讨论并否决议案，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独揽一切立法和行政权力。为了分割印、缅财政，英国设立调查委员会，决定让缅甸在分治后向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偿还5亿多卢比的债务及利息。[1]同时，英国进一步完善了分治政策，将上缅甸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称为“规划区”，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个分区，第一分区由总督直接统治，第二分区虽由缅甸政府管理，但最终决定权在于总督。[2]从1937年到1942年，缅甸先后由巴莫（Ba Maw）、吴布（U Pu）、吴素（U Saw）和波吞（Paw Tun）担任自治政府总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二战”战火暂未波及缅甸，但国际形势让缅甸人民似乎看到了争取独立的希望。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秘密会谈，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会谈期间，罗斯福对丘吉尔草拟的宣言进行了修改，使宣言明确表示，不违背相关民族关于领土变更的“自由意愿”，尊重所有民族“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支持各民族“恢复主权与自治”。[3]在《大西洋宪章》的鼓舞下，时任英属缅甸政府总理的吴素于10月抵达伦敦，向英国政府提出缅甸地位问题。然而，在吴素抵达之前，丘吉尔已经宣布，《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吴素的伦敦之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1月4日，英国印缅事务大臣埃默里（L.S.Amery）以谨慎的措辞宣布，目前无法给予明确保证，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帮助缅甸取得自治领地位。[4]

失望的吴素原本计划途经美国返回缅甸，但1941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不仅迫使吴素改变行程，也向他展现了日本这个亚洲强国的力量。吴素从美国折回欧洲，转而取道里斯本，秘密与日本公使馆官员取得联络。英国政府截获了发往东京的电报，发现吴素许诺协助日军入侵缅甸。1942年年初，吴素被英国政府下令逮捕并流放到英属乌干达，波吞接任缅甸总理，但权力已名存实亡。英属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Sir Reginald Dorman-Smith）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独揽一切立法权和行政权，不久带领整个英属缅甸政府流亡到印度西姆拉。吴素被囚期间，多尔曼-史密斯曾去探望。直到“二战”结束后，吴素才在多尔曼-史密斯的努力下返回缅甸。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与流亡西姆拉的缅甸政府不断设想战后重占缅甸的计划，但变局之下，英国政界对如何处理殖民地存在不同意见。在伦敦政界，以保守党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势力试图努力维持帝国的荣耀，而以工党为代表的新兴务实派则主张推行非殖民化，以适应形势变迁。例如，担任战争内阁副首相的工党党魁艾德礼就不同意丘吉尔对《大西洋宪章》的解释，认为其中让各国恢复主权和自治的内容并非仅限于欧洲。[5]1943年，流亡的多尔曼-史密斯总督在吴素影响下，也向丘吉尔进言称，如果英国政府宣布新的缅甸政策，给缅甸一个确定的自治日期，将有利于反攻和重占缅甸。对此，丘吉尔断然拒绝，而来自工党的战争内阁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表示同意。[6]虽然此时担任首相的丘吉尔对殖民地采取强硬态度，但英国政府内部的不同观点，给“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对缅政策埋下了变数。

在军事方面，英国于1943年开始部署反攻缅甸事宜。1943年初，英印当局成立以皮尔斯（C.F.B.Pearce）少将为首的缅甸民事处[Civil Affairs Service （Burma），CAB（S）]，用于管理未被日本占领的少量缅北山区，由英属印度陆军司令韦弗尔（A.P.Wavell）实际掌控。英印当局还在印度建立起负责执行特殊秘密任务的“136部队”（Force 136），又称“特别行动队”（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这支力量在战时的英缅之间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7]同年，丘吉尔经过英国总参谋部的同意，任命蒙巴顿（Louis Moutbatten）为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东南亚战区的海、陆、空军队。自1944年1月起，蒙巴顿正式接掌对缅甸的军管，从此缅甸地方上的司法、行政等事务虽由缅甸民事处具体打理，但决定权掌握在蒙巴顿手中，直至恢复英属缅甸文官政府为止。同年，蒙巴顿将东南亚战区盟军总指挥部移至锡兰的康提（Kandy），以便统一对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展开行动，并组建起东南亚盟军地面部队（Allied Land Forces South East Asia）指挥部。其下辖的第14陆军，成为反攻缅甸的主力部队之一。1945年，盟军重新占领了缅甸。

二 缅甸民族主义者的“联日反英”路线

在太平洋战争的缅甸战场上，一支由缅人组成的“缅甸独立军”对于日军迅速侵占缅甸助力甚多，这令盟军始料未及。其实，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国内已经出现“联日反英”的政治和军事倾向。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日本侵略阴谋与缅甸独立热情相互碰撞的结果。

1940年，日军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计划切断中缅物资运输线，并继续南下入侵东南亚。为此，日军秘密派遣铃木敬司潜入缅甸探听消息。铃木化名“南益世”，伪装成《读卖新闻》记者进入缅甸，积极与缅甸总理吴素、日缅协会会长登貌（Thein Maung）等政界人物接触。据称，吴素曾经询问过铃木，日本能否为缅甸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铃木也留意到缅甸德钦党人的活动。1940年前后，缅甸反英运动遭到镇压，大量德钦党人遭到逮捕，昂山也在通缉之列。不少德钦党人在运动低潮中开始考虑争取外界支援，求援对象包括中国、俄国及当时的亚洲强国日本。1940年8月，昂山和另一名德钦党成员化名为中国人，乘坐轮船前往厦门鼓浪屿的租界，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然而，昂山一行在厦门滞留三个月，一无所获。正当此时，铃木敬司通过登貌获知这一消息，立刻将二人照片交给日军，安排日军找到二人并带到东京，努力说服其接受日本援助。日军此时正欲南下。经过铃木的积极策划，1941年初，日军大本营正式承认以铃木敬司为首的“南机关”为直属机构，同意“援助”缅甸独立运动。[8]

1941年3月，昂山等人秘密乘船返回缅甸，与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同志协商，决定接受日本“援助”。随后，缅甸民族主义者按照日方计划，陆续招募了一批志愿者，秘密前往中国海南岛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史称“30志士”，代表性人物包括昂山、奈温（Ne Win）等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训练的“30志士”在泰国建立起“缅甸独立军”（Burma Independence Army，BIA），随日本侵略者一道向缅甸进发。缅甸独立军熟知缅甸地形路线、风土民情，协助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迅速向缅甸腹地推进。驻防缅甸的英军猝不及防，节节溃败，驰援英军的中国远征军也损失惨重。1942年中叶，英军彻底退出缅甸，日本侵占了绝大部分缅甸领土。[9]

年轻的缅甸民族主义者采取引狼入室的“联日反英”路线无疑是个错误，但这一选择客观上促进了缅甸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缅甸本土武装力量正是发源于日本扶植的缅甸独立军，这为战后缅甸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提供了坚实后盾。部分缅甸独立军的领导成员战后成为缅甸政坛的核心人物，对缅甸的独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缅日双方的合作原本各怀其志，“30志士”自训练之日起就对日本存有戒心。缅甸民族主义者在协助日本入侵的过程中，不断组建地方行政组织，用于为缅甸独立做准备。同时，缅甸民族主义者逐渐察觉日本根本无心帮助缅甸独立，反而可能对缅甸构成威胁。缅甸独立军与日军的摩擦日趋严重，连铃木的南机关也同情和支持缅甸的独立要求，扬言对日军造反。1942年6月，缅甸战事基本结束，日军立刻解散缅甸独立军创建的地方行政部门，大幅裁撤缅甸独立军，改名为“缅甸防御军”（Burma Defense Army，BDA），并解散了南机关。[10]

1943年8月1日，日军在草草组织委员会通过缅甸“宪法”后，宣布缅甸“独立”。曾任英属缅甸政府总理的巴莫出任缅甸“国家元首”兼军队总司令、政府总理，其他与日本合作的缅甸民族主义者也分别担任不同职务，如德钦妙为副总理，昂山为战争部长，德钦努为外交部长，奈温为缅甸防御军总指挥等。缅甸“独立”当天，巴莫便签订了《日缅同盟条约》《日缅军事秘密协定》，并对英美“宣战”。[11]9月，缅甸防御军再次更名为“缅甸国民军”（Burma National Army，BNA）。

缅甸在日本操控下获得的“独立”形同虚设，所谓的缅甸政府只是日本傀儡，日本军方掌控一切实际权力，其统治比英国殖民者更为残暴。但是，缅甸的表面“独立”，使缅甸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后，第一次以现代独立国家的形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极大满足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给战后英国重建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增添了巨大阻力。

缅甸民族主义者察觉日本的实际意图后，逐渐酝酿反抗，其中有些具有公开身份，表面上继续与日军维持合作，有些则一直坚持地下活动，各股反日力量长期缺乏协作。1944年8月，反法西斯组织（Anti-Fascist Organization，AFO）秘密成立，缅甸民族主义反日力量基本实现整合。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层包括来自缅甸国民军的昂山、奈温，人民革命党的巴瑞（Ba Swe）、吴觉迎，缅甸共产党的德钦梭、丹东等，昂山、德钦梭、丹东三人分别成为军事、政治和对外谈判的负责人。[12]1945年3月27日，在反法西斯组织的支持下，昂山率领一部分缅甸国民军正式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