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欧洲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几乎从城镇或者说与乡村生活相对应的其他生活方式诞生之初就已开始。文学作品中的乡村生活总是与病态而充满罪恶的宫廷、城市生活形成或明或暗的对比。荷马史诗中不但有关于冥后普洛塞尔皮娜（Proserpine）在美丽田野间散步的描写，甚至还有描绘黄金时代繁荣景象的诗句：
英明君王，敬畏诸神；
高举正义，五谷丰登，
大地肥沃，果枝沉沉，
海多鱼类，畜业繁荣。（《奥德赛》XIX：109—112）
《旧约》中的一代代先知在犹太人定居迦南，建立城镇之前常常充满虔敬地怀恋往昔游牧生活的纯真；大卫王一生中的显赫威望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曾经的“牧羊人”经历。但上述情节的出现都只是出于烘托其他主题的目的，尚构不成独立的乡村书写文本或文学形式。欧洲乡村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是从赫西俄德（Hesiod）[1]开始的。赫西俄德是欧洲最早正面、直接地赞美田园生活的诗人，也是他开启了用文学想象复兴黄金时代的先河。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写道，是缪斯“将充满灵感的声音吹入[他]心中，/使[他]可以赞美那些过去和未来的事情”（31—32）。[2]也就是说，当作为诗人而非史学家的赫西俄德充满深情地描写古典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的时候，他打起的定然是缪斯赋予的想象的旗帜，而不是延续了记忆的基因。在他笔下，黄金时代的人类：
如众神一样无忧无虑，远离痛苦。
他们没有穷困和辛劳，也永不会衰老，
他们饮酒欢乐，生活中没有苦果，
他们死去也如同进入温柔的梦乡。
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大地
自动产出丰盛的果实将他们供养。
他们和平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
伴着成群的牛羊，沐浴着神的荣光。（《工作与时日》：112—119）
那时的人们有无数的牛羊，大地会自动给人们送来丰收。生活在自然怀抱中的人类如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如襁褓中的婴儿，享受着黄金般的时光。但黄金时代非常短暂，几乎是匆匆掠过。到了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已与黄金时代相隔了三重，人类进入了最为黑暗、悲惨的黑铁时代。[3]此时，黄金时代的记忆已无踪可循，只能存在于文学想象之中了。是赫西俄德最早以文学想象重现了黄金时代。但重现显然不是他的目标，复兴才是其真正追求；诗人总要回到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去寻求复兴黄金时代的途径。
赫西俄德对黄金时代的向往缘于他对自己所处的黑铁时代人性的复杂、堕落以及生活的艰辛的深切体验。诗人在《工作与时日》讲到他父亲曾遭受“可怕的贫穷”（638）；他的弟弟也不争气，不但败光了自己的那份家产，还阴谋掠夺诗人的财产。《工作与时日》这首长诗便是诗人在这一境况中受到刺激开始创作的，既为了训诫兄弟，也用以劝谕世人。赫西俄德本人一直过着农民和牧人勤劳朴素的生活。按照《工作与时日》的描写，赫西俄德的农耕生活还是和谐、惬意的。他在诗中记录了一位成功自耕农家庭的日常事务：他的农场请一位朋友帮忙管理（370），还雇了一些杂役（502，573，597，608，766）、一位能干的犁把头（469—471）、一位播种的少年奴隶（441—446）、一位操持家务的女仆（405，602）及一群耕牛和骡子（405，607）。他们一年的工作就是耕地、看管葡萄园、养猪、养羊等。尽管诗中不时夹杂着对贫穷、困苦生活的抱怨，但这么一幅小康社会的生活图景给人的感受比起诗人自己所描绘的黄金时代更具质感，也更亲切。也许这才是诗人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的生活。赫西俄德在诗中有不少劝勉农耕、鼓励人们积极向善的正面训导。很显然，诗人试图通过对农耕实践的训导构建一个他自认为合乎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1921—1988）指出，“正是[赫西俄德]所处的铁器时代的特点，决定了他会提出有关实用农业、社会正义以及和睦邻里关系的建议。”[4]从这个意义上说，赫西俄德又是欧洲最早用文学想象的方式表达与构建自己社会理想的诗人。他的理想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弄乌托邦式的玄虚。他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朴素事实劝谕世人：只要辛勤劳作、一心向善，人人都会回到自己心目中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赫西俄德从最初对黄金时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中走了出来，并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到了黄金时代的真正根基。
《工作与时日》无疑是维吉尔开创的“农事诗”（Georgics）传统的先祖，但传统的田园诗歌理论家们决不会把田园诗歌的源头上溯至此。一则是因为《工作与时日》的题材是劝谕农桑，这与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古典田园诗歌的核心题材——牧人生活相去甚远；二则因为，古典田园诗歌从一开始就是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的城里人的专利，而不是像赫西俄德这样的乡下人的创造。那些城里人之所以对田园生活充满情感，是因为其原始生境就是原野、溪谷、丛林，在那里他们才能够寻回已丢失的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原始生境意识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世代相传、恒久罔替。每当走向城镇或其他生活环境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宁静与快乐，进入了一个充满焦虑和苦恼的樊笼之时，他们便怀恋起他们原本属于的那个生境来。“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田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正是在人们追求质朴、率真的思想情感以及渴望与都市生活相对应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语境下诞生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田园诗从本质上很好地体现了艺术对人类愿望的满足功能，它反映了人类“对纯真与快乐的双重渴望”[5]。田园诗是一种怀旧的、童稚般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而牧羊人受到诗人们的尊敬则因为他们是“有闲阶级的理想化身”[6]。所谓的“有闲阶级”就是指城里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之流，田园诗人多出自这个群体。他们借助对下层劳动者牧人、牧女的劳动、生活与爱情的理想化描绘，为有闲阶层提供一种可供逃避的精神空间，是有闲者在为有闲者美化劳动者。用燕卜荪的话说就是，田园诗人是在为其所处群体书写另一群体的生活与故事。[7]所以，田园诗通常被界定为都市文化的产物，它源自乡村与城市两种生活模式的对立。[8]
有幸成为欧洲田园诗歌发祥地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之都亚历山大城——田园诗歌之父忒奥克里托斯就是在那里开始抒写他对自己家乡西西里（Sicily）和曾经生活过的克斯岛（Cos）美丽田园风光的怀恋之情。但不可否认，忒奥克里托斯的西西里和克斯岛似乎并非具体地点，它们不能给人以明确的空间感觉或外形轮廓，到像是诗人见识过的多个理想之地的综合体，抑或只是诗人心目中的一个安乐乡（locus amoenus）：这个安乐乡里有溪流，有牧场，有橡树和柳树园，还有海岸，不时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所以有人认为，假使忒奥克里托斯不是西西里人，他也不曾在克斯岛生活过，他也会借其他的名字写出同样美妙的诗篇，比如后来成为欧洲田园诗歌标志性符号的阿卡迪亚（Arcadia）。这个阿卡迪亚原本就是忒奥克里托斯发现的，他在自己的牧歌中多次提到潘的领地，说潘住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这就是阿卡迪亚。但是，很可能是不愿在虚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忒奥克里托斯并没直接用阿卡迪亚作为他牧歌的背景——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他的诗歌赢得了亲切自然的美名。让阿卡迪亚大彰其名的是维吉尔——他用阿卡迪亚代替了忒奥克里托斯的西西里和克斯岛，没想到这么一点点改变却对后来欧洲田园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吉尔阿卡迪亚构想的影响并不在于有多少诗人沿袭这个名称——事实上，后维吉尔时代的拉丁牧歌作者并不用阿卡迪亚作为他们牧歌的背景。真正打动后世诗人的是维吉尔对阿卡迪亚乌托邦式的虚化，换句话说，维吉尔选择阿卡迪亚事实上是希望创造一种渺远的效果。维吉尔的阿卡迪亚人膳食简单，具有单纯的力量和美德；阿卡迪亚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无法追忆的远古，这就使他们从黄金时代直接汲取智慧。另外，在维吉尔笔下，潘和弗恩努斯（Faunus，古意大利山林精灵）身份重合，因此他的牧歌景象比忒俄克里托斯更具森林气息。自然中的回声在森林中传播得更远也更响亮。忒俄克里托斯的作品中也有树丛，且每一棵树都有其各自的音乐，但没有回声的概念，自然中没有反射物来传颂牧人们悦耳的歌声。因此，处在高地的植被茂密的阿卡迪亚符合维吉尔的构想，位于南意大利的西西里和克斯岛则不符合。维吉尔用阿卡迪亚代替忒俄克里托斯的西西里和大希腊（Magna Graecia）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希腊题材的拉丁化或者是拉丁题材的异域化。阿卡迪亚就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就是精神的罗马，就是原始概念上的蒙福之地。它遥远而具有异域风情，因此可以调节维吉尔牧歌视域里的冲突、不和谐并将之化解。维吉尔很好地利用了阿卡迪亚所特有的品质。
欧洲早期田园诗歌理论家乔治·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0）在其《英国诗歌艺术》（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中这样描绘田园诗的形成过程：将牛群或羊群赶往野外的公用田地和树林里，让它们自由觅食，而牧人们则和那些护林人或护篱人聚在一起以聊天消磨时光，这成就了田园诗里最早的对话形式；树丛里或树荫下，他们或闲聊家长里短，或阔论身外之事，此则成就了最早的论辩；出于肉体与安逸的需求，便有了求爱与寻欢；他们唱给配偶或情人的歌便成为最早的爱情乐章；有时也未免边唱边配以管弦，大家来比试一番，看谁最优秀，最迷人。帕特纳姆由此坚信，牧人的生活是可靠的伙伴关系的最早范本。[9]他的描述揭示了田园诗歌逐步将牧人理想化（或虚化）的过程，抓住了传统田园诗歌的本质——它从一开始就承袭了阿卡迪亚这个地方的乌托邦特征。
也就是说，田园诗歌不但远离了古希腊盛行的史诗传统，也没有沿着赫西俄德开辟的从想象到现实的道路前进。对后一种情况的解释只能是：赫西俄德本人就是生活在乡村的自耕农，他有乡村生活的现实根基，这使他很快就能从黄金时代的梦幻回到现实之中；田园诗人们则个个都是带着乡下人面具的城里人，他们无有乡村生活基础，所以倾向于符合自身心理需求的表达方式。而田园诗人笔下那些身居社会下层的现实中的牧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劳动场面怎么会那样的惬意多彩，他们的生活空间怎么会那样的令人向往。现实使他们不可能有创作与欣赏的能力与冲动，也就不可能成为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既然田园诗的作者和读者不属于劳动阶层，其中所寄托的理想定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诗人们的矛盾心理。田园诗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些矛盾对立的元素有意识地统一起来，达到一元和谐。也就是燕卜荪所谓的“把复杂变简单”[10]。所以，田园诗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赫西俄德对黄金时代的表达方式——纯粹的文学想象。正是这个想象的翅膀将田园诗歌带往邈远的方向——一个处处存在却又处处不在的乌托邦。就如阿卡迪亚由一个真实的地理空间上升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进而虚化为一个精神空间一样，田园诗歌的主要元素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虚化过程。这一虚化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田园诗歌与现实中的田园渐行渐远，以至于有的诗歌中除了借用某个牧人的名义之外，与田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总体来说，田园诗歌中所充斥的空想和虚幻的生活不是诗人们自己所熟悉的，他们不过是要拿那种生存方式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反叛，抑或说是寄托一种社会理想。
但是，牧人何以成为西方田园诗人们偏爱的形象？这一点可以从牧人本身的品格特质来寻找答案。首先，牧人的劳动过程是惬意的、散漫的和精神化了的。他时刻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并适时看到它们的成长。“自然为牧人提供了大部分的需要。更令人满意的是，自然干了几乎所有的活儿。”[11]因此，牧人对自己的前景最无忧、最自信。其次，牧人主要面对的是纯粹自然状态的事物，而不是被社会异化了的人，因而他们是纯朴、自然的；牧人是不须文化启蒙的，他们受的是自然启蒙，他们拥有浪漫的基因。也是因此，与农夫相比，牧人精神更接近天然——农夫通过改造自然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其实已有被社会异化的迹象。弗里德里克·席勒把田园诗与童年时代及儿童般的质朴联系起来，认为自然当中有我们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记；诗人或因其自然而成就素朴，或因其追求自然而变得感伤。[12]田园诗人所追求的就是牧人身上那种如儿童般质朴的品质。另外，牧人是个原始意象，其原型可追溯到我们远古的祖先。因此他具有了更深远的象征意义——牧人与文明社会的人们有着两极倾向。牧人的笛声或歌声仅有两个听众——他们的牛羊和他们自己，有时加上他们的情人，这与牧歌诗人的心理十分相近。诗人在牧歌中抒写的其实是对上述牧人品质的向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牧人形象可说是人类原始生境的象征，是诗人们表达返璞归真愿望的最佳选择。换句话说，诗人们书写牧人并非是要关注他们的劳动生活——牧歌中那种过分虚饰的乡村生活纯粹是一种艺术手段——而是要创造一种邈远的效果，让诗人借以暂时退出并远距离审视和评判他们现实所处的社会。
可能是鉴于上述原因，在欧洲文学史上，一直以来对田园诗的界定比较严格。人们谈起“田园诗”时一般指的是关于牧人的诗或歌（即“牧歌”），因为拉丁语的“pastor”意思就是“牧羊人”。在古典牧歌中，绵羊倌（shepherd）常与牛倌（cowherd）、山羊倌（goatherd）进行唱歌比赛，遂演变出术语“pastoral”（田园诗，牧歌）。田园诗的另一个常用术语“bucolic”源自希腊语“boukolos”，原意为牛倌，是古典牧歌中最为典型的歌者群体之一，后逐渐被用作“pastoral”的同义词。另一类牧歌叫牧人对歌（Eclogue）。“eclogue”的希腊语本意是“选择”，也写作“eglog”或“eglogue”等形式。Idyll原意为小图画或具有诗情画意的小插图，后被用来指称一种倾向于将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理想化的抒情短诗，是对乡村生活的乐观主义表达，旨在表明阿卡迪亚理想并非遥不可及；可译作田园短歌。田园诗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形式或变体，比如以渔夫生活为题材的渔歌（eclogae piscatoriae）、表达对永远失去的阿卡迪亚理想的怀旧情绪田园挽歌（pastoral elegy）等。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田园诗歌原本指的就是牧歌。拉宾（Rene Rapin，1621—1687）早在1659年就将田园诗歌定义为“对牧人或具有牧人特质的人的行为的模仿。”[13]拉宾的观点影响至今，直到20世纪，美国学者列奥·马克斯（Leo Marx，1919—）仍然认为，“没有牧人，就没有田园诗。”[14]
关于田园诗歌本质的辩论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几乎就没停息过，而田园诗歌理论界对田园诗过于严格的界定也招致不少反对声音。到了18世纪，蒲柏这位传统牧歌理论的集大成者就已遭受冷落，这一时期的许多评论家倾向于宽泛的田园诗歌定义。一贯反对传统牧歌的约翰逊博士认为，“无论发生在乡间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成为田园诗歌的素材。”[15]而对戈德史密斯来说，田园诗的素材就是呈现于田园或乡间的任何事物，以及诗歌中介绍的所有人物或对话者，无论是牧羊人还是村夫。[16]他们对田园诗歌的界定影响至今。当代田园诗歌理论家特里·吉福德发现，人们通常在三个层面上运用“田园诗”这个概念。第一个层面上的田园诗就是那种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以描写乡村生活尤其是牧人生活为主的抒情诗歌。吉福德所指当然就是古典牧歌，这是所有田园诗歌理论家们都必须首先认可的一个连续而悠久的传统。但是，与许多理论家一样，吉福德心目中也另有一种田园诗，它超越了传统田园诗形式和内容的羁绊，具有了极为宽泛的含义。吉福德把一切直接或间接将乡村与都市进行对比的文学书写都归入此类。如此一来，描写乡村生活、湖光山色的诗歌可谓之田园诗，将叙事背景置于乡村的小说可谓之田园诗，描写城市中花鸟鱼虫、竹木草亭的诗歌亦可谓之田园诗。总之，游离于都市之外，寄情于山水之间，且对所描所绘饱含着热情与真挚，此即所谓田园诗。然而，吉福德客观地指出，长期以来，如果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或其他文体被一位农夫或者生态批评学者称为“田园诗”的话，他们也许还暗含着对田园诗歌的第三种看法。这个就未必令人轻快了。如果一部作品仅仅赞美田园风光而忽视赖其生存、挥汗劳作于其上的人的话，农夫会说，这不过是田园诗歌罢了；如果一首诗歌仅仅赞叹于都市蓊郁苍翠的树木花草而忽视污染的威胁的话，生态批评家们会说，这不过是田园诗歌罢了。吉福德的意思是，田园诗歌的过于“纯真”已为它招致了恶名。他由此认为，当人们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田园诗的话，“田园诗”就变成了一种蔑称，用于影射其对乡村现实生活过分理想化的描写。[17]
吉福德所谓第三层面上的田园诗歌其实就是指第一层面的古典牧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也正是古典牧歌长期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侧面反映。自从18世纪约翰逊博士贬斥古典牧歌为粗俗而逃避现实的文学，说它是应被拒弃的东西[18]之后，这种蔑视性评价便埋下了偏见的种子。众多评论者甘愿追随约翰逊的声音，而非自己的理智。乃至于到了20世纪，仍有大批持阶级取向的批评家们重新将逃避主义的标签贴在田园牧歌这种文学形式之上。若仅仅是负面评价的话，也许还算不上多大的不公正，因为我们尚可以用“偏见”加以驳斥。但是，田园诗歌迄今尚未被系统地写入正统文学史，这样的事实确乎令不少文人志士耿耿于怀。文人们为田园诗歌正名的愿望久矣。因此，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欧陆国家，独立的田园诗歌研究文本和史实梳理历代不乏其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田园诗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也悄然兴起，且发展迅猛。可以说，西方田园诗歌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要帮国人打开一扇了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传统田园诗歌发展概况的窗口，借以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展开。为了达到既全面又深入浅出的目标，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秉持如下几个原则：
一、将本书界定为英国田园诗歌而非田园文学的发展史。集中梳理传统田园诗歌的发展脉络，必要时略论相关题材，比如农事诗、反田园诗等。所谓的田园剧、田园小说等其他文体概不论及。作者既不奢望编写一部英国乡村诗歌发展史，那已经是一个宏大得超乎个人能力的工程；更不敢想象如吉福德的第二种田园诗那样包罗一切与自然和乡村相关的题材和体裁，因为那简直无章可循。
二、以作品介绍而不是诗人生平为主线，并力图展现历代作品间的影响与承继关系。限于篇幅，除非极为重要的诗人，概不做生平介绍，只在诗人名后注出生卒年月以备查考。读者会发现，本书对某些诗人的作品大书特书，而对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只是简略概述，更有的甚至只是提及而已。那是因为，本书的详略原则除了以经典或大众论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少量文本虽被认为属于重要之列，但可能已经散失，或者说以作者现有手段的确已无可查阅，最终只能提及而已。
三、书中所引诗歌文本较多，对其注释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本书认为的经典之作。这类作品因为读者较为熟悉，且易于查阅，便仅在引文之后注出诗歌的行数。另一类属于大众之作。这类作品的知名度不如第一类，很多不为现代读者（尤其是我国读者）所熟知。为了给希望更深入了解这些诗歌的读者提供追本溯源的依据，本书不但会注出诗行，还要附加注释诗歌的出处（有些甚至追溯到最初版本）。第三类文本是各类文献中曾经引述过，但经过多方查询仍旧无法确认出处的诗歌。这类诗歌很少，本书权且以转引的方式注释。
四、田园诗歌所涉及的欧洲、英国民间文化纷繁复杂。其中一些重要事项需要读者了解，置于正文中又有碍行文的，均以脚注的形式进行说明。但必须得认识到，这些也是田园诗歌文化的一部分。
雷蒙德·威廉斯说，田园诗通过描绘往昔而创造了一种记忆神话。[19]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下面的文字去追寻这个神话吧。
[1] 赫西俄德（古希腊语：σιοδοζ，英语：Hesiod）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原籍小亚细亚，出生于希腊比奥西亚境内的阿斯克拉村，从小靠自耕为生。他可能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文学史家就开始争论赫西俄德和荷马两人谁生活在更早时代，今天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赫西俄德更早一些。他以长诗《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神谱》（Theogony）闻名于后世，被称为“训谕诗之父”。
[2] Hesiod.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Trans.and intro.by Catherine M.Schlegel and Henry Weinfield.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pp.60-61.
[3]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历史分为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Golden Age）、白银时代（Silver Age）、青铜时代（Bronze Age）、英雄时代（Heroic Age）和黑铁时代（Iron Age）。
[4]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页。
[5] Poggioli，Renato.The Oaten Flute：Essays on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
[6] Poggioli，Renato.The Oaten Flute：Essays on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6.
[7] Empson，William.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1974.p.6.
[8] Kermode，Frank.English Pastoral Poet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Marvell.London：George G.Harrap & Co.Ltd.，1952.p.14.
[9] See Puttenham，George.Arte of English Poesie.Printed by Richard Field，dwelling in the black-Friers，neere Ludgate，1589.Chap.18.
[10] Empson，William.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1974.p.22.
[11] [美]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2] [德]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496页。
[13] Quoted in Congleton，J.E.Theories of Pastoral Poetry in England 1684—1798.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52.p.157.
[14] Quoted in Gifford，Terry.Pastoral.The New Critical Idio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9.p.1.
[15] Johnson，Samuel.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Vol.2 of 12）.London：Printed by S.and R.Bentley，Dorset Street，1823.p.239.
[16] Goldsmith，Oliver.The Art of Poetry on a New Plan.London：Printed for J.Newbery，at the Bible and Sun in St.Pauls Chureh-yard，1762.1：84.
[17] See Gifford，Terry.Pastoral.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1-2.
[18] Johnson，Samuel.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Vol.6 of 10）.London：Printed for G.Offor，Tower-Hill； J.Reid，Berwick； et al.，1818.p.115.
[19]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