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轼谐趣诗界定与分类

一 苏轼谐趣诗的界定

何为“谐趣”？从古代典籍记载来看，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谐，从言皆声，意为詥也。”[3]又据《康熙大字典》载：“《说文》：詥也。《广雅》：耦也。《玉篇》：合也，调也。”《前汉·叙传第七十下》载：“东方赡辞，诙谐倡优。”[4]《晋书·文苑·顾恺之传》载：“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5]故，“谐”常有追求浅显的单纯幽默、戏谑之意。实际上，《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中载：“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6]也就是有讽刺之功效。所以，从古代子集中可见，“谐”包含三个方面：幽默、戏谑和嘲讽。“趣”，据《康熙字典》载：“《说文》：疾也。《博雅》：遽也。《广韵》：趣向。《易·系辞》：‘通变者，趣时者也。’《诗·大雅》：‘左右趣之。’《朱传》：‘趣之，趣向也。’”[7]因此，作动词讲，取笑；打趣。作名词讲，趣向、志向；乐趣。因此，本书探讨的脉络有二：一是苏诗其中蕴含的谐趣；二是苏诗创作的谐趣追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苏轼谐趣诗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

从谐趣诗的界定上看，目前学界对于苏轼谐趣诗比较认可的是题目或小序中标有“戏”“嘲”“噱”等字样的诗作，以及含有诗人智巧之思，追求“谐趣”效果的“文字游戏之作”两大类，从创作的追求来看，这属于应然状态，即显而易见的诗人主观上追求谐趣风格的诗作。而苏轼谐趣诗的另外一类，是内容中涉及谐趣的诗作，属于实然状态，即实际客观上具有谐趣意味的诗作。上述两类谐趣诗整理与研究共同构成了本书的研究范畴。

二 苏轼谐趣诗的分类

应然与实然是法学研究中的一对相对概念，将其借用到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原因是其对主观和客观两种创作现象，有着意义上的合理诠释。

所谓应然谐趣诗，本书将其界定为显而易见的诗人主观上追求谐趣风格的诗作，主要有题目或小序中标有“戏”“嘲”“噱”等字样的诗作，以及含有诗人智巧之思，追求“谐趣”效果的“文字游戏之作”两大类。

所谓苏轼实然谐趣诗，本书将其界定为诗人“客观”追求谐趣风格的诗作，即虽未标明“戏”“嘲”“噱”，但却包含了谐趣风格的诗作。综观《苏轼诗集》（卷一到卷四五），内容中涉及谐趣风格的实然谐趣诗共有384首。

谐趣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风格，自古有之。其起源于古代文学中的“俳优”传统。唐侯白《启颜录·嘲诮》载：“北齐徐之才后封西阳王，尚书王元景尝戏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义理？以仆所解，当是乏才。’之才即应声嘲元景曰：‘王之为字，在言为诳，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无以对。”[8]故对实然谐趣诗来说，从内容上，其应当是包含有幽默、讽刺、戏谑等几方面，让人感到诙谐发笑的诗作。但同时，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诙谐诗》说：“有俳谐体、风人体、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虽含讽喻，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尔。”[9]朱光潜先生曾评价，“用文字开玩笑，通常叫作‘谐’”[10]。故这类诗作虽无内容上的诙谐趣味，却在形式上翻新出奇，展现趣味的风格，从历史传承角度上看，也当被认定为谐趣诗的一种，即为应然谐趣诗范畴。

同时，在某些诗作的题目或小序中，还标有“戏”“嘲”“笑”“噱”等字样。这些诗有的确是“游戏之作”，含有戏谑、讽刺、幽默的意味；但有的诗作却包含着“真挚情感”，甚至是哲理思考，令人回味无穷，已经超出戏作的意味。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上述的哪类诗作，都有通过“戏、嘲、笑、噱”等来实现“游戏自娱”“排遣苦闷”“戏谑他人”和“自我超脱”等创作动机，故可以统一视为应然谐趣诗的研究对象。

综上，我们将苏轼谐趣诗分为两类：题目和小序中含有“戏”“嘲”“笑”“噱”等字样的诗作，以及形式上出奇翻新，具有形式趣味的回文诗、联句诗、集字诗、禁体诗、栝诗、谐音双关诗、拗体诗、吃语诗、尖叉诗、一字韵和章法独创形式谐趣诗作，显而易见的诗人主观上追求谐趣风格的诗作，属于应然谐趣诗，而内容中实际客观上具有谐趣意味的诗作，则属于实然谐趣诗，全书将做分别研究。

另外需注明的是，本文中的苏轼诗作及注引，出自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编年则依据孔凡礼的《苏轼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