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

时间和空间是人物活动及历史演进的二维基本要素，对文学活动和文学发展来说亦复如此。这就要求我们解读和研究古代文学时，既要有时间的和“史”的维度，也要有空间的和“地”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我们理解一篇文学作品或者一个文学活动时，不仅要弄清楚它发生于何时、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还要了解它出现于何地、追究它的空间背景，二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学学术史上，从地域的角度来关注和考量文学家和文学创作，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代不绝响。如文学史上两部最早的文学集子《诗经》和《楚辞》的编撰，就已明显体现出地方和地域的眼光与特色。所以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中讲道：“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8]后来散见于各时期史料记载中的地方文人群和地域文学流派，前者如“吴中四士”、“永嘉四灵”、“闽中十才子”、“金陵四杰”、“娄东三凤”等，后者如江西诗派、岭南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或者是历朝文人编撰的地方诗文集和地域诗话，前者如《丹阳集》、《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等，后者如《全闽诗话》、《全浙诗话》、《榕城诗话》等，都带有明确的地域考量和研究的意识，是地域文学的典型范例。还有历史上对自晋以后日益凸显的家族文学活动的记载和关注，因“家族复限于地域”，也与文学的地域研究紧密相关。较早的如“东海三何”，《梁书·何思澄传》载：“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人。……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9]之后又如明人胡应麟对唐代家族文学的评论：“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并称者甚众，而不能如汉、魏之烜赫。至祖孙相望，则襄阳之杜，亦今古所无也。”“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崔之显著，大率清河、博陵，自余不过十三耳。）”[10]凡此种种，虽分散零乱、不成系统，但已充分显示了在地域与文学的关注上，我们已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学术史料。

文学的地域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开展文学的地理学研究，考察一定地域空间内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从而掌握历史上文学的地域分布、地域差异和变迁。在这一方面，前人的论述亦精彩纷呈。比如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之助益的，最典型者莫过于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的“江山之助”：“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1]从人文环境、地理风俗来讨论文学的，著名的如《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俗”的定义及对《诗经·国风》内容风格的阐释。还有的关注到了地理环境的变迁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如《唐才子传》中谓张说谪刺岳州之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12]。又如宋葛胜仲《中散兄诗集序》所评：“先生所长不特诗而已。昔司马迁历游郡邑。故文增秀杰之气。张燕公得江山之助，故诗极凄婉之美。先生以使事行天下，几半名山峻壑瑰伟卓绝之观，无所不历，今其诗粹清而气壮，平淡而趣深，亦岂胜游之助耶！”[13]这些见解和观念，至今为学人所承袭，对我们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在学术史上，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开始走向自觉，并形成气候和体系，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国门开启，西学东渐，思想活跃。在学术界除了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外，因西方社会学中地理学的影响，文化与地理、文学与地理的研究亦成为一时所趋和热门的话题，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在这些论述中，古典文学在地域上的南北划分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模式，如刘师培一文勾勒了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南北文学的不同特点，王国维从南方学派和北方学派的思想论述“吾国之文学”，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论及文学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14]之后的三四十年代，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得以传承。代表者如陈寅恪在文化地理上的相关著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同时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亦指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15]还出现了一部专门的地域文学史，即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文学的地域研究在整个学科体系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在20世纪后来颇为热闹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地域性因素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关注。正是针对这一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学人提出研究上的偏向和问题，并对文学的地域研究予以倡导和设想，如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云：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研究。[16]

袁行霈《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云：

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17]

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也指出：

以往的研究重视时（时间）而忽略地（空间）。唐代文学是历史时期的文学，文学演进过程中先后有许多重大事件依次展开，许多重要人物相继登场亮相，故对时间的强调无疑是必要的。但历史同时又是在一定空间中展开的，空间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演出的舞台，有了地理空间，人物与事件就能立体地突显、具体地活动。文学研究如果只考虑时间元素（时代性）而忽略空间元素（地域性），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解释。[18]

这些看法皆切中时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文学研究中重时间而轻空间、重历史而轻地理的明显偏向。卡西尔《人论》云：“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框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人和真实的事物。”[19]文学，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一切实在的人与事物一样，同样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两种框架和条件。文学史的书写，也只有做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融并重，才能对历史上的文学活动和真实图景完整再现。所以文学研究中空间条件的缺失，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文学发展的认知是片面的、平面的，而不是全面的、立体的。相应地也造成了，“目前文学史的书写，只有时间的序列性，而没有空间的序列性。我们比较清楚每个时代文学史的历时性变化，但我们不太清楚每个时期文学史共时性的空间分布与变化”[20]。

即使学界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在整体成就上远远不如文学史的研究，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学研究模式的解放和多元，与学界对以往学术研究的反思和拓进，从地域和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逐渐吸引了学人的眼球，相关论著陆续出现，不断增多，并在近二十年内日渐兴盛，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术生长点。不仅有一系列的单篇论文聚焦于作品作家的地域性特点，如章培恒的《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异》、曹道衡的《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唐圭璋的《宋代词人占籍考》、王水照的《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等，还先后出现了一些力图在文学地理的研究上建构学科体系的论著，早期如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按各代行政地域分布对文学家予以统计分析，探讨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格局、特点、成因和规律，进而观察中国古代文坛在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又如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其中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认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又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各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都属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21] 21世纪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构更显抬头之势，如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提出：“值得关注的是，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它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过去的文学史结构，过于偏重时间维度，相当程度上忽视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这样或那样地造成文学研究的知识根系的萎缩。地图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领土，进行重新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极大地丰富可开发的文学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并认为文学地理学应关注四大问题，即地域文化的问题，对作家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的关注，大家族的迁移和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22]另如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理论支撑，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这些成果或高屋建瓴，或有实证、系统性的考察，所提出的构想和观念对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相关的成果又如周晓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等，2011年，学界还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标志着文学的地域研究已经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认同和重视，亦预示了这方面研究在未来的蓬勃开展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