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理论和叙事学领域的应用
在语言学和哲学领域，言语行为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语言学领域，不仅形成了日常语言学派，而且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资源。在哲学领域，言语行为理论发展了语言的建构功能，扭转了语言作为描述世界的工具性地位，强调语言建构世界的实践性功能，成为分析哲学的重要流派。在文学研究领域，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流派的重要资源，使文学活动成为动态的、主动的建构行为。本书关注的是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下面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理论领域和叙事学领域的应用进行简要综述，并分析其成就与不足。
（一）国外研究
较早将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是荷兰的Van Dijk，他在《语言和文学的语用学》一书中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20]，他还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这一观点对本书的启发是，我们可以将文学叙事整体上看作一种言语行为，是作者通过文本与读者之间交流的言语行为，同时，文本内的言语行为可以构成故事世界。
第一部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专著是普拉特的《走向文学话语中的言语行为理论》。[21]普拉特并不局限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利用了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日常话语和文学话语（叙事）有相同的结构，文学是社会惯例，是与读者的契约。普拉特求助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来论文学，认为文学批评理论对文学作品意图的忽视或否定就是违背了合作原则及相关准则。
20世纪80年代以后，言语行为理论在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形成气候，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使得文学述行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并被收进各种文论关键词著作中。艾布拉姆斯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对“言语行为理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并指出其对文学虚构的重要意义。[22]本尼特和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将“述行语言”作为文论关键词收录，并通过具体的文学案例分析表明，“文学文本不仅能够说而且能够做：它们在用语言做事情，并且是为我们做事情。更为确切地说，它们通过语言做事情”[23]。《剑桥文学批评史》第八卷专辟一章论述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赛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将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择要摘录，收在“语言与再现”章节之下，显然编者将言语行为理论看作探讨文学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论。
佩特雷（Sandy Petrey）1990年出版了《言语行为和文学理论》。他认为，奥斯汀的表述话语和述行话语之间、奥斯汀言语行为的非意图和塞尔的意图性之间，言语行为理论和解构主义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对于佩特雷来说，言语行为理论有助于文论走出形式主义，既不将语言化约为纯粹的模仿，又不会落入旧的意向主义的窠臼。同时，它也有功于补充解构主义将语言抽离出具体语境的做法。埃斯特哈默（Angela Esterhammer）的《创造王国：弥尔顿和布莱克的述行性语言研究》（1994）和《浪漫主义述行性：论英德浪漫主义的语言和行动》（2000）是文学述行性理论和批评最重要的文献。她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论证了浪漫主义时期写作的述行性特征，揭示了盛行于20世纪的言语行为的理论源泉，利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的主题和结构。[24]
更多的研究散见于各种文学理论著作当中。雅各布森指出，说出一句话首先进行了一种说话的行为，但这句话要取得效果，则必须发挥其意动功能（conative），这样，语言行为就与语境联系起来，即说话者与接受者共有的合适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给定文本的基本‘功能’和它的次生‘用法’，区分文本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影响其他功能），区分文本的基本结构和次生的、象征的符码化”[25]。话语的内部结构和其用法的区分显然来自言语行为理论。雅各布森的这种认识使形式主义理论走出封闭的文本研究具有了可能性。伊格尔顿指出，文学有时确实可以描述世界，但它的主要功能却是述行性的，即它按照一定的惯例使用语言，目的是在读者身上产生一定的效果。[26]卡勒则重点探讨了文学话语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卡勒指出，文学言语像述行语一样并不指先前事态，也不存在真伪。文学言语创造了它所指的事态。卡勒认为文学与言语行为理论的相关性也体现在“它至少在原则上打破了意义与说话人意图的联系，因为我用言语完成的行为不是由意图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和语言学的程式所决定的”。[27]卡勒的理论为叙事述行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和福柯论及言语行为理论时强调了阐释的语境性和话语的建构性。德里达在《批评公司》中用自己一贯的解构手法颠覆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真实述行句和虚假述行句的等级关系。奥斯汀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以言行事都能取得效果，存在一些虚假述行句，因此他设立了一系列适合的条件来保证真实述行句的功能范围。他认为那些虚假述行句只属于非主流的、边缘性的、寄生性的例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应将其悬搁起来，存而不论。因此奥斯汀的理论预设了真实/虚假的等级对立。根据奥斯汀为言语行为所设立的条件，一个真实的述行句必须遵从一套既定的规约性程式，那么，这些程式当然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被转述或复述。所以，生活中做出的承诺只不过是规约性程式或套话的重复，而舞台上的承诺则可以被看作是这程式本身。话语的程式成了元语言，而真实述行句只是程式的应用，后者依赖于前者而存在。这样，德里达就用程式的可重复性颠覆了真实/虚假的等级关系。同时，奥斯汀用语境保证言语述行能力，而在德里达看来，语境因其无限开放性而难以把握，因此，言语的述行性是不断被编码的结果。[28]德里达的解构为后经典叙事研究贡献了理论资源。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探讨了陈述、命题、语言和言语行为的复杂关系。与奥斯汀、塞尔不同的是，福柯不关心陈述的述行力量，关心的是话语包含的制度性力量，只有被一些权威形式所认可的话语才是真实的。一个支持系统控制了陈述的结果和顺序，同时也将另一些陈述排除在“真实”之外。福柯其实走向了奥斯汀和塞尔的另一面，强调了话语的“被建构”性。[29]他的理论在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叙事述行的一个构成方面。
伊塞尔的《阅读行动》德文版初版于1976年，两年后被译成英语在英国出版，随即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伊塞尔的接受美学突出了读者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而言语行为理论，尤其是塞尔和格赖斯的理论也强调了听话人的理解对言语述行的重要性，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成为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伊塞尔将文学看作一种交流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尝试去描述语言交流成功与失败条件的诸因素，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小说。小说阅读也是语言行为，我们的任务是去检查这些因素，去描述语言制造现实的过程。”[30]读者阅读就是说话人与读者分享一系列规约程序的过程。伊塞尔的理论是本书的重要资源。
在叙事研究领域，言语行为理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热奈特、米克·巴尔、华莱士·马丁、米勒等人都明显地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热奈特在《虚构与措辞》中明确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用于叙事分析，“小说人物之间交换的语词明显是一种在小说虚构世界中实现的言语行为。……除了他们上下文之间的虚构性之外，小说人物的言语行为，不管是戏剧性的还是叙事性的，是可信的行为，完整地实现了说话行为、言内行为和潜在的言效行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31]。言语行为构成了叙事话语自身。显然，热奈特着眼于文本之内言语行为对叙事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经典叙事学特征。托多洛夫在《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中，论及语式时也指出：“在推测语式里，词在创造事情，而不在反映事情。”[32]词的这种功能正是言语述行的体现。米克·巴尔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中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叙事是一种创造行为。“叙事把叙述的力量和神圣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叙事是一种言语行为。”[33]叙事层次的分析表明，叙事的意义在于故事讲述本身的创造性力量，就像给予生命的行为。话语创造的人物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其真实性在于他是故事中的生命，是话语创造的结果。巴尔的分析仍然是文本之内的话语分析，突出了话语构造故事的“用法”功能。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的结尾用一个小节专门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总结全文的意义。马丁指出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暗示着定义文学的新方法”。按照这种理论，“文学可以被设想为对于言语行为即语言普通用法的模仿，而非对于现实的模仿”。因为现实模仿论会凸显模仿的真假问题，而言语行为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语言真假值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因此，文学就是“叙事言语行为”，小说可以被定义为“假装的言语行为”。真实与虚假、现实与想象/虚构之间的区别由此被悬置起来。既然词语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有关组成我们话语的种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所包含的成规的问题”。规则本身就包含了“犯规”的概念，或者说，犯规是规则的前提。小说的“说谎”是以众多可证实的事物为前提的，小说既是实话也是谎言，这就是小说的规则。因此，读者“主要是全神贯注于重构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现实如此相似的现实，而不是为没有所指的专有名词大伤脑筋”[34]。马丁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德里达。马丁的探讨明显贯穿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言内行为”和“言效行为”，前者指向文本之内的真实，而后者指向文本之外的谎言。如果说热奈特、巴尔等人的探讨属于经典叙事学的范围，那么马丁的探讨则体现了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变的痕迹。
在后经典叙事研究领域，叙事述行研究不仅有德里达和福柯的解构主义哲学所贡献的理论资源，而且有不少叙事学家进行了专门论述。沃尔施从语用的角度发挥了言语行为理论，将其应用到叙事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关注的焦点就会从虚构叙事的实质转移到虚构叙述的行为上，或者说从虚构叙事的产品移到虚构叙事的生产上”[35]。米勒的《解读叙事》提出了“阅读述行性”的重要论题，其理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米勒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不是必然的，而是话语述行性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文本的话语以其述行功能将俄狄浦斯推向了悲剧的结局；另一方面，俄狄浦斯自己主动地将现有的资料进行整合（阅读），阅读的结果使自己认罪。米勒虽然提出了“阅读述行性”的观点，但没有对叙事述行进行全面考察，叙事述行不仅有阅读的述行性，更应该包括文本话语的述行性。米勒另一部著作《论文学》[36]则重点考察了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叙事的关系。米勒指出：“既然文学指称一个想象的现实，那么它就是在施行（performative）而非记述（constative）意义上使用词语。”在这部著作中，米勒不仅重点论述了阅读的述行性，而且注意到文本话语对故事世界的建构作用，“文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施行语言链条上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象域”[37]。叙事述行在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有重要体现。在这些理论看来，历史、民族、种族、性别等概念都是一种话语结构，“是一种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发生的事物”。它们没有固定的内涵，只是语言的“用法”，是“建构而非反映，发明而非发现”。运用语言是一种物质化的活动，它可以建构一个世界。因此，“对社会叙事学来说，其结果就是：叙事不是大脑的发明，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它们如同炸弹与工厂、战争与革命一样，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物质肌质”[38]。后现代叙事理论整体上都体现了话语对文本和读者的述行功能。道勒齐尔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挑战》中明确指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引发了对虚构话语建构世界的力量的进一步解释。“虚构话语包括具有证实其真实性力量的述行语。一个可能的事物经过合适的述行句证实其真实性之后，就转化为一种虚构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取消了真实与虚构的对立，其理论基础则是言语行为理论，“所有的世界都依赖话语而存在，所有的话语都具有述行性”。写作就是一种用话语创造世界的行为。“述行写作创造了词语存在的世界。然而写作的述行话语如果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是实际的词语，从而存在于一个实在的世界。最终而言，虚构与历史等赖以存在的整个构成主义哲学大厦，要么坍塌，要么必须得到一种用词语构建世界的魔术表演的支持。”[39]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就是应用词语的魔术表演。话语的述行性在后经典叙事研究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卡恩斯的修辞叙事学则“描述了言语行为理论怎样为话语使用找出意义，以及允许我们将作者对其作品的言内姿态看作虚构性的钥匙”[40]。
罗兰·巴特在《历史的话语》一文中将写作的述行性思想也应用于历史话语：“历史话语是一种肆意操纵的述行话语，看似表述（描述）的语句实际上是作为权威行为的言语活动的能指。”[41]在《S/Z》中，巴特进一步将阅读与写作等同起来，二者都是物质化行为，并且必须承受话语的述行性后果。在该著作中，巴特虽然没有提到“述行”的概念，但是明显运用了言语行为理论。《S/Z》是展示叙事述行的理想范本。
另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三章专门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其中关于字面意义与语境意义及知识背景的论述对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42]
以上简要概述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影响及其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由“日常言语行为”转变为“文学话语行为”。上述过程也表明这两种行为在描述上具有契合之处，即日常言语描述性可以用于文学话语的描述性研究。这是本书立论的基点。同时，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上述过程也表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能的理论生长点，主要表现如下。
（1）借用而非研究。上述理论家仅仅是借用了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明叙事中存在述行性，而不是将叙事述行作为理论对象来研究。因此，将叙事述行作为专门对象来研究就具有理论意义。
（2）零散而不系统。由于仅仅是借用，所以就零散地见于各个理论家的表述之中，而没有系统性。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本身具有系统性，那么，将这种系统性的理论用来分析叙事问题也应该系统化。因此，将叙事述行问题系统化是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3）孤立而少联系。上述理论家在应用言语行为理论时没有考察它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联系。20世纪整体上的理论变迁与各个具体理论的内部变化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如雅各布森的言语交流理论、叙事转向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都能体现整体理论的变化。既然言语行为理论贯穿于叙事转向始终，那么，在整体理论转向的背景上，它就应该与其他理论有联系。因此，考察言语行为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联系也是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二）国内研究
国内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在语言学界，如，钱敏汝的《篇章语用学概论》、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等。中国哲学界也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陈嘉映、徐友渔、车铭洲、牟博、涂纪亮、杨玉成等人都论及言语行为理论。
但是与语言学研究相比，国内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却远不成熟，尚处于起步阶段。
台湾学者高辛勇的《形名学与叙事理论》（1987）是较早将言语行为理论与叙事学相结合的著作。在该著的最后一章重点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并尝试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43]香港中文大学孙爱玲的博士论文《〈红楼梦〉对话研究》则“尝试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红楼梦》的对话，证明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用在中国小说中”[44]。这是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较早尝试，对本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学术期刊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用言语行为理论批评外国文学作品的论文。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探讨言语行为与文学理论及叙事学的论文。[45]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46]的部分章节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文学话语的特征，是内地较早关注文学言语行为的理论著作。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将“述行”和“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文论关键词收录进来，表明国内学界对言语行为理论有所重视。[47]撰写者马海良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及其述行范畴的主要观点，为我们了解言语行为理论及其重要范畴打下了基础。
作为文学理论的言语行为理论主要是随着对德里达和米勒的研究一起引入的。陆杨的系列论文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意义确证：一个难解的结——解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与批评——德里达评奥斯汀》《德里达与塞尔》[48]等论文在介绍德里达的同时也引介了言语行为理论。张旭春的论文《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论述了德里达对奥斯汀解构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受德里达的启发，我们何不这样来思考这一问题：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都是一种言语行为，都不仅能言有所述，还能言有所为。区别在于哲学总是企图传达真理，而文学却从不讳言自己的虚构性。由于此，文学写作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便是某种程式或元话语的裸露，是元写作。因而，文学比哲学更具有颠覆性和批判性。”[49]在另一篇论文中，他认为文学话语的建构行为使“文学的话语虚构性及其物质建构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难分彼此的统一体”[50]。这些观点对本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对米勒的研究中有三篇博士学位论文都重点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在米勒文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张青岭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批评》[51]分别从“言语行为与文学”“述行（践行）与阅读伦理”“述行（践行）写实主义”和“述行（践行）与文学的权威”等方面论证了米勒对文学述行理论的贡献。肖锦龙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希利斯·米勒文学观的元观念探幽发微》[52]以述行为主线组织了论文，指出米勒文学述行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文学不是表述，而是以言行事。郭艳娟的博士学位论文《阅读的伦理：希利斯·米勒批评理论探幽》[53]用“阅读的伦理”概括米勒的批评理论，指出伴随着米勒的观念从“阅读的不可能性”到“阅读的伦理”的转移，其批评理论的关键词也相应地从“解构”转向“修辞性阅读”。对米勒文学述行理论的研究为探讨叙事述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以言语行为文学论为专门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和著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梅美莲博士的《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54]探讨了利用“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研究文学的重要性。王建香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首先对西方从述行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然后分别从“文学述行的规约与语境”“文学述行与意义生产”“文学述行的运作机制”“文学述行与社会现实”等方面展开论述，是国内首部以文学述行为主题的理论专著，对文学述行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55]张瑜博士的《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通过建立一种以创造性和交往性为主旨的言语行为文学论，转向对语境、文本、意义和语言力量等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语言、文学意义、文学观念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言语行为理论所具有的独特方法论意义，深化了关于文学的理解。[56]
国内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远远滞后于西方，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及其述行范畴对文学研究而言还有广阔的空间。国内的研究一方面着眼于言语行为理论对总体文学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集中于个体理论家相关理论的研究，如米勒、德里达等。而对叙事述行的研究几乎无人问及，所以本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