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选题研究现状

选择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于它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学思潮纷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眼球，成果也难以数计。然而，相伴“文化大革命”叙事而生的小说暴力叙事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注意到也仅附着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框架内阐释，因为意不在此。在80年代中期，先锋实验小说兴起后，大量死亡及暴力叙述才引起了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可多数学者又将其视为一种技巧的实验，即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而忽视了文本潜在的意义。时至今日，尽管新时期以来之小说暴力叙事研究文章数以千计，然而尚未发现一部以之作为研究主体的专著（现代文学时段有暨南大学黎保荣的博士学位论文《暴力与启蒙：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文学“暴力叙事”现象研究》2009年），而是一些散篇，分散又不够深入。局部的研究与“片面”的分析难以全面把握三十余年来小说暴力叙事的整体风貌与审美流变，本书将尽力填补这一空白。这里拟采用分门别类的分析方法，删繁就简，突出重点，对目前国内外就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现状与水平作一扫描。

对暴力叙事内涵的解读，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数量最多。大体来看，它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领域：（1）暴力与社会存在之关系的分析，如，沈红芳的《“杀父”叙事中的罪与罚——论〈杀夫〉等五部小说》、王忠信的《文革记忆与余华先锋小说的暴力倾向》、秦延良的《鬼子身体暴力书写的深度意蕴》、罗维的《论杨争光匪类小说的多重文化意蕴》、张馨月的《青春的暴力与暴力的青春：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文革”记忆的两种表述——以〈动物凶猛〉、〈血色浪漫〉为中心》等。这些论文主要从人的生存困境、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人生悲剧以及社会运动等诸多方面剖析了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现象。这些研究都为个案分析，生发有限，缺乏整体视野的建构与深层肌理的把握。（2）暴力与人性、心理关系的解剖。如，王文侠的《死亡、暴力、血腥——余华小说世界解读》、许松盛的《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人性》、刘俐莉的《暴力何以发生——董立勃小说中的施暴叙事》以及王爱松、蒋丽娟的《刑罚的意味——〈檀香刑〉〈红拂夜奔〉〈一九八六年〉及其他》、张懿红的《简评当代小说中的暴力书写》、吴义勤的《罪与罚——长篇小说〈施洗的河〉解读》等。这些评论探讨了作者与人性、暴力与人性、观众与人性等多方面的关系，不过问题的提出与展示居多，深层挖掘的极少。

对小说暴力描写的叙事性分析。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也不少，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小说暴力叙事研究的繁荣局面。整体看来，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对叙事内容的评析，另一类为对叙事艺术的分析。前者主要有周艳秋的《余华：暴力书写及其回归》、王德威的《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陆克寒《飞扬在文字里的拳脚和刀具——当代中国文学的暴力叙事》以及彭青的《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暴力叙事》等。这类文章重在阐释各个作家作品中暴力叙事的基本内容及其与以前作品相比所产生的一些变化，极少数评论也注意到对具体的暴力施行手段与工具的解读。就单篇文章来看，有些也不乏新意，置于作家整体创作或文学史来看，则未难免单薄之嫌。后一类评析文章主要有余岱宗的《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高志、赵静的《莫言〈红高粱家族〉叙事艺术研究》、姜欣的《重复叙事的演绎者——论余华小说中的重复叙事》、刘德岗的《多重建构，创造坚奥——论余华〈死亡叙述〉之叙事张力》以及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如赵润州的《论苏童小说中的暴力书写》、单涛的《余华小说暴力叙述的嬗变》等。相对而言，这类文章比前者更具文学性意味，也更需要功力些，笔者以为。它们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论析居多，整体性小说暴力叙事现象把握的较少，偏重于叙事内容评析的居多，侧重于叙事艺术解读的较少。

对小说暴力叙事的美学解读。主要的文章有张瑞英的《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朱大可的《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杨寅庆的《莫言小说中声音词语的审美意蕴——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个案》、李晓亮的《莫言〈檀香刑〉的审美形态分析》、章榕榕的《徜徉在历史血脉中的暴力——解读〈白鹿原〉中的暴力美学》以及郝艳利的《论新时期暴力叙事对“十七年”小说的审美颠覆》等。这些文章多侧重于单个作家作品的美学解读，对具体作品的美学风格，美学意蕴与审美形态都有所涉及，极个别还对某一时段整体性的暴力叙事美学特征予以了梳理与分析。客观来说，这部分的文章对文学暴力叙事分析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扩充了其外延。但是，稍显不足的是，它们的美学分析，对叙事范式与技巧这一核心层面的文学叙事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剖。

关于小说暴力叙事的语言解读。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自然成为文学暴力叙事研究的重要一翼。相关的主要作品有余杰的《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王一川的《间离语言与奇幻性真实——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语言形象》与《自为语言与文人自语——当代先锋文学对语言本身的追寻（续）》、汪民安的《话语的冲动抑制与权力之争》、吴义勤的《在沉思中言说并命名——孙甘露〈呼吸〉解读》等。此一方面的研究，语言的文化阐释意味比较浓郁，如余杰就从历史合理性、狂欢化叙述及历史运动的偶然性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语言暴力进行解剖，并认为它们营造出了一个语言的乌托邦。王一川干脆将这种语言现象归纳为几种基本类型。真正从语言的本体意义上对文学暴力叙事进行研究的不多，如汪民安将话语机制与权力结合进行研究，江南的《形式意味的强化——漫议新潮作家对语言形式的探索》等少数论文则是在对先锋文学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时有所涉及。暴力叙事是故事的叙述问题，也是语言的运用问题，语言暴力也是文学暴力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暴力叙事作品中的表现与对它的研究不太相称。

女性小说中的暴力叙事是一个特殊成员。其特殊：一是因为描写对象的特殊，作为特殊的群体，女性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定性；二是因为，就女性小说而言，其身上所附加的社会意义与性别意义。目前，关于女性小说的评论文章数目庞大，但就其暴力叙事进行研究的极少，多为相关方面的研究。女性小说方面如张鹏飞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躯体化”文本叙事范式审美流变》、刘艳琳的《女性成长体验与中国当代女性书写》、郑志平的《谈新时期女性作家写作中的创伤记忆》、张艳梅的《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多元化立场》以及刘巍的《新世纪女性文学的缺憾与未来趋向》等。仅从所列文章就可窥知一二，众多论者对女性小说中的暴力叙事现象不是置若罔闻，就是“附带出售”，置于女性“躯体”、“成长”、“创伤”等方面的叙事内容中，而对其中大量出现的暴力描写，尤其是其中的“杀夫”现象，给予正面评析与研究者不多，尤其是其中隐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及采取的叙事手法。

综观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状况，我们发现，尽管各位研究者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依然存在可以深挖的巨大空间。首先，表现在小说暴力叙事的发生上，存在决定意识，文学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对暴力叙事产生的影响；其次，是暴力叙事的价值取向与技术性表达，这是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中最为突出的地方；最后，是主题呈现与美学风格的变异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尚未进行很好分析研究的一个领域。研究空间的存在，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存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