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学学科的建立

随着人类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国立中央研究院为开端，人类学学科建设得以启动。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该研究所下设4组，其中第1组为民族学组，由蔡元培兼任组长。早期研究人员除蔡元培外，还有凌纯声、颜复礼（F.Jaeger）、商承祖、林惠祥四人，后来又聘史图特为特约研究员。民族学组最初在南京办公，1929年三四月间迁往上海。1934年，中央研究院增设体质人类学，成立人类学组。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划归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成为“研究生物统计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惟一之国立机关”[33]。此年秋，因凌纯声、陶云逵等应云南省政府邀请赴滇从事田野考察，又聘请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吴定良主持组内事务。吴氏上任后，便着手建成生物统计学与人类学两个实验室。[34]抗战中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主编《人类学集刊》，年出1卷，每卷两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继国立中央研究院之后，较早建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或院系的还有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1927年7、8月间，中山大学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为筹备主任，聘傅斯年、顾颉刚及刚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教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为教授。研究所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民俗三个方面，尤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为重心。1927年暑期，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设有人类学、民族文化、民俗学等十余组。[35]

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成立于1928年秋，最初课程不够完备，自1930年起开始增聘教授，并将基本课程逐渐开班。当时的三名教授中，傅尚霖讲授“社会学原理”“家庭问题”“城市与乡村社会学”，史禄国讲授“普通人类学”“初民社会”和“史前记”，陈达兼任系主任，讲授“社会机关参观”（兼社会调查方法）、“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吴文藻当时任讲师，仅担任“社会思想史”一门课程。上述课程之外，还向已修过“普通人类学”的学生增设“民族分类学”选修课，主要内容为世界若干民族的分类、分类的原理与方法、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与变迁原理等。[36]课程设置上，该系将现有课程分为人类学、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三组，“学生可就性之所近，择一组的功课选习，以资造就”。其中人类学组基本课程有：“普通人类学”“社会学原理”“社会机关参观”“初民社会”“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实习”“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37]1930年，清华大学还成立社会人类学会，吴文藻、傅尚霖、史禄国等教授出席，史禄国作了关于世界人类学发展及现状的演讲。该会规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由各会员轮流作研究报告。会上还就出版刊物及邀请专家演讲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定。[38]

中国人类学界在积极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1930年9月，中国科学社选派刘咸为代表，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第十五次国际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会议。刘咸于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为巴黎国际人类学会会员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此次会议有19个国家派出代表，与会者200余人。刘咸虽然因委派太迟而未能提交论文，不过在会议期间受邀用英语发表演说，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向国际学界作了介绍。由其演说，我们对人类学在当时国内大学的设置情况也可略窥一斑：“采用近代科学方法之人类学教学，在中国可谓甚新颖。现在中国各著名大学课程中，多有人类学一科，即包括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及考古学（Archaeology）三大纲，复分细目，与欧美各国大学相同。而民族学（Ethnology）一科，尤为中国学者所喜研，除各大学先后设立人类学系外，广东中山大学并成立民俗学会，发行专刊，作始虽简，将终必巨，学生之习斯学者实繁有徒，将来定有不少学人，可以蔚成专家。此外政府并资送程度优秀之学生，分赴欧美各国分门作高深研究，俾学成之后，共同作大规模之探研，预料在最近将来，人类学一科，在中国必有长足之进步。”[39]第二年9月，国际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会与巴黎国际人类学院按照1930年葡萄牙会议议决案，在法国巴黎继续举行第十五届会议暨国际人类学院第五次大会，讨论去年会议未决事宜。会议有12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刘咸受教育部委派再次代表中国出席，在会议第五组（民族学组）宣读了《猡猡经典文稿之研究》和《苗族芦笙之研究》两篇论文。此外，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如北平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将有关人类学、考古学的多种学术著作邮寄到伦敦驻英使馆，由使馆转交大会以供展览。这些著作“颇得世界学者之重视”。尤其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杨锺健、裴文中二人关于“北京人”的著作，更是受到国外学者的赞许。[40]

由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十分密切，二者在研究对象上又多有叠合之处，因而当时许多大学新设的社会学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整合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力量。比如，吴文藻、林耀华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徐益棠、马长寿曾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吴泽霖、岑家梧、陈国钧曾在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外，从课程设置来看，当时国内大学的社会学系大都开设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如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组）课程纲要中，就列有社会基础、社会变迁、社会起源、社会进化、人类起源、民俗学等与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课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由吴文藻讲授社会人类学。[41]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又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创设人类学系，由理学院院长刘咸兼任系主任一职。刘咸在国外受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回国后曾领队到海南岛作过黎族调查。教职人员中，吴士华任体质人类学教授，薛仲董任人类遗传学教授，卢于道任心理学教授，应成一任社会学教授。创办之初学生人数并不多，至第二年，两个年级的学生总数仅为19人。教学资料中，比较重要的是700多件民俗学标本，其中包括台湾高山族的日用器具和艺术品400余件，海南岛黎族器具和用品300余件，都是很珍稀的文化资料，连前来参观的外国学者都表示惊奇和赞赏。除一般教学活动外，学生中还成立了人类学会，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学术演讲，聘请著名学者讲述有关的题目。外国学者受邀前来作过演讲的，先后有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副代表、民族学家费子智（C.P.Fitzgerald）、海关民船研究专家伍士德（G.R.Worcester）和同济大学史图博（A.Stubel）教授。由于暨南大学在当时担负华侨教育的使命，而南洋又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圣地，南洋侨胞来自各地，对于当地原住民族多有接触，因而在该校创办人类学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42]

除上述人类学研究机构与院系外，厦门大学还由本校教授林惠祥和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创办人类学陈列所，主要供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使用。截至1936年，标本总数有214种，合300余件。其中有关南洋土人的标本，多数由陈育崧购买及募捐，台湾原住民标本则由林惠祥自费赴台湾考察时采购。[43]

在人类学学科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许多人类学重要著作也不断被译介到国内。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卫斯脱马（现译作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竟在《晨报副镌》译登至一年之久，而不为阅者所厌恶”[44]。该书译者为何作霖、欧宗佑，从1921年12月开始刊登，直到1923年才连载结束。1928年夏，李安宅完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李氏译作“马林檽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一书的翻译初稿，经修改后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原著相比，译作在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地方加了按语和译注，以使国内读者发生比较的兴趣。比如，原著第四章“母权社会的父职”中说：“通常说，父亲是个混杂化身；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为着他底利益，甚么都得办；同时，他是孩子必须惧怕的‘媚眼食人鬼’（ogre）。”[45]译者附注：

在中国，对付小孩子的人，不管是母亲或奶妈，都常用“你爸爸来了”这类的话来恐吓小孩，以使他们不闹。小孩就这么在脑子里印上可怕的爸爸的印象。其实，这个爸爸，也许是很温婉的；不过社会给他的地位是末后的权威，所以常被抬来吓慌子女。使孩子不闹的另种方法，就是说“妖精来了”，所以爸爸和妖精，常受同等的看待。而且中国的父亲，多数是“无术”的，所以是“媚眼食人鬼”底后部角色，没有前部角色的魔力，没有使人恋慕的魔力。[46]

显然，李安宅翻译此书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即以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作为参照，为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比较的视野。至抗战前夕，译介到国内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除上述两种外，还有摩尔根《古代社会》、梅因《古代法》、陆维《初民社会》、马烈特《人类学》、穆拉利耶《社会进化史》、魏士拉《社会人类学序论》、素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编《人类学方法指南》、般尼《民俗学问题格》等。[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