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的殖民医疗卫生思想理念

“卫生”是与现代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常用语。“卫生”一词自古就已存在，但是近代以来，它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传统上的“卫生”一语基本上和“养生”是一致的。近代意义的“卫生”在东亚世界，首先是在日本出现的。1871—1873年，岩仓具视使节团在欧美视察时，随行的日本卫生事业创始人长与专斋对欧美，特别是德国的卫生制度非常关心。1873年，长与专斋任文部省医务局局长，此时Hygiene一词被翻译为“卫生”，医务局的名字也改为“卫生局”。随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卫生一词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成为一个通用语，近代卫生事业取得显著进步，卫生和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和个人相关的私事，而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事业。[21]

日本明治初年最早使用“卫生”一词来和Hygiene对应，与此相应又创设了国家卫生制度。中国清政府以日本为范本，参考了各国的卫生行政，于1905年在新设的巡警部警保司中设置了“卫生科”。第二年巡警部改为民生部，卫生科也升格为卫生司。“卫生”一词由此开始作为国家正式行政机构的名称。[22]

19世纪后半期近代西洋医学和卫生学的发达，给殖民地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很大变化。[23]随着殖民地主义的展开，近代西洋医学、卫生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医疗卫生事业很大程度上开始强制性地进入亚洲、非洲等殖民地社会，其结果就是导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医疗卫生事业的全球化。[24]在东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在近代拥有殖民地的就是日本，日本展开了殖民地医学和帝国医疗。19世纪后半期以后，日本将原来以中国医学为中心的医疗体系进行转换，以长崎为窗口导入了荷兰医学，并以此为基础相继导入了英国医学和德国医学，企图开始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19世纪末，日本占领了最初的殖民地台湾。此时正好是疟疾的原因及感染的结构被弄清楚的时期，日本对台湾统治正于此时开始，这对于殖民地统治方式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即医疗卫生事业开始在殖民统治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后藤新平[25]（1857—1929）确立了台湾统治的基本计划方案，即《台湾统治救急案》。后藤对台湾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特别是文人对武人的飞扬跋扈及采取赤裸裸的军事暴力的不满；另一方面，也与后藤自身的教育、经历等背景有关。后藤乃学医出身，曾经留学德国，并在任内务省卫生局长期间确立了日本卫生行政体系。随后，后藤在儿玉源太郎[26]的提拔下，成为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设计了台湾统治的基本框架，这成为日后日本统治中国台湾的具有方向性的决定。[27]

图1-1 后藤新平

后藤新平的台湾统治方法是遵从他的著作《国家卫生原理》[28]中记载的所谓适者生存方法，即“生物学的原则”以及为了“生理的圆满”理论。也就是说，不是试图使殖民地为了适用日本的统一法律而使其向日本同化[29]，而是为了找出最适合该地的统治方法，从而实施现地调查，找出其中被埋没的自治行政旧习惯即保甲制度，并企图对此活用。[30]后藤在台湾所实施的各种医疗卫生措施，被学者评价为“可与宗教权威匹敌的医疗威力，使得被支配民众得以怀柔归服”[31]，从而对于日本的殖民地经营起到了很大作用。[32]

台湾总督府将日本国内医疗卫生制度向台湾导入，由此开始，日本随后在“关东州”、朝鲜、东南亚和伪满洲国都积极展开了医疗卫生事业。[33]

后藤在台湾、“满洲”采取了所谓的“文装的武备”战略，其中要点为“以文治性设施准备，以备其他的侵略，一旦有风吹草动，可将其置身于有助于武力行动的位置”[34]，“经济力和知识的技术力将超越狭义的军事力，成为对外威制力的决定要因”，后藤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进行行动的。[35]另外，在后藤《国家卫生原理》绪论中，有这样的分析：“十九世纪的殖民法也渐渐有减少武力政略分子，增加卫生攻略分子的趋势。”[36]后藤的“文装的武备”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遵从该趋势。

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6年，经后藤新平推荐，巴尔顿来到台湾，对台湾全岛的给排水设施进行了调查。随后，后藤新平接受巴尔顿的建议，将铺水管道的铺设工作和道路改造工程同时进行。1906年，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开始致力于满铁的经营。[37]根据“三大臣命令书”（外务、财政、邮政三大臣联名签发的命令）确定了满铁的业务范围，满铁除了经营铁路外，还涉足矿山、港口、钢铁及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满铁用语为“市街计画”）和电、煤气、电车等公共事业。而由满铁这样一个公司来承担城市经营本身，也可以说是日本的满洲殖民地政策的最大特征。[38]以长春为例，到1910年，满铁附属地的市区大部分街道已经竣工。[39]满铁对连通附属地与原有中国人街区的主干道非常重视。因为当时满铁附属地可以说只是一个被圈在中国领土内的陆地孤岛，如果断绝与原有中国人街区的联络而单独进行城市规划的话，附属地就不会有发展，城市也将趋于衰落，满铁的城市经营无疑将会失败。[40]1931年前，长春城区分为在空间上相互割裂的四个部分：最北部的中东铁路附属地、最南部的长春旧城宽城子、满铁附属地及连接后两者的商埠地。伪满首都新京城市规划开始后，将原有的城区连缀起来，城市面积扩大了数倍。

图1-2 1931年前长春城区图
图片源自：网易专题《日本如何给伪满建“首都”？》

在长春土地卖出时，每一块都按照功能区分，居住区、商业区、交通区、行政区和工业区清晰可辨。转让价格也因用途而异，但为了“对内笼络人心”，国都建设局参考东京的收购价格，“大体上商店街三平方米二十元到二十五元，住宅地八元”。“平价出售”的措施使得整个转让过程十分顺利。而最初的禁令便是为了防止征地前的投机活动，避免个人或企业不劳而获，进而使得整个城市的建设完全在日本人掌控之内。[41]

台湾总督府在导入日本卫生制度的同时，还对检疫制度进行整备，设置医疗设施和医学教育设施。为了维护日本殖民者的健康，首先导入了医疗。1895年，总督府设立了“大日本台湾医院”（后改称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1897年开设附属土人医学讲习所。后来该校改为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继而发展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42]而推动这些政策的正是医师出身的台湾总督府民生长官后藤新平。后藤是将医疗、卫生行政作为日本进行殖民地支配正当性的依据而加以考虑的。日本将其在台湾成功的殖民经验亦传到了“关东州”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中，后藤的理念和经验在伪满相关日本统治者中得以传承。

满洲医科大学卫生学教室的丰田秀造教授提出，殖民成功的重大因素有三：第一，由政治及武力乃至警察力量保证生命与财产的永久安定；第二，移住地文化非常低或者非常高，则移住比较容易；第三，殖民者健康必须加以维持，否则难以达成殖民目的，特别是对当地的风土、气候不能适应，再加上各种恶疫对殖民者健康形成威胁的话，殖民无疑是不可能成功的。总之，殖民和医学有着最重大的关系，不论是政府、移民者还是国民都必须首先考虑殖民地医学的重要性。[43]丰田继而认为，在欧美医学中，已有热带卫生或热带医学这样的独立大部门，欧美在其殖民地进行开拓的第一步就是退治恶疫，其次是预防扑灭法及治疗法的发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也是如此。

日本在殖民地重视医疗，亦吸取了西方基督教医疗传教的成功经验。苏格兰出生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1936），中国名字为司督阁，1882年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的派遣前往中国东北传教。从1883年初到1922年末，司督阁先后在沈阳建立其第一家诊所、第一家医院和第一家医学院。其中1911年3月，在沈阳小河沿创办辽宁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为盛京医学院，在伪满时期被改为盛京医科大学。司督阁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和奉天圣人，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尊敬和信任，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均先后为其授勋。司督阁为募集盛京医学院捐款，1914年出版了《奉天三十年》，当时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就绝版了。1935年，日本学者卫藤利夫节译出版了《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圣徒克里斯蒂的回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矢内原忠雄看到节译本后，认为应该把其全部翻译过来，于是又有了1938年的基本全译本《奉天三十年》。短短时间内，无论是带有军国主义情绪的卫藤利夫，还是带有民主色彩的矢内原忠雄，两位学者先后翻译同一本书，都毫不隐讳地希望占领东北的日本殖民者向司督阁学习，以爱征服东北人民的心，征服中国人民的心，从而实现其在东北以及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理想”。[44]医疗传教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起到的先锋作用非常显著，治愈病患一直是克服怀疑、厌恶、敌视，打破偏见、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日本人认为日本没有基督教这样的教义，但应该学习其以医疗事业收服人心的做法。

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不断涌入中国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初期，总人口数为2960万多，在满日本人口为566471人，不足总人口数的2%。伴随日本移民政策的实施，日本人口激增，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伪满洲国日本人口数已经超过227万人。[45]而中国东北所谓的大陆性气候，冬天特别寒冷，夏天非常炎热，日本人不适应东北地区的风土和生活。日本通过统计调查，很快发现在满的日本人健康状况，显然比日本内地差得多，特别是儿童的健康状况颇为低下。尽快确立相应的对策，成为日本的燃眉之急。另外，日本发现，东北人文化程度低下，卫生思想不发达，但大体上健康状况却是良好。[46]在这一点上，其他外国人亦有同样的诧异。例如司督阁就有这样的描述：当我们研究满洲居民生活环境的时候，首先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身体发育良好，而且非常强壮和健康。[47]在司督阁等外国人眼中，当地人没有保持整个居住环境清洁的观念，室内和房子周围的环境都是脏乱和不卫生的，人们长期不洗浴，不换衣服，对孩子的喂养也没有牛奶、羊奶之类的营养品；在漫长的冬天，缺衣少食，人们长时间蜷缩在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活动空间的炕上。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不能茁壮成长，并想象能看到很多佝偻病，但事实恰恰相反。按照一般的逻辑，像白喉、斑疹和伤寒等疾病肯定会成为这里的地方病，可患病的人却很少，且流行的机会也不多。他们预计到处会碰到矮小和发育不全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特别高大和强壮。司督阁只好推断，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些与不利于健康的环境相抗衡的因素。[48]

就奉天而言，日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法定传染病的日系患者比例有增加的倾向；即日本人患赤痢、伤寒的特别多，中国人平时都是将食物煮沸了摄取，所以这样的患者很少。[49]

因此，日本汲取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经验，一方面是军方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另一方面是由民政部门开展医疗卫生等所谓“善政”事业，企图收服当地人心，从而维护其殖民统治。另外，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人数不断增加，因无法适应当地风土气候，健康状况必然受到影响，而维护殖民者的健康是殖民统治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无论是从长远的谋略还是现实的危机来看，日本对于殖民地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必须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