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回顾
近代汉口市政研究揭橥于19世纪后期，由此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晚清（1860年代末—1911年）
汉口于1861年开埠后，在商业、市政各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城市战略地位也日益引起列强的瞩目。其中，尤以英、日两国为甚。[34]它们都很重视对汉口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其中就不乏有关汉口市政的调研成果。穆和德的江汉关《海关十年报告》（1882—1911），明显地表现出对汉口市政十分关注，对每个10年中汉口市政诸多方面的情况都做了说明、统计和论评，有关租界市政和由市政建设、管理导致的汉口城市变迁载述尤为详细。这样的报告，当然属于调研性质的报告。清末日本有关汉口市政的调研成果有：《清国通商总览》（根津一编纂，1892年）、《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书院编，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35]，以及《汉口：中央支那事情》[36]。《清国事情》第1辑第4卷《在汉口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的事情》长达400页，包括汉口卫生、境内铁路、航运、公共团体、公益设施等在内，资料很是详细。《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对汉口的卫生状况、水电的营办、水上交通及港口设施、境内铁路、公益组织和公共机关、邮政都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和统计。
国内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重要成果有《同治汉阳县志》（黄式度修、王柏心纂，同治七年［1868］刻本），其中《营建志》对晚清汉口城堡的修筑、渡口、公益救火团体有专门介绍，为我们提供了前近代汉口市政方面的资料。
由上述可知，此期国内外有关汉口市政的成果不多，还谈不上专门研究，表明近代汉口市政研究刚刚起步。
（二）初步发展阶段：民初（1912—1926年）
1911年，汉口经历了惨烈的辛亥战火，租界以外原有的繁华市街及有关市政设施惨遭破坏。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大中城市和重要商埠相继开展市政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口掀起了城市重建与市政革新的声浪。因此，在民国初期这一时段里，如何重建汉口、如何改善汉口华界市政成为当时市政研究的热点。[37]
1.规划汉口市政
民国建立后，国内外人士都参与了汉口市政建设规划的研究。至1926年，产生了多个有关汉口市政建设规划，诸如：1912年年初汉口商会和湖北军政府各自制定的汉口重建计划及之后容觐彤撰写的《经营汉口大略书》，1913年由英国工程师葛雷武撰写的《建筑汉口商场计划书》，1921年美国工程师瓦德受中国交通部请托完成的《汉口扬子江铁桥建筑计划书》，1923年12月由汉口地亩清查局刊印、由该局督办孙武署名的《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1924年汤震龙编撰的《建筑汉口商场计划书》。除了瓦德的规划之外，其他规划均为有关汉口市政的整体性规划。此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1917—1919年著就）一书中对汉口的市政规划曾经有过建设性的探索。[38]
2.研究汉口市政现状及市政改良
汉口华界市政与租界市政仍然存在巨大的反差，刺激国人探求改善汉口市政的方法。
《汉口市之卫生（内地与租界之比较）》一文通过对比汉口华洋卫生状况，揭示了汉口华界市政的现实及弊病，期望汉口市政当局和士绅能够有所作为，在卫生方面进行改良，促进华界市政的进步。[39]《汉口的市政》一文直指汉口华界市政之弊端，认为现有的警察局、保安会等机构或组织，都没有办理市政的资格和能力，呼吁市民发动建设市政的运动，组织市议会，选举产生市委员会去改革市政。[40]《武汉三镇之现在及其将来》一文也通过华洋对比来揭示汉口租界、华界在市政方面存在的差距，批评华界缺少正式的市政机关及警察在交通管理方面的失职；探求华界卫生、交通状况不如租界的原因；还指出武汉三镇市政方面的另一大缺憾是缺少公园这样的公众游艺场。文中还主张大力发展武汉三镇的对内、对外交通，建议修筑跨越长江和汉水的铁桥，以沟通汉口与汉阳、武昌的交通，突破三镇间旧有的局限。[41]
3.探讨市政建设经费问题
汉口市政建设经费的筹措一直是困扰民初市政当局的重大问题，时人对此亦有探讨。
《汉口商场借款详论》一文对中英汉口商场借款合同进行了深入解析，认为正确筹措汉口市政建设经费的办法不是举借外债，而应该是设立市政银行，发行市债，分年分段，逐渐建筑，这样既有水到渠成之便利，又有利用外债之余地。[42]《武阳夏市政计划与财源问题（其一）募债问题》和《武阳夏市政计划与财源问题（其二）征税问题》两篇文章，分别从市政公债和市税征收两个方面，探讨了武汉三镇市政规划与市政经费的筹措问题，指出国人对于武汉三镇城市战略地位的认识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未设法充分利用；汉口商场督办署之设未免限于局部，汉口市政建设应该注意三镇市政的平衡发展。三镇市政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市政公债应募集外债，且应先用于生产方面，其数额不可超过事业上所需之资金，但募集内、外债均只系权宜之计，解决市政建设经费问题的根本之图应依靠市税如土地税、娱乐税等。[43]
4.编纂史志
民初相关史志之作，对汉口市政进行了记载。
《汉口小志》[44]一书对晚清民初汉口城墙及堤防的修筑、街道修建及市政机构、公益社团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夏口县志》[45]对晚清民初汉口警察捐、铁路、轮渡、电讯事业的产生、堤防变化都有所载述，对参与市政的民间团体及其市政活动、马路修筑、市政建设中的矛盾以及华界水电事业的记述较为详细。该书是我们研究汉口市政早期现代化的珍贵资料。《湖北全省实业志》（1920年）卷3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专目，简介了该公司的概况。
国外相关史志成果有《支那省别全志·湖北卷》[46]。该志卷对民初汉口的水陆交通、市街状况、水电、电话、公益团体有较详细的介绍。
5.其他著述
国外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著述有《在汉口帝国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和江汉关《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前者专门介绍了汉口水电、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的情况，还罗列有官办市政机构、民间社团及运动场、医院、公园等各种公共设施。[47]后者对汉口的交通设施、警政、租界的市政建设、华界的卫生状况的改善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论。[48]
国内有关汉口市政的论著有《武汉指南》和《武汉快览》[49]，两书内均有对当时汉口的市政机关、武汉水陆交通、邮政、民间市政团体、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介绍。
该阶段有关汉口市政研究的成果，有整体性的市政规划，有地方志，有专题报告，而对汉口市政的专论，既有短小精悍的，又有长篇大论，此外还有通俗性编研著作。应该说，该阶段有关汉口市政研究的内容比晚清要丰富得多，成果形式也趋于多样化，近代汉口市政研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是，仍然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近代汉口市政的专精之作。随着民国中期汉口市政改革的深入发展，近代汉口市政研究面貌也大为改观。
（三）大发展阶段：民国中期（1927—1937年）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新的市政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汉口市政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有关汉口市政的研究趋向深广，由此形成了汉口市政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阐述市政建设理念，探讨市政改良方法
孙科是此期最早阐述建设汉口市政理念并对汉口市政建设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根据自己在广州办理市政的经验，结合汉口市政的现状，认为应该集中汉口市行政权力，效法广州，以市政收益来拓展汉口市政；市行政费不能超过市收入的1/5；汉口市政的当务之急是开辟马路，不必从旧马路翻造，可就荒地新建马路以减少破坏。[50]他还曾主张对部分武汉三镇市行政机关进行归并统一。[51]希荣则指出一般市民对市政存有极大误解；市政的内容应该包括市政的设计与建筑、市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的经营。[52]茂石也强调了市政机构集中、交通和公共设施在汉口市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集中汉口市政机关可节省经费，建小菜场可方便市民，将来开办电车为振兴汉市的必要之举，修造马路刻不容缓，公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也应在短时间内建设一部分。[53]方逖生认为办理汉口市政需要政府与市民上下一心；汉口即使不能开办电车也应开办公共汽车；应开办地方税以增强市政财力。[54]唐应长强调市政体制对汉口市政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汉口等城市收回租界后，市政方面今不如昔，政府没有重视市政，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市政往往因人因事而变迁，政令朝更夕改，使从事市政的人不能安心为市民工作，不能实现其整个市政建设的计划。[55]刘文岛总结了1929年4月—1930年6月期间（按：刘时任市长）汉口市政改革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汉口市政改进计划，主张市政建设方针应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兼顾，并对人事制度、采购制度及工务、卫生、公安（包括警察教育、治安设施、消防）、财政、社会及教育分别做出了十分有针对性的改进计划，强调市政计划的目的在于建设事业，市政收入，均以增加事业经费为标准。[56]刘文岛市长对汉口市政改革实绩的总结和前瞻性探讨，是我们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市政的重要参考资料。
2.开展市政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因市政建设的需要，也由于学者们（有的学者本身就是市政官员）对市政的关注，有关汉口市政调研成果很多。
著名的市政专家董修甲曾任汉口市公用局长和工务局长，他受市长刘文岛之命，分赴京、杭、沪调查市政，以探求改进汉口市政之方。他撰写的《调查京杭沪三市市政报告书》，内容主要包括市之总务、工务、公安、财政、土地、教育、卫生、港务、公用、社会，既有对于京、杭、沪三市市政的报告，又有针对汉口市政建设的亟应采用实行的详细意见。[57]该书不仅是一部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研究汉口市政优长与不足的专门之作和比较市政研究的佳作，而且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汉口市政的学术专著，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汉口市政、评估近代汉口市政的不可缺的依据之一。其实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汉口近代市政所必需的。
有关汉口市政的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很多，《汉口市土地发照所实习报告》专列有“市政建设”一目，对汉口市街道建设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武昌汉口汉阳实地调查日记》《汉口市实习调查日记》《汉口市住宅问题》都是同一时期有关汉口市政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书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汉口市政建设的区域环境和建设的实际情形都有重要意义。[58]《汉口特别区市政调查》是有关汉口旧俄租界概况的调查报告。[59]《汉口各街市行道树报告书》调查了汉口市区行道树的情况，并成为后来制订汉口市植树造林计划的依据。[60]《湖北省政府建设厅航政处二十二年度总报告》[61]《湖北全省航轮统计》[62]均涉及汉口过江轮渡。此外，还有汉口路灯、码头、清道夫等方面的调查，均载于当时的市政公报上。以上调研成果为规划当时汉口市政准备了资料。此外，《中央政治学校对汉口市政考察总体报告》一书对汉口市行政体制的演变有较详细的阐述。[63]
3.规划汉口市政
良好的市政规划是市政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在1927—1937年间，整体和局部的汉口市政建设方案，纷纷产生。
1927年，汉口市工务局拟定的《汉口市工务局行政计划大纲草案》，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个全面的汉口市政规划。[64]1930年该局编撰了《汉口旧市区街道改良计划》[65]和《汉口市都市计划概说》[66]。该局以《汉口市都市计划概说》为蓝本，于1936年编制了《汉口市都市计划书》[67]，它们多是关于汉口市政建设的整体计划。
1927年，武汉市政委员会的《武汉市政府行政概况——武汉市政委员会报告》[68]，1929年的《武汉市之工程计划》[69]和《武汉特别市制设计方针》[70]，都将汉口市政建设计划纳入整个武汉市政建设计划中，体现的是三镇一体的市政建设理念，这是与当时市制的变化相应的。
《武汉市政建设意见书》指出凡武汉现有之各机关团体概宜归并，或直属于市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指挥和改造，该报告对于市政经费的筹措、工程的建筑、卫生行政都有详细的建议性计划，其中专门论及汉口市政工程建设、市政经费筹措等。该报告有关汉口市政建设区分轻重缓急、重视堤防及市郊建设的论述，显示了一种大汉口市政建设理念。[71]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汉口市政建设的局部或方面计划，如卫生、轮渡、堤防、路灯、某条马路、码头、整理清道夫等方面的计划，于相关市政刊物上屡见不鲜，兹不一一列举。
4.探讨汉口市政建设其他方面的某具体问题
探讨汉口市政建设经费问题。陈绍博的《二十三年度汉口市财政之回顾》一文，实际上论述了1931—1934年间汉口市财政的演变经过，用具体的数据、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此间市财政赢缩的原因和市政建设经费分配的合理性，为我们今天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市政经费提供了有益的参考。[72]此外，刘永耀的《城市发达之趋势及建设武汉财政问题》一文，也论及汉口市政建设中的财政问题。[73]
探求汉口交通的改进。谢宅山《汉口电车路商榷书》一文，认为人力车和汽车都不是汉口交通的最好方式，汉口应大力发展电车这种交通方式，文中设计了3条电车线路并做了营业预算。[74]《武汉轮渡改进概要》一文指出政府应该扩充轮趸、增设渡船和轮渡航线，改进渡轮质量。[75]
研究汉口水电事业。钱慕宁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概况》一文，简介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厂的沿革、水源、公司组织系统、资产方面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厂运营的情况，并附有一些图表。[76]朱有骞的《中国自来水状况》[77]《湖北民营电气事业状况概要》[78]，也论及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电业方面的情况。
其他重要相关研究。郑元龙的《武汉市防水工程之进步》述及1935年遭受洪灾以后汉口防水工程的修筑、改进的情况。[79]葛之茎的《武汉市民死亡统计与救济办法》一文论及武汉的公共卫生。[80]《中国都市交通警察》一书论及汉口交通警察及交通规则。[81]《中国消防警察》一书论及汉口的消防组织。[82]
5.编研市政资料
民国中期，由于政府重视市政建设，故而产生了一批反映汉口市政建设现状和成绩的编研性成果。
市级编研成果主要有5种：1930年汉口市政府编纂的《汉口市建设概况》，1933年度、1934年1月—1935年6月、1935年7月—1936年6月的《汉口市政概况》和1933年《武汉指南》[83]。前4种都是有关汉口市政建设的综合性编研成果，它们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汉口市政建设、改革的成就。后1种载述了汉口市场开拓、市区变迁、道路建设、交通、邮电、市政机关、民间团体等方面的情况，资料丰富。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别区管理局编印的《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市政报告》，是有关已收回的英租界区市政方面的资料。[84]它们都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汉口市政的必读之作。
省级编研成果有：《湖北省建设最近概况》（湖北省建设厅编纂，1933年），载有武汉轮渡机构的沿革、武汉轮渡改革的情况。《湖北省统计年鉴》（1936年），载有汉口水电厂、邮政、市区电话、医院、诊所、武汉轮渡航线、1936年武汉轮渡船只、1935年武汉轮渡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1929—1936年汉口市政府市政公债本息表。《湖北省概况十种》（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1936年），亦载有1935年武汉轮渡营业方面的数据，以及1936年汉口市电厂统计数据。《湖北省概况》（1931年）一书，对汉口市行政体制的演变也有十分详细的阐述。[85]此外涉及汉口市政的还有《湖北建设概况（民国十七年四月至十八年五月）》（熊亨灵编辑，1929年）。这些省级编研资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此期汉口市政建设在区域市政建设中的地位与影响大有帮助。
全国性编研成果有：《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27—1937）》，该书中载有关于1927—1937年间汉口市户口交通、通讯、堤防、电气事业等方面的资料；[86]《申报年鉴》（1933年）所载《六大都市·汉口市》一文，介绍了汉口市地理沿革，列有汉口历任市长一览表、户口总数、历年经费表（1929—1932）、卫生表（1931.7—1932.6）、1932年度财政岁入、岁出预算表，以及1931年度市政建设表；《申报年鉴》（1936年）载有汉口市政公债、汉口电气事业方面的情况。[87]这些全国性的编研资料，为比较同时期汉口与全国其他大城市的市政建设提供了方便。
总的来看，在1927—1937年间，汉口市政研究或者是对汉口市政做出的对策性规划、探讨，或者是反映当时汉口市政建设的成果，显示出强烈的针对性、探索性和现实性；相关市政文、著的数量及论述的深、广度，均远远超过前期。这表明汉口市政研究在此期处于繁荣发展中。
（四）缓慢—停滞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
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里，时局急剧变化，汉口市制因之几经变更，社会关注的重心在政治与军事方面，汉口市政的建设与研究因之呈现出今不如昔的景象。此后直至60年代前半期，汉口因属武汉市而无单独为市的建制，受重视的程度降低，近代汉口市政基本上未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出现。故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前半期，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步伐明显放慢。
沦陷时期，日伪武汉当局编辑了《武汉特别市成立周年纪念刊》（1940年）、《武汉特别市成立两周年纪念刊》（1941年）、《武汉特别市成立三周年纪念刊》（1942年），它们均为研究沦陷时期汉口市政的必读资料。《武汉巷史》一书在介绍武汉历史时，述及汉口市政街（即阜昌街）、一元路、中山大道的变迁及与娼妓有关的街道的历史，及其市政设施、市容市貌。[88]
抗战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期间，政府机构对于汉口的市政规划研究仍在继续，其中，1947年汉口市工务科拟订的《新汉口建设计划》，是专门性的汉口市政建设的整体规划。[89]而1942年《大武汉市建设计划草案》[90]、1946年《武汉区域规划报告》[91]、1947年《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交通系统计划纲要》[92]，则均涉及汉口的市政建设。
《新武汉指南》[93]和《武汉快览》[94]，通俗地介绍了汉口的市政机关、武汉间的轮渡交通、汉口陆上交通、邮政、民间市政团体、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情况。《汉口市政府统计要览》（汉口市政府统计室1947年编印），对汉口市1947年年度市政府的组织系统、市政建设、市政经费、公共设施、公益市政团体等进行了统计。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武汉解放，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调查，并先后由该局组织部城工科负责汇编、中原新华书店印行了《武汉调查》和《武汉调查补编》，社会部编印了《武汉调查初步汇集》《武汉调查初步汇集（补充材料之一）》《武汉调查初步汇集（补充材料之二）》，书报简讯社编印了《武汉概况》（1949年），它们都对武汉解放前夕汉口市政有所涉及。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产生了一些有关汉口市政的著述。《武汉沿革考》《武汉沿革史略》《武汉经济略》《汉口今昔考》诸文对汉口市制沿革、近代汉口市政建设及由此带来的城市面貌的变迁有所论述。[95]《武汉市制沿革》对汉口市制沿革略有论述。[96]《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论及刘歆生对近代汉口市政的影响[97]，《汉口市改制特别市的经过》论述了民国末期汉口市制性质由普通变为特别的经过[98]。还有部分回忆或口述之类的文章，涉及汉口市政（见此时段的《武汉文史资料》相关辑次）。此后直至70年代中期，近代汉口市政研究基本上陷入停滞。
要而言之，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进展缓慢乃至停滞。
（五）繁荣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城乡社会呈现出日益发展进步的景象，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发展渐趋活跃，与海外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国外城市史、城市学、现代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不断引入，促进了国内城市史、城市学、现代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在不断地深化、拓展，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起步、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近代汉口市政研究因此渐趋繁荣。而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有关汉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一度引起学术争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近代汉口市政研究，武汉地区的一批专家、学者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投入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中来，倡导近代汉口市政研究[99]，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学术成果迭出，标志着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进入了又一个繁荣发展阶段。
本阶段海内外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史研究中的近代汉口市政
本阶段从城市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汉口市政的重要成果首先产生于海外。美国学者罗威廉教授所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探讨了1796—1889年期间汉口商贸发展与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公共领域扩张问题，认为行会的发展及其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诸如济贫、修筑道路、举办消防、维护地方治安等）的结果，是汉口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汉口“靠近自治这一极了”。[100]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公共领域的扩张及城市自治的观点，在其另一著作《汉口：一个中国的城市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进行了进一步论述。[101]
罗威廉的论述随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争鸣。魏斐德质疑其有关地方性认同感与政府干预程度的表述，以及19世纪汉口存在着一种以行会为中心的隐性的市政管理机构的判断；杨念群则批评罗威廉的研究以反“韦伯式圈套”的面目出现，却不免仍给人以仍在其套中的感觉，同时肯定其方法论的启示意义。[102]方秋梅认为汉口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未必导致城市自治取代官治，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实质性城市自治，罗威廉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史观，国内学者应关注城市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103]王笛和朱英则据罗威廉所论，论及汉口与成都包括市政建设在内的公共领域的扩张存在动力差异问题。[104]
国内城市史研究中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成果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分述之：
其一，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综合性论述。
《近代武汉城市史》是一部“以近代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发展为主线”的单体城市史研究专著，也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该著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近代汉口市政，它以大量的笔墨论述了晚清武汉租界的市政机构和市政建设，认为“租界的管理和建设的确是现代化的，但文明和罪恶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体现了平允的学术态度和辩证的历史观；探讨了武汉三镇近代警察、监狱的产生和城市的管理制度变化，华界的市政管理体制，城市公用事业——水电的产生和发展简况，城市消防治安系统的建立，堤防修筑和街道修建，轮渡的产生发展和近代港口建设，并注重市政建设导致的城市格局、城市风貌的发展变化；其对晚清武汉三镇市政建设的综合论述，是以汉口为主体进行的；它以汉口为例，论证民国中期武汉市政机构比较健全，市政规划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又注意近代汉口市政与武昌、汉阳市政发展一体化进程。[105]该著对于近代武汉市政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代汉口市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口五百年》是一部汉口通史，书中吸收了此前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研究成果，在晚清阶段汉口市政的发展方面重点论述了汉口堤防建设、市政机构的变动、华界水电事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环境的变迁；在民国阶段汉口市政的发展方面主要论述了20世纪20—30年代汉口市政建设与管理，重点为市政建制的变化，堤防、公园、卫生建设和交通的发展。书中还论及沦陷时期市政基础设施遭破坏的情形。[106]
《简明武汉史》一书对晚清——张之洞时代汉口市政建设的论述，落脚于汉口城市功能的拓展，将晚清汉口市政建设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归纳，其对民国时期汉口市政的论述，则一仍《武汉史稿》之旧。[107]《武汉通史·晚清卷》中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论述没有超出既往研究的内容。[108]《武汉通史·民国卷》（下）以专题的形式，从不同层面切入了近代汉口市政，纵向地阐述了近代武汉的区划和汉口城市建制的演变；详细论述了汉口建市以后市政体制的变动，分析了市政府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指出市政府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集权专制与专家治市之间的矛盾，以及其对市政建设的双重影响；论述了现代方式的城市空间重组时汉口市政府的现代市政建设理念，汉口市政建设与城市功能分区，认为当时的市政建设以道路建设为主，市政建设以培养现代城市生活为主旨；近代汉口的市内外交通的发展，初步建构了城市立体交通网络。该著大量运用档案资料，融入了市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109]
《近代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对近代汉口的城市建制、码头形成、城市交通、公用事业等均有所论述。[110]《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论及近代汉口租界的市政建设、中国政府辖区内汉口的市政规划、道路、水电等市政工程建设及市政机构，认为1905年汉镇马路局成立，标志着武汉近代城市规划进入了发展期。[111]
其二，有关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及具体的市政建设、管理问题。
有关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及具体的市政建设、管理问题的综合性论述有：《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在论述沿江城市市政工程建设与公用事业发展时，将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置于区域城市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指出武汉建制多变，市政工程经费严重不足，租界模式具有示范作用。[112]《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一书在论述汉口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保障体系的时候，论及城市交通、道路、堤防、水电、消防、社会保障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这些均与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直接相关或就是汉口市政方面的内容。不过，论述过程中，将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与交通建设、道路建设、堤防建设等相提并论，则未免失当。[113]
市建制是城市具有单立行政区域的开始，也是汉口市政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武汉建市的历史考察》[114]和《武汉三镇统一建市的历史意义——纪念武汉三镇统一建市和国民政府建都武汉80周年》[115]，考察了武汉建市的历史和意义，对历史时期汉口市的建制问题进行了论述。《1927年武汉市政府级位与特点辨析》[116]一文，认为1927年武汉市政府其级位为直属于武汉国民政府而兼受湖北省政府指挥，其特点为委员制形式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治”民主政府，也是集权制的市民代表政府。这样的定位与分析是比较精当的。
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的演变受到了较多关注。《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的演变》一文，论及晚清市政机构的演变和民间社团组织在汉口城市消防、卫生等市政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认为晚清汉口城市管理体制演迁经历了由官方主体控制，到由以行帮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组织承担城市控制功能的过程，而民间社团组织在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其天然的松散性只能担当一种过渡者的角色。[117]《湖北新政前夕的汉口官办市政研究——兼论罗威廉的“国家间接领导作用说”》[118]一文考察了湖北新政前夕汉口官办市政的作为，否定了罗威廉的“国家间接领导作用说”——不认为当时的汉口已经实质上实行了城市自治。《从传统到近代：汉口城市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汉口城市管理体制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主要经历了传统封建统治时期，近代汉口开埠到清末新政的地方自治时期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政改革运动时期。其变迁的背后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119]《辛亥革命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转型》一文，认为西方市政体制被引入租界，市制在华界萌生，汉口市政体制的现代转型开始起步，而辛亥革命促进了民初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官治与商人自治双轨并行的二元化过渡性市政管理体制，革命所造就的政治与市政管理格局成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大背景，所奉行的三民主义转化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转型的精神动力。[120]
《汉口的租界：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121]一书，以专章论述了汉口租界市政体制，认为它既是文明的体现，也是野蛮侵略的见证。这显然吸收了《汉口租界志》和《近代武汉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汉口日本租界研究》[122]论及汉口日租界市政建设及市政管理体制。
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管理与建设的专门性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集中于警政、消防、卫生、公用事业、公共场所管理等方面。
《由上海、汉口与青岛三都市的形成论近代我国通商口岸的都市化作用》[123]一文，可能是本阶段最早论及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成果。《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一书，论及汉口开埠以后市政建设对城市扩展和人口增加的影响，并将晚清民初汉口市政改造工程归纳为三点，即拆除汉口城墙、就城基筑路和填高铁路与旧市区之间的低地。还论及近代汉口邮电事业的发展概况和交通尤其是京汉铁路通车后对汉口市政建设的影响。[124]这是较早研究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著作。《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125]一文认为，包括城市交通、公用事业等方面在内的市政建设的发展，是晚清汉口城市新的主要变化之一。这是较早研究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论文。
《民国武汉城市警政研究（1927—1937）》一文，论述了1927—1937年间武汉三镇警政建设的过程及其对武汉三镇市政建设与管理乃至城市现代化的影响，强调了警察制度对于改造城市生活模式的重要意义：警察的出现把城市中主要依靠风俗、礼仪来维持的传统社会，转换成由武装的科层式官僚监管的公共空间，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警察监管的统一规章制度之下。[12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汉警政改革》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警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警察机构、训练专业化、军纪现代化，不断完善武器装备和通讯体系，引入西方和日本的巡警制度，增强了对武汉城市社会的控制能力。[127]《抗战胜利后汉口警察研究（1945—1949）》[128]一文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警政接收、警察的人事管理等情况。《民国警察群体与警政建设研究：武汉：1945—1949》[129]一书，吸收了前述警政研究成果，对近代都市警察的群体构成、职能嬗变、制度建设、警政改革及制约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探讨了警察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的复杂角色，警察与警政运作的关系、警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近代警政发展的艰难性、复杂性与不平衡性。
与警政关系密切的是消防问题。《清代汉口的火灾研究》一文，在研究清代汉口火灾，梳理了清代官府和民间消防的情况，对罗威廉过高评价民间力量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表示质疑。[130]《民国时期的汉口火灾与城市消防（1927—1937）》[131]一文，着重论述了汉口城市消防中民办和官办并存的双轨体制、民间消防组织的运作方式与特点、官办消防机构的演进及其消防管理、官民在消防中的互动、火灾应对，并力图通过对比国内外代表性城市消防进一步凸显汉口城市消防的时代特点，认为民办消防的作用日趋重要，市政离不开官民力量的共同参与，官方力量是城市事务的主导，民间组织则是参与的主要力量，两者都需要制度规范并且更需要为彼此留有合理的活动空间，维系城市市政中官民力量的动态平衡对城市市政管理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45年8月—1949年5月武汉消防事业研究》[132]一文，对1945年8月—1949年5月期间武汉的消防事业（包括消防队伍、组织、设施、法规、活动等）进行了梳理，认为它由官办消防警察和民间消防组织共同承担的，在二者互相配合与协作中，前者起着主导的作用，后者充当了主力。上述三文注重运用档案、报刊资料，均注意到官民双方在近代汉口城市消防中所起的作用。
《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133]一文，梳理了开埠以来武汉公共卫生的发展情况，总结了1927—1937年间武汉市公共卫生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近代武汉环境卫生管理研究（1900—1938）》[134]一文，从机构设置、法规制定方面考察了近代武汉卫生管理制度进步的轨迹，梳理了地方政府治理武汉环境卫生的具体情形，探讨了武汉环境卫生的发展和不足、政府的努力和现实的困境以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的曲折，从政府和社会层面考察了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时局变动下的清末民国汉口卫生管理（1900—1949）》[135]一文，对清末民国各阶段汉口卫生管理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并解析了时局变动下卫生的政治意义和多重属性。《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136]一书，以有限的篇幅概略论述了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和武昌的市政建设与卫生管理。
《民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1919—1949）》[137]一文，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梳理了民国地方政府极力强化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诸如力图掌握文娱场所产权，控制演出时空，审核演出内容，调控从业人员，规范游客言行，极力彰显其促进公众利益的诉求，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排斥非官方力量的参与，使市政公权向市民日常生活领域不断延伸，试图实现市民生活与市政公权的“共谋”。《近代市政设施中的公共管理之难——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对象》[138]《公益与私利：近代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历史困境——以汉口水电事业为例》[139]两文，均论述了政府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困境。《近代中国城市的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探析》[140]一文，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是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的结果，曲意误解和匪徒煽惑是此次摊户风潮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其根本还是市政当局内部管理不善所致。
此外，《公共汽车：近代城市交通演变的一个标尺——以1929年到1931年的汉口为例》[141]一文，介绍了汉口公共汽车的创办和初步发展，论述了公共汽车与汉口城市社会生活的关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长江轮渡与近代武汉市民生活》[142]《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社会发展》[143]等文，论述了轮渡、水电事业对近代汉口城市社会生活与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任放的《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一文，论及近代汉口公用事业发展与汉口市镇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汉口服务业尤其是近代公用事业（电灯、自来水）等的发达是汉口市镇近代化的显著标志。[144]
《堤防弊制、市政偏失与1931年汉口大水灾》[145]一文认为，堤防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与市政建设中存在的重路轻堤偏失是导致1931年汉口大水灾的社会原因。《强化与异化：沦陷时期的汉口堤防》[146]一文，则解释了沦陷时期日伪强化堤防的重要目的在于巩固城防，堤防管理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侵略性的军事策略。《论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147]论述了清末张公堤、租界堤防、铁路堤的建设导致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其三，有关近代汉口市政改革问题。
《市政改革与城市发展》[148]一书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汉口等大中城市在城市政府的主持下，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开始了较为系统、正规的都市建设，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大中城市的发展特色与优势因城市政府的决策引导和政策扶持而日益凸现，城市个性和城市功能得到强化。该著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汉口市政变革的国际国内背景。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的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涂文学的论文[149]和专著《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150]中，该专著体现了论述的精华，集中论述了民国中期汉口市政改革的情况，是目前有关民国中期汉口市政改革的奠基性成果。它以市政改革与城市现代化为主线，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市政的发展变化置于近代中国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之下，运用市政学、现代化的理论对当时汉口市政进行了不同断面的架构，诸如汉口城市建制的现代化的过程，城市空间的重组与拓展，市政管理的进步，谋求市政统一的历程，而运用城市史学、法学、市政管理学的方法进行解析。其中，对市政运作的体制性矛盾的考察，对专家治市的深入分析等，均可圈可点。继而借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方法，纵向梳理汉口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最后，以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为坐标，力图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改革以历史定位，抽绎出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所具有的共性，认为市政改革使城市早期现代化结下了最丰硕的果实，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开始形成，至少在形式上完成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但并未实现建立现代化城市和现代化国家的愿望。该著在史料开拓、跨学科方法运用上均有创新，它将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夯实了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的基础。
其四，有关近代汉口市政规划。
近代城市规划史是近代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学的交叉领域，近代汉口市政规划受到城市规划学界和城市史学界的关注。
论文《武汉近代城市规划研究》[151]《武汉近代城市规划小史》[152]和《图析武汉市近代城市规划（1861—1949）》[153]等论文，论及近代武汉各个时期的市政发展规划，并分析了各规划的特征，对于我们了解、分析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总体情况、把握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节奏大有裨益。《交通与武汉城市空间形态变迁》论及近代汉口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变迁。[154]《近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一书，在探讨近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时，论及有关近代汉口的市政规划和道路建设。[155]《按照“现代方式”重组城市空间——1930年代汉口城市规划理念评析》[156]一文，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汉口市政当局学习欧美的市政规划经验，数易规划，制定并初步实施的汉口分区规划，使汉口城市空间布局按照“现代方式”得以重组，从而奠定整个20世纪汉口城市现代化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战后武汉区域规划研究》[157]一文则探讨了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区域规划。
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近代武汉或近代汉口城市规划机构、规划制度、规划法规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武汉近代城市规划管理机构的形成及其特点》[158]《近代武汉城市规划制度研究》[159]《汉口租界时期城市的规划法规与建设实施》[160]等。
其五，有关近代汉口民间市政参与问题。
随着市政史研究的趋向深入，民间市政参与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前述罗威廉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开了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的先河，只是他对于民间市政参与对晚清汉口市政管理体制的影响评估过高。前述有关消防、卫生管理的研究成果中，多有关于民间社团组织参与消防和卫生管理，兹不赘述。
目前对近代汉口民间市政参与着墨最多的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1900—1949）——以上海、汉口为中心》[161]一文，该文以汉口和上海为中心，论述了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社会背景和认识基础，梳理了体制层面之外的各个方面的民间市政参与和体制层面争取城市自治的民间市政参与，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特点，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进行了反思，进一步否定了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
《从民间市政参与看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积极影响》[162]一文，透过城市重建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考察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多方面积极影响。《试论近代汉口市民的市政主体性意识》一文[163]，认为市民市政的主体性意识是汉口市政建设的基石，在汉口的市政建设中发挥巨大的推进作用。市民市政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是政治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表现。
2.地方志研究中的近代汉口市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批反映武汉市政建设历程的方志著作，也是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成果，它们成为了当代的近代汉口市政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口租界志》是当代有关汉口租界最大部头的著述，它载述了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市政建设经费、公共设施、公用事业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市政体制的变更，以及与前述相关的市政人物、重大市政事件，附录部分有关租界市政组织章程、条例和有关市政管理规章等方面的中英文资料。[164]该著是有关汉口租界市政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武汉市市政建设志》，从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城市排水、市政建设管理四个方面论述了武汉市政建设的发展历程。[165]《武汉市城市规划志》介绍1949年前武汉三镇主要城市规划轨迹并附列与之相关的大事。[166]《武汉公用事业志》论列了近代武汉三镇交通工具的发展概况，对公共汽车、轮渡、城市供水及相关管理机构的情况论述较详。志文之首还列有相关大事表。[167]《武汉堤防志》[168]和《武汉排水》[169]两书中则涉及近代汉口堤防和排水。《武汉市容环境卫生志（1900—1995）》，论及近代汉口的环境卫生的发展变化，涉及环卫人员、机构、法规、清洁卫生环境与市容变化方面的情况。[170]而《武汉市志·卫生志》则主要论及近代汉口卫生防疫、卫生事业及其管理、医学教育等方面内容。[171]《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是一部全面反映武汉三镇城市诸方面建设情况的方志著作，也是20世纪以来研究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最重要的一部方志。[172]《武汉市志·工业志》是收集近代汉口水电资料较多的当代著作。[173]《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论及近代汉口交通概貌、港口及码头建设和航政、邮政、电信发展。[174]《武汉市志·总类志》[175]和《武汉市志·政权政协志》[176]论述了近代汉口建制沿革。《武汉市志·大事记》对近代汉口市政相关事件有所载列。[177]《武汉公安志》论及近代汉口警察机构的沿革、交通管理、水陆消防、码头管理，并附较丰富的图表。[178]《武汉市水上公安志》一书中论及近代汉口的码头管理、水上消防、武汉之间轮渡公司及武汉之间水上管理机构。[179]《武汉港口志》[180]和《武汉港史》[181]两书，论及近代汉口码头建设及沿革。《武汉地名志》中包括大量有关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条目，对于我们研究近代汉口市政时寻找市政建设的足迹提供了方便。[182]《汉正街市场志》[183]述及近代汉正街市政。《湖北省志·城乡建设志》[184]《湖北省志·卫生志》[185]《湖北省志·交通邮电志》[186]等虽然也对近代汉口市政的论述，但没有超出《武汉市志》论述的范围。
此外，《武汉春秋》《武汉文史资料》《江岸文史资料》《江汉文史资料》诸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文章，有较强的史志性。
以上诸书已经从各个方面触及近代汉口市政，为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不过，由于受著述体例的限制，它们还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整体的近代汉口市政史。
3.人物和社团研究中涉及的近代汉口市政
一些有关近代汉口人物、社团组织的著作和论文中，也涉及近代汉口市政。
（1）张之洞与近代汉口市政研究。《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 张之洞与武汉》一书论及张之洞时代汉口筑堤、拆城筑路、交通、水电公用事业等诸项市政建设，汉口市政机构的变化及其对城市管理机制近代转型的影响，还论述了辛亥革命后汉口的重建和城市建制的变迁。[187]《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一书论及张之洞时代汉口堤防、马路、街道、水电等方面的建设情况，认为张之洞兴办市政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拱卫市区、发展城内交通以兴商业，是为了抵御列强势力的扩张和解决社会问题，张之洞的市政建设途径是符合时势要求的，他的市政建设项目超越了传统观念，其市政思想具有浓厚的近代色彩。[188]《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一书对晚清汉口市政也进行了论述。[189]《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一文，主要运用档案和报刊资料，对与张之洞相关联的近代汉口市政事项着墨尤多，诸如既济水电公司在近代的命运、汉口总商会在市政建设中的作用，民初汉口市政建设机构的沿革——此点在此前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成果中尚未见及。[190]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论及张之洞与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的关系，但不是一味讴歌张之洞对汉口市政建设的贡献，还论及他对汉口市政建设的负面影响。[191]
（2）董修甲与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董修甲的市政思想及其在汉口的实践》[192]一文，论述了市政专家董修甲在工务、公共事业、市政管理方面的实践，探讨了其学术研究与市政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认为董修甲在汉口的市政改革活动是我国城市近代化的缩影。《董修甲的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学术贡献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实验者”——董修甲与武汉的近代城市规划实践》两文，论述了董修甲对汉口城市发展的构想——他的汉口规划。[193]
此外，《梦想，还是理想？——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194]一文论证了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汉口过江隧道建设等构想的可行性，《汉口城市化建设的先行者——忆吴国柄先生》[195]一文载述了吴国柄在汉口公园等市政建设方面的贡献。《刘歆生的人生和经营研究》[196]等有关刘歆生与汉口城市发展的论文，或多或少地涉及刘歆生与汉口市政发展的关系。而有关刘文岛、宋炜臣、吴国桢、黎元洪等曾经为官或经商于武汉的人物生平事迹的文、著，也或多或少地述及他们与近代汉口市政的关系，因少有专论，故不赘述。
（3）商会与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近代汉口总商会研究（1916—1931）》[197]一文，辟有专章，论述汉口总商会如何推动汉口市政建设，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但其中汉口总商会主导辛亥革命后的汉口重建的论断值得商榷。《汉口市商会研究（1931—1938）》[198]，论述了1931年汉口遭受空前水灾后，汉口市商会在灾后赈济、堤防修筑中的作用。《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199]《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200]《清末武汉地区的地方自治》[201]等论文，也论及汉口商会在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市政建设、管理和汉口重建中的影响。
（4）善堂等慈善组织与近代汉口市政。《汉口：近代前夜的社会保障》一文，论及晚清汉口善堂商会的社会救济和消防。[202]《试论武汉善堂的发展：1888—1938》[203]《近代（1888—1938）武汉善堂发展与慈善事业述略》[204]两文，对武汉善堂参与城市社会救济事业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前者注重考察善堂社会地位的升降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后者对善堂参与社会救济事业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战后武汉社会救济事业研究（1945—1949年）》[205]一文中，以专章论述了民间组织在战前战后参与城市社会救济以及政府与民间合作办理城市社会救济的情况。《汉口培心善堂与武汉社会慈善事业》[206]一文则论述了汉口培心善堂办理武汉善政的情况。
4.地方史、区域史研究中的近代汉口市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涉及近代汉口市政的地方史、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产生，也丰富了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207]一书，专辟一节“从汉口市的发展看湖北都市现代化的症结”（按：此部分内容曾以同名发表在台湾《史学评论》1981年第3期上），注重论述汉口开埠以后至民初城市化——城市人口的集中尤其是市政的进展，指出人口集中引起的许多现代市政应该解决的问题，诸如市区扩展、街道重整、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治安维持与社会救济等，汉口在这一方面虽略有成绩，但缺乏独立而有效的市政机构使汉口的财税不能自主，市政建设资金缺乏，市政建设无法充分展开。市政的缺失进而导致汉口市区环境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灾民大量而长期存在，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城市形象恶劣。就探讨晚清民初汉口市政得失及其影响方面而言，该著的论述是深入且成功的。
《武汉国民政府史》是较早论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市政建设的专著。该著在“经济设施”一节中论及汉口市行政体制的变动、汉口的市政规划与马路建设和武汉之间轮渡交通。[208]《武汉史稿》一书，以汉口、武昌为主，全面地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市政建设的概况。[209]《新编武昌起义史》则是较早论及辛亥革命汉口被焚后汉口城市重建的著作，其中论述了重建汉口的市政规划、市政机构的变动、城市建制的变化。[210]这些成果后来都被归纳到《近代武汉城市史》一书中。此外，《湖北通史·晚清卷》[211]《湖北通史·民国卷》[212]等著作，对近代汉口市政也有所论述。
5.相关编研资料
资料的编研既是学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学术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
《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收集了部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市政的档案和报刊资料。[213]《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有关汉口市政决策方面情况。[214]《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215]，辑录了一些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市政组织、市政管理方面的法规。《武汉印记》[216]汇编了档案中有关历史时期施治汉口的政府机构或参与治理汉口民间组织的印章，并配以该机构或组织的演变的文字解说，是一部高质量的档案资料编研成果，对于我们研究武汉市政很有帮助。《沦陷时期武汉的政治与军事》和《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汇集了一些沦陷时期汉口市政机构和市政发展方面的报刊资料和档案。[217]《武汉老新闻》，从《申报》《汉口中西报》等数十种报刊上，摘录了1906—1949年间近代汉口市政方面的资料。[218]《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从海内外书刊杂志等刊物中摘录了一些反映近代（辛亥革命前）汉口水电事业发展情况的资料。[219]《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了有关清末地方当局与汉口绅商讨论汉口市政建设规划的史料。[220]《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中收录了有关于辛亥革命后汉口重建的文献。[221]
《武汉通览》对近代汉口市政建制、市政建设方面的具体情况多有介绍，还辑录了一些与近代汉口市政建设有关史籍和著作。[222]《武汉文史资料文库》收集了一些有关汉口市政的回忆性和研究性的文章。[223]《武汉历史地图集》中的一些地图，则是一部能够直观反映近代汉口市政建设状况的图籍资料，为我们评估近代汉口市政提供了必要的参考。[224]
《武汉史料篇名索引》[225]《武汉历史研究论著目录》[226]《武汉志参考资料草目》[227]为我们检索近代汉口市政方面的部分文章和著作提供了方便。
6.与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相关的通俗性作品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与汉口市政研究相关的成果，那就是通俗性文史作品和图影作品。《老武汉：永远的浪漫》[228]和《汉口的沧桑往事》[229]，这两部作品不是一般的文学读物，而是两部以文学的手法生动透视武汉近代史的雅俗共赏的佳作，其中就不乏近代汉口市政方面的内容。《大武汉旧影》[230]和《武汉旧影》[231]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近代汉口市政建设和市容变迁的历程。《武汉史话丛书》[232]《武汉旧日风情》[233]《武汉掌故》[234]《武汉地名丛谈》[235]《城市记忆——记者镜头里的武汉》[236]《国际视野下的大武汉影像（1838—1938）》[237]，均为可读性较强的有关近代汉口市政著述。
（六）近代汉口市政研究的总体评价
总的来看，近代汉口市政研究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时也存在十分明显的缺憾。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历史观方面，已经突破了线性的革命史观，近现代化史观成为主流。
第二，在理论方法方面，除了运用城市史的理论方法外，逐渐运用近现代化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市民社会理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城市学、市政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还有比较的方法，诸多研究成果因之突破了方志型和传统地方史式的研究模式。
从国内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跨学科的方法运用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但是在理论上多受欧美城市史学研究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实现理论上的本土化。如：运用近代化理论，在形式上摆脱了革命史观一样的线性模式，但是在论述时还停留在线性的现代化层面，模式化，对城市社会本身缺乏深度的解析。而国外的研究——主要是罗威廉的研究，则不仅将汉口置于西方城市史学的理论框架之下，并视汉口为中国城市的特例，将汉口的发展情形比附于西方城市的发展情形，其论证实则隐含和预设了这样的逻辑前提，即在汉口城市公共领域扩张的过程中，官府（国家）对城市的控制能力与民间（社会）力量之间是一种相互博弈式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城市自治有时是不需要权威（尤其是法律）认可的，从而在根本上脱离了中国城市社会控制的实际。所以，罗威廉的研究，尽管展示了湖北新政前的近代汉口市政乃至整个城市社会发展演进的丰富图景，并大大拓深、拓宽了汉口城市史的研究，却难以使中国的学者信服，甚至连美国学者魏斐德也禁不住发出强烈的批评之声。[238]
第三，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欠缺。
就近代汉口市政主体的研究而言，既有的研究对近代汉口市政主体的解析还很不充分：一方面，对于有的时段（如民初、沦陷时期）的官方市政机构的研究很是欠缺——这显然不利于该时段官办市政研究的展开。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也比较注意对于非官方主体在近代汉口市政建设和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关注的对象主要局限于少数社团——商会、善堂、街区性自治组织及其联合会，且很少将参与市政的其他性质的社团或民间组织纳入市政研究的视野，因而对于近代汉口民间市政参与的基本模式和整体特色缺少探究；同时，对于这些参与市政的主要社团组织的演变缺乏贯通性考察，对其各自参与的特点缺少探究，对于各组织之间的关联性也缺乏探讨，从而使本来丰富多彩的近代汉口民间市政参与，在研究内容上平面化，在研究形式上模式化，民间组织在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中的作用因之未能得到合理展示，进而影响了近代汉口市政发展进程的合理展示、近代汉口市政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点的揭示，也制约了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研究及近代汉口市政转型研究的深入展开。
就研究的时段而言，有关晚清汉口市政的研究不少，但有关湖北新政时期的汉口市政研究，多系于人物——张之洞研究之中，缺少宏观审视，同时，在一些方面有待深入。对于后张之洞时代的汉口市政研究则很不够。对于民初、沦陷期、民国末期市政的研究也需要加强。因此，在近代汉口市政的贯通性和宏观把握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就研究的区域而言，有关汉口租界市政的研究，自《近代武汉城市史》面世以后，虽然产生了《汉口租界志》这样的大部头编研成果和其他个别著作及少量论文，但是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多重复，在研究深度上鲜有实质性的进展。随着近代汉口华界市政研究的逐渐深入，租界区市政研究的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待拓展。
就研究的领域而言，在以下方面需要加强或开拓：
其一，对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的演进需要进行梳理。
其二，对民国时期重要人物对近代汉口市政的影响研究不够。如孙科、蒋介石、宋子文、吴国桢等重量级的政要，他们的言行、决策等均曾影响过汉口市政，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与近代汉口市政的关系，或者关注的还很不够。
其三，对于影响汉口市政发展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四国银行团的产生与发展、国民义务劳动运动、新生活运动等），重要政策（如：废除厘金、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借外债等），研究很不够。这说明，我们研究的视野需要进一步开阔。我们朝着跳出汉口来研究汉口的目标做出过艰苦的努力，但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其四，在资料方面，有分量的编研成果不多，对于档案、实物等方面的资料发掘和利用远远不够，对报刊资料的发掘亦存在很大空间，对外文资料的发掘利用十分欠缺，这种状况对于深入开拓近代汉口市政研究十分不利。例如，有关汉口租界的资料很多是英文、日文、法文等，它们分散在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中，有待发掘。其中，日本方面曾经为了收集有关汉口城市诸方面的情报而保留了大量有关汉口市政方面的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掘得还很不够，使用得不多。
其五，在国内外学术互动方面，国内学者研究对国外学者的研究回应不够。目前，国内对于罗威廉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研究论说的公开回应，基本上停留在逻辑层面。然而，逻辑层面的雄辩不能替代实证层面的论析。要积极回应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进行宏观审视，还应该将历史的考察与逻辑的辨析相结合。只有秉持这样的学术理念，我们才有可能逐渐实现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乃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本土化。
此外，研究近代汉口市政的专著尚只凤毛麟角，近代汉口市政通史尚付阙如，有分量的专论文章并不算多。
当然，换一个角度讲，近代汉口市政研究仍然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