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沈德潜与复古诗派及其创造

沈德潜之倡格调本为纠王士禛神韵说之偏。沈氏所标举杜甫的“鲸鱼碧海”与韩愈（退之，768—824）的“巨刃摩天”可谓严羽所谓的“沈着痛快”一类，而王士禛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应属“优柔不迫”一类。沈氏并没有否定王氏之选，只觉有所不足，故而其《唐诗别裁集》乃在王氏“优柔不迫”的诗学基础上加入复古诗派所追求的“沈着痛快”的唐音。其后，沈氏之同年袁枚的性灵说则又为抗衡格调说而崛起为另一大诗派。性灵说就形式而言，袁枚提出“巧”与“妙”，即灵活风趣的艺术风格；就内容而言，着重“性情”与“灵机”。大体而言，就诗论来说，袁枚重天籁，沈德潜重人巧而不废天籁；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其实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中亦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便是清初至中叶的三大诗派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

当沈德潜以诗学为世人所知开始，便被视为明代格调派的传承者。明代的格调诗学之代表人物乃李攀龙，而代表格调诗学理念的则具体落实在其《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选”。故此，要研究沈德潜与明代复古诗派在诗学理念上的关系，可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与《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选”作比较研究，由此便可具体呈现两者之异同及承传关系。具体而言，从明末刊刻而显赫一时作为明代复古诗派理论具体实践的《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选”回顾整个明代诗坛的思潮与论争的症结所在，可以为活跃于清初至清中叶的沈德潜的诗学理论对当时诗坛论争的针对性作具体的背景探索。继而通过沈德潜对明代复古诗派的文学史观的讨论，借以凸显沈德潜作为清代格调派宗主对明代以前、后七子为首的格调派文学史观的突破。而其中再就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文学史观及其所引起的论争为切入点，作为具体的论述焦点，这样就更能清晰地体现沈氏的文学史观。

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所追求的是获取盛唐格调，这是就方法论上而言的，这样才有了文学史上著名的李梦阳与何景明二人关于诗法之争，而沈德潜则在“意”与“法”之间突破了明代复古诗派的文学史观及其在诗学方法论上的桎梏。沈德潜诗学理论中的“格调”与“温柔敦厚”这两个重要而又彼此紧密联系的诗学概念，既是一种诗歌风格，亦是一种创作的方法论。格调的追求可追溯至沈氏对明代李东阳（宾之，1447—1516）至前、后七子的“格调”说的传承与突破。其突破处，一方面可见于他在“格调”这一诗学概念方面的翔实而详细的论述，另一方面可见于他着力于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纠偏，而袁枚指责沈氏“格调”为“空架子”[15]的攻击亦可让我们从另一角度透视沈氏对“格调”的理解。

沈氏用以相辅并济“格调”说的是回到传统儒家诗观的“温柔敦厚”。从清初至乾隆时代的文字狱、科举要求、大吏对诗教及盛世之音的鼓吹以至于官方编修的种种选本所透露出的对意识形态控制的信息，以探讨官方意识形态对沈氏诗论的影响。由沈氏诗论与清廷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索，所揭示的是诗学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诗论以至于诗评的整体检索，我们更能明了沈氏诗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真相。我们亟于揭示的是，作为诗论而言，怎样的作品才符合“格调”的要求？“格调”有什么不同的类别？如何唱出盛世之音？如何作“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音而不失“温柔敦厚”？怎样才是“温柔敦厚”？这些概念或早于复古诗派之前而出现，而在复古阵营中亦有不同的论争，而及至沈德潜则又将这些诗学概念或重新定位，或并举以作补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