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刷术看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成书问题——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中心
引言
中国文学史一般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成书时间断定为元末明初。如中国内地各大高校所采用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七编“明代文学”绪言中“元明之际”“《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明代中叶”“《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1]云云表明，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在明代中叶被刊行。其实，这个断定是将小说的来源混同为祖本，从而引发了学术上求真与求实的争议。印刷媒介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透视角度，供我们对长篇章回小说的成书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即使是从视觉文化来看，元末印刷品的品相与嘉靖、万历年间长篇章回小说的品相也可谓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作品如《甲午新刊新全相三国志故事》（简称《三分事略》）是何其稚拙，后者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圆熟规整、丹黄灿然、斐然可观，二者简直就是霄壤之别。仅仅从印刷品相而言，古代中国长篇章回小说似亦不可能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从印刷媒介的品相对长篇章回小说的成书时间进行揣断，或许不足以慎重。因为，在宋元时期，三国故事是以口述与耳听的形态存在的，长篇章回小说有没有以抄本存在的可能？即使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刊本中的戏曲也远比小说为多，亦表明王朝中国听觉文化远比文字视觉文化更为普遍。
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戏曲繁荣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印刷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如此一来，通俗文学的兴盛与印刷术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关于这个问题，荒木健主编《中国文人生活》曾涉及明代商业出版与文人生活之关系；大木康《明末的独立知识人：冯梦龙与苏州文化》论及明末文人新的生活方式和发言姿态；而陈平原则指出“大众化文类与出版媒介的结合，使得章回小说在明代中期迅速崛起”[2]；石昌渝从绍介和知识普及的角度详谈了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的关系[3]等。本文受其启发，但与之不同，从文学文体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诸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成书问题。
一 古代中国印刷术发展至嘉靖、万历年间为极盛
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时期，因其与佛教（大乘佛教为“像教”，抄经、印经、印像乃功德）关系密切，委实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从佛教东传来看，雕版印刷术肇端于南北朝佛教隆兴、经像需求强烈之时是不是更有可能？此话题与论题较远，兹不详论。姑且依据张秀民的考察，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初年贞观年间。[4]而通俗小说与印刷术之关系，石昌渝认为：“唐代是雕版印刷的初兴时期，雕版印刷的成本高，生产规模也有限，刻印仅限于释经、历书、小学字书、诗集、阴阳五行等书，根本轮不到通俗小说。”[5]此说极是。
宋代，朝廷藏书大部分是抄写本。例如，宋仁宗嘉祐年间，一次抄书16000余卷，刻印本4700余卷。[6]再如，景德二年（1005）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7]从而可见，国子监所雕印的是“经传正义”，而无其他诸如以娱乐为主的戏曲或小说。南宋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后来，锡、木、铜活字也出现了。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字是方块字，不是拼音文字，从而无从彰显活字印刷术的便利。这一点与德国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一比较，就不言而喻。天水一朝，虽然“右文”为其国策，但是熙宁之前，监管亦甚为严厉，“宋兴，治平（1064）以前，犹禁擅刻，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86）以后，乃尽弛此禁”[8]。
蒙古族尚武，入主中原后汲汲于税赋，而无关于文事。元朝任用官员实行“大根脚”制度，科举制度被废除。于是，读书人或经商，或做吏，或务农，或进入勾栏瓦舍，不一而足。元朝，对思想意识的管制固然相对来说较为宽松，然而雕印书籍却有审批制度、审查制度，因而“元时人刻书极难”[9]。这一时期，“印刷业继续发展，生产大量面向普通读者的万宝全书”；然而，“这些廉价印制的万宝全书，字迹粗陋，纸张粗糙”[10]。据现存文献可知，一般说来，元代雕版印刷术雕刻的字体稚拙、拙朴。福建建安李氏书堂刊刻的《三分事略》何其粗陋！当然，一小部分翻刻宋版而成的书籍却是极为精美，但这些是经书。
朱明王朝，经济上以农耕为本，文化上以删节的四书五经为本，明初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从而通俗文化在明代沉寂长达150年之久。这期间，书籍以抄本为主。明初，宋濂“手自笔录”。明宣宗时，“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1]。朱谋
贵为龙子龙孙，“著书凡百十有二种，皆手自缮写”。[12]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云：“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编断简之中。”[13]印刷术固然一直在发展，但是抄书仍然是当时传播和接受知识的重要形式。即使是在印刷术发达的嘉靖、万历年间，抄书现象亦比比皆是。到了明末，顾炎武《抄书自序》云：“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14]
总的来说，明代中前期，雕刻、印刷的主要内容是五经、佛经、正史、律令等。“明朝雕版印刷的发展意味着当时人可以得到各色各样的新书，如讲营造法则的《鲁班经》，以及那些妇女读物。”[15]日常实用书籍与儒家经典是雕印的大头。从嘉靖年间开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才成为被雕印的对象。嘉靖、万历年间，话本小说、戏曲传奇的雕印云蒸霞蔚，蔚为大观。
明代“官私一再刊行古代名著，有的一书多至四五十版或六七十版，这是为宋代或清代所不及的”[16]。那么，为什么明代的印刷业如此兴旺发达？洪武元年（1368），朝廷令书籍、笔墨、田器不得征税。[17]从而与此相关的产业就会兴盛，因为利之所在，业之所在。《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向牛布衣吹嘘他选的文章，书店能卖掉1万部。大木康依据日本江户时代柳亭种彦的《偐紫田舍源氏》曾卖过1万部。而假设匡超人所编即使卖掉5000部，一部5钱，则得2500两，利润可谓丰厚。[18]晚明，连续多年旱涝天灾，庄稼不丰收，于是有人不再投资种庄稼，而是去从事雕版印刷，因为雕印业可以旱涝保丰收，且利润不菲。
明代的内府、经厂、国子监、部院都刻书。藩王府、太监、书院、寺庙、私家宅塾等亦刻书。明代，书坊世家不为少见。如在建宁，刘姓、余姓从赵宋就开始从事雕印业，在元、明依然为世家。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云：“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19]据统计，万历年间民间书坊的数量已经达到近100家，仅苏州有名可考的就有37家，杭州也有24家。
大明朝廷没有进行行政管制，也是有明一代印刷业繁荣的一个原因。陆容（1436—1496）《菽园杂记》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各处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古今诗文集，内有无益令人可厌者，如《唐诗品汇》《万宝诗山》《雅音会编》《瀛奎律髓》之类是已。况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诏书籍必经中书省看议过，事下有司，才敢刻印。想当时无擅刻者，此法亦好。今日救弊，必须如此才好，而无人及此意者，以其近于不厚欤？”[20]陆容这段话表明，明代并没有审查制度。不仅如此，中晚明的皇帝在政治上似乎相对来说较为开明，如万历皇帝曾说“言论优容”，不以言治罪。然而，清康熙年间，朝廷明令“坊肆小说淫词，严重禁绝”，这与晚明朝廷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清初建版的衰落，亦可以反证中晚明意识形态的管制较为松弛。
国家雕印业在嘉靖、万历年间极盛。藩刻本亦以嘉靖、万历为最盛，从而表明这一时期印刷的繁荣是全国性的事件。那么，为什么印刷术发达于嘉靖年间？技术的改进，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基督教传入而输入了西方科学，于是产生了一股重技术、尊实用的风潮。”[21]晚明，雕版印刷术极为发达，活字印刷术之木、铜、锡等活字皆在使用中。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套印术，于是四色本、五色本等在市场上广为流通。刻印工人有了更专业性的分工，写工、画工、刻工都各司其职。木纸、木墨（松木墨）的改良，也为雕版印刷术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我们说明代的印刷术最为发达，指的是中晚明时期。明代可以私刻，刻工极其廉价。宋代每人每天刻一两页，明代每人每天可以刻数十页甚至一卷书。今日之宋体字应该称之为“明体字”或“明朝字”。
我们一直强调嘉靖、万历年间，是因为这是明代中后期出版业最为繁盛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启、崇祯年间出版业不足为人道也。其实，这段时期，长篇通俗小说新出约80种，短篇白话小说、时事小说、讲史演义、神魔小说依然兴盛。嘉靖至万历前期，通俗小说的刊刻以建阳为中心。万历中期以后，刊刻中心向江南地区转移，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刊刻中心为金陵、苏州和杭州。
二 长篇章回小说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勃发
如前所述，《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中国文学史将其成书时间断定在元末明初，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其实，《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金瓶梅》《封神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列国志传》《新列国志》等都是嘉靖、万历年间才出现的小说。文学史上所谓“明代长篇小说”，绝大部分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万历年间，著名长篇章回小说还出版了不同的版本。例如，万历十六年（1588）张凤翼序刻武定版《忠义水浒传》、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本《李卓吾先生评水浒全传》、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万历二十三年（1595）《金瓶梅》抄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欣欣子序刊《金瓶梅词话》等。
在考证的过程中，明确书籍的名称及其版本是极其重要的。书名的能指不一，所指岂能为一？版本不一，其成书时间岂能相同？不同版本混为一谈，所谈问题岂能明晰？譬如，周邨所谓“《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22]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三国演义》指的是长篇章回小说，而作为长篇章回小说的《三国》小说，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只能是明清小说。更何况，我们一般所谓的《三国演义》指的是毛纶、毛宗岗批改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他们生活在康熙年间，他们修改而成的版本不是明清小说吗？确切地说，他们的批点本是清代小说，清代小说不是明清小说？这个道理讲不通。可能，周邨想表达的是《三国志演义》的祖本不是明清小说。然而，即使是后者，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从文体上来说，《三国志演义》的祖本只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分事略》或《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等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却不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说《大宋宣和遗事》是《忠义水浒传》的祖本。相似文本，不同的书名，或相似文本的不同版本，其所指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当我们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成书时间时，首先应该确定相似文本的确切书名。以《三国演义》为例来看，作为长篇章回小说的雕印版最早的书名就是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而《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批点及命名的书名，其点评中间为简便计曾出现简称“三国演义”，而作为书名的《三国演义》主要是今人的称谓。高儒《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其中所谓的《三国志演义》其实指的是嘉靖元年梓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代嘉靖之前有没有长篇章回小说的刊印还是一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如众人信以为真的一个幻相：弘治年间首次刊印过《三国志演义》。弘治五年（1492），朝廷征集图书时将“稗官小说”也囊括在内，王齐洲认为此举“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23]。其实，当时，通俗小说死水微澜，谈何发展？嘉靖元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庸愚子序极有可能是张尚德等人的伪造，从而王齐洲推论之弘治七年（1494）《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编写者疑为蒋大器”[24]的说法虽然很有启发性，但是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析。
王齐洲推论蒋大器编写并向朝廷进献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该结论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弘治五年（1492）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濬在《请访求遗书奏》中云：“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刻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去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25]从中可知，第一，蒋大器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编撰而成近90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既然当时没有刻本，那么只能是之前的抄本或写本，而从纸张媒介的保存来看，一则难以保存百年之久，二则正如王齐洲所考，明初不可能出现《三国》写本[26]，也就是说，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小说文本，从而蒋大器也就不可能向朝廷进献《三国志通俗演义》。
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27]从庸愚子的序言可知，《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后，首先是以抄本的形态存世的。可是，此说实不可信。嘉靖本卷二十一有尹直赞诸葛亮的诗，这首诗出自尹直所撰《名相赞》，该书有弘治甲子（1504）自序。然而，嘉靖本弘治甲寅（1494）蒋大器序又何以可能？岂有十年前引述十年后才撰写、出现的一首诗？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庸愚子并非蒋大器，庸愚子或许是嘉靖年间某一文人的自号或托名，更有可能的是编著者出于托古而虚构的一个名号，因为“假托‘古本’、‘旧本’是当时出版者的营销策略”[28]。
《三国志通俗演义》梓行于嘉靖壬午年，那么小说文本肯定成书于之前。而壬午年是嘉靖元年（1522），因此之前自然只能是正德年间（正德皇帝崩至嘉靖年号公布之间有8个月，短短8个月似乎不足以能够编纂而成这部近90万字的长篇章回小说）。王齐洲认为弘治五年（1492）朝廷的征集民间书籍，造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编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十之八九，倒是与明武宗喜读小说有关。“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29]，民间文人听说此事，为射利计，开始了长篇章回小说的编纂。极有可能，《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张尚德之手。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小书庄”印，而郭勋则有《书庄书目》，从而有人认为张尚德与郭勋有某种关系，“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武定侯郭勋有着密切的关系”[30]。
通过对《古今刻书》366种的分析发现，嘉靖时通俗书籍尚未流行；嘉靖之后，以至明末，通俗类书籍大兴。[31]郎瑛云当时出版界“旧书多出”，这些“旧书”是改写、编纂而成，还是真的是完整的旧书，还是完全新编纂而成？嘉靖之后有些所谓的旧书，其实是新编，但是却说“复购得旧本或的本”，尚古的趣味使然。也有一些则是在粗陈梗概的话本底本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完完全全的旧书即后人所见长篇章回小说，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从中国出版史来看，“剧本、小说等都是后起的出版物”[32]。
世风所及，编纂成书比比也。例如，出版坊坊主余象斗一人曾编写过《东游记》《北游记》两部书。风尚、利润之所在，促成了雕刻业的繁荣。《水浒传》十多个版本，即有十余副雕版，但是全像只有一副，那就是双峰堂版。万历甲午双峰堂余文台梓《水浒传》云：“《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十余副，全像止一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33]胡应麟还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34]从中可见，长篇章回小说的鼎盛兴旺与嘉靖、万历年间空前繁荣的印刷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旧文人眼里，小说、戏曲本为不登大雅之堂、下里巴人之物事。可是，为何在嘉靖、万历年间长篇章回小说勃兴而时事小说甚至作为舆情影响至政治？如著名文人、画家董思白因为《黑白传》而身败名裂、家产被焚。时事小说成为社会舆情的一种重要工具，小说可以干预时事政治、个人出处等。显然，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而言，长篇章回小说在嘉靖、万历年间勃发的缘由是什么呢？
“通俗小说的崛起，王阳明心学是重要条件之一。”[35]王阳明心学，在嘉靖、隆庆以后风靡一时，王阳明心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明史·儒林传》序言云：“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6]从而表明，儒家经书的权威性遭到了挑战，甚至是被视为蔑如。王阳明心学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求之于内心，心即主宰，从而人人皆可为圣人。为内圣外王计，须致良知。而即使是戏曲“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37]。
嘉靖“大礼议”事件，促使文人士大夫质疑传统的礼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切实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王阳明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其讲学以及王学左派的倡导，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阳明心学之所以风行，思想新颖是一方面，朝廷不干预是不是也起到了作用？印刷业的发达和繁荣，是不是也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
正德、嘉靖以前，社会风尚醇厚。正德、嘉靖之后，整个社会风尚为穷奢极欲，国人追求“适意”“快活”,“有致”“有趣”，戏曲、小说由于具有这些社会功能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正如汤显祖所谓“稗官野史”“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38]。李贽提倡童心说，反对假道学，追求纯真，认为《水浒传》《西厢记》等为“古今至文”；他特别强调水浒好汉乃“有忠有义之人”[39]。袁宏道等人提出了“独抒性灵”的主张，“顺从性情之自然，应机而入悟境的祖师禅盛行”。这些新思想提高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地位，为其繁荣提供了条件。
受阳明心学、童心说等的影响，文人对通俗小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不再轻视，而且还热心参与通俗小说的搜集和编纂。嘉靖时，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今称《清平山堂话本》），可谓是雕印小说之嚆矢。著名文人如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等都交口称赞《水浒传》，这也是文人审美观改变的表征之一。武定侯郭勋借助于小说的编纂搞政治活动，策划《皇明开运英武传》为其祖先郭英歌颂功德。
明代文人结社，成一时之风气；结社之余，编纂小说。嘉靖中期，陆楫等结社，讲习场屋绳尺之余，“凡古今野史外记、丛说脞语、艺书怪录、虞初稗官之流，其间有可以裨名教、资政理、备法制、广见闻、考同异、昭劝戒者，靡不品鸳抉择，区别汇分，勒成一书，刊为四部，总而名之曰《古今说海》”[40]。此类结社，自然对于小说、戏曲的繁荣具有促进作用。从此，异书秘文也被看作学问。袁宗道《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云：“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书帙；科名之外，大有学问。”
由以上可知，嘉靖、万历年间长篇章回小说的勃兴，是时代性的产物，之前的宋元或之后的清代，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繁盛的局面。而这种勃兴，是合力的结果，本文为了论述的集中，主要对它与印刷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三 长篇章回小说与嘉、万年间印刷术之间的关系
元代，白话俗文学获得了大发展。蒙古族、色目人喜好歌舞，人们的娱乐方式主要是“说与听”：听戏曲是最主要的活动，其次还有听说平话、听宣卷等。由于统治阶级喜好俗文学，因而元代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竟然有俗文学的刊本。“俗文学从写本进到刊本，这在俗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41]现存元刊小说主要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等。然而，平话五种之中，只有《三国志平话》字数最多，但也不过是七八万字。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言，《三国志平话》的叙事，“只能算是一个情节的详细梗概”[42]。无论是叙述艺术还是小说字数，都不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二者不可以道里计。简而言之，除了上引现实生活中实用的万宝全书和经典书籍外，即使是在统治阶级酷爱俗文学的元代，平话、戏曲等通俗文学文本刊刻得也极其少。
长篇章回小说这一文体，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其标志当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人们往往将《三国演义》的源流考镜追溯至《三国志平话》而不是《三国志》。现存较早的《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书坊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所谓新全相，意指新加上人相图画，也就是明、清小说所谓绣像全图，书分上下栏，上栏为图画，下栏述事，如近今儿童所喜爱的连环图画，构图拙朴，古趣盎然。”[43]到了明代，建阳版刊印的小说依然是上图下文，只是继承元代的版式而没有改进罢了。嘉靖、万历年间刊印的长篇章回小说，绣像全图类将上图比例缩小，将文字部分扩大；再后来，基本上改变了这种上变相下变文的格式，成为以文字为主而时有插图的版式。
如前所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梓行于嘉靖元年。而建阳刻《三国》小说，最早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书林叶逢春刊《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十卷。此后，《三国》之刊刻，以建阳书坊最为集中。根据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统计，除却毛宗岗本，现存各系统《三国》小说版本共计43种，其中建阳刊本多达26种。[44]由于建阳刊本的《三国》除了有（花）关索之外，与壬午刊本相比还有其他文本差异，因此英国汉学家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中依据串句脱文（homoeoteleuton）认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子系统。
其实，如果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伪问题，魏安的结论也是一种臆断。因为建阳刊本与壬午刊本的不同，完全可以从建阳书坊主的薄利多销经商策略、以娱乐为导向的雕印作为、求新逐异的视觉文化经济等方面获得解释。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的版权意识极为淡薄，因而为标新立异计（此举很好地避免了版权纠纷），各显神通，加减乘除；从而“通过版本文本的比对”，魏安、中川谕、金文京等都发现“没有任何两种版本（覆刻本除外）是毫无文本差异的”，此其一。其二，“没有一个现存版本是嘉靖以前的刊本”[45]。他们的发现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们的解释却是由于考据的过于烦琐而只见微细不见其大。从第二条发现可以得出，嘉靖壬午本就是《三国演义》的祖本。之前的《三分事略》或《三国志平话》不过是其来源罢了；而元杂剧三国戏也是来源之一。《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也是古代文人所惯用的“集撰式”手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文本间性的关系。如果从文本内部细读，则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取材于元杂剧三国戏的要比《三国志平话》的多得多，如关羽的赤面就源自三国戏而不是《三国志平话》。[46]
集撰的成书方式，也有助于解决“小字注”的争议问题。章培恒等学人依据小字注中的“今地名”之今，考索《三国》小说的成书年代。然而，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今地名”或指宋时地名，或指元时地名，或指明时地名，依据“今地名”来考证成书时间何以可能？“今地名”之今，并不是编次者所生活的“今”，而是编次者集撰小说文本时所摘抄原文献中的成文。也就是说，“今地名”的问题，实际上是古代著述，尤其是小说、戏曲成书方式即集撰式（或曰镶嵌式）使之然。例如，据魏安考证，“益都路”的注释抄自元代人王幼学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并非编次者所加。
明代教育的兴盛和普及远胜过前代，《明史·选举志》（一）记载：“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郊，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47]与元帝国轻视汉文化举业不同，大明王朝重视科举。从而，嘉靖之前，作坊主要是刊印举业文章。“书院之制，创始于唐”[48]，在明代嘉靖时书院最盛[49]，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雕印业的繁荣。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到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清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印刷书籍，一次一百部很正常（如书帕本《金瓶梅》一次雕印一百部[50]），二三百部就较多了。
即以坊刻小说来看，据程国赋的统计，“共有不同地区的144家书坊，刊刻小说270种，另外，所处地区不详的书坊39家刊刻小说47种，刊刻地区及书坊名称均不详者有小说92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包括翻刻本在内、包括现存的和已经散佚的，明代坊刻小说共有409种”[51]。当代版本学家魏隐儒指出：“坊间刻本，除经史读本和诗文读本意外……还大量地刻印了一些小说、戏曲、酬世变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52]
如前所述，晚明的雕版印刷术大发展，印刷事业大繁荣。而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大多刊刻于嘉靖、万历年间。章回小说创作大繁荣，小说雕印出版也大繁荣。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其实不然。那么，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印刷术的大发展促进了晚明小说尤其是长篇叙事小说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书面叙事文学尤其是书面白话叙事文学的发达。而需求是发明之母，是技术改进的动因。长篇章回小说阅读的需求，也使得雕印工人改进他们的技术。晚明印刷术是中国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不谓无由。技术的改良，反过来又促进了长篇章回小说的编纂、刊印和发行。
印刷术的改进是晚明小说繁荣的根本性原因吗？一般说来，新媒介或媒介的改良能够重新建构人们感知的时空结构，然而，由于新生事物的形成大多是合力的结果，因此我们似乎不宜坚持技术决定论。毕竟，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当时，李贽提出小说、戏曲都是“至文”，这便是革命性的文学宣言，从而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审美观念。正是对文学艺术审美意识的转变，才促成了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大量雕印和刊行。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和长篇白话叙事小说，也是嘉靖、万历年间极盛。从印刷术的发展水平来看，只有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忠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雕刻刊印才成为现实。而在元末明初，就媒介技术水平而言，是不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的刊行的。或许有人会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在元末明初没有刊印本，但是不排除有抄本的可能。
迄今为止，《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未见抄本传世。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看，退一步说，即使是元末明初曾有过一个抄本，到了弘治五年（1492）已有125年之久，也很难被保存下来。即使我们假设元末明初真的曾有过《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抄本，那么依据明宣德时秘阁储书两万余部的保存情况来看，“至万历三十三年重编《内阁书目》时，已十不存一”[53]。皇家的保存条件那么好（如《明史·艺文志》序云“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草莽民间的保存条件能比皇家的还好？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如是观之，即使是元末明初真有一本《忠义水浒传》，到了嘉靖年间，恐怕也不会保存完整，甚至不能保存下来。遑论正如王齐洲所言，明初根本就不具备像《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问世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54]如果依据小说文本如《三国志平话》或《三分事略》的行文来看，其“叙事简率，文笔粗糙”[55]，富有“荒诞虚谬的民间艺术作风”[56]。然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所用的语言则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语），文白兼用，简洁含蓄，显然是经过文人改造过，从而与《三分事略》中的语言其实迥异。更何况，晚明长篇章回小说主要以白话文的平易畅达和精准表述为特征，从而如《忠义水浒传》编著于元末明初的说法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每回标题还只是“单句七个字”，而元末明初就会横空出世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如此一来，《忠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章回小说只能是中晚明的时代性艺术结晶，而不可能出现在元末明初。
四 结论
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史来看，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具体成书时间应该值得深思，中国文学史中所谓的常识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三分事略》《大宋宣和遗事》等分别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的来源，而不是其祖本。从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应该依据其集撰、雕印与刊行的具体时间来确定其成书时间，实为嘉靖初年。《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章回小说成书于万历年间，而不能将其部分来源的素材问世时间确定为小说的成书时间。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4期）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陈平原：《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3]参见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4]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6页。
[5]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6]参见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7]脱脱等：《宋史·邢昺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98页。
[8]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9]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10][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1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43页。
[1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13]袁同礼：《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14]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
[15][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16]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
[17]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18]参见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
[19]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
[20]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129页。
[21][日]冈田武彦：《明代的文化与思想论纲》,《孔子研究》1991年第2期。
[22]周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23]参见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4]参见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5]邱濬：《重编琼台稿》卷7《请访求遗书奏》，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46题为《隆重图书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861页。
[26]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7]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8]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9]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10页。
[30]刘璇：《〈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武定本之关系管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4期。
[31]参见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3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3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3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35]石昌渝：《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36]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
[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38]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3页。
[39]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页。
[40]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4页。
[41]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42]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4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44]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5]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6]参见张同胜《从关羽的“赤面”看〈三国志演义〉的作者问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47]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
[48]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49]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50]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51]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
[52]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北京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5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239页。
[54]参见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56]涂秀虹、陈旭东：《建阳刻本〈三国〉小说传播衰退原因浅析》,《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