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传播类

传承与嬗变：关于台湾“陈三五娘”俗曲唱本的“在地化”特征探讨

黄科安[1]

在清代，闽南地区流行着一种以通俗汉字记叙闽南民间歌谣的小册子，其内容多为叙述历史故事的长篇叙事诗或与当时社会风俗有关的劝世歌文，这就是闽南方言的俗曲唱本。考相关文献，清乾隆己亥年刊刻的《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俗曲唱本，但大量在坊间流行最早可能始自清道光年间。因为闽南地区刊印唱本最出名的书局“文德堂”和“会文堂”，据说“其创业不晚于道光年间”[2]。光绪年间（1908）开业的博文斋书局，颇有后来居上的气势，起初还会向会文堂购取版本来印售，后来生意日见兴隆，独立印行书籍，远销东南亚各地。[3]除此之外，泉州的清源斋、见古堂、琦文堂等书店，以及当时全国印刷业中心上海的一些书局，如开文书局、点石斋、文宝书局，也曾以石印或铅字活版印制了许多俗曲唱本。其中有的只是接受厦门书局的委托，代工印刷；有的则印上自己的堂号发行，如开文书局。其印版从最早的木刻版演进成石印版，更有后来铅印版的大量发行。

在这些大量流行的俗曲唱本中，对“陈三五娘”故事唱本的添枝加叶与穿凿附会最为引人注意。据陈香搜集所得就有30余种，再加上台湾的发现，累计达40余种。[4]不过，细究这一故事的唱本，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与戏曲《荔镜传》《荔枝记》版本的内容相似，即以陈三娶妻回泉庆团圆为结局，如清乾隆己亥年的《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民国三年厦门文德堂的《增广最新陈三歌全集》以及上海开文书局的《最新陈三歌》（上、下）等；其二是在陈三娶妻回泉庆团圆的基础上蘖枝生发，另做发展，共分四册，即民国四年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掞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台湾学者陈兆南将此分类称为“全歌系”和“四部系”，这一分法得到台湾学界如刘美芳、陈怡苹的认同和遵循。[5]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随着闽南人的脚步漂洋过海，扩散流播至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诸国。他们劳作之余，吟唱这些唱本，成为那个时代背井离乡的人们的精神寄托。早期台湾人就将这些大陆发行的俗曲唱本称为“歌仔册”或“歌仔簿”。它们在清末开始被大量引进，当时台湾人在思乡情怀的引导下，欣然接受了来自故乡的事物。再加上俗曲唱本的价格低廉，内容通俗，就更加助长了它们在台湾的风靡。后来，到了日据时期，台北市北门町出现“黄涂活版所”，它开始以铅字活版翻印大陆的俗曲唱本，同时印行了少量本地人编写的唱本。至1930年，黄涂活版所印行的俗曲唱本几乎独占了所有的台湾俗曲唱本市场。据当时任职台北帝国大学，醉心于台湾歌谣研究的稻田尹的估计：当时光是在台湾印行的俗曲唱本就超过了500种。无论从出版商的数量还是出版的俗曲唱本书目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确可称为俗曲唱本的黄金时期。而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殖民中国台湾的日本统治者为了加强推行皇民化运动，下令禁止所有的报纸与书籍﹑杂志以汉文出版。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为止，台湾的俗曲唱本因此遭到了灭顶之灾，成了战争浩劫下的牺牲品。

在台湾流行的名目繁多的俗曲唱本（歌仔册）中，“陈三五娘”是最广为人知、最为经典的民间故事，后来随着歌仔戏剧种的出现，它又成为台湾歌仔戏的“四大经典剧目”之一。正如刘美芳指出：“诸多才子佳人艳丽篇章中，独独‘陈三五娘’故事具有强烈的闽南地域特性。台湾籍属移民社会，纵使在民间文化发展上，终有不可避免刮骨还血的大震荡，却不能抹去曾受海峡彼岸母体文化哺育影响的事实，其中以闽南文化为最。”[6]可见，它在台湾民间文化发展史上，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考察相关文献，在台湾由于底层大众的喜爱，“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一直保存或翻印厦门会文堂、文德堂、上海开文书局版本的习惯，如黄涂活版本的《特别最新五娘掞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就是沿袭厦门会文堂版的，据研究者比较，二者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内容几乎相同，但在用字上仍有部分小异”[7]。台中文林书局的《五娘送寒衣》，也是与厦门会文堂版本相同。其二，从清末就在民间流行的手抄本，在台湾十分的盛行，有学者统计达13种之多。[8]其三，出现改写现象，如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1960），出版时标明“全四本”，似乎与厦门会文堂版的全套四集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实际上并非一个概念。就内容而言，它仅仅叙说了陈三“磨镜”之事。因此，有人据此称之为四部系的“零套”[9]。

近些年来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强化，有些学者敏锐意识到这些平日不起眼的“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对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现实意义。于是，他们积极投身于这些俗曲唱本的保存与流播。有的是进行资料搜集汇编，如曾子良主持的《闽南说唱歌仔（念歌）资料汇编》，其中第三册影印了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厦门文德堂《增广最新陈三歌全集》；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掞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以及《陈三五娘歌诗》《陈三五娘上南台》等手抄本。又如郑英珠执行编辑，由宜兰县立文化中心出版的林锋雄总编审《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上、下），同样以影印方式收录了不同的手抄本，计有“邱万来藏本”“张松池藏本”“李坤树藏本”“谢乌定藏本”“黄阿水藏本”“张松辉藏本”“陈健铭整理本”“廖琼枝口述本”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被鲜活地保存下来，是很值得肯定的。另外，也有新的编校本出现，如陈宪国、邱文锡编注的《陈三五娘》，这是以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掞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为底本，进行详细的注释和注音。该书不仅让读者了解了陈三五娘的故事，还“能认识许多谚语、风俗和典故”,“使人了解歌仔册的迷人之处”。[10]

必须指出，“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在台湾的扩散传播，确实在客观上为保存闽南文化的历史文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作用和价值应从“不变”与“变”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变”。这些“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通过台海两岸的书商的运作，将大陆版的俗曲唱本带进台湾，或直接借助当地出版社的翻印，在底层大众中不断地播散影响，从而为保留俗曲唱本的本真生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即便是后来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具有明显的改编色彩的《陈三五娘歌》，也仍然保存着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传承着这一民间故事积淀的语言表达与文化习俗。如“广话挂骨明明明”“归条野阁新新新”“我磨一变清清清”，这其中的三字叠“明明明”“新新新”“清清清”，是较为典型的闽南口语化说法，表示“非常明”“非常新”“非常清”。从修辞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特殊方法，体现了闽南话在长期运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形式和表达功能的修辞格式。另一方面是“新变”。“陈三五娘”俗曲唱本的活灵魂，就是“活”在底层大众“口口相传”之中，换句话说，这种文化传承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众趣味的位移而发生不可避免的“在地化”现象，体现出底层大众当下文化的“新变”特点。

首先，这种“新变”表现在语言上的“在地化”特色。台湾人的主体是闽南人的后裔，日常所操之语是闽南方言。先民迁移入台，是以泉州、漳州人构成，自然其所操之语是混合了泉漳音的闽南话，且从今天腔调辨析来看，漳腔较之泉腔浓一些。这些特点就体现在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的改编上。起首一句“广起福建一故事”，其中“广”之意是“讲话”，在泉州是“说”，在漳州为“广”，在潮州为“呾”。又如“块汝出门上千苦”，其中“上”，是“很”之意，是漳州话，其意是“跟你出门很辛苦”。而“潮州简兮安年生”“三舍汝简兮识伊”，其中“简兮”是泉州话，其意是“潮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陈三你怎么会认识他”。

其次，从语言的印痕来看，新竹版的“新变”，在于添加或杂糅当下的文化元素。如：“电灯”“洋楼”“西洋楼”“东大街”“安全”“大都市”“世界”等，这些词汇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具有时代的文化内涵。这些词汇的添入，固然拉近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好像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为自己的左邻右舍在演绎一点什么“爱情”的罗曼蒂克，因而更加饶有兴趣地观赏、品评这些故事。当然，这种现象会导致俗曲唱本的改编出现随意、混搭的毛病。“电灯”“洋楼”“西洋楼”“东大街”“大都市”是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安全”“世界”是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创造的汉字词汇。当然，这些词汇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五百年前“陈三五娘”民间故事发生的年代与社会，即便是新竹版的俗曲唱本改编成故事发生在所谓的“清朝头”，也是不沾边的。尤其是“电灯”一说，更是离谱得很，1879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通过长期的反复试验，才终于点燃世界上第一盏实用型电灯。可是，按照俗曲唱本中的陈三到了正过“上元节”的潮州城，不仅看到传统的闽南民俗文化：“满街专是八音吹，庙口著块放烟火”，而且描写到“电灯照着恰光月”。然而，“电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可能出现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间点。可见，在底层大众看来，这种混搭和穿越并无不妥，按照他们的草根思维和文化想象，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就是这么离奇嫁接起来。

再者，在手抄的“陈三五娘”俗曲唱本中，其“新变”更体现在草根大众充分发挥自己的随兴。如“高雄卡早叫打狗，淡水出名番子楼……”出现了随意记录或添加的一些“在地化”的文化内容，其铺陈甚至高达二十四个台湾地名之多。又如，“亦拴一矸高粱酒”，所谓的“高粱酒”，是指创始于1952年在金门生产的享誉中外的“高粱酒”，其特点是酒质透明、芳香幽雅、醇厚甘洌、回味悠长。又如“雷火著牵日光灯，比点臭油也卡省，这款光线卡个清。”这里的“臭油”，是指过去没有电的时代，人们使用“煤油”照明，因为“煤油”点燃后散发“臭”味，所以台湾将之称为“臭油”。可见在这些手抄本中，已经带有“强烈的台湾地域风情的描写”，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不只凸显了地理色彩，更可做为当时生活情形研究的依藉。由此可见，台湾歌册已摆脱移民初期全本翻抄的情况，发展出拥有自我特色的新面貌了”[11]。

另外，近些年来，“在地化”现象也出现在台湾学人编校的“陈三五娘”俗曲唱本中。如陈宪国、邱文锡编注的《陈三五娘》（台北樟树出版社1997年版）最值得注意。如前所述，该书的特点是以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为底本，进行详细的注释和注音。对于《陈三歌》中大量出现的闽南文化现象，诸如先民的生活情形、行为举止和情感价值等，都有一番详细的解说。如“今旦”，他们认为是较古老的泉州话，表示“现在”“今日”，认为“在南管戏上仍可听到这种化石语言”，所谓的“南管戏”，就是指梨园戏，在今天的舞台上还是可以听得到这个词汇，因此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妈亲”，是“泉州人对父母的称呼，确实有特色”。“妈亲”这种叫法其实也是在戏曲舞台上出现的，并非底层大众日常的称呼。以上是一些偏重学理的阐释，但该书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此，而是它的“在地化”的文化阐释。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摈弃“妄议”内容，肯定“真知”部分。其一，妙语解颐。编注者以当下文化心态，巧妙对接，亦古亦今、亦台亦闽，随兴发挥，于深微处体会着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幽默风趣。如“须等黄河澄清时”，他们认为，台湾人有一种说法“等到鳖哮”“天落红雨，马发角”，以自己身边的谚语巧妙解说，以此比喻“非常难等待”之意。又如，“睏破三领席，心腹掠君未著”，这是闽南语的俗谚，形象地比喻即使是多年夫妻，仍无法同居相知。编注者除了阐释外，还意犹未尽地引申：“近年国内也流行一首台语歌，歌词就有这么一句。”又如，陈三五娘私奔被抓回时的情形：“十姊五妹笑咳咳”,“劝恁姊妹莫相笑，到许时节恁就知”，编注者注道：“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台谚有云：‘猪母肉未食毋知韧’，不是热恋中的男女，哪里知道爱情力量的伟大，所以奉劝诸君：‘未娶某毋通笑人某敖走，未生囝毋通笑人囝敖哮。'”既指出热恋中爱情力量的伟大，同时又以民间谚语佐以证明，确实让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让人感受到闽南俗谚的文化魅力。编注者还常常在文本的细微处，发掘闽南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如文本叙说：“尔是黄厝深闺女，在通现世随奴婢？”知府以“深闺”称呼五娘，可以说微言大义，编注者称：“姑娘居住的香闺，通常在家中较隐蔽深远之处，可说是‘巷深狗恶’，外人难以窥伺，称作深闺，但是五娘香闺正对大马路，可以看到外人，也可以丢荔枝，可以让陈三看到，也可以让林大看到，应该不是深闺了，只是大家习惯于此称呼，顾不得事实。”这番阐述，揭示事物间的矛盾之处，其揶揄之意溢于言表。又如，在婚庆现场，陈三出轿时，有一个动作细节：“捧起米筛牵新娘”，编注者注意到陈三捧“米筛”这个细节，他们认为：“米筛遮头，可防止各方凶神恶煞的作怪，此习俗见‘周公斗法桃花女’之故事，另外，凡是已经怀孕者，则不可用米筛遮头，因此，米筛遮头也有宣示，此姑娘是在室女的意思，由前情得知，五娘已非完璧，仍然米筛遮头，怪不得没有好下场。”这种解读，虽有宅心不仁之嫌，但也由此看出闽南地区婚庆民俗的特点。

其二，情绪化的引申。编注者因为有心中之“魔”在作怪，所以借注释机会，发愤懑之情，行攻击之语，全然忘记自己是在为一本历史文献作校注，放弃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恪守的学术道德底线。如，当唱本叙述到“好墓堆”时，他下注解释“好的风水地”之后，便笔锋一转带出对“两蒋”的鞭尸之语：“台湾现有两个尸体，一直要等到反攻大陆才会有墓堆，但是‘伺河之清，人寿几何？’现今子孙死绝殆尽，风水之厉害，令人心惊胆颤。”又如，陈三交代益春身后事时，称“歹事欲做着退步，著念三哥旧主顾”。编注者诠释“退步”，即“退一步，再想一想”。由此引申开来称：“此诗约是八十年前的作品，是福建人所作，跟现代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陈三所言，全不在逃命、奋战，却是妇女三从四德的大道理，也真是软弱，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个性之软弱，现今中国人动不动就向我们射飞弹，性格之恶魔化，何其大也！”此编注全然不顾学理问题，行攻击之实，确实让人大倒胃口！

其三，随性窜改文字。这是该编注本最大的败笔。既然标榜这本编注本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的民国初年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为底本，那就要严格遵循古本的历史面貌，而不能以自己的理解随意窜改。其窜改情形有如下几种：有的是较早的方言本字，如“卜”改为“欲”,“返”改为“转”；有的不知漳泉腔之别，如古本“事志”为漳腔，“代志”为泉腔，编注本均改为“代志”；有的是受正音（普通话）影响而出现在古本中，虽然在编注过程中有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如北京话的“盘缠”，闽南话受正音的影响，在戏台上也称“盘缠”。有时却无视这种情况，凭自己的理解肆意窜改，如“庭”改“埕”“粥”改“糜”“在”改“伫”“谁”改“啥”“夜”改“暝”“宿”改“歇”……种种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窜改之大，触目皆是，让人无所适从，不堪卒读。编注本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有台湾学者对此曾做出不客气的批评：“可惜此书未保存原文，直接将其认为错误之处加以改换，造成比较研究的不便；此外，文字的更动是否合宜，亦有待斟酌。”[12]确实如此，如此编注，使该书在出版之时就完全丧失了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