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致用与轻学术：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故事研究走向与党的文艺政策密切相关。被传统文人视为“下里巴人”的民间故事在延安时期却备受重视。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注意到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是宣传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有力工具，对民间故事的文艺创作价值给予很高评价。1938年4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时说：“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1]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民间故事的讲述者给予了“散文家”“诗人”等崇高评价，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此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进入高潮。民间故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李束为在谈及采录出版的《水推长城》《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的社会价值时说：“在群众变工互助组里、土改时的诉苦会，它成了区村干部工作的有力助手。由此帮助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忱和阶级觉悟。在晋绥，凡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区村干部、小学教员、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民间故事成了干部和群众的好朋友。”[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核心路线是围绕“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展开的。伴随着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地位也发生反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生产领域需要“创造出一种完全属于广大人民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文化”[4]。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从思想到内容全新的文化，不仅要与旧的制度和文化做切割，同时还面临如何建设的考验。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及普及新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只需对集精华和糟粕于一体的民间故事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进行“体检”便可。经过“排毒”的民间故事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950年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大事件。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5]在周扬来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是为新中国新文艺服务的，这与故事学人通过采录民间故事了解民众生活、思想及作为学术研究材料的旨归大不相同，基本决定了此后十余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路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明确提出：“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6]这一方面表明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样式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整理、改写民间故事成为文艺工作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后“挂靠在文化部艺术局”[7]，意味着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搜集工作破天荒地被纳入政府部门职责，在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同时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

随着新政权对民间故事社会价值的推崇，学术研究自然出现重“致用”、轻“求真”的取向。民间故事研究重点围绕采录展开，民俗学（人类学）、比较研究等曾经占据民间文艺研究的主流方法不仅淡出学术研究领域，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受到批判。尤其是源于欧美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将民间故事视为上古社会的遗留物，以寻找故事中的原始信仰为旨归，与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和民间文学的崇高地位是格格不入的，自然被打压。外来的理论资源则以苏联为模板，民间文学课程改名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被放大，“俄国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历程和问题，也成为固定的模式，被套用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规划格局上”[8]。

钟敬文作为政府推崇的民间文艺研究家一方面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盛赞民间文艺的思想内容价值，“不但在于广泛地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生活的真相，尤其在于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就艺术价值来看，钟敬文认为：“民间的散文作品，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大多数是虚构性的。但是，它从现实的深处取来重要的题旨，取来人物、情节的素材，用灵活的想象和有力的结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千万人的增删和锤炼。因此，能够造成那些优越的典型人物和故事。”[9]他发表了《表现被压迫阶级意识的民间故事》《略谈民间故事》等论文。在《略谈民间故事》中，钟敬文参照苏联学者的分类法将民间故事分为幻想占优势、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在说明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外特意指出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幻想占优势的故事，“有一部分产生的时代是比较早的，因此，在它里面往往带着人类原始时期的某种痕迹。这种痕迹有些是属于当时环境的，有些是属于当时制度、风俗的（例如母权、幼子成功、试婚、掠夺婚、人体牺牲等），有些却是属于当时人类的特殊心理的（例如禁忌、巫术及动物变人等）。这种痕迹对于某些故事来说，是构成它的一种有机因素，有时候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而它的存在，却往往妨碍了我们对它的透彻理解。为了更深刻地领会和说明它，我们除了首先必须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观，具备一定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知识之外，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关于原始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知识，即原始社会史、民族学、民族志等的知识。不过在这方面的学习上，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读这类书，一定要具有批判的精神，因为现在用中文写的或译的、观点正确的这方面著作是不多的；第二，我们不要再陷入于过去资产阶级学者那种错误的观点的烂泥坑里，他们忽视民间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完全把它看作过去文化的残留物。”[10]从钟敬文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民间故事研究的学术本位殊为不易。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搜集、改写、出版了大批民间故事集，发现了一批民间故事讲述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意识，促进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国家从政策层面给予民间故事采录工作大力支持。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采录工作还被列入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加强对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充分地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和民间的文艺形式，大力地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同时还特别提出做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采录工作，“发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的各种优秀的民间文艺，保持其民族形式，加以推广和发扬”[11]。此外，国家在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也促进了民间故事采录工作。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陆续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1951—1952年，共出3期）、《民间文学》（1955年创办，1966年停刊，1979年复刊），刊载了《金马驹和火龙衣》《一幅壮锦》《阿凡提笑话》等影响广泛的作品。此外，《民间文学集刊》《说说唱唱》《山花》《延河》《天山》等杂志也刊发了不少民间故事。随着民间故事采录在全国的展开，各地陆续出版的民间故事集有五百多种，如《民间故事选集》（田星编，群育出版社1949年版）、《咱们的老高：民间故事集》（柯蓝编，群育出版社1949年版）、《鸟王作寿》（柯蓝编，太岳新华书店1949年版）、《水推长城》（束为等，东北新华书店辽东总分店1949年版）、《刨元宝》（康濯，新华书店1949年版）、《彝族民间故事》（岭光电，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版）、《康藏民间故事》（庄学本，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版）、《种麦传》（董均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找姑鸟》（董均伦、江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金须牙牙葫芦》（董均伦、江源，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版）、《宝盖山》（肖甘牛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民间故事选》（贾芝、孙剑冰，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内蒙古民间故事》（孙剑冰编，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李星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吉林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搜集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全国五十多个民族，都发掘了数量不少、各有特色的民间故事。已经出版单行本的就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族、白族、黎族、纳西族、高山族、鄂伦春族、土家族等十几个民族。绝大部分民族都是第一次把他们祖先长期以来精心创造的民间故事，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12]

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者不少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而采录。柯蓝采录的民间故事集《咱们的老高》中十五篇是作者在陕北农村搜集民间故事的一部分，“（五篇）是收集现实材料，采用民间故事、传说的形式写出来的。其他十篇写的时候，连结构也经过了很大的改动，和原来的样子也大不相同。这便是我要把这十五篇民间故事收集出版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我这种尝试，是企图使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的尝试，是企图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尝试。”但他认为，“大胆研究、运用民间文艺，是产生优秀民族文艺作品的基石，是改造文艺工作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13]。当时采录、出版的民间故事科学性暂且不论，但社会价值显著，面向大众出版的具有鲜明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民间故事“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14]。此外，秦地女、黑尔甲、王惠、陆瑞英等故事家的发现也是十七年时期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艺创作取向与学术研究取向差异甚大，所以钟敬文对当时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中的任意改写情况提出了批评：“在记录和整理的方法上，也有些地方值得我们考虑。有些故事的记录者，拿当前的思想或政策去改串故事的意思和情节，拿现在流行的或个人爱好的文体去改变它固有的叙述，并且大都连一点声明也没有（有的歌谣的记录者也这样做，但是比较少数的）。记录民间故事、歌谣等，必须充分忠实于民众原有的思想和口吻，这是起码的规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劳动人民的固有创作（至少有些的创作），是有它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优点和特色的。一般记录、整理的主要目的，是供给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研究、参考或学习的资料。因此，就必须尽量保持原来的精神和面貌。”[15]但钟敬文的观点并未改变当时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改写状况，创作取向问题依然存在，并在1956年形成了一次大争论。

其次是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成绩最显著的是关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讨论，相关论文多达30余篇，论著1部。1956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繁荣科学和艺术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间文学》随即在1956年8月号上刊发了《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提出“必须反对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乱修改现象”[16]。这场讨论源于刘守华对李岳南关于《牛郎织女》的评论提出批评[17]。此后朱宜初、刘魁立、巫瑞书、刘锡诚（署名刘波）、陶阳、毛星、贾芝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董均伦、江源、陈玮君、张士杰等民间故事采录家也撰文回应。刘魁立讨论中提出的“一字不移”论和“活鱼要从水中看”[18]的观点对当时及此后的民间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学者和采录者在民间故事采录的目的及方法上差异较大，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讨论。讨论的最终结果体现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上贾芝提出的搜集整理的原则：“忠实记录，适当加工。”[19]这一原则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在多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中结合时代要求总结的有效方法，兼顾了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再次是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新故事及译介研究。传统的故事类型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方法，因“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对本国人民的反动统治和发展殖民主义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俗学学者对劳动人民的创作并没有真正尊重”[20]而遭到批判，所以民间故事研究大多围绕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而展开，论文有五十余篇。如讨论民间故事文类特征的有陈汝惠的《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区别及其传统形象》[21]；思想内容特色的有谭达先的《试论汉民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内容和几个典型人物》[22]；对幻想特征讨论有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试答几篇关于民间故事的疑问》[23]；涉及动物故事研究的有林一白（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故事》[24]；角色形象研究的有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25]、王晦的《谈民间故事里的狐狸》[26]；笑话研究的有王利器的《历代笑话集》[27]、谭达先的《汉民族民间笑话简论》[28]；机智人物研究有贾芝的《关于阿凡提的故事》[29]、段宝林的《阿凡提和他的兄弟们》[30]、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31]、祁连休的《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32]；综论研究有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 〈中国民间故事选〉 二集序言》[33]；对新故事的讨论有魏同贤的《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34]和《新故事的普及和提高》[35]，等等。

十七年时期译介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理论资源多源于苏联及马列主义，译介的相关故事论文有：高尔基的《谈故事》[36]1、阿·尼查叶夫的《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37]、普什卡辽夫的《劳动是传统魔法故事中社会理想的基础》[38]、纳吉什金的《苏联艺术童话的任务》和《论童话》[39]、赛姆良诺娃的《反动的英美民间文艺理论》[40]。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界对民间故事教育价值的重视及对英美理论的排斥对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理论选择影响较大。此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63年还译介了英国、德国、芬兰、挪威、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蒙古、澳大利亚等国的民俗学研究成果[41]。译介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十分难得，虽未对当时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但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学术视野的开放性。

民间故事的教材和研究队伍建设也取得较大成绩。高等学校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机构，承担学术研究和培育学术队伍的功能。钟敬文针对游国恩提出高等学校不应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的意见，1957年向当时的高教部等机构呼吁《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42]。政府、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对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视也促进了民间故事研究，如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发布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文学研究规划中的重要问题纳入了民间文学研究，并计划在“1964年以前写出供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学用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初稿”[43]。国家制定的远景规划纳入民间文学，对促进学科发展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匡扶在《民间文学概论》后记中就坦言自己在教学中接触到民间文学，撰写了民间文学相关教学资料，“1956年6月，看到中央提出的科学远景规划初稿，其中列有‘民间文学概论’一目，觉得这个初稿有重新整理公开刊行的必要，遂利用暑假期间，大略做了第二次的修改补充”[44]。

民间文学教材关于民间故事的书写在十七年期间取得一定进步。赵景深1950年出版的《民间文艺概论》将故事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趣事，可见民间故事的概念并不清晰。[45]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介绍了按口头文学分类的方法，故事门类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趣事；扩大到民间文艺的分类包括故事属文学中的散文类，和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等文类并列；以民间文学为限的分类归属散文大类，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他认为故事与神话、传说不同，“完全为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而排斥了传说中的幻想部分。如地主与长工等”[46]。从匡扶的论述可以看到，故事主要是指生活故事，不包括幻想故事。1959年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第五章民间故事为唐呐执笔。唐呐195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上过钟敬文的《民间文学》课[47]，民间故事章节的写作应当受过钟敬文的影响。她将民间故事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指“神话、传说之外那些具有神奇幻想或生活特性的各种散文故事”[48]。这一定义与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民间故事的定义在学理上较为相近了。在民间故事的分类上将民间故事分为民间童话、生活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四大类，将动物故事归入民间童话。她认为“幻想色彩比较浓厚的民间故事里，也保留着一些原始观念的痕迹”，这一表述显然带有文化遗留物说的印记。在分析民间故事相似问题时指出：“由于各民族相似的经济条件、历史生活的影响，在各民族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些主题、情节相似的作品，如‘天鹅仙女’‘田螺姑娘’型的童话，‘兔子报仇’‘狼和小羊’型的动物故事。这些故事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愿望，但由于它们根植于各民族劳动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民族风格十分显著。这些民族性的特征，在作品的人物形象上，民族语言的运用上，生活细节的刻画上，社会关系及自然环境的描绘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49]这种学理表述带有明显的故事类型学痕迹，从民众心理和地方性分析民间故事的相似性问题，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尤为难得。张紫晨1963年出版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在民间故事的类别划分上也与吉林大学等五所高校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大体相似，将民间故事分为民间童话、动物故事、寓言、生活故事、笑话几大类。[50]

十七年时期还培育了一批民间故事研究队伍。十七年时期除去政治语境的因素，研究队伍的缺乏也是困扰当时民间故事研究进展的一大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者，除了为数不多的专业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外，基本上都是从文学爱好者营垒中出来的散兵游勇，业余爱好者和搜集者”[51]。钟敬文在十七年时期通过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助教、指导进修教师等方式培育了张紫晨、乌丙安、张振梨、巫瑞书、屈育德、叶春生（上述为研究生），许钰（助教），汪玢玲、谭达先、马名超、何奇雄（上述为进修教师）等故事学人才[52]。故事学家刘守华后来坦承走向民间文学研究之路受到了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的何奇雄老师的影响[53]。上述学者在中国民间故事学的诸多领域发表了出色成果。

十七年时期民间故事研究得以开展与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及社会价值得到政府的认可有重要关联。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包含民间故事的民间文艺是“鼓舞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鼓动武器”[54]。民间故事采录目的“首先是为了把民间文学作为文艺作品提供给群众欣赏”，对于学术研究则是次要的。科学研究的目的“首先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事业和增进群众对民间文学的了解，而绝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研究而研究”[55]。所以民间故事的采录得到大力支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术研究得以开展。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则被视为“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是形式主义和烦琐的考证”。故事类型学被视为形式主义，“考究这故事是从哪一国来的，要制定一个故事型式分类表，把一些动人的故事剥皮抽筋地抽出几根骨头——情节的型式，来安放到七十种或若干种型式的框框里面。至于故事的社会意义、具体的艺术形象和民族特点，是不管的”[56]。比较研究也因倡导“外来说”“因袭论”受到批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期形成类型学研究、比较研究、文化史研究等研究模式则难以为继，学术探索在十七年时期基本停滞不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迎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