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小城印象
提到小城，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印象：地方不大，山环水绕，有古树遮荫，有小桥流水，有悠悠曲巷，在不经意转弯处，会发现一两家别具风格的古朴小店或茶楼、酒肆。有时候还保留一两处古城墙，供人怀古凭吊，发思古之幽情。小城氛围幽静淡远，和谐安详，还带有一些神秘。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具象化了人们心目中的小城形象及小城人生。
《小城之春》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南方一个平常的小城里简单的故事。因为经历了战争，处处是断壁残垣。但费穆似乎无意于强调战争给小城带来的创伤，战争只是故事的背景，人物之间情感、前途选择的纠结才是电影要表达的中心。影片中的小城除去几个主要人物，并未出现其他居民，好像是遗世独立的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少妇周玉纹与生病的丈夫戴礼言过着平淡寡味的日子，双方都难以忍受这种无言的沉闷，但正如画外周玉纹的旁白：“我没有勇气死去，他没有勇气活着。”日子还得这样熬下去，玉纹只能每天买完药到妹妹房里绣花，从妹妹身上看到些生机，或者独自到城墙上徘徊消遣。章志忱的到来打破了平静、沉闷的一切。健康活跃的章志忱不仅是戴礼言的好友，也是周玉纹曾经的恋人。志忱身上蓬勃的朝气不仅吸引了戴礼言活泼的妹妹戴秀，也让互相都未能忘怀的恋人重新点燃爱火。经过几番情与礼的挣扎、纠缠，章志忱决心离开这里，周玉纹也决定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戴、周二人一起站在城墙上目送章志忱远去，影片在怅惘黯然与温情安宁中结束。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情感演绎，静谧、沉闷的小城氛围中，影片在情感与理智、自由与责任、欲望和道德的种种纠结中，呈现了对生存的渴望、困惑、尴尬、痛苦，表现了每个人的角色定位与内心情感波澜的冲突。最后，影片结束于“发乎情止乎礼”的人生选择中。小城简单的故事，演绎的是普通人共有的生命体验。
这部电影只有五个人，三场内景，一场外景，九天剧情，1948年9月于上海上映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它被那些赞美革命、歌唱爱国的电影所淹没。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掘”出来后，很快成为民族电影的经典。《小城之春》之所以重焕光彩，其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讲述了远离宏大叙事的普通故事；二是诗化的叙事风格；三是设置了一个普通却永恒的情感困境。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认知世界、表现世界的独特方式，但就其最终的艺术类型而言，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大类。叙事类作品，是指那些关注社会现实，以艺术的方式“为……服务”，以实现某种教化为目的的创作。而抒情类作品，一是抒发个人情思志意；二是指那些以入世近俗的态度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但同时又能超越特定现实与环境的束缚，关注普遍的人性，关心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的作品。“由入世近俗而达到深刻的认同，作者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际遇，既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更不是自命高雅的苛责，而是深切的体察与积极的内省。”[1] ——这是《小城之春》给观众的最为基本的启示。
无独有偶，美国戏剧家桑顿·怀尔德[2]1938年创作的戏剧《小城风光》被称为20世纪早期美国乡村生活的风情画。这部戏剧撇开布景、道具和明确的故事线索等传统戏剧模式，不加任何渲染地描绘了格罗佛斯角人们的日常生活，描写了小镇普通人生老病死的生命形态，以此讲述了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循环。《小城风光》第一幕“日常生活”，第二幕“爱情与婚姻”，第三幕“死亡”。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开始，到一步步走向死亡，剧作一点点深入到这个普通小镇生活的细微之处。整个剧作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讲述的完全是普通人的平凡故事，从新生的婴儿到日常琐事，再到爱情、婚姻直至死亡，一切都是在自然平静之中发生的。然而，剧作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作者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融入了人生无常、生命神秘、宇宙无限的种种感触。就在小镇日常田园氛围的诗性描绘中使读者与观众领悟到生与死的日常与恒久，领悟到平凡生活的真谛。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存亡寓言。剧作展现了格罗佛斯角这个小城平凡的生活和浓郁的田园生活情调，作者力图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演绎一种生命至高的价值理念——或许这是此剧成为美国戏剧经典的主要原因。
中外两部小城作品，一部重点阐释了人物的情感纠结，一部重点呈现了琐屑的日常生活，主角都是小城中的平凡人物，表现的都是对普通生活和平凡生命的回归。普通的小城生活寓言性地展现了人类生存和追求的平凡和恒久。怀尔德要表现的小镇，“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小城风光》第一幕），却与浩瀚的宇宙相通，小镇由此具有了永恒性寓意。正如第一幕结束时丽贝卡与乔治的对话：
丽贝卡：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简·克罗夫特生病时牧师写给他的那封信。他给简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这样写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萨顿县格罗弗斯角克罗夫特农场简·克罗夫特收。
乔治：那有什么好稀奇的？
丽贝卡：你听着，还没有完呢：美国、北美大陆、西半球、地球、太阳系、宇宙、上帝的意志——[3]
简短的对话无限扩大了作品的象征意义。朴实的生活深入到生命的腹地，将战争、工厂、运动、谋杀等推开为远远的背景，回到晨起劳作、月下漫步、邻里关怀、家庭天伦的单纯生活之中。
小城生活是单纯的、恬然的、平静的、散淡的，小城无大事，有事也是杯水束薪之类的风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努力地生活，尽着自己力所能及甚至力不能及的责任，以不同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尊严。
费穆的《小城之春》与怀尔德的《小城风光》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地表现了人生的平凡与恒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地域、空间成为艺术经典，小城镇也被提示为有意味的空间。
二 小城的文学发现及小城文学梳理
费孝通《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 向土里讨生活，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某地，倘若没有大的灾乱变动，很少迁移。聚族而居所形成的村落对周围其他村庄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村庄本身而言，是熟人社会，靠习惯和礼俗维持秩序，不习惯契约，但重诺守信。“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5] 祖祖辈辈久居一地，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亲情浓郁，对当地的一事一物皆了然于胸，生活经验、生活习俗代代传承，不需要多少思考、创新、变革，血缘的亲近、地缘的永久及生活方式的一成不变，让人自在、心安。所以，中国文学中的理想生活，无论是儒家的完美追求，还是道家的自然清净，佛家的出世脱俗，基本都是以田园乡村为落脚点的。文学自产生以来书写农村、农人、农事、农愁、农趣者居多，不同人眼中的田园牧歌与辛苦劳作，构成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表现主题。
与传统的乡土世界相对立的是城市生活。“当人类有剩余的食物允许劳动分工时，城市就产生了。分工是城市得以产生并存在下去的关键，但分工也是城市花园中的‘毒蛇’，威胁着城市系统的秩序，制造无序和骚乱……都市人群，流动多变，让城市生活愈加不可预测。”[6] 城市是作为完全异于乡村的另一种空间及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现代化工业影响到人们的普遍生活之前，城与乡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工业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出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各种就业机会、生活门路。新潮文化引领的全新的生活理念及工业社会带来的物质享受和便利生活，使城与乡有了明显的差别，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出现。
如果追溯城的起源，首先应区分“城”与“城市”的说法。 “城”与“城市”虽然有联系，但无论在出现时间上还是功能侧重上都有区别。“城”是古老的概念，关于“城”与“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7]。那时的“城”，主要用于“卫君”和作为统治中心。“城市”出现则较晚[8]，其作用更侧重于社会经济内容。费孝通在对“乡土中国”的分析中谈到，村落的形成对经济上充分自给的农家来说，“并不是出于耕种技术上经济的需要，而是出于社会的需要，主要是亲属的联系和安全的保卫”[9]。所以，乡村建筑往往是堡垒式的，具有自卫性质。但这类自给自足的生活单位聚落，并不是普通所谓的“城”，城的形成是“为了功能分化而发生的集中形式”[10]。1947年，费孝通在《乡村·市镇·都会》中曾谈到小市镇的形成。乡、市的差别，在中国并不是农工的差别。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的配合中有极长的历史，乡村是传统中国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因乡村生产者个人所生产的东西并不完全相同，他们需要到“街”“集”等地交换生活用品。比较富庶的地方交换频繁，为了方便，“在这些集合的场所设立了为憩息之用的茶馆，为收货贩运者贮货的小仓库——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小市镇”[11]。这种因为乡村贸易需要，从商业的基础上长成的永久性社区，称为“镇”，这是小城镇形成的渠道之一，这类市镇规模一般较小。还有一类城镇规模较大，起源于乡间地主利用手中的土地资源放地收租，以租金开当铺，贱收贵卖囤米赢利，放高利贷等，他们出租了土地，自己住到城镇里，这样的城镇因经济宽裕，吸引了裁缝、医生及制造首饰的各种工匠。相比于乡村的农业养生和都市的工业赚钱，这种自己不生产，靠坐收渔利、投机贩卖赢利发家的方式滋长了小城镇以投机为主的诡诈自私心理。在随后的《论城·市·镇》中，费孝通强调市镇和都会的区别，认为有必要把“没有受到现代工业影响的‘城’和由于现代工业的发生而出现的‘城’分开来说，前者称之作‘市镇’，后者称之作‘都会’”。还有一类小城镇的形成则源于军事需要。
在费孝通的论述中，谈到了乡村、都市、市镇三类空间。乡村自不必说，城市是指受现代工业发生而形成的都会，市镇则是指源于乡村集市贸易形成的小市镇，以及乡间地主租地放债居住一地形成的规模较大的市镇。除费先生所谈及的这两类市镇，还有一类小城镇生发于古代封邑、驿站，或者发展于军事驻地的遗址。这些市镇、城镇的发展、演变构成了我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的建制县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清以来，这类市镇、城镇发展迅速，人口几乎占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近代社会结构的城与乡外，占有重要一脉。本书所用的“小城”概念，即是指这一类区别于乡村和都市的市镇、城镇。就小城的形成、发展来看，其文化基因主要体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小城文化的表现不再是安稳的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在外来思想冲击下的颓败和转变。
人类生活是应该扎根于土地之中的，但“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衰退：为理性而牺牲本能，因科学而祛除神话，物物交换让位于金钱的抽象理论”[12]。城市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虽然给民众带来很多生存的便利，但其理性、科学、唯实唯利的精神一直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文人更是以“采菊”“种豆”的自由劳作和牧童、短笛的田园牧歌为其人生理想。而城市小说内容除了爱情、传奇，也大多是对城市生存中人际关系淡漠、人性为名利异化等予以揭示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对垒中一边倒的情势，出现了两种思潮：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思潮；以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为代表的民粹思潮。[13] 前者推崇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西方现代城市文明，后者想延续并创造理想的乡村文明。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出现了对待乡村和农民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在前者看来，中国乡村、中国农民是落后、愚昧、麻木的，需要启蒙、改造，现代文明是对落后传统、习俗的烛照；在后者看来，中国乡村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并为现代文明对乡村、农民固有的优良传统的侵蚀而痛心不已。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口号是“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呼吁大家从传统的等级秩序、伦理纲常中解放出来，回到自我，“我是我自己的”，自立并立人。五四新观念如一场思想洗礼，惊醒了大多数感受到新文化气息的青年人，但这种接受毕竟是外在性的、表面化的，内在的思想观念和处世心态是很难有彻底改变的，即便是接受了现代文明熏染的青年人，虽然向往都市现代文明，但骨子里的观念还是乡村的、传统的。况且，启蒙刚刚展开，救亡就压倒了一切，现实的生存焦虑造成的过度入世态度导致了对时代、对政治的极其关心，“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空间被大幅度挤压，在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两类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两种思想相互胶着纠结的状况。在由鲁迅所引领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两种文学类型：田园诗般的浪漫派文学和批判乡村落后风俗文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更多的乡土文学创作则是以现代理性文明思想烛照落后、衰败的故土家园，既有对乡土素朴传统的眷恋，也有对落后愚昧习俗的同情、批判。当然，也有顽强地接续五四以来以聚焦于个体的人、关注“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关注平民及其日常生活为主的乡土书写。
对现代作家的城市书写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大多数作家笔下的城市，无论是其生存方式还是思想观念都是被批判和否定的。茅盾《子夜》中情感、人伦的商业异化，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笔下上海滩的灯红酒绿，沈从文《八骏图》中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变异，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作家们对城市生活的排斥与否定。郭沫若、师陀、王西彦等对城市混乱扭曲生活的呈现，更显示了作家们对城市弊病的共通性看法。或许作为城市外来者，这些作家因为对城市的难以融入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异己感受，让他们对城市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老舍对北京中下层市民生活的书写应该带有更多的客观性。《老张的哲学》《离婚》等在对北京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保守思想予以否定的同时，眷恋、欣赏之情也时有不自觉的流露。但《骆驼祥子》却是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一个健康、努力、有为的农村青年在城市各种力量的挤压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从对城市文学书写的简单梳理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现代作家对城市生活大多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对乡村世界的生活是留恋、向往的，虽然这种留恋、向往有时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
在对乡村的回归向往中，不少作家表达了在现代文明烛照下对于故乡的那种离去—归来—离去的艰难选择，但在对城市、乡村进行多元向度和内在肌理的深入细致思考方面还略显不够，依然有二元对立之嫌。“现代作家对于乡村风光的赞美，确实是一种客观的再现，但是，现代作家仅仅选择乡村的美点去写，并由此写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文化落差，在两者之间，选择前者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点，体现的恰恰不是向前看的心态，而是向后看的情绪。现代作家在写城市的错综复杂时，只写它的紊乱态，不写它的多元存在、激烈竞争和其中蕴含的无限生命力，这就使得现代作家的描写城乡对立，体现的是一种价值选择”[14]，而没有真实全面地表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样态。城市和乡村，在这里不仅仅是题材之别，更是对两种文化态度的选择，这种简单的归类书写，忽略了个体的“人”本身，不可能深入到人性深处，自然对城市和乡村的审美认识也是表层化、类型化的。有研究者将其文化局限性归为以下三点：一是基于传统义利观念的道德眼光。在此眼光下不去深究这种道德标准有多少合理性，当然也就淡化了传统道德与乡村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二是缺少现代发展观念的审美眼光。和谐宁静的乡村之美是无可否认的，但进步总是要打破和谐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动不仅要革掉丑，也会影响到美的部分。为了得到更为合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就不能抱残守缺。三是停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眼光。任何进步都要付出代价，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模式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只能成为过去。“阅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创作谈和作品，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的民主意识、科学精神，但却很难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商品经济规律。”[15] 这三种局限性归根结底还是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在作祟，只愿接受传统的等级伦理秩序而不肯接受商业竞争的经济规律。这种在传统精神和现代技术之间的矛盾纠结体现在作家笔下，就是对自然风光、人伦天性的肯定，对破坏人际关系的商业竞争、腐蚀人性的物质利益的否定，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留恋。
相比于繁华都市与土地的日渐分离，小城与孕育万物、充满生机的大地乡村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于城市的理性、科学、唯实唯利，自然发展的小城还某种程度地保留着天然、淳朴的根性，所以小城人、小城建筑、小城习俗、小城氛围以及小城灵魂都显示出其自然本真的个性特征。小城因为地处一隅，各自为政，与各朝各代的主流社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处于边缘的位置。这种不被主流社会关注、重视的结果，一方面形成了小城相对的寂寞、落后，另一方面给了小城保持自我、自由发展的空间。任何边缘都有自己的中心。小城自身有其源于地域气候、传统习俗所形成的各自的特点：独特的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崇尚习好及固有的生活习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分布于各地的小城，其不同的自然环境、传统习俗决定着此地子民的思维方式和日常心理，这种思维方式和日常心理又反过来影响和铸就着此地的信仰习性、生活方式，小城的特点因此而越发明晰。就小范围的表象而言，各地小城自成一体，特色明显。透过各种不同的生存形态而探究其本质，就会发现各地不同生存方式背后本质性信仰、思维、追求的一致性，比如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念，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心态，众生平等的无差别心，等等。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每一个具体生命诉求的集合表现，就个体生命而言，源于其先天禀赋和生存境遇之不同，他们一生的努力与追求或为温饱，或为安居，或为儿女，或为民族，或为人类，尽管个体的追求千差万别，但都在努力争取着自己的尊严、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美籍黎巴嫩阿拉伯作家纪伯伦曾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16]如果认真探寻生命痕迹，用心谛听心灵跃动，会发现任何一个细小的生命，都是一个丰赡、完整的世界，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进入任何一个这样的“微观世界”，会了解到各种关乎生命的故事，会认识到再简单的关系也有矛盾，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梦想，泥淖中的小草也在追求生命的尊严。组成生活、连缀生命的自然有精彩和飞扬的亮点，但更多的是日常安稳的底色。小城，作为有意味的空间存在，有着自己的成长演变轨迹，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丰富绵长的前生今世。小城因地域差异、遭际不同所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存在状态，正如千万个不一样的生命，构成了缤纷绚烂的大千世界。分布在中华大地版图上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各个区域、各具特色的小城，构成了中国人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同时，每一座小城又都是一个缩微的中国，或者说每一座小城中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17]。
作为反映生活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往往以细腻的文笔、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所观照对象的细微状貌，并深入观照对象的内在肌理，探寻其灵魂深处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质属性，进而从这些个体存在属性中寻绎出带有普遍性特征的东西。小城文学就是对小城的传记性书写。
在中国版图上，小城因为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成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空间。小城小说是对存在于不同地域的具体小城之文学呈现，反映小城人生的小城文学也就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文化的某些影像记录，小城与小说合体融汇，就形成了“中国的日夜”。这是一个由系列短篇结构而成的散文体小说组合，每一地域的小城小说系列就是对此一地点的一个大的定点透视，这个大的定点又是由无数的生活场景及各种意义景观形成的散点透视所构成的。或许作者创作时各有怀抱，有以左翼的眼光对家乡的批判性谛视，有对故土乡情的诗性回望，有对自我成长记忆的捡拾整理，凡此种种，皆是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中国予以艺术呈现。假如我们超越落后与先进、新与旧、批判与赞美的二元对立观念，以生态学、人类学的视角回望检视这些小城作家对自己家乡的文学书写就会发现，这就是“中国的日夜”中葳蕤丛生的生命景观，其中是是非非的执着纠葛都是局部性、暂时性、片面性的个别表现，其最终的价值指向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生命形态和生存状况。传统的习惯性、稳定性、恒久性与现代的先进性、文明性及后现代的反文明、反科学都在小城作家的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纠集在一起，将小城的存在状态、小城人的生命愿景共时性地综合到一起，小城小说也因此而成了极有意味的文学文本，小说中的小城也成为逐渐演变的传统生存样态的最后影像。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颇重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相比于喧嚣的都市和沉寂的乡村，小城幽静的环境、安适的生活、淡然的姿态、深厚的文化意蕴颇能符合大多数国人保守、内敛的处世心态，所以小城不仅是日常中国的空间存在形式，还是民族普遍心理的物质载体，更是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崇尚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投射。小城小说因为对小城方方面面的详尽描述而成为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动记录，对小城小说的研究也因此而具有了多向度、多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三 小城文学研究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流位置。都市文学观照的对象是现代都市的生活种种，关注的是都市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乡土文学则基本上是现代作家以故园乡土中所发生的故事、所经历的生活为观照对象，关注的是“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乡土文学的概念最早是由鲁迅提出的，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18] 就鲁迅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来看，我们可有如下理解：一是“乡土文学”是地之子对故乡的回望眷恋，而这里的“地之子”包括“小城之子”，这里的“乡土”即“故乡”，既是农村田园，也指小城乡镇。二是“异域情调”，则指“地之子”们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所展示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家乡人物、风情。三是故乡记忆及地域特色，最后的落脚点在“乡愁”。这样看来，小城是乡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城文学是鲁迅所谓的“乡土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1936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给予了我们。”[19] 茅盾这段话，总结了我国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是对乡土文学的科学总结。在这里，茅盾强调指出，“乡土文学”并非仅仅是对故乡风土人情和异域景致的描绘，还要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挣扎”；作家不能仅仅以一个“游历家的眼光”看取乡土世界的自然风物与社会人情，而应该具有深刻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乡村世界的风土人情中发掘出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左翼作家的茅盾，欲将文学外围的政治立场、阶级观念等引入乡土文学的概念和创作。相较于鲁迅要在乡土文学中“写出他的胸臆”“隐现着乡愁”的观点，茅盾对于“乡土文学”的定义似乎更强调其政治功能。在现代小城文学作品中，既有风土人情的描述，其中附丽着作家的“胸臆”和“乡愁”，也有以同情者的姿态表现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挣扎”，更有以批判者的姿态揭橥乡村社会的黑暗落后、乡民的愚昧麻木。
小城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进入学术视野最早是在社会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在《乡村·市镇·都会》中开始了对城镇社会的探索研究。随后，他在《论城·市·镇》《小城镇大问题》《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小城四记》等论著中对小城社会予以了持续性关注。小城的文学发现及小城文学研究虽然比社会学领域稍晚一些，却更为细致、深入和生动。小城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对小城做了传记式书写，既突出了小城的主要特色，也深入小城的深层肌理，挖掘出人类个性表象背后的共性心理。文学小城是小城生活加之于文学想象和文学想象加之于小城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沈从文笔下湘西凤凰小镇的世外桃源（《边城》），萧红笔下东北边陲呼兰小城的素朴粗豪（《呼兰河传》），李劼人笔下“天回镇”的世俗享乐（《死水微澜》），师陀笔下“果园城”的沉闷凝滞（《果园城记》），沙汀笔下川西北小镇的冷酷与温情（《一个秋天晚上》）……这些小城成就了小城小说，小城小说也将小城的魅力予以了充分展现。
小城小说向来是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部分而被关注的。最早对中国现代小城小说予以研究的应该是吴福辉。他在为1992年出版的沙汀的“乡镇小说”选集所作的序中提出了“乡镇小说”的概念并作了这样的界定：“它应该是乡土小说的别体，是专事叙述乡镇的乡土小说。”[20] 虽然现代乡镇小说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鲁迅的“鲁镇”“未庄”系列，但“真要寻找一位一生专注地描写中国宗法乡镇社会，并以此为自己全部艺术生命的作家，可能非沙汀莫属”[21]。
沙汀笔下川西北荒僻乡镇的面影是这样的：当街各种摊位——茶堂、烧饼摊、凉粉摊、赌摊，其间活动着各色人等——“斗行”、县衙差役、粮绅、光棍、鸡婆、乡村流氓，市面上充斥各种劣币，等等。小镇规模：两家面食店，三家鸡毛客栈，一家官店，五六爿茶馆，一条鹅卵石道，一个两级小学。镇上的生活：上茶馆、“打围鼓”、“讲圣谕”、闹土匪、听传闻。沙汀了解川西北乡镇的一切内幕和掌故，在现代精神烛照下，他“写出了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和由野蛮统治权力促成的人间悲喜剧，他的全部乡镇小说向今人诉说了刚刚逝去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就显得更其真切。再看乡镇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它是一切封建正统文化积淀的底层，举凡等级家长制度、宗法观念、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男尊女卑、人身依附、以权代法，等等，都在这里通行无阻，长久保存（沙汀乡亲们的辫子是在辛亥很久之后，由把守城门的团丁、警察手执成衣匠使用的大剪刀强迫剪去的）。另一方面，乡间具有活力的民间文化又将乡镇作为献演的第一块广场。民间的质朴、重义、豁达、平均、坚韧、自强的精神，经过乡镇文化消费的恩物——四川茶馆，运用民间艺术、娱乐、节假、商市各种形式，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相抵触、相渗透，潜移默化地铸就乡镇人的性情脾胃、爱好习俗，铸就乡镇人的特殊风貌”[22]。沙汀对每一个乡民的社会地位，处于何种社会网络结点，都有准确的把握。在这里，最为活跃的是各式各样的恶人——“滥恶人”“善恶人”，他们心灵贫乏，但极富行动力，行为上的恶已经不自知到习以为常的程度。沙汀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在外乡人看来类似传奇的四川乡镇生活和乡镇人的行为方式，描摹了四川乡镇的世态与风情。吴福辉在对沙汀乡镇小说的分析中，不仅对“乡镇”和“乡镇小说”作了简单界定，并且借沙汀的乡镇小说第一次明确、细致地概括了乡镇小说不同于一般乡土小说的特点，而小镇作为观照对象也第一次以一个有面容、有规模、有精神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吴福辉在《乡镇小说·序》中还提到了“市镇”的概念，他虽然没有具体交代这一概念的内涵，但从上下文以及“乡镇通向市镇”的说法来看，“市镇”应该是比乡镇大一些，文明程度更高一些的小城。吴福辉对沙汀“乡镇小说”的研究，应该是最早的对小城小说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学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比较简单，但其学术意义是毋庸置疑的。1993年，熊家良的《小城：在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23] 对小城及小城文学作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和较为系统的分析。此文首先肯定了小城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小城社会与乡村社会、都市社会三足鼎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其次强调了小城区分于乡村与都市的社会、文化特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乡村与都市之间；在文化类型上，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些小城“既兼带乡村与都市的一些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立品味”。该文进而指出了小城在连接都市与乡村方面所独具的价值：“乡村与都市的碰撞交流，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争斗融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间接地通过小城而发生的，都是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小城身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起伏消长，分化组合。这种冲突与整合，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争斗、渗透和融解，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小城’之中。”熊家良特别强调了小城作为“两种文化的过渡带，接合部，交接点”所体现出的新与旧、中与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指出小城“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将小城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区别开来，作为鼎之三足之一，并由此将小城文学与传统的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加以区分研究。小城及小城文学是两种思想文化冲突的重要体现与表现，也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启蒙救亡形势下主流思想意识。但该文对小城文化三种类型的划分以及对小城两类人物的划分[24]，颇有值得探讨商榷的地方。三种文化类型的划分，的确能涵盖小城因其成因而具有的不同文化特征，但“都市里的小城”也算小城，有边界不清之嫌。将小城的人物主体都看成“忙着生，忙着死”的愚夫愚妇，似有不妥。在笔者看来，正是这部分人以及这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小城生活及小城文学的主体，他们才是研究者应该仔细分析、研究、探讨的对象。两类人物的划分忽略掉了作为主体部分的“中间地带”。“痛苦的悲剧人物”和“畸形的喜剧人物”是小城容易被注意的人物，但毕竟是少数，是“浪花”而不是“底色”。
此后，有关小城镇小说研究分量较重的论文有栾梅健的《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25]。该文首先肯定了中国新文学领域“反映小城镇生活的作品也有相当多的篇章”，然后从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意识出发，指出在研究者经常关注的乡村意识和都市意识之外，还应该有小城镇意识。而小城镇意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主流文学意识，是“他们行为规范与审美特性的价值中枢”。而所谓小城镇意识则是文学史上一批有理想、有抱负，对市民心理、性格的改造负有神圣责任的独特的市民作家队伍，借用科学与民族的武器，以一种理性原则和近代人文精神对中国传统市民所作的全方位的观照。在此基础上，作者初步探讨了该类作品中某些特殊的文学现象。2001年，张磊的《城乡交响乐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26]，在栾梅健观点的基础上阐发了相关见解。
2003年，熊家良提出了“小城文学”的构想，得到了杨剑龙、逄增玉等学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共同组织了“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27]。首先，他们界定小城是与乡村、都市“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兼带乡村与都市的一些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立品味”的空间存在。杨剑龙的《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一文指出了小城文学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探讨了“小城文学”的独特魅力和研究价值，并具体谈到了小城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认为小城文学的研究必须纳入文化的视阈，因为“小城的独特文化孕育出小城文学，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可以更为深入准确地把握小城文学的底蕴与特点，既注意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小城文学，更要从特定的地域文化的视角深入分析”。逄增玉的《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考察了以小城镇为观照和描写对象的“小城镇文学”的滥觞及发展。他认为，小城镇文学的滥觞者应首推鲁迅，“五四”时期，“鲁迅的不少以启蒙主义为主题追求的小说里，往往存在着一个以绍兴古镇为‘模特’而虚构出来的‘鲁镇’形象和空间”。“鲁镇”在鲁迅的小说里不仅是老中国灰色和悲剧人生发生的空间地域背景，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形象和角色。该文还从中国人的情感、审美的角度加以概括云：“小城镇人生、小城春秋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既灰色又浪漫、既感伤又温柔的集体记忆。”三人的笔谈将“小城文学”作为一个问题集中讨论，较为全面地从“小城文学”的概念、特色、价值、源流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探讨了“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的内在关联。这次笔谈虽然较为系统全面，但毕竟只是一个研究设想，提纲挈领，点到为止，甚至有些想法还止于一种初始性探索，真正具体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后续研究者的努力。但是，三人的笔谈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还看到了在中国崇奉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来自小城并拥有小城人格、小城意识的一大批现代作家对小城镇文化所倾注的巨大热情和才情，以及同样拥有小城情结的读者对小城文学真诚的阅读期待。稍后，对小城小说集中研究的学者有熊家良[28]和赵冬梅[29]。熊家良对小城的历史变革、小城文学的概念和内涵都作了较为细致的界定和叙述；对小城文化的冲突、演进，小城的地域自然特征对小城文化乃至小城作家、小城文学的影响，等等，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其研究成果由具体的文本表现切入，在地域文化和现代性视阈下，基于深刻的生命体验，对小城生活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分析，为以后的小城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赵冬梅对现代小城文学的研究路径与目的曾作过如下概括：“经由文学中的小城故事、小城形象，经由写小城的人，来认识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小城，感觉那个时代的小城生活和生活于小城里的人，触摸那些写作者的心跳，总结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律动。”[30] 相比于熊家良对小城文学研究的全面与深入，赵冬梅的研究更为感性，对小城小说的“审美”关注更多。值得一提的是，她对海峡两岸小城小说的研究扩大了小城小说研究的空间和视阈。武汉大学易竹贤、李莉的《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31] 一文，对小城镇题材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小城镇题材的类型、文学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价值意义等。杨加印也较早对小城镇文学世界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32]。
除了概括性、纲领性的研究成果外，更多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小城镇小说予以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比如对师陀的小城小说研究[33]，对中国与西方、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小城小说的比较研究[34]，对某种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小城小说的研究（比如巴蜀文化影响下的四川小城小说研究）[35]，生态视野下的小城文学研究[36]，以及对小城意识、小城镇人物与景观、小城小说的叙事与结构的研究[37]，对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38]，等等。
上述研究，大致聚焦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小城镇小说的文本表现，包括小城人物、场景、结构，小城形象和意象，小城的文化意蕴，小城的诗意表达，等等；二是挖掘作家背后的小城意识及其形成原因；三是小城小说的各类比较研究；四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对小城小说的特点及底蕴予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叶永胜的《小城镇文学的系列组合叙事结构》[39]，该文认为小城镇小说的结构属于短篇系列组合，比如师陀的果园城系列。其实，不仅是某个作家小城创作的结构具有短篇系列的特点（如师陀的《果园城》），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各地小城小说的总体来看，也具有系列短篇组合的结构特征。各地的小城小说是小的短篇系列组合，各地不同的短篇系列组合在一起构成大的短篇系列组合，这些大大小小的系列与组合，共同表现着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耿艳艳的《20 世纪小城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以废名、沈从文、师陀、林斤谰和汪曾祺的创作为例》[40] 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小城小说，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其有益的启发。而更多的学术成果则是对小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小城文化和文学作了多方面的解析，丰富了小城文学研究的内涵，拓展了小城文学研究的空间。[41]
四 小城文学多维视阈研究之必要性
任何一个事物，无论其构造、内涵如何简单，都具有多面性，不同的观察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想对其有相对客观或本质的了解，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全面的考察，并能透过纷繁的表面现象洞察其核心本质。小城、小城文学书写、小城文学研究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研究重点的确定，其次是对小城的定位，最后是立足点的确定。所谓研究重点，就是在小城、小城文学、小城文学研究三者中，重点是小城还是小城文学。若为小城，其关注的重心是人类的生存形态；若为文学，则关注的重点是小城文化之载体的小城文学本身的特点和意义。其次，就小城的定位而言，或者把小城生活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群体生存形式，或者把小城作为一个用以回忆及凭吊的人类梦境，或者只是把小城当作一个表达启蒙、革命等思想的载体。定位不同，小城的核心关注点也就不同，其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就立足点而言，或是站在小城之内，作为小城子民感受小城，或是作为归来者或外来者（即茅盾所谓的“游历家”）对小城进行整体性俯瞰或理性地予以局部剖析，或者是对小城文学的文体样式、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进行系统观照和研究。就小城本身而言，无论是对小城的文学发现还是社会历史钩沉，其间还是有个视野投放问题。如果把小城或小城文学置于传统文化视野中，或者置于生态文化视域下，或者就文学的审美表现予以思考，都会发现小城文学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深潜的思想文化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其被关注、被研究、被阐释的多面性也就由此展开。作为一个具有漫长历史和丰富内涵的研究对象，任何单一的观照视角和叙述方式都是对“小城故事”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会造成小城文化内涵的简化和意义的流失。将小城及小城文学置于不同的观照视野，从多个文化视角，以多种价值标准去考察小城，可以更好地接近、融入小城，理解小城丰厚的文化内涵。所以，本书将小城、小城文学、小城文学研究置于传统文化、生态视野、文学表现等维度进行考察，通过对叙事文本的细腻寻绎、挖掘，对现代中国小城的生命形态、生存状况及其文化价值予以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生活样态和生命价值做别一维度的思考和阐释。
文学是人学。小城的文学发现及文学表现，本质还是对小城生活方式和小城人生命价值追求的关注。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大都属于如鲁迅先生所谓的“侨寓文学”，其写作者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城市的寄寓者、漂泊者；二是作为小城之子，有着小城文化所赋予的根深蒂固的独特意识。小城作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小城文学创作所采用的观照视角是有差异的。当客寓他乡的小城作家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而有所不适，需要精神抚慰时，小城就成了其凭吊回忆、安顿灵魂之所；当小城作家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以启蒙、革命为己任时，小城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相对沉闷的政治氛围、相对落后的社会生活以及封建宗法意识浓郁的家族观念等，都成了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时又综合作用于小城作家的情感思想中，缠夹纠结，无法截然分开。所以，在这些小城作家的叙事文本中，情感极其复杂，一面批判故土习俗的落后、愚昧和精神痼疾，一面沉湎于对故乡小城自然恬淡生活的温情记忆。于是，小城既是现代作家在回望小城时的美好梦境，又是剖析传统痼疾、揭示时代变迁的现实切片。两种情感交错融合，无论哪一种小城叙事概括起来都有内外两种表现视角。内视角：小城之子对小城的书写即为“侨寓文学”，是身在他乡、心回小城。对小城的重新审视，一种常用的方式就是回到老地方，不是远远地观望或站在某一制高点俯视，而是进得城来切身体会城中的生活、氛围，感受小城子民的生存理念和精神追求，与小城市民感同身受，和光共尘。在鲁迅的《祝福》《故乡》中，作家自己就是小城一员，无论是离去、归来，还是再离去，小城之子都在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实的交错纠结中难以彻底摆脱对故乡的情感牵绊。在柔石的《二月》中，浙东小城芙蓉镇在初到的青年知识者萧涧秋眼中是安静、幽美的所在，随着他对芙蓉镇接触的逐渐深入，以及种种流言对他的冲击，他了解了这个静美之所内在涌动的种种暗流，这是一个“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42]，它排斥任何不符合这里观念和习惯的人和事，任何外来力量都不能触动这里的权势人物的利益。试图在这个“世外桃源”有些作为的萧涧秋，天真地以为以自己的善良、爱心可以尽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可没想到无意中触动了小城的生活习惯和思维神经，伤及了权势者的利益和尊严，于是在芙蓉镇处处碰壁。他与陶岚的爱、对文嫂母子的帮助、对学生的文明教育以及他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在小城中的投射，引来了小城中人表面的冷眼和背后的蜚语，最后不得已而萧然离去。萧涧秋“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43]。进入小城，萧涧秋深刻体味到了芙蓉镇的压抑、腐朽与冷酷，他无力改变这里的任何一点。所谓的外视角，是小城作家对小城的整体生活、文化、制度、习俗的表现和思考。师陀的《果园城记》和沈从文的《边城》，都整体性地表现了小城的日常生活，既有对小城的外像呈现，也有对小城内部不同生活、不同人事的素描或速写。
对小城文学予以系统研究，不仅可以对小城人生做一文学意义上的探求，还可以借此探讨人类在生存方式方面的愿望和精神价值方面的追求。在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对安适静逸、节奏徐缓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越发向往，而环境幽静但交通不便、医疗和教育水平落后的乡村大大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喧嚣都市和沉寂乡村之间的小城却能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成了人们企望美好生活的理想之地。因此之故，研究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为我们的当下生活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以往的小城文学研究，或就小城文学本身加以探讨，从小城文学作者群的小城意识、小城心态及小城文学的文本呈现（比如小城人物、小城建筑、小城习俗）等方面去考察；或就小城与小城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想了解山之全貌、山之内涵，既要入乎其内，也要出乎其外。对小城文化的了解也应如此。我们既要深入研究小城与小城人二者之间多维度的双向关系，研究小城历史的“常”与“变”，又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一定的距离对小城作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分析、透视。比如将小城放在地域文化视野中发现其个性，置于传统文化视野中发现其个性中承续传统文化习俗的共性；将小城置于生态文化视野中，将其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去观察、思考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种种状况，去发掘众多作家在这个独特的生命存在中是如何体悟和表现小城的活力和魅力的；将小城置于现代及后现代视野中去观察，会发现文明与传统、边缘与中心、偶然与必然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转换甚至多元对接的。无论小城、乡村还是都市，都不仅仅是一种表现为建筑的、景观的物质存在，其中还充盈着鲜活的生命。人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成长，自然会带有鲜明的该地域、环境文化所形成的印记，但人类的本质欲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有时候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的表现竟然出于完全一致的原由。
从小城文学的创作角度看，作家或者以启蒙的眼光予以观照，或者以左翼的眼光给以分析，或者以理想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形态为表现主题，给健康的人性建造一座小庙。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几个表现主题有时是难以截然区分开来的，只能说某一方面的倾向性更强一些。作家在回望自己生活过的小城时，情感是极为复杂的，有理性的审视、批判，也有温情的怀念、眷恋；有对理想人生的诗意表达，也有对人性困境的无奈述说，任何类型化、规律化的归纳概括都会有意义流失和思想遮蔽的偏颇。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差别大，现代小城小说涉及东西南北不同地域方方面面的内容。不同地域的自然、文化、风习各有传承沿革，对小城小说所展现的丰富内容，任何一种概括都有其相对性、片面性。本书尝试对自新文化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小城镇小说作一整体性考察，根据各地地域文化之不同，选择中原、湖南、四川、东北、浙江等有代表性的地域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做一重点剖析，以点带面，以局部带整体，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做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对现代小城小说拟作以下几方面的考察、研究。第一，小城与文学——包括小城的概念界定、小城的历史沿革、小城的文学发现；小城小说中的小城生活、小城人及小城人的思想意识；小城小说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小城与人类——将小城置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生态美学等不同的文化视阈中，努力发掘“小城故事”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小城故事”不同视阈的多维思考，最后都旨在揭橥其最基本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况。将小城小说所反映的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普通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况置于生态美学、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观照视野下，考察其文化与人性的特点，分析在历史长河中属于人类自身的“常”与“变”，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生追求的认识是一种有价值的启示、参考和借鉴。第三，小城与环境——小城能够代表日常中国的空间存在形式，成为中国民族心理的空间呈现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与小城的建筑设计、环境氛围、意境神韵等文化情趣有关，也与得自习惯的生活传统、风土人情、小城人本真的生命形态及小城书写者浓郁的故园情结有关。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的身心被挤压，生命日渐平面化、符号化，而小城镇的存在却宛如一个个神秘久远的故事，其中悠长的韵味滋润了现代人日渐干涸的心田，敏感了机械、麻木的身心，令人憧憬向往。考察现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小城书写，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同时代其他类型化创作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以往的小城文学研究中，对小城小说的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或者按时间划分为五四运动以前的小城故事，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期间的小城故事，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小城故事，抗战爆发后到解放战争胜利期间的小城故事；或者按地域划分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小城故事，中南地区的小城故事，西南地区的小城故事，东北地区的小城故事，西北地区的小城故事；或按人物划分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城故事，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小城故事，以地方权势者为主的小城故事。以人物分类小城故事的方法，涵盖面非常广阔，几乎涉及一个小城中人、事、物的方方面面，从而勾画出了一幅“全景式”的小城世态图。[44] 也有研究者从小城文学的内涵方面加以界定，认为“现代小城小说的内涵主要在以下三个关键处：一是题材，即看它是否以小城生活为素材，以此区别于都市文学与农村文学；二是意识，即看它是否以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对城乡文明冲突的体认与观照作为出发点，以此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中那些平面地表现小城生活的作品；三是风情，即看它是否以小城及小城附近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所蕴含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此区别于都市风貌或乡村图景”[45]。还有的研究者以左翼的眼光或启蒙的视角等来对小城小说予以分类。对于小城小说的划分，无论是以时间为标准，还是以地域为标准，都是一种简单的切割，没能对小城小说的特点加以深度概括，也没能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限定。以小城小说题材、意识、风情三个方面的内涵来界定小城小说同样存在模糊的问题。以小城为题材，是将小城作为主人公，还是作为背景，抑或仅仅是一般的叙述材料？以“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对城乡文明冲突的体认与观照作为出发点”来判定是否具有小城意识，说法也过于宽泛，这样的“意识”并非小城小说所专有。而所谓的“风情”之说，也并没有将乡村与小城的不同风情加以具体区分。既然小城的内涵、特点并不具体明确，小城的外延边界也不清晰，这样的小城小说界定本身就是模糊的，这样缺少针对性的小城小说研究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就题材而言，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涉及小城题材者十分丰富，它们或以小城为故事背景，或以之为叙事材料，或以之为表现主体。本书所谓的小城小说，主要指将小城作为表现主体的那些创作。就主题而言，小城小说或以启蒙的眼光烛照小城的落后、愚昧，而加以理性批判；或从革命的视角关注小城的欺压和反抗；或以人文情怀回望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寄托自己的故乡情结。本书对小城小说主题方面的发掘、研究，主要以师陀《果园城记》序言中所说的创作初衷为标准：“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46] 这就是小说对生活和生命的艺术呈现，生活多丰富，小说主题就会有多丰富。就叙述方式而言，小城小说的叙述方式一般为不过分强调情节、刻画人物的平淡叙事，单篇而言就是一个个场景的描摹，一幕幕画面的呈现，而多个这样的单篇以一种一致性的小城氛围、情调灌注串联，组合成一个形象清晰、精神独立的小城。如沙汀的川西北系列小说，沈从文的湘西“边城”系列小说，江浙地区许钦文、王鲁彦笔下的沿海小城系列小说，等等。或者小说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内容、形式不一但内在精神却串联沟通的单篇连缀而成的长篇系列组合，如《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就涉及的人物来说，小城小说就是描写小城普通子民的日常故事。笔者认为，小城中的知识分子、有权势者、革命者，以及各种在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都属于普通人物。知识、权势、革命意识等都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但能在小城长期安居，就是小城的普通子民。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生活于各具风情的小城中，演绎着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小城故事”，活画出一幅幅现代中国小城的“浮世绘”。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小城小说，目的是通过对小城小说的研究，真切、细腻而深入地考察、分析各地小城人、小城作家及其生活状貌，以及由他们的生活所构成的“中国的日夜”。以小城人生为切片，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及生命形态予以观照，由此而对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生命追求作一烛照心灵的探索。
[1]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读书》1986年第1期。
[2]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由于其父在中国领事馆任职，怀尔德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戏剧代表作《小城风光》（Our Town，1938）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喜欢以生活琐事来表现人性，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并且肯定一些人类长久遵循的道德价值。
[3]Thornton Wilder，Three Plays（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57），p.45.
[4]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美]理查德·利罕（Lehan，R.）：《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黄海福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7]《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居处部二十一·城》中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8]有论者认为战国以前，只有“城”的概念，手工业区分布在城外。城、市二者逐渐合称，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参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展》，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9]费孝通：《论城·市·镇》，《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0]费孝通：《论城·市·镇》，《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11]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12][美]理查德·利罕（Lehan，R.）：《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黄海福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14]刘锋杰：《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刘锋杰：《惊不破的桃源梦——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乡对立描写》，《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6][黎]纪伯伦：《先知·沙与沫》，钱满素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92页。
[17]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9]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0]吴福辉：《乡镇小说·序》，沙汀《乡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1]吴福辉：《乡镇小说·序》，沙汀《乡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2]吴福辉：《乡镇小说·序》，沙汀《乡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23]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4]三种文化类型为：以大小县城为其典型的物质形态，体现为外来信息与固有传统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以都市里的胡同、弄堂、巷子等为其典型的物质形态，是都市社会中的传统文化部分地向小城社会的辐射；以乡村中的某些集镇、村落为其典型的物质形态，是乡村社会中的现代文化部分向小城社会的辐射。两类人物：一类是痛苦的悲剧人物；一类是畸形的喜剧人物。前一类又分为身负传统包袱，渴望新生活又走不出旧圈子的人物，如《小城三月》中的翠姨；一类是走出去了，因失望又回到原地，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还有一类是走出小城再没回来，精神始终孤独、空虚，如《孟安卿的堂兄弟》中的孟季卿。后一类畸形者如假洋鬼子之类。
[25]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26]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7]载《镇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8]熊家良先后发表的有关小城镇文学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现代中国小城叙事中的“诗情”与“乡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0期）、《茶馆酒店：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核心化意象》（《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现代性视阈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小城文学：一个地域文化空间的命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 期）、《“无常”与“日常”——论中国现代小城叙事中的生活图景》（《学术交流》2007年第6 期）、《空间·故乡·童年——中国现代小城作家现象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7 期）等。此外，还有研究小城镇文学的专著《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9]赵冬梅先后发表的有关小城镇文学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现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文学评论丛刊》第五卷第1期）、《东西冲突中的现代小城文化》（《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南都学坛》2005年第7期）、《社会文化变迁与当代台湾的小城叙事》（《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上）、《当代台湾小城小说的谱系——兼与大陆小城小说比较》（《华文文学》2011年第6 期）、《从空间向度谈当代女作家的小城写作》（《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此外，还有研究小城镇文学的专著《小城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溯源与比较——当代海峡两岸的小城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赵冬梅：《小城故事·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1]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32]杨加印：《小城镇文学世界——现代小说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
[33]有关师陀小城小说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素娟的《生存与历史的言说——师陀乡土小说创作的艺术探索与贡献》（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倪艳的《讲故事的人——师陀小说的叙事技巧》（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4年）、陈晨的《现代人文视野中的乡土体验与文学想象——师陀创作论》（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刘元和张炜的《中原小城的诗意衣饰——师陀小城小说文体特征论》（《集宁师专学报》2011年第3期）、吴振文的《师陀小说“小城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陈天天的《空间转向视阈中的小城文学——论师陀〈果园城记〉的文化隐喻》（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等。
[34]这方面的成果有赵冬梅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当代台湾的小城叙事》（《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上）、张军民和王骁勇的《〈果园城〉与〈小城畸人〉——对中外“小城叙事”的两个典范文本的个案分析》（《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张军民的《中外“小城”文本的叙事模式》（《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 期）、赵冬梅的《当代台湾小城小说的谱系——兼与大陆小城小说比较》（《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魏仁义的《论〈小城畸人〉中的自然主义因子》（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13年）等。
[35]包括黄著的《现代文学巴蜀视野下的四川小城》（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等。
[36]包括王巍的《生态文学视野下的萧红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耿艳艳的《20世纪小城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以废名、沈从文、师陀、林斤谰和汪曾祺的创作为例》（《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等。
[37]包括张磊的《城乡交响乐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李莉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商人形象》（《孝感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方珺的《小城世界与女性书写》（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杨琼的《城乡之间的风景——现代小城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周水涛的《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王红玉的《师陀“空间书写”探微》（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李莉的《风俗叙事与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结构的散文化》（《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叶永胜的《小城镇文学的系列组合叙事结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
[38]包括贺仲明的《个人之爱与民族之痛的交融——以〈小城三月〉为例论萧红的创作个性及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
[39]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40]载《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1]包括王红玉的《师陀“空间书写”探微》（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王艳丽的《小城社会和小城文学——论沈从文、萧红、师陀笔下的小城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6年）、王巍的《生态文学视野下的萧红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等。
[42]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43]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44]赵冬梅：《小城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3页。
[45]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46]师陀：《果园城记·序》，《师陀全集》（2），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