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孤竹国的地域

目前的学界一般认为，商周时期的孤竹国应当是地处今河北省北部和辽西地区的一个东北诸侯国，孤竹族也是东北古民族的一支，属于东夷族系。如丛佩远先生认为：“孤竹也是古商族在辽西地区内重要的一支，其所建孤竹国，文献记载中又称孤竹氏、觚竹或竹氏，是商初至春秋时代存在于燕山北麓至辽西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国。”[32]王绵厚先生认为：“在先秦典籍中，与肃慎、箕子同见于记载的东北方部族方国，还有地居‘北海’ 之滨的辽西之‘屠何’与‘孤竹’。”[33]孙进己先生认为：“据《逸周书·王会篇》 记载，周初分布在今东北地区的夷人有，孤竹、令支在今河北省东部……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河北省卢龙县一带有孤竹国，这是东夷的一部。”[34]又李德山先生认为：“孤竹族，是商代初期直到春秋时代，东北地区西部一个著名的古民族。”[35]因此，商周时期的孤竹国居住于今河北省北部到辽西地区一带，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事情，而今河北省迁安市、卢龙县、滦县一带和辽西喀左地区应该是孤竹国的核心地域。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孤竹国的都城史称“孤竹城”，今河北省卢龙县蔡家坟村遗址和滦县孙薛营村遗址都曾发现有殷商晚期遗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很多学者认为其可能是孤竹城址的所在。[36]但孤竹国的辖境显然不可能仅仅为孤竹城一座城池。“今河北省迁安县附近的古孤竹城，可能是孤竹国的一个都邑，而孤竹国的国境，决不止于此。”[37]

孤竹国的活动区域，按《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郭璞注云：“孤竹在北。” 孤竹作为古代四荒之一，说明其实际的管辖范围或活动地域是比较辽阔的，应该是商周时期中国北方一个标志性的诸侯国。

其活动区域的北境，按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营州，今理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地。” 又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二十·营州》：“营州，柳城郡。今理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燕。” 柳城县，位于今朝阳市附近。朝阳市，春秋时期为东胡地，战国时属辽西，汉时属辽西郡柳城县，西晋时属平州昌黎郡柳城县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改为营州柳城县，后辽兴宗重熙十年 （1041） 为兴中府，元代属大宁路兴中州地，明时辟辽西地区为兀良哈三卫蒙古牧场，属营州前、后屯卫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启置为朝阳县，伪满时期改为“卓索图盟” 土默特右旗，属锦州省。故而又按《辽史·地理志》：“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 《大清一统志》：“土默特二旗，本孤竹国。” 这些文献都说明孤竹国曾经在今朝阳市附近活动。清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大致位于今朝阳市、北票县一带，北接敖汉旗，南绕柳条边，辽时的兴中府、唐时营州、汉时柳城，皆位于此。而在今朝阳市以西的喀左县，曾出土有商代孤竹遗物“亚微罍”，这充分证明了孤竹是曾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亚微罍” 铭文中的“微”，应该是孤竹国的倒数第二世王，说明朝阳喀左地区应该是孤竹国曾经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

其南境，当在今滦县、昌黎一线的渤海北部海滨地区。按《孟子·万章》：“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孟子·离娄》 《孟子·尽心》 皆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 北海即渤海，伯夷为孤竹人，说明孤竹人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渤海海滨地区。另如前文所述，今迁安市、滦县、卢龙县一带已经发现了一些疑为孤竹国遗存的遗址，这说明孤竹人活动的南境至少已经到达了滦县、昌黎一线。

其东境，当位于今辽宁省兴城附近。据清人刘源博、孙成修《锦州府志》：“宁远州、金汤、海阳，商孤竹国也。”[38]宁远州，即今辽宁省葫芦岛市下辖兴城市，亦位于今渤海北岸地区。

其西境，有可能是在今迁安一带。1965年，于天津蓟县张家园发现了一座殷商时期遗址，其下层文化疑为殷商晚期孤竹遗址[39]，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无疑说明孤竹人曾在这里生活过。当然，关于蓟县张家园遗存的族属类型目前学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且先秦时期迁安以西的地区应该是令支族的活动范围，因此，孤竹人活动的西境应该在今迁安、迁西以东地区。

综上，商周时期孤竹人大致在北至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县、喀左县；南至今河北省滦县、昌黎县一带；东至今辽宁省兴城附近；西至可能在今天津蓟县一带，至少也当在今河北省迁安、迁西地区以东。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孤竹人应该并不是在其建国之初就掌握了如此之大的统治范围和活动地域，其活动地域应该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商代所分封的诸侯国，与今日意义上的“国家” 含义并不是一样的。今日的“国家” 是一个政治地理学概念，一般而言，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领土，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生活体形式。但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国” 与“家” 并不能混为一谈，所谓天子封土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国” 与“家” 在先秦时期代表着不同等级的政权形式，是分封制度的产物。例如，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分封了众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就是一种拥有半独立主权的政权形式。在分封的过程中，根据诸侯所立功勋大小，还要对诸侯的爵位等级和分封领土的范围加以区别。按《孟子·万章》：“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这说明西周时期的爵位共分五等，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同书又载：“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由是可知，西周时期的爵位封地共分三等，即公爵和侯爵都是方百里，伯爵方七十里，子爵和男爵方五十里。商代的爵位设置与西周时期有所不同，仅分公爵、侯爵、伯爵三等，按《通典·职官·封爵》：“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可知商代的爵位封地是公爵百里，侯爵七十里，伯爵五十里。殷墟甲骨文中可见“竹侯” （ 《合集》3324） 字样，可知商代的孤竹王爵位为侯爵，那么其封地当为方七十里。孤竹国虽然是商的同姓诸侯国，孤竹族虽然是商的亲属民族，但考虑到商代等级森严的阶层制度，孤竹国的封地应该并无僭越之理，方七十里应该就是孤竹国的封土大小了。而我们前文所分析出的孤竹人活动范围，则是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域，要远远大于孤竹国原本应该拥有的领土范围。

这种情况的出现，最为可能的原因，应该是孤竹国曾发生过迁移。今河北省北部至辽西这一片广大的地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就其内涵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文化，而应该是几个有着相同或相近文化渊源的民族所共同形成的文化，其族属问题目前学界争议是比较大的。但无论如何，“如果要确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孤竹族是应该在其中的”[40]。在这一区域范围内，除前文所述的喀左县“亚微罍” 之外，还出土了一些属于孤竹族或与其文化有关的商代遗物。例如今河北省卢龙县东阚各庄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批商代晚期青铜器群，亦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带有明显中原商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为研究孤竹国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深入了解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4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据研究，卢龙东阚各庄遗址的年代不会晚于商代晚期，而辽西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如喀左县北洞村的“亚微罍” 以及咕噜村、马厂沟，朝阳县木头城、大庙、魏营子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其埋藏时间应该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就是说，辽西商周青铜器的年代要比卢龙商周青铜器的埋藏年代要晚，这可以说明，孤竹人到达辽西地区是晚于其到达卢龙地区的。[42]

从相关的史料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如按《隋书·裴矩传》:“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里所云以孤竹地封箕子之事，当即《尚书大传》所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一事，亦即朝鲜史书中所记载的“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43]。虽然各家史料记载有所不同，但一个非常有可能的情况是，周灭商后，将箕子封于朝鲜，在箕子率族众向朝鲜半岛地区迁移的过程中，曾途经孤竹。在今辽宁喀左北洞村遗址2号坑中，曾发现一尊青铜方鼎，内底中心有四字铭文：“侯亚”[44],“侯”即“箕侯”，箕侯重器发现于“亚微罍”附近，有力地证明了箕子经孤竹地域进入朝鲜半岛这一情况。箕子东迁于周初时期，这说明至晚在周初时期，孤竹国已经从河北卢龙地区迁徙到了辽宁喀左地区。与此同时，周王朝在周初时期曾封召公于燕，建立了燕国。燕国早期的国境大概在今河北省北部和山西省东北部一带，随着燕国实力的逐渐增长，到了战国时期，据《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公》 记载，其已经占有了“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 的广大区域。这进一步说明，自孤竹从河北省北部地区迁出后，应该是逐渐向东北方迁移的，并且在燕国的压迫下，其活动范围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又据《史记·齐世家》：“（桓公）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至于孤竹而还。” 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孤竹国应该位于燕国的北部，应该就是其在燕国挤压之下北迁的结果。这时的孤竹国，应该已经从河北省卢龙地区迁移到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了。

总而言之，孤竹国应该是一个于商初时期在今河北省迁安市、卢龙县、滦县一带建立起的商王朝北方诸侯国，初始的活动区域应不会超过这一区域太多。大约在商周之际，孤竹国逐渐向中国东北方向进行迁移，其活动范围也逐渐向北移动，最终到达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